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右派观点谈日军在黔南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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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要谈论日军兵败黔南的原因,首先必须界定日军入侵黔南是否兵败的事实。笔者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研究黔南抗战这段历史时,由于受极左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对国民党军的评价较为片面。主要反映在对国民党各地方守备部队不抵抗的消极面强调过多,而对国民党野战部队在贵州抗击日军的积极面又肯定不足。而另一方面,日军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编撰的在华作战史中,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用大量笔墨宣扬其胜利的同时,又极力粉饰其失败的窘态,而且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一九三九年九月,冈村宁次率日军第11军15万之众,在海空军的支援下进攻长沙

要谈论日军兵败黔南的原因,首先必须界定日军入侵黔南是否兵败的事实。笔者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研究黔南抗战这段历史时,由于受极左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对国民党军的评价较为片面。主要反映在对国民党各地方守备部队不抵抗的消极面强调过多,而对国民党野战部队在贵州抗击日军的积极面又肯定不足。而另一方面,日军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编撰的在华作战史中,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用大量笔墨宣扬其胜利的同时,又极力粉饰其失败的窘态,而且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一九三九年九月,冈村宁次率日军第11军15万之众,在海空军的支援下进攻长沙,被国民党第九战区薛岳率所部大败于长沙外围。人们都知道,长沙会战是抗战中全胜的战役之一。但日军战史却说:“本次作战目的已经达到,本军无意占领长沙城,全军撤退。”同样在败出黔南这一问题上,他们声称:“无论如何,第11军向独山的追击使重庆军心惊胆颤,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战果......第11军独山追击的目的达到后,将当地军事设施、资材等烧毁,及时返回了广西,当然是主动的转进”云云。极力向世人表明,他们是在军事目的达到后收兵的。


可事实是否如此呢,当然不是!就逻辑而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决定了它妄图占领中国,统治亚洲的野心,因而在实施征服的过程中是不可能有什么止境的。就事实而言,柳州沦陷后,日军沿黔桂公路向桂北一路奔袭而来,其顺利大出其意料,因此进攻也不断改变。占领河池后即决定进攻贵州。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军参谋部作战课制定了“关于贵阳方面的作战指导”。其中包括五个作战预案,其首要预案就是一举攻占贵阳,尔后确保之。曾参加过入侵黔南的日军退役老兵管原源六在一九八五年重返黔南时,也坦言他们当年进攻的目的地是贵阳。


众所周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四大优势便是“快、硬、锐、密”,其中的“硬”,即日军官兵具武士道精神,意志强硬,不轻言放弃。因此日军进攻贵州也曾取得局部的胜利,一度占领独山、荔波、三都、丹寨并进至都匀境内。可是他们所到之处却遭到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加之从各战区增援贵州的部队面对日军的进犯同仇敌忾,在黔南、黔东南、黔中数道防线摆开了决战的阵势,给日军以强有力的震慑作用,迫使日军放弃了原来的军事计划并逃回桂柳地区,日军不仅不能攻占贵阳,即使是“占领独山确保之”的目的也未能达到,鉴此,日军在黔南孰能不算兵败呢?


应该说日军兵败黔南不是偶然的,有着主观和客观上的多种因素。在主观上,日军低估了中国军事当局捍卫陪都重庆之门户──贵阳的决心,低估了中国军队在贵州的作战能力。错误地认为像追击从桂柳败退下来的溃军那样容易,仅用两个师团的兵力,且在失去后方补给的情况下深入冒进,犯了军家大忌。在客观上,日军不具备取胜的天时地利。贵州险峻的地理地貌使日军失去了机械化作战的优势;凡此种种注定了日军在黔南的失败。以下将分别从几个方面予以探讨。


