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尧舜时期的战争:战争在国家形成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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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机制,我曾提出宗教祭祀与战争起过重要作用。越来越多考古遗址中的宗教遗迹的发现,一再证明早期国家的统治和支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教的形式进行的。对此,笔者准备另外撰文加以深论。而把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所起的促进作用视为国家形成的机制之一,也颇得考古学材料支持的。


从古史传说来看,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以炎帝和黄帝为其开端。然而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炎帝和黄帝一登场就充满着族群间的冲撞和战争。《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在这里,既记载了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亦记载了蚩尤与黄帝的涿鹿之战。这是传说时期广为流传的两次战争,因而也见于其它文献记载。如《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韦昭注:“济当为挤。挤,灭也。《传》曰:黄帝战于阪泉。”《左传》僖公二十五也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的说法。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三战,然后得其志”,说明黄帝得胜之不易。


涿鹿之战,《逸周书·尝麦》记载的更清楚:“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赦,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涿鹿之战,蚩尤入侵的首先是炎帝族活动地区,致使炎帝族“九隅无遗”,只得求救于黄帝,引起了黄帝与蚩尤大战。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这次战争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打得也很艰苦。《大荒北经》说:“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在上古时期人的思维中,人与人之战、族与族之战,也是神与神之战。如殷墟卜辞中有样的占卜:“乙亥卜,殻贞,雀有作祸。乙亥卜,殻贞,雀亡作祸。”(《合集》6577)“惠乎令沚 (害)羌方。七月。”(《合集》6623)卜辞中的“雀”和“沚”都是商王朝的属国,雀据说是在河南省温县,沚在商的西北方向。前一条卜辞是卜问雀是否降祸,但缺少宾语,不知是对谁降祸。后一条卜辞是卜问是否让沚作祟羌方的记录。这些祸害当然是由各族的神发起的,是各族的神给敌人以致祸。因此,在《大荒北经》中,应龙和女魃虽都是天神,黄帝却能命令他们而为己所用,在古人的观念里,他们的首领黄帝应有与神相通的威力,蚩尤也有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的能力。涿鹿之战规模大,时间也长。大概战争的最初是雨季,黄帝本想用“应龙畜水”的法术来淹没蚩尤族,而蚩尤族不但不害怕,还很善于在大风雨中作战。后来,雨止,进入旱季,黄帝战胜了蚩尤,但华北地区长期处于干旱,古人认为这是由于“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的缘故。


阪泉、涿鹿大战后,炎帝族系统的共工氏与颛顼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在这一神话式的思维中,借助于共工氏的故事,来解释天空日月星辰的移动,以及中国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所致的水系的流向。但故事的核心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而发生的战争冲突。《兵略训》也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楚辞·天问》:“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说的也是这一故事。颛顼之外,共工与帝喾高辛氏、唐尧和禹也发生过冲突。《史记·楚世家》说:“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淮南子·原道训》也说共工“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断嗣绝祀。”《逸周书·史记篇》说:“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荀子·议兵篇》言:“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成相篇》也提到:“禹……逐共工”。

从颛顼到尧舜禹时期,共工族为争盟主地位始终都在同其它较强的族邦抗争着。其实,共工氏在当时也是一个大族、强族。《国语·鲁语》说:“共工氏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海外北经》亦有同样的记载,“九土”作“九山”)这些不同来源的先秦古籍,一致说共工氏伯(霸)九有,平九土,活动于九山之域。这个九土、九山,《礼记·祭法》的作者认为就是“九州”。他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只是这个“九州”并非战国、秦汉大一统思想和大一统疆域出现以后逐步形成的泛指全中国的“九州”,它在春秋时期及春秋以前,只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其核心地区大概西自陕西之秦岭,北至晋南,东到河南中部之嵩山,南达豫西南。尽管如此,共工氏一度为“九州”之霸主,后来的“四岳国”及其分支齐、吕、申、许四姜姓国即为其后裔。


