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敌我优劣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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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

(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 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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