一 、中国军队正确的部署和有力的抗击是日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是陪都重庆的屏障。在湖南战局紧张时,中国军事当局便开始从川陕一带调兵加强黔桂的防御。柳州陷落后,更深切地感到必须将日军堵截于黔桂边境,才能保住贵阳,拱卫重庆。为此,制订了黔南作战总方针。决定立足于“确保黔边,屏障陪都,相机击破敌人”。并将滇、黔两地划为一个战区,前敌指挥所设在贵阳,由国民党军委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统一指挥作战。并从六战区抽调第87、第94两军换成美式装备,从鄂西火速赶赴贵州黄平、镇远,向西进之敌侧击。又令一战区第98、第9、第57、第29、第13五个军,火速赶往贵阳、马场坪、都匀、独山等地,由汤恩伯指挥,阻敌进攻。按何应钦的作战部署,主阵地放在乌江北岸至盘江西岸沿线;前线阵地在黔南平越(福泉)的马场坪。并在独山南部设立阻击线。指挥独山、马场坪一线作战的分别是曾与日军血战淞沪、南口战场的抗日将领孙元良和张雪中将军。


1944年11月27日,日军第3师团之34联队2000余敌率先向荔波黎明关发起攻击,拉开了进攻黔南的序幕。但立即遭到国民党军第79军199师587团的有力抗击。团长周国仲率全团1800余官兵凭险激战数日,几经浴血奋战,毙伤日军200余人。11月29日,34联队又在洞塘遭到国民党第26军丁治磐所部后卫部队3000将士沉重的打击。“步兵34联队......于29日上午攻击洞塘北方高地重庆军,其第五中队于正午占领了洞塘北面的石山,此时第二大队的各中队只剩下大约30人,第八中队长已由曹长代理......。重庆军除撤退下来的兵力外,似有新增援的部队。利用险要地形进行顽强抗击。”日军战史的记载也证明我军在洞塘之战的激烈及日军伤亡的惨重。


12月2日,日军34联队第二大队在联队长二神力大佐的率领下行进到水扛,并开始进攻坚守在穿洞的我军。扼守穿洞的依然是26军丁治磐的后卫部队,他们在此与日军激战两日,使日军付出了沉重代价却毫无进展。无奈联队长只得命令第一大队前来增援方将穿洞攻下。“在当时战斗中,第八中队的全体军官非死即伤,而由军士担任队长继续奋战。在大道前方的石山中央有个凿成隧道的洞穴,是通荔波的唯一进路。前方的石山均被重庆军占据,并以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掷弹筒等雨点般地射来。12月3日,担任攻击的第二大队即是拿出全部兵力也只有一个中队。17时10分在第一小队的速射炮旁落下一颗迫击炮弹,小队长横山佐嘉夫少尉等全部战死......由于重庆军多为自动火器,经常迅速移动,其士兵战斗动作又非常机智敏捷,所以很难发现敌军火器......在12月2日,一发迫击炮弹在指挥战斗的二身大佐身旁爆炸,联队高级会计犬饲英男大尉,猛然将二神大佐推倒,以自己全身掩护队长,结果大尉负了伤,二神大佐幸免。本日水扛方面的战斗也无进展”。日军的记述也从反面证实了国军御敌的顽强。


l2月1日,日军第13师团之104联队及山炮兵19联队进攻黑石关、矮关、白蜡坡一线我军阵地,扼守黑石关一线的29军91师在王铁麟师长的指挥下奋起抗击,将来犯的日军挡住。鏖战终日,战况十分惨烈。日军战史记述道:“海福联队(104联队)在石滨山炮联队(山炮兵19联队)协助下,拂晓开始了攻击,但重庆军得到了美机的援助,抵抗极为顽强。本日美机与地面的战斗配合的密切,为此次作战中所罕见。因此,攻击迟迟不得前进”。


战后,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上报的《黔南战役战斗经过要报》记述到:“十二月一日二时,敌步骑三四千沿黔桂路北犯,其先头部队混杂难民中侵入我第二七一团警戒阵地,未几展开血战。是日敌以主力分股进攻。当以二七三团对二七一团阵地前之敌实施侧击。将敌击退,歼敌甚众。


