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王\"李秀成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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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太平军最善战的高层将领,内讧前是石达开,内讧后是李秀成。 战争是磨刀石。几年之间,使李秀成由一个聪明勇敢的士兵,成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将领。内讧之后,太平军中无人可用,急需提拔头领,给了他机遇。没有内讧,按常规递升,他不可能这么快成为主将。内讧以后,洪秀全对异姓非常疑忌,李秀成这主将便十分难当。他犯颜直谏,要求革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请回石达开,造成了与洪氏兄弟不可弥合的鸿沟。封他为忠王,赐“万古忠义”手书,不过是洪秀全一种安抚,是一种低级权术,意在用“忠”字锁住他的灵魂。一有不同意见,没有十分驯顺照洪秀

太平军最善战的高层将领,内讧前是石达开,内讧后是李秀成


战争是磨刀石。几年之间,使李秀成由一个聪明勇敢的士兵,成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将领。内讧之后,太平军中无人可用,急需提拔头领,给了他机遇。没有内讧,按常规递升,他不可能这么快成为主将。内讧以后,洪秀全对异姓非常疑忌,李秀成这主将便十分难当。他犯颜直谏,要求革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请回石达开,造成了与洪氏兄弟不可弥合的鸿沟。封他为忠王,赐“万古忠义”手书,不过是洪秀全一种安抚,是一种低级权术,意在用“忠”字锁住他的灵魂。一有不同意见,没有十分驯顺照洪秀全意思行事,洪便发怒,便更加固执已见,便严辞训斥。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不承认洪秀全1861年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即将小朝廷正式变成洪秀全个人私有),加深了洪对他的疑忌。连他主动将母、妻送到南京做人质,洪也还不放心。洪在军事上是个无能之徒,只知南京被围时力竭声嘶大喊救驾,全局得失全然不顾。洪对他疑忌之深,令人难以思议。直到临死,还愤愤然地公开宣布罢他的官。夺他的权。说他如不顺从其兄洪仁达主意和其甥萧有和的命令,号召“合朝诛之”。可以想象,如果在这之前,洪用不着他来支撑危局,就会将他除掉的。


太平军的主要将领中,李秀成不但最敢向洪秀金提不同意见,而且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多地保留着传统文化中他所认同的部分。他头脑比较清醒。比较注重实际而不“一味信天”。他对部下将领、人员,比较宽厚甚至无原则地袒护。所以苏州、南京等地的军民上下,或愿意跟从他,或将他看作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寄托。对于清政府战败自杀或被俘官员,或以礼安葬,或赠银放走,这种统战手段在太平军中是独一无二的。


占领苏州,是他军事上的重要胜利,也潜伏着败亡的因素。一则,此后他用兵多从江浙着眼,大局观显然受影响;二则,产生了过分的自信和骄傲情绪;三则,物质生活的奢侈腐败。苏州是中国难得的安乐乡,向有天堂之称。农民造反者一般都有“打天下就要坐(享)天下”的心理,占领了这样好地方,很难抵挡物资诱惑,排拒“送上来”的享受。李秀成也在所难免。


只说第三项。其一,1860年6月,一占领苏州,动用几千人改建拙政园,作为忠王府,至1863年11月苏州被部下献降时还未完工。江苏巡抚李鸿章看了,惊叹其为“平生所未见”的“神仙洞窟”。现在虽不如当年,还是苏州主要景点之一。其二,他头上的狻猊冠,即使作为皇冠也是第一流的。根据呤唎(A.F.Lindley)的描述,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朱翊钧皇冠,要珍贵、精巧得多。其三,他财宝之多,弄得洪氏兄弟眼红,叫他捐饷银,否则不放他回苏州。他虽然没有时间来充分享用,但心理上的腐蚀是相当大的。昭王黄文英说,“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当然不会没有根据。上行下效,他所管辖的主要将领,不少人只顾自己利益,各行其是。其他有权的将官,物质享受自然也就戕害了战斗意志。1862年南京解围战,之所以可能胜利而没有胜利,不是“未带冬衣”,而是诸将多有私心,斗志不旺,战斗力大不如前,加上受洪氏诸王掣肘的结果。这次未能获胜,太平军的颓势便无可逆转。


比起太平军其他一些将帅,他的缺点和过失,包括前面没谈到的,都算不了什么。太平军后期,他的战功最大,威信也最高。更何况,陈玉成死后,他是支撑太平军的唯一大柱。


李秀成在南京城外不远被俘,有一些偶然因素。一是因为他要突围时,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骑着不得力之马,无法远走,逃入荒山。二是,随身带了不少珍宝,引起发现的两家百姓争夺,解送湘军。这偶然中也有必然。他的忠君思想,使他将战马给“幼主”。他过于看中宝物,才会暴露身份并引起争夺。如果他骑着战马,带着适量银子、食物,很可能突围成功。但在当时“忽喇喇大厦倾”的形势下,无论到浙江、江西或安徽,看来都难逃厄运。洪仁干和幼天王,不是都在江西被俘了吗?他的堂弟李世贤,原来威信也很高,在漳州被围困紧急时,传檄汪海洋来救,汪竟坐视其败。李世贤好不容易逃到汪军中,竟在睡觉时被汪刺死。可见在军心分崩离析之时,李秀成迟早败亡是大势注定的。

