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功臣”送报为生,惨不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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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背景:武汉68岁的“卫星功臣”陈佑生,已经送了12年报纸。他是武大核物理专业的高材生,曾被派往我国西部某卫星研发基地参与导弹的研究设计工作,后来还担任过武汉一家国企的副总工程师,因为原单位解散,人事档案弄丢,至今办不了退休手续,只得靠送报为生。 荆楚网发表樊巍的文章:这则消息映射了几个显著的社会问题:价值扭曲、知识贬值;公平缺失、保障不灵;管理缺位、问责艰难。我们一再叫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教兴国,对少数高层的大哲大儒似乎抬爱有加、褒奖有过,但对基层兢兢业业奉献一生的许多高级知识分

背景:武汉68岁的“卫星功臣”陈佑生,已经送了12年报纸。他是武大核物理专业的高材生,曾被派往我国西部某卫星研发基地参与导弹的研究设计工作,后来还担任过武汉一家国企的副总工程师,因为原单位解散,人事档案弄丢,至今办不了退休手续,只得靠送报为生。


荆楚网发表樊巍的文章:这则消息映射了几个显著的社会问题:价值扭曲、知识贬值;公平缺失、保障不灵;管理缺位、问责艰难。我们一再叫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教兴国,对少数高层的大哲大儒似乎抬爱有加、褒奖有过,但对基层兢兢业业奉献一生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待遇,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确确实实不敢恭维。对比从政、从商、从戎、从教一辈子的人,到头来还是货币积累和行政职务来得实惠、靠得住。假的不谈,真正的知识分子一般具有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气节,为科学而存在、为价值而生活、为真理而奋斗,从不为个人前途或物质利益而钻营盘算、也学不会为可能降临的生存危机乃至灾祸而未雨绸缪;因而在物质的世界里,这个群体也是极端脆弱和悲哀的,他们不具备正常的生存能力,结局往往令人扼腕叹息。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叫人又敬又怜的,敬他们的脊梁,怜他们的结局。我们一再高唱生而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平,为什么社会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地道道不擅自保的知识分子从不加以法律、制度或体制的保护?老实巴交、傻了吧叽,“不给领导添麻烦”是他们一贯的“口头禅”,更是“心里话”。呜呼——若非媒体捅出来,不知何日是个头!光靠精神食粮养不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人民的精英,也是要吃饭的,而且是要住房、要看病、要退休的。我们不是高谈权为民所用吗?那就赶快用吧。否则子欲孝而亲不在,肠子悔青也不管用了!


随想:“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本来是上世纪80年代对于“脑体倒挂”的嘲讽。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20多年后,仍有许多老知识分子退休工资较低,甚至还有人生活窘迫,的确让当事者寒心、旁观者摇头。个中原因,既有企业退休工资较之公务员退休工资低很多,也有国企转制与破产、社保衔接不畅,更有某些领导将老职工视为“老包袱”。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确重奉献、羞索取,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需要报偿。在他们需要安度晚年时,却成了既没有存款、又没有博弈能力的“软柿子”。当人们苦笑于“卸磨杀驴”,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如今高校权本位、学术老板化、科研跑部钱进、研究人员急功近利、学术抄袭屡见不鲜,何尝不是某些人吸取了“前车之鉴”?在不少人看来,只有当下抓住权力与金钱,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英雄不问出处,不择手段才是通往“成功”的条条大路。我们总说应当静下心来、十年磨一剑。问题是,就算十年磨成一剑,同样有红花与绿叶之分,由此挂钩的是职称与待遇。何况还有许多基础性研究,可能到头来都是默默无闻,又该怎么算?“奉献”高调谁都会唱,解决老职工的待遇问题,大刀阔斧地改革科研与学术体制,却不是嘴巴说说那么简单。


人均收入增11.2%,你认同吗?


背景: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2%,超过GDP增幅。


燕赵晚报发表毕舸的文章:这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数据呈现。因为就笔者身边一些工薪阶层的收入来看,与以往相比要么停滞不前,要么下降,而既然“我们”都是数据统计不可分割的一分子,那么“上半年居民收入增幅超GDP”至少与一个群体的实际状况相背离。在中国近30年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大量人口从劳动力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向产业发达、城市化水平高的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今天,中国拥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大多在私营企业工作,或以灵活就业者、个体工商户的面目出现。但是,这一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在公共政策和数据统计口径中,却并未得到相应的反映和表现,其理由包括数据普查难度过大、收入状况多元及变动频率较高等。长期只从户籍、企事业单位等狭窄入口设计的数据统计,没有更为细致具体的数据统计思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经济,依然没有纳入统计范畴。因此,对于这个庞大的经济结构,政府有可能长期处于隔膜状态,在其处于困难阶段,无法及时提供相应政策扶持;在其获得快速发展阶段,也不能提供更为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无益于社会经济结构良性调整。数据统计是政府公共政策导向窗口,对于中国农民工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说,最大的发展障碍从来就不是资本匮乏,而是那些不公正不合理、自身发展缺乏良好预期与法治保障的制度设计。


随想:“平均工资不平均”是老话题。年薪百万与年薪一两万“平均”在一起,后者不过是“数据富贵”。年薪一两万的还别抱屈,农民工兄弟会说:俺们连“数据富贵”的资格都没有呢。漂亮的平均数据对谁有益?高薪阶层不会因此少缴税,低薪阶层“仇富”不会减轻,唯一的受益人是行政者。这可以被解释为成功抵抗金融风暴,可以说成是扩大消费的有力支撑,更可以归功于领导有方。人们同样钦佩统计局的“定力”,面对社会长久以来质疑的统计算法,统计局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不动摇”。在民众的微词与领导的满意中,统计局对上、不对下负责,也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考评与任用体制的典型特征。当许多人对统计收入上涨并未感同身受,绝不是人们感觉迟钝。“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在少数官员靠数据“注水”得利的同时,社情民意的失真最终影响的是国家的统筹规划,动摇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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