十二月二日拂晓,上司方面之敌增援到达后,续向我阵地猛烈攻击。第九十一师乃以预备队第二七二团加入战斗,鏖战竟日,敌攻势顿挫。敌另一部由该师阵地左右侧小路迂回至独山县城,与该师有线电联络被切断。


第九十一师为避免陷于不利态势,黄昏后向平塘方面转移,派第二七三团占领甲捞河桥边线掩护师主力之变换阵地。是时敌企图歼灭我九十一师主力,攻势益烈。第二七三团竭力抵抗,该团第三营少校营长桑振宇率部向敌进攻,将敌击退。师主力乃于卡浦、摆卡之线占领阵地。桑营长阵亡成仁,敌我伤亡均重。


十二月三日独山以北因难民车辆拥塞陷入混乱状态,第九十一师搜索连续在深河桥附近抵抗。第九十一师胁敌侧背。我空军不断轰炸扫射,敌进退维谷,并惧我后续部队到达,乃渐成动摇放弃其占领独山企图。


十二月八日拂晓,第九十一师遂肃清残敌克复独山。师主力向桥边(深河桥)三脚寨公路截击南窜之敌,斩获甚多 ,沿途均有敌遗尸,其狼狈可见。该师续向六寨跟踪追击。十一日克复六寨。十二月十一日第九十一师之第二七二团克复南丹进至车河。”


一九九七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六十周年前夕,台湾电视新闻记者采访了曾指挥独山阻击战的孙元良老将军,已是白发苍苍的孙先生依然很激动地说:“1944年12月2号日本军陷独山,贵阳危机了。贵阳乃是战时首都重庆的大门,所以重庆方面也很震动了。那正在大家预备要在这个陪都,再迁都到西昌去这样子,人心很摇动。我那时是第二十九军军长,二十九军从河南打仗以后开到四川来,还没有休息的时间呢,一直就赶着过江到贵州到独山去了。......那时候我只带了二十九军的先头部队900多人啊,在那拼死打了一仗,在独山把日军挡住了。”


一九八五年日军退伍老兵管原源六重返黔南时回忆说:“我和11个日本兵到距离住地700公尺的黑石洞去检查,不知洞中存放了炸药,11个日本兵打着火把进洞引起爆炸。轰隆一声巨响,11个日本兵全被炸死在洞中。我当时站在洞口100公尺的地方,爆炸将我震倒在地上,幸未被炸死。回住地后正逢上级命令立即向广西撤退,我们便撤出了独山。天冷冻饿,跑步撤退,掉队不管。又怕老百姓打冷枪或阻击我们。我们一起的250名日本兵(一个分队),从独山撤退到广西全州,经过中国军民十多次围剿阻击,只剩下21人还活着,其余均被打死。现在我想起来真害怕,要是我们再深入贵州,我这条命肯定也是没有的了”。从这个日军退役老兵的话里也能证明日军兵败黔南的无奈,以及被我抗日军民顽强打击的事实。


二、日军进攻黔南不具取胜的天时地利。


从军事上而言,要取得战斗的胜利除了军事部署、作战部队的战斗力等主要因素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天时地利的诸多因素。否则,就会影响到军事部署的实施和部队战斗力盛衰,乃至整个军事行动的失利。通过对黔南抗战正反两方面史料记载的研究和分析,笔者认为,极其不利的天时地利条件也是日军兵败黔南的一个较大因素。