尧时期,尧不但与共工相战,而且和驩兜、苗蛮、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部族也有过战争。《荀子·议兵篇》、《战国策·秦策》皆言:“尧伐驩兜。” 驩兜又称为“讙头”、“驩朱”等,多认为是南方部落。《山海经·海外南经》也说“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啄,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驩朱国。”郭璞注云:“讙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其实,歡兜族原本是北方部族,是从北方到南方的。如《大荒北经》即言:“颛顼生歡头,歡头生苗民,苗民釐姓。”就是说讙头部落是从颛顼族派生出来的,讙头部落到了南方之后,融合于南方的苗民之中,使得一部分苗民又出自于讙头部落。自清邹汉勋以来,童书业等学者认为驩兜或讙头就是被尧所诛的不肖之子丹朱。尧伐丹朱是与伐南蛮联系在一起的。《庄子·盗跖篇》云:“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竹书纪年》说:“放帝子朱于丹水。” 《论衡·儒增篇》:“尧伐丹水,舜征有苗。” 《恢国篇》:“黄帝有涿鹿之战,尧有丹水之师,舜时有苗不服,夏启有扈叛逆……”。而《吕氏春秋·召类篇》则言:“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淮南子·兵略训》同)此丹水,即今丹江,为汉水北支流,是联系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吕氏春秋·召类篇》和《淮南子·兵略训》的说法是可信的,尧在伐丹朱之时,是连同苗蛮一起征伐的。尧与凿齿等的战争,见于《淮南子·本经训》,曰:“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猰貐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这里讲的十日并出,有学者认为“就是十来个部落首领同时称王”。凿齿,《坠形训》有“凿齿民”,《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人曰凿齿,羿杀之”,说的是流行拔牙习俗的民族,大汶口文化中就流行这一风俗,在湖北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也有拔牙的风俗,在广东、福建,乃至台湾的遗址中也都发现过拔牙的人骨标本,从大的族系上来划分,“除了以大汶口文化居民为代表的古夷人族系以外,至少还三个族系流行拔牙风俗,那就是长江中游的古荆蛮族系及其部分后裔、东南地区的古越人族系及其部分后裔,以及云南边境大约属于孟高棉语族的濮人,”而尧使夷羿诛的凿齿民,则属于“古夷人族系”。此外,据说大风可能就是风夷,修蛇为三苗,封豨当是有仍氏,或作封豕,即野猪,猰貐、九婴也是一些以野兽为图腾的部落。


舜之时,《孟子·万章上》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其中,舜伐三苗,也见于《战国策·秦策》、《左传》昭公元年、《论衡·儒增篇》等。《吕氏春秋·召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可见舜通过对三苗的战争,甚至还欲改变三苗的风俗。据说舜因深入苗蛮腹地而战死沙场,葬身异乡。《淮南子·修务训》:“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国语·鲁语上》称之为“野死”,《礼记·檀弓上》和《山海经·大荒南经》也都说舜葬于“苍梧之野”。《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就是因为舜葬于南方苍梧之野。《山海经·海内经》即言:“南方有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重华乃舜名,这里说的也是舜南征之事。舜南征之事在江南流传之广,于此可见一斑。到了禹时,中原的华夏族对三苗的战争更为激烈。《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非攻下》言:“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雪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震)。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历)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乡制四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这也是在气象异常、发生灾害性气候时,发动的对三苗的战争。战前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动员,禹亲自挂帅,并在玄宫举行了接受天之瑞令等宗教仪式。当时还有以鸟为图腾、代表东方之神句芒的“人面鸟身”者,奉珪以侍。在神的佑护下,战争大获全胜。


