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流落在档案里那些难以置信的故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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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b]1966-1976:流落在档案里那些难以置信的故事(组图)[/b] 新民周刊   [b]1966-1976:档案里的故事和语焉不详的词汇[/b]   中共元老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写道:“我与有的年轻人聊天时发现,五一六通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等这些在那个特定年代曾经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今天似乎已经变成了语焉不详的词汇。而讲起‘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们则感到困惑,甚至因其极度荒谬而难以置信。”   [b]让档案告诉未来[/b]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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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流落在档案里那些难以置信的故事(组图) 新民周刊


1966-1976:档案里的故事和语焉不详的词汇


中共元老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写道:“我与有的年轻人聊天时发现,五一六通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等这些在那个特定年代曾经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今天似乎已经变成了语焉不详的词汇。而讲起‘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们则感到困惑,甚至因其极度荒谬而难以置信。”


让档案告诉未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那段“史无前例”的动荡岁月到底还有怎样的印象?那段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我的“文革”岁月》中,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元老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写道:“我与有的年轻人聊天时发现,‘五一六’通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月风暴’等这些在那个特定年代曾经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今天似乎已经变成了语焉不详的词汇。而讲起‘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们则感到困惑,甚至因其极度荒谬而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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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巴金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初衷是“不让历史重演”,陈小津希望,他的回忆能够对那些不甚了解这场浩劫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帮助。“使他们再遇到大风大浪时,少一些单纯、多一些思辨,少一些惊诧、多一些党性,使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


而在被70后、80后们问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避免悲剧的重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教授略作斟酌后说:“至少要了解!”


5月底,北京市档案馆首次对外公开“文革”期间的档案,正是为社会公众通过公开途径了解那段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张静)


经济主义盛宴:1966-1967


经济主义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显现”。


撰稿·张 静(记者)


这是一个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对话。


儿子羡慕父辈青年时期的“壮游”:“那么多人一起大串连,游山玩水,岂不是一次免费旅游?”


父亲迟疑了一会说:“你们这一代永远不能体会我们在‘文革’的感受。如果你只是从旅游的角度去看,就太浅薄了。”


“我的孩子也曾和我讨论过同样的话题。他们完全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实质。而对这位父亲来说,他感觉受到了伤害。因为他当初怀着那样崇高的革命理想,却被当成了游山玩水。他们双方都没有考虑到,所谓的大串连,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


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假如没有免费的午餐,学生是不是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很难说。”串联的三大任务是看看其他省市都是怎么开展“文革”的、交流革命经验,同时也顺便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而印红标远在东北抚顺的表弟,当年就只记住了最后一条。


看看解密老档案中的那段日子,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路费全免。外地学生来北京吃饭也不花钱,在哪个学校吃饭就按哪个学校的伙食。北京的中学是每人每天3角3分,大学是4角。”印红标回忆说。


河北省大、中学生串联外地,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4角,吃粮标准补足1斤半。每天还发给政治宣传费1元,杂费1元,购买长征途中的必需品和支付零星需要。中等学校学生和家庭困难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每天还有2角4分的伙食补贴。天津市的大专学生每人每天也可以享受5分钱的补助。县以上的中学生每人每日补助1角5分,县以下的中学生则补助2角钱。(1966年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外出进行革命串联吃粮标准和经费开支的试行办法(草案)》,1966年12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步行串联经费开支和粮食补助的试行办法》)


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工作清理办公室1967年7月26日的统计,从1966年8月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大串连,北京市共接待了1200万革命小将,每天在京人数高达260万人,一共花去了约1亿元接待费,这还不包括免费乘车。


国家投入了大量物资用于接待。初步统计有棉布300万米,棉花190万斤,毛毯16万条,棉毯27.7万条,铺垫和搭棚用的铺草席子7000余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炊事用具和其他物资。在接待期间,还借出粮票5000万斤,现金500多万,棉衣1.5万件,绒衣裤21万件。


“整个国家的民用运输非常拥挤,几近瘫痪。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有乘车卡,他们也没有目标,见队就排。有一次我家门口的天坛西门公交站排起了长龙,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看,才发现这条队原来是从天桥排过来的,整整一站路。当时我家里也不算富裕,但我还是花了150元买了一辆自行车,就是因为挤不上车上不了学。”


当时北京已是落叶纷飞、寒风砭骨,据说很多人借到棉衣之后都没有还。林学院有学生去兰州串联,借了宣传车、油印机、录音机、照相机等,后将照相机据为己有。地安门中学也有一学生在上海借自行车1辆,油印机1台,棉被3条,也成了一笔烂账。


从1967年1月16日开始,北京市要求学生串联的个人伙食费和生活用品改为全部自备,宣传活动费压缩为5角,乐器、油印机以借用或自制解决,一律不要购买新的。中学师生市内串联提倡徒步,不向公家报销车费。各组织的袖章、证件的费用,一个人限报销一次。


1967年2月25日,北京市财政局撤消了原来下发的《关于学校在校际之间进行串联活动车费报销问题的通知》。


但在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的旅美学者李逊看来,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求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串连费及活动经费外,没有发现这些到处造反的学生提出过属于自己的经济要求,体现出年轻一代追求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合同工、临时工掀起的“经济主义风”。


“我们要复工!”