1 . 险峻的地理地貌使日军失去了机械化作战的优势。

桂北和黔南均为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山势险峻、谷宽涧深、道路狭窄、关隘重重。这就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能派上用场。日军的“一号作战”之所以能在华北、华中的多数战役中较轻易得手,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平原和丘陵地带能充分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优势,既便于单一部队的兵力展开,又便于多部队实施的分进合击。可在桂北黔南的高原山区却根本不行。当日军第三师团向桂北思恩进军时,在公路上被日军第十三师团所阻,当时的情况山本师团长在日记里记述道:“赤鹿兵团(第13师团)的挺进遭到顽强抵抗,虽有推进命令,但因地形狭窄,公路上挤满赤鹿、山本(第3师团)两兵团。赤鹿兵团通知,要求暂缓推进和向思恩的追击。”日军第十三师团第104、116联队在向南丹进击途中,“从落马店到上伏之间的岩石的下坡栈道,将马鞍卸下由人来背,一匹马约由10人用粗绳拉住防止滚落下去。”除道路自然的艰险外,我军将道路及桥梁尽可能地予以破坏也对迟滞日军的前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从南丹沿公路经小阳前进,但到处是防坦克壕,前进受到阻碍。”在此情况下,日军第三师团司令部进入荔波后甚至不得不“命令工兵第3联队、步兵第68联队修补山路。又将野炮兵第3联队及各队不急需的驮马暂时留在思恩......”外此,桂北黔南险峻的地形,特别是各公路和山道上的重重关隘,成为我抗日军民有利的阻击战场,对大量杀伤敌军,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日军战史中关于第三师团进攻荔波黎明关时记述道:“开始攻击据守其北面隘路的重庆军,该地附近是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战况不易进展,而且重庆军的抵抗异常顽强。据报告,进路两侧为连绵不断的石山,路外无法行动,因此不能迂回、包围和自由运用兵力,只能设法从正面突破,战况进展极为困难。” 类似这样的记载在日军战史中还有许多,说明了日军在黔南地理上所处的不利局面。


2 . 孤军深入使日军失去了后勤的保障。

一方面日军侵入黔南已远离后方补给基地,其粮食、弹药、医药等物资均得不到及时补充。另一方面我方在大敌当前进行了人员疏散和物资的坚壁清野工作,事实证明这对削弱敌军战斗力具有一定的作用。日军战史记述道:“在南丹附近,尚可勉强收集到野菜、水果等副食,但从南丹起道路两侧4公里内,找不到任何食物。”12月初日军第三师团进入荔波后在向第十一军司令部回电时说“......因地形险阻,补给困难,加以沿途人烟稀少,物质缺少,给养问题需要充分考虑。”


此外,由于缺乏粮食,日军不得不使用部分兵力深入公路以外几公里至十几公里的村寨去掠夺食物。日军战史记载道:第十三师团“步兵116联队于11月28日进入南丹后,接到师团来电,命令应超越104联队,继续向独山追击......29日晨开始行动,但到达南丹北10公里处时,联队副官提出,部队过于疲劳,自23日以来因无米未能很好吃饭,可否命令部队搜集一些粮秣,大坪大佐见此情况,不得已只好命令大休息,搜集粮米做饭以便恢复士气。”因此日军一方面要考虑战斗,同时还要考虑征集粮食:“......前卫大队为各队分配征集给养的村庄......各队按所标志的村庄征集给养......然而,征集需要与居民接触,因此不断有人传染了霍乱,加上此地苗族性格剽悍,排外性强,为输送患者费尽了苦心。筑场大尉回忆说,在整个作战中,这是一次最困难的行军”。


由于日军所到之处均贪得无厌,对能充饥的如粮食、家禽、牲口;能保暖的如衣服、被褥;值钱的如金银器皿和首饰均大肆掠夺,老百姓稍不顺从就杀人放火,因此激起了黔南各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村民百姓都自发组织起来保家、护寨、护洞。他们拿起钢枪及各种原始武器,在村头、山洞、路口,白天或夜晚纷纷予以打击和骚扰,致使日军非战斗减员很多。特别是日军撤退时,村民们更是不依不饶,使日军经常遭受到伏击和尾击,虽然杀伤力不是很大,但足使日本兵胆战心惊:“反转行动一开始即遭美机袭扰,并散发许多厌战思乡的传单。与此同时,当地居民的游击战也更加活跃,又因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因此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碍尤甚。在用门板运送伤员以及夜间火化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来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得将骨灰装入空的火柴盒了。”这充分说明日军伤亡的惨重以及失败后的狼狈。


3 .

