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卓琳下放江西改造时的艰苦生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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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幼女毛毛讲述:刚到江西来时的父母亲和奶奶。刚刚解除完全监禁的父亲显得苍老而瘦削


邓小平幼女毛毛讲述:1969年10月22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与奶奶和邓林一起,上了一辆来接他们的吉普车,行李由另外的车拉。那一天,是一个阴天,天虽亮了,但仍感昏暗。阴霾之中的北京,天低低的,云厚厚的,空气中充满了深秋的寒意。


到了沙河机场,赶紧忙着往飞机上搬行李。飞机机组只让上了一部分行李,说是因为载重的问题。剩下的行李,主要是那几个大书箱子,不让上飞机,只好留下以后再说。


到了飞机舱口,父亲回首望了一下,似乎是想再看一眼北京。自从1966年被批判起至今三年,他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南海,这次赴机场的路上,又被拉得严严的窗帘挡住视线,什么也看不见。此时,他想看一看北京,看一看这个住了近二十年的古城。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


上午九时零三分,在引擎发出的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开始滑行,加速,并晃动着翅膀飞向天空,飞向那低垂而厚重的云层,渐远渐小,渐小渐远,终为云层所淹没。


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缓缓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一群接机的人早已在机场等候。父亲下机后,程惠远上前与他握手,自我介绍并微笑着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


一声久违了的“同志”,一个久违了的微笑,开始了在江西的岁月。


一个三辆车的小车队—是小轿车,不是吉普车—行驶在江西的红土地上。父亲一行三人坐在中间的车上。车窗的窗帘没拉上,坐在车里可以往外看,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这又是一个久违了的感受。


一眼望去,江西那绵延不绝的红色的土地,是那样地熟悉和令人感到亲切。三十多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父亲经历了苏维埃战斗生活,经历了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与沉浮,并踏着这片红色的土地,迈向了长征的道路。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真可谓风物依旧“人非昨”。


不久,车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当时又被称为滨江招待所)。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来见刚刚抵达的邓小平,谈话无非是让他们在江西好好劳动接受改造等等,算是“欢迎”,也算是例行公事。


当邓小平一家三人在招待所安顿之时,随同来赣的“邓专案组”两人,便忙了起来,任务是为邓一家找一个符合要求的住处和劳动的地方。到南昌的当日,他们便和江西的人一起看了几处地方,但均不满意。第二天,他们接连再看,还是没有满意的。第三天,省里的人带他们来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看了原步校校长住的小楼,还有一个离步校二三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专案组”人员认为此处甚好。当晚,他们电话报告北京“二办”。“二办”表示同意并报中办。最后,获得中办认可。


也算是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任务后,“专案组”人员来到招待所,与邓小平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谈话。他们向邓通告了关于住处和劳动地点的安排情况,并问邓有什么要求,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邓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样一个回答,令“专案组”人员十分意外。这样明确的表态,实在不像一个“犯了错误”的被审查对象应作的答问。邓随即又对“专案组”人员说:“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儿今年二十八了,为她个人的事我有点担心。”听了邓的回答,“邓专案组”组长说:“关于前一个问题,要看你自己了。会不会出来工作,那将由中央作出决定。至于后一个问题嘛,孩子是国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国家也会关心她的。”


这次谈话,是“邓小平专案组” 与他们审查的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正式”谈话。“专案组”设立一年多了,他们连与邓小平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当面提审取证了。直到这次送邓小平来江西,他们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被“审查”的对象,而在完成任务临走之时,才得以与邓进行了“谈话”。这十分钟的谈话,是“邓专案组”与邓的第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这真是一个只有在“文革”这样一个不可以常理论之的时期才会产生的奇谈怪事。



本文内容于 2009-8-1 11:25:29 被超级小钢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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