中美日首次三边对话启动 中国不担心面对“1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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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6][B]中美日“圆桌游戏”   ——中美日首次三边对话启动内幕 [/B][/size]   这场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似乎同时扮演了大国关系重构的“催化剂”。   在这其间,中美日三国百年来的“演义”将遵循历史的剧本,即将呈现一幕最有看点的大戏。中美日三边首次对话已经按下启动的按钮,静待时机,随时登场。   6月,是中日第二次经济高层对话、第十次战略对话;7月末,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首次在华盛顿举行,而在此之前,是六次中美战略对话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久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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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圆桌游戏


——中美日首次三边对话启动内幕


这场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似乎同时扮演了大国关系重构的“催化剂”。


在这其间,中美日三国百年来的“演义”将遵循历史的剧本,即将呈现一幕最有看点的大戏。中美日三边首次对话已经按下启动的按钮,静待时机,随时登场。


6月,是中日第二次经济高层对话、第十次战略对话;7月末,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首次在华盛顿举行,而在此之前,是六次中美战略对话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久的某个时刻,中美日——总计占有全球40%GDP份额的前三位的经济大国将第一次坐在一起,面对丰富的议事“菜单”。


由双边到三边;由过去二人对话的方桌,换成三人“游戏”的圆桌,怎能不引发人们联想翩跹。让我们翻检时事的碎片,拨开历史的叠层,探求这个“新三角”的故事源头。


“圆桌游戏”,一个审慎的开局


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中,似乎任何确定都要被变化所取代,新鲜的思想需要被引入到现代外交的餐桌上。


奥巴马已经按下了美俄关系“重启”的按钮。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则告诉美国国会,华盛顿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他表示,“整合,防止不确定性,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如今,中国、美国、日本,三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即将坐在一起面对着丰富的“菜单”。而过去双边对话的方桌,现在正要换成三人游戏的圆桌。


三边对话,中国不担心“1对2”


船桥洋一,日本《朝日新闻》的总编辑,作为一名国际问题专家,他也是日本国内最早倡议“新三边主义”的人士之一。今年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东亚之行抵达日本时,船桥还与报社记者特意就此对她进行了一次采访。


《朝日新闻》问:“美国-中国-日本——有些人提议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启动新进程……也许现在正是三国聚到一起,至少就共同利益和共同关注相互磋商的时候。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想法。”希拉里不假思索:“美国有着在中国、日本和本国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将征求这两个国家的意见,看看是否有机会展开三边对话。”


这一次采访,在媒体上随即泛起了波澜。


两天之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莫顿·阿布拉莫维茨撰文称,奥巴马应邀请中国和日本领导人到夏威夷或者其他地点举行“三国峰会”,共同研究三国间的合作问题,以克服经济动荡,改善东亚的安全稳定局势。作为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主任,他指出,美国过去一直与中日分别进行双边接触,以为这样可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其实是错误的”,“必须摆脱危险的民族主义观念”。


3月5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因中国兴起而变化的基轴》。文章认为,在新形势下,继续以日美同盟“考量世界”“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美国发出的“外交信号”已经表明,美国如今需要的“基轴体制”“不是日美,而是日美中”;这实际上“宣告了日本长久以来念念不忘的日美基轴时代的终结”。


实际上,中美日三国建立对话机制的构想,在奥巴马上台前后就在其智囊团中不断被提及。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就曾建议,三国领导人应该至少每一年半就聚一次。


6月5日,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前一天,日本共同社率先披露,中美日三国外交部将于华盛顿举行首次三边对话——约占全球GDP总量40%的中国、美国和日本将举行三国对话,象征着现有的国际秩序即将迎来转机。


“其实奥巴马上台之后,基本上很快就接受了中美日三方会谈的建议。”中国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说。


“这次对话应当是中方率先向美方主动提出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认为,“美方又将这个建议转达给日方,日方迟疑了几个月之后,点头说可以。”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曾有过召开三边对话的提议,但由于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强烈反对,加上美国担心会对六方会谈造成负面影响未能实现。


杨伯江说,韩国主要担心中美日三国讨论朝鲜半岛事宜,而作为半岛问题的直接当事国,自己却被排除在外。不过在李明博上台后,随着韩美、韩日关系的改善,韩国的态度有所转变。


在官方层次上,关于中美日三边对话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提议。当时台海局势紧张,美国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台湾海峡游弋。


“当时中方对三边对话的态度并不积极,因为那时要谈肯定避不开台海问题,而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国际地位以及战略心态来说,不可能与美日坐下来谈中国的这个内政问题。”然而时过境迁,新的全球性、地区性问题的突出,要求中美日必须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另外与过去相比,中国也有了战略自信,对与美日对话不再抵触。“伴随综合国力的上升,进行这种三边对话,中国不再担心会处于一种不利的‘1对2’的境地。”杨伯江如是说。


