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金融报》发表评论《愿民族品牌能够“平等”地成长》。文中指出,促成民营企业经营困境形成的部分原因是“‘不平等’。民营企业在政策扶持、权益保护等方面没有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同的待遇”。


这种观点,并不鲜见。屡有民营企业家呼吁,给民营企业和外资一样同等的国民待遇。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曾就这个问题痛心疾首、奔走呼吁。


前阵子看新闻,提及毕马威向娃哈哈道歉一事,有专家分析助长毕马威堕落,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是我国对境外过于宽松的监管环境。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


已故著名思想家王小波提到过旧北京的一种猜拳游戏:“百姓、洋人、官”,其规则是“百姓”克“洋人”、“洋人”克“官”、“官”克“百姓”。如果将“百姓、洋人、官”对应成“民企、外企、政府”,我们就会发现朴素的民间智慧里包含着多么残酷的辩证法!


“洋人”与“官”


“国民待遇”是自由贸易的基础原则之一,其初始目的旨在责成一国政府对外籍企业与本国企业一视同仁,不得设置歧视性政策。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为了吸引投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专门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两免三减半”是对这些政策形象的概括。问题在于,民族企业历来没有这些优惠,这样一来外资企业实际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长期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后果,就是产业份额大量被外资占据。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已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像中国证监会对国际会计事务所的鼓励政策,导致四大几乎垄断中国大企业的审计业务。


“百姓”与“洋人”


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另一个影响,是民族资本与外资合作时常常被利用政策、法律、规则的漏洞蚕食鲸吞。在这方面,太子奶董事长李途纯的言论绝不是虚妄夸大之辞。如他所言,中华牙膏、美加净、乐百氏等被外资收购的品牌90%都销声匿迹。“百姓”毕竟没有“洋人”的财大气粗,常常境遇悲惨。


然而民企在历练中成长,不再任人鱼肉。与达能进行了三年诉讼战役的娃哈哈最是典型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合资之初,娃哈哈摆在达能面前十家分公司,达能只选其中账面看得出营利几家合资。十年后,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发展得如火如荼,达能一反当初的做法提出收购——当然是以远低于品牌价值的价格。娃哈哈奋起反抗,这就是达娃商业大战的起因。目前,在与达能的几十场官司中,娃哈哈还无一败绩!最近让中国横行无忌的毕马威公开道歉,又是一场漂亮的大胜战。


总之,如果说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改革伊始是一种必须,那么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基本一体的今天已经成为对民族企业的一种严重不公。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自己的企业怎么成了“二等公民”而天天“心怀恐惧”?


唯愿“百姓洋人官”的逻辑早日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