由上述可知,从炎黄两部落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一直到尧舜禹时期,中国的文明形成史简直就是一部战争史。这也正说明战争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是有其重要作用的。首先,战争使得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纳贡宾服关系,从而打破了原始社会中部落与部落之间原有的平等关系。《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的“万国”,相当多的是部落,它们须执礼来见大禹,已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据《国语·鲁语下》:“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国语》的会稽之山就是《左传》中的涂山,禹杀迟到的防风氏,禹与诸族间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对于《尧典》中的“蛮夷事服”也就不难理解了。《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描述的也是因征服战争而产生的不平等和纳贡宾服的关系。《韩非子·十过篇》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对此,徐旭生先生的解释是:蚩尤个人虽被杀,蚩尤的族人仍可称蚩尤,当黄帝战胜蚩尤后进兵入东夷的境内,走到西泰山脚下,会合各氏族的首长时,因为蚩尤战败,所以能使蚩尤的族人“居前”,也能使蚩尤部落联盟中的首领--风伯、雨师,“进扫”“洒道”,为战胜者前后奔走。者战败臣服于战胜者,这说明当时的战争已不是简单的血族复仇性质。在军事征服下的联合,已属于不平等的联合,在迫使部落纳贡的同时,也打开了剥削和奴役同族人的前景。


其次,战争使战胜者内部产生一个军功贵族阶层,特别是“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的战争,它能带来战俘奴隶,因而它不但改变了原有的部族间的秩序,也改变了战胜者内部的阶级结构。就军功贵族的产生而言,在考古学文化的龙山时代,无论是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还是黄河中游地区晋南的陶寺类型文化,在大、中型贵族墓葬中都盛行玉钺或石钺随葬,这些贵族大概都握有不程度的军权,其中,诸如良渚文化福泉山T27M2墓葬,在达170件甚丰的随葬品中,随葬4件玉钺和其他玉器而不见琮和璧,该墓主人虽不属于最高统治阶层,但很可能属于因军功而上升为贵族者。80年代,在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发现的一片墓地,近百座墓葬分南北两区,北区除了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小型墓外,还有十座带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大墓,彼此相邻,自成一片,研究者认为墓主应属于良渚文化先民。其中8座墓中有殉人,共计男1、女2、少年3、儿童11人。有学者指出,在属于大汶口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区,“出现良渚文化的大墓应是良渚贵族入侵和强行占据的结果”。而那些被殉葬者大概就属于被夷其宗庙、焚其彝器、“子孙为隶”的人们。殉人中有3个少年、11个儿童,这说明不但战俘被沦为奴隶,而且他们的子女即奴产子也是奴隶,他们共同成为最早的奴隶来源。


再其次,战争也促成了王权的形成。说到王权,每每要谈到王字的起源。在有关王字起源的诸说中,吴其昌曾提出“王字之本义,斧也”,其字亦斧之象形。林澐在《说王》一文中,进一步申述了此说,指出斧钺在古代本是一种兵器,也是主要用于治军的刑具,曾长期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王的前身是军事首长。罗琨举出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藏甲骨拓片中一王字作“□”,说这一裝 安鐏的斧钺象形,告诉我们王字是由刃部朝下、□鐏横置、正在执行砍伐功能的斧钺象形来表示的,即“只有执行砍伐功能时的钺,才能表示'王'”,这亦即《韩非子》所谓“王者,能攻人者也。”笔者曾在论述王权的三个来源时,也提出王权的来源之一为军事指挥权。这种用斧钺来表示军事指挥权的现象,不但见于龙山时代随葬玉钺石钺的墓葬,也见于仰韶文化的“鸛鱼石斧图”。鸛鱼石斧图画在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专为裝殓成人尸骨的彩陶缸上。缸上画着一只白鹤衔着一条鱼,旁边竖立一把大斧。严文明先生认为,缸上画的“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氏族图腾,白鹤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也是所属部落联盟中许多有相同名号的兄弟氏族的图腾,鰱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勇善战的,他曾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鹤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鰱鱼氏族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他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的功勋,专门给他烧制了一个最大最好的陶缸,并且打破不在葬具上作画的惯例,用画笔把他的业绩记录在上面”。这一大石斧即石钺的前身,代表了身份和权威,并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形象地说明了王权起源地源远流长,也说明了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所起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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