6月,日本共同社和《日本经济新闻》先后在报道中说,中美日三国将于7月举行首次三边对话。


但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多位专家证实,由于朝鲜半岛的形势,目前三边对话的具体日期仍未确定。杨伯江说,“三边对话需要一个合适的外交时机。”


圆桌旁的三位主角


据《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报道,参加首次中美日三边对话的,分别为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斯劳特、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别所浩郎。


“除了别所浩郎我没有见过以外,另外两个人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说,“他们或者是学者型官员,或者是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俄语专业人才,乐玉成曾先后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驻俄罗斯使馆公使。在莫斯科和纽约工作期间,他亲历了“8·19”事变、苏联解体、炮打“白宫”、“9·11”恐怖袭击等重大历史事件,并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


“斯劳特也不是等闲之辈。”秦亚青告诉《环球》,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授时,安妮-玛丽·斯劳特曾是美国两份战略报告的起草人之一。


2008年,斯劳特发表了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框架》。她在文中写到,美国的亚太政策需要“借助中美日三方合作”。该论文的合著者中,有一半先后被奥巴马招至麾下,予以重任,包括国务院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人。


陈东晓告诉《环球》杂志,斯劳特曾经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做过近一年的访问学者。“在我和她交流的时候,她明确否认‘G2’(中美两国集团),认为这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美国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不能用‘G2’来解决所有问题的。”


引人注意的是,6月1日,斯劳特到访北京与乐玉成进行了一次会面。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说,双方着重就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亚太局势等全球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还介绍了各自对外政策规划的情况。


别所浩郎所在的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是90年代才设立的,鉴于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存在纵向分割的问题,这个局级单位的设立,目的是发挥统筹协调外交政策的作用。


“有没有注意到一点:这三个人都是负责外交政策规划的。”杨伯江说,“这意味着对话初期的定位是相互摸底,规划后续对话。”


6月以来,先是共同社、《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报道三国将探讨亚洲整体局势以及全球变暖、资源能源、开发非洲等问题,随后,两位参与三边对话前期准备工作的专家——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和布鲁金斯学会东亚事务专家卜睿哲也透露,三边对话的主题将包括气候变化中的技术合作、人道援助和海事安全。


秦亚青告诉《环球》,这次对话将进行“事务性谈判”,它将讨论哪些问题可以列入议程、讨论多长时间、如何进行等等,会首先在工作层面做出规划。


“这次对话是一个起点,它定位于司局级而不是更高的层次,是有所考虑的。”秦亚青说,作为一个平稳的开局,从较低层次做起可以能进能退,同时它又是比较符合各方利益和地区其他国家考虑的一种安排,可以减小对国际关系的震荡。


“因为是首次三边对话,相互都处于一个摸索的过程中。我觉得三个国家都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陈东晓分析说。


秦亚青认为,三边对话以后能不能提升级别现在还不好说,得看具体的发展情况。如果发展得顺利,它的意义可能会超出三边。


核心人物推动“转轨”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方面提议建立中美日对话机制,虽然无疾而终,但此后却形成了三国学者及智库的“第二轨道”对话。


“三国‘二轨’对话在90年代是比较多的。”杨伯江介绍到,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乔治·华盛顿大学等机构都曾参与过,日本方面则包括了外务省所属的智库机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庆应大学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学成透露,90年代末,中方参与“二轨”对话,正是由他所在的研究所牵头的。它是中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当时是每8个月召开一次三边对话。”


然而过去十余年间,“二轨”对话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


2000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发表了一个关于加强美日同盟的报告,力主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方面的作用,它企图把日本变成 “亚洲的英国”,重点是应对和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一报告,实际上指导着布什政府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基本政策。而自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后,中日关系也经历了5年半的寒潮。


“美国要靠日本来牵制中国,可是一旦日本造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僵局,它对中国进行接触和引导的作用也就无从发挥了。”杨伯江告诉《环球》,小泉执政末期,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美国官方没有公开要求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改弦易辙,但却通过一些前任官员或智库人士在明里暗里施压。此时,日本国内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这一时期,三国“二轨”对话再次升温。


作为中方的“二轨”对话参与人士,秦亚青坦言,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三国智库都在考虑如何缓解两国关系,在中美日三国开了很多会。在中日关系逐渐改善的过程中,“二轨”各方认识到,如果东亚地区没有一个稳定的战略性对话机制,那么就可能出现更多的麻烦。


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也是“二轨”对话的见证人,他说,2008年,三国“二轨”均向各自政府建议,将对话提升至“第一轨道”。


最近这几年,中方“二轨”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来协调,而他的兄长正是中国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


美方参与人士也都是重量级人物。只是在小布什任期内,他们没有进入政府,而是在鲁金斯学会等智库里面酝酿政策立场。


“当时我们很熟悉,他们很赞同三边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官方会谈的进程。”秦亚青透露,如今,美方的几位前“二轨”人士已经转入“一轨”,成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权力核心,这也正是奥巴马就任总统后迅速决定启动官方三边对话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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