中美空军的打击使日军无可奈何。

当抗战进入到一九四四年时,中美空军日益强大起来,基本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相反日军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损失战机万余架,已经丧失了其海空军的优势。配合“一号作战”的航空兵主要是日军第五航空军,桂柳会战时,为了增援菲律宾日美决战,便从已是很衰弱的第五航空军调回了第22、29、60三个飞行战队,使其作战力再度下降。虽然桂柳会战结束后,我军也丧失了在桂林、柳州、以及南宁等重要空军基地,但转场到昆明后又发挥起巨大的作用。自日军向贵州进犯到败退到桂柳的整过程,从湖南芷江和云南昆明起飞的中美空军机群几乎每天都飞临黔桂战场,甚至一天出动几个批次的战机配合我地面部队打击日军。中美空军只要发现敌人目标,不论是敌人行军的队伍、还是敌人的阵地、运输队、营地、仓库均予以轰炸和扫射,让日军吃尽了苦头。


当时我方新闻媒体报道:“12月6日,我空军第四大队及第十一大队,连续不断出击黔桂前线各地,对敌后方实施破坏,协助地面部队作战。计在独山、六寨、下司等地炸毁敌仓库数处,予敌重大损失”;“12月7日,我空军第四大队六次出动,轰炸黔桂前线。对南丹车站,河池车站,独山以南营舍仓库等,实施轰炸,予以破坏。并在六寨、下司、南丹、河池一带扫射,敌兵及马匹数十均被我击毙”;“12月9日,我空军第四大队数次出击黔桂前线,在思恩(今环江)城郊附近上空发现了敌炮兵阵地数处,发炮向我射击,我各机即俯冲对准目标,分别予以轰炸。当见敌炮多门被我炸毁。我机出击六寨、南丹一带时,在六寨地区炸毁敌军工事数处,并在南丹击毁敌卡车八辆”。这些报道记录了当时中美空军英勇善战,予日军以无情打击的情况。


战后日军的战史也对空袭情况作了部分记述:“本日美机沿黔桂铁路及公路频繁进行扫射,我追击行动受到严重阻碍”;“为了躲避美机袭击,(日军第十一军)几乎完全在夜间行动,连日宿营于山野”;“空袭我后方地区的回数和架次比中旬均有增加,自21日至24日之间,每日达21回、118架次以上,各地不断遭到轻微损失”;“敌空军出击架数在11月前,每月不超过两千架次,而我军不能维持目前势力,或作战时机拖延到12月后半月时,彼我方兵力(指空军)对比将急剧增大”。从以上的记述可以看出:一 、中美空军的出击有效地干扰了日军的计划,迟滞了日军的行动,加大了日军部队及战马的伤亡,破坏了日军的后方运输补给线。二、假如到1944年12月中下旬日军仍在黔南徘徊,我空军的力量还会大量增加,而使日军遭受到更加频繁和惨重的空中打击。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日军入侵贵州是既失去了自身先天的优势,又不具天时地利的后天优势,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和侥幸性,完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一次错误的进攻,因而注定要兵败黔南!


黔南抗战已经远去六十年了,人们仍然在研究和探索这段历史。可喜的是,在近十余年来有了一个非常适宜于历史研究的学术环境,人们可以不再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束缚。而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历史地、辨正地、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因此,在今天当人们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切不能因为这段历史曾有过许多的遗憾和深刻的教训就妄自菲薄,甚至认同侵略者对这段历史的结论。如果这样的话,无数抗日军民的英灵将难以得到慰籍。同样,黔南抗战就无法在那场伟大的民族独立战争中获得应有的历史定位。



这是本人算是对黔南抗战的一点研究和观点吧,囿于资料的不足,可能有不少谬误,敬请各位批评指正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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