他被俘后所写的供词(以前多称之为自述),真伪问题曾经争论了好久。认为是伪造的人,竟说如果肯定供词是真的,那就是丑化农民革命。在这样的立论下,去让法医作技术鉴定。于是,判定供词是伪造。科学技术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十分可叹的。然而,这当然不是偶然更远非唯一的事例。后来,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真伪不必争论了,又提出到底是失节问题,还是“叛变革命”。因为供词对洪秀全多有非议,最后还向曾国藩提出让他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的办法。1977年12月,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在中过风又患白内障的情况下,给一位专家手书其母(曾国藩孙女曾广珊)亲口告诉她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是可信的。联系供词全文、李秀成性格、当时处境、国内外环境,李秀成写这供词,决不只是保存太平军史实,为自己留个自传。他的最高期望值是,曾国藩真的拥兵称帝。那么他可能就有机可乘,在曾与清政府你死我活斗争之际,重整太平军,三家争天下。倘不能重整太平军,汉人曾国藩做皇帝,也比满族要好得多。在他看来,曾国藩敢做皇帝的话,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曾国藩被清廷镇压下去,太平军也有伺机再起继续反清的可能。倘若不能策动曾国藩称帝反清,那么答应太平军放下武器就不杀遣还,免得太平军残部继续遭受追击、屠杀,免得老百姓再受战争之殃,也好。他想到这些,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就不会被曾国藩等人一提起就说他“悍滑”、“狡悍异常”了。证据呢?一是曾要删掉一部分供词,并将真迹藏起来;二是曾不敢送他进北京就擅自匆忙将他杀了;三是俞大缜的证词。这三条证据,是很难推翻的。如果计谋都要成为事实,那么历史就只是单方面的直线行为了。对此。多加评说,就是无谓的笔墨。说李秀成“失节”、“叛变”,那是因为长期以来,要求一切被称为革命者的人们纯而又纯,“胜利或者死”,成了唯一的人生路标;曲折、失散、被俘、死里逃生,往往百口莫辩。生活中太多了,也就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更因为,在论争高潮中,有了终审判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人们只好三缄其口,“叛变”论者就大获全胜并因而成了“中央文革”成员。1979年以来,多数人宽容点了,说供词是李秀成的“污点”,“失节行为”。仍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请问:在洪秀全已自杀、洪天贵福必死的情况下,李秀成还应忠于谁?如果说,要忠于太平军的夺取全国政权的理想,那么,洪秀全自己早就放弃这种理想了,而李秀成却还希图保存残余、寻求机会,实现这种理想,或者保持对部分地方的占据,从太平军的立场看。至少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努力,何“污点”、“失节行为”之有?即使以人们惯用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来看待供词,则它并未给太平军造成任何危害,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史实和教训,完全没有什么不好,不对。


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往往以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要求臣下,在其生前死后都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拥护,不得有任何异议。任何批评,任何纠正,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历史论著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没有什么事实、是非、品格可言了。


总的说来。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没有洪秀全造反和传统伦理熏陶,就没有李秀成及其供词。洪秀全使他成为主将,又将他推到曾国藩的刑场。自毁栋粱,往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准确信号。洪秀全并末建立王朝,但其区域性军事割据亦同此理。


在被俘诸王的供词,李秀成供词明显与众不同。多重意图,使他在囚笼中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写了长篇供词。他的对手李鸿章、此前给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信里说:“既深佩其狡猾,更积狠其忠勇”。这两句话,是供词极其重要、极其确切的导读。李秀成在计谋失败,最后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从容赴死,也是这供词的实证。他对曾国藩适当说些客套乃至恭维的话,是其意图所决定的。他坚持站在太平军立场,始终认定洪秀全是天王、“我主”。在这一前提下,不可能也没有将洪秀全的邪恶兜底翻。只是很有节制地写了洪的一些错误,主要是他与洪的公开分歧和争论。历代都有人,与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不顾一切面折廷争,以至被斩首被凌迟被下油锅被诛九族,而成为公认的忠臣。然而,按照绝对洪氏本位的价值标准,即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以洪秀全的好恶为好恶,供词中那些很有节制的真话实话,有损于造神,有损于洪的光辉形象,那就不能容许。无论你多么用心良苦,杜鹃啼血,超过古代忠臣义士,都是“不忠”,重则日叛变,轻则日变节行为。这种价值判断,只能让普通人瞠目结舌。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义,而在于其忠、义的价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简单地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有几分读懂供词,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供词即将写完,他就被杀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自唱的挽歌。这支复调挽歌,是寻味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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