“经济主义指的是(当年)以工人为主的群众,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出现了改变身份、同工同酬的经济诉求。它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仅有一两个月,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显现。”徐友渔说。


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出现突如其来的“革命逆流”?徐友渔认为这源于“文化革命”之前便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1958年以后,中国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别。在这些身份差别的背后,是个人政治、经济待遇的天壤之别。


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大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的工人堪称“工人贵族”,不仅工资高、铁饭碗,还享有医疗、住房、养老等等一系列令人称羡的福利保障。集体所有制便要差人一等,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条件最差,不仅没有任何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也是极低,实行按日或者计件、提成工资制。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工会,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们就出来闹,说毛主席说中国社会有特权阶层、不平等,号召我们革命。如果要社会公正,工人怎么可以分贵族工人和底层工人?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当家作主,为什么我们处在最糟糕的境地?我们也要追求平等,同工同酬。”


最初临时工、合同工们只是要求参加所在工厂的工会,成立战斗队,报销经费。但随着当权派开始退让,工人们就开始加码主张起经济利益。


北京市修理行业1961年全面推行了提成(计件)工资制度。据说是因为广大职工在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政治觉悟之后,从1964年以来强烈要求改变“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到了1966年,宣武区的职工白天要写大字报,东城区的也是每晚有活动,每周还要安排八小时;崇文区是半天加晚上进行“文化大革命”活动,继续靠计件提成怎么吃得消?西城区乐器修理门市部平常每月收入2000余元,6月仅收入600元。修鞋社293人中有144人的工资可能会下降30%。(1966年7月7日《北京市修理事业管理局关于社员达不到基本工资拟酌情解决的请示报告》)于是据西城区修管处报告,共有四家做衣服的,一家修钟表的,两家修鞋的,两家修自行车的,一家修理乐器的和一家弹棉花的“揭竿而起”,要求享受和国营企业一样的月工资制度。有些单位自作主张一改了之,有些甚至警告修管局,如果1996年9月份再按计件提成发放,就将工资退回。


上海是“经济主义”最主要的阵地。除了共有的临时工、合同工问题,上海在大跃进之后曾有18.3万职工被动员回乡“为国家分担困难”,从城市户口转为了农村户口。但在1963年经济情况好转后,让他们回厂复工的许诺并没有兑现……


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造反派逼迫中共上海市委签字同意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这些内容,全部是政治性诉求。11月22日,“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就在政治内容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


1966年12月初,北京和外地的一部分临时工来到全总,要求支持他们造合同工、临时工的反。经过7天的协商,全总起草了6条意见,其中有两条涉及到了“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以及合同工制度的彻底改革。 (1966年12月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发送“支持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函》)。


如果说非正式职工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的只是身份上的平等,上海的产业工人则直接指向了经济利益。 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务局所属九区的部分学徒工在抢人事档案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学徒期被定长了,于是到局里去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巨大的示范效应,导致各单位职工一拥而上,寻找种种理由要求发放交通费、早餐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工作服装、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套鞋;有些单位甚至挪用预算经费、预算外资金、企业管理费、工会经费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小汽车、摩托车、电冰箱、电视机、电影放映机、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家具、自行车、高音喇叭、电唱机、钟表、大型或高级乐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华东电业管理局原来每月工资总额只有33万元,而1月5日却去提取补发工资128万元,接近四个月的工资总数。不少生产队连生产资金都分了。1月8日早上,上海中百一店一开门,300多人冲向自行车柜,甚至连平常不大有人买的400至500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销售量更是成倍增长。一些市民甚至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一港务局的同志说:“我以前的工资是40元,现在一下增加到62元,加上补发工资300多元。现在我只当没有增加,没有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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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打风吹去


“工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文化革命’就会和它的初衷越走越远。从客观而言,‘经济主义’是工人很正当的一个要求,但在当时会加剧国家经济上的负担和动荡。”印红标认为。


上海仅纺织行业1967年初的缺勤率便高达百分之十。仅上海港每天就积压70多艘货轮无人装卸。1月4日,有一艘希腊船应在5:30启航,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缆,船长挥旗抗议。


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说中央要你出来工作,妥善解决上海面临的严重问题。在陈丕显的支持下,1967年1月9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文汇报》全文刊载,并将这场运动称为“经济主义妖风”。两天后,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股“经济主义”的潮流迅速被雨打风吹去。但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结果是,工人自发地想要改变身份、改善待遇的主张,最终却被王洪文之流利用,成为他的进身之阶,这恐怕便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西方学者很早就认为,8亿人几乎没有例外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中去,这种投入的程度非常高,真是做到了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的地步。西方学者不愿意只从思想层面解释,更不愿解释成最高权力之争。他们认为这么多人卷入,一定跟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最后果然发现‘文革’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派别斗争是有规律性的。比如保守派的成员都是党员、干部、劳模、老工人。造反派则是完全另外一批人:临时工、合同工以及牛鬼蛇神、四类分子这些社会上受歧视的人。他们喜欢造反,非常愿意改变现状,‘文革’反映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每个人在社会中享受的经济地位和待遇不一样,决定了政治态度的不同。百姓实际上是借用了‘文化革命’,利用‘文化革命’的口号。利用毛泽东自己制造的天下大乱的局面,组织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徐友渔说,是否如杨小凯所论,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文革”,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他本人对此并不完全赞同。“我认为第二个‘文革’纯粹是第一个‘文革’的派生物,经济主义这么快土崩瓦解,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从1967年2月6日开始,北京市扩大范围给冬季职工发放的取暖补贴从被陆续追回。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全体职工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各单位行政经费、事业经费和企业管理费,除正常的工资部分,自9月起一律比原定预算指标节俭20%。一律不允许自行招人、晋级加薪、乱发奖金、福利费和附加工资。除非国务院特批,工资总额不准超出8月的实际水平。更严格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干扰和冲击财政、银行、税收、商业和粮食等单位。


由于在经济主义之时“集团购买力”异常之强劲,1967年10月11日,北京市财政、商业局以及人行北京分行联合发布通知,将绸缎呢绒、家具、大型或高级乐器、半导体收音机、信托公司、废品公司出售的沙发、地毯、钢丝床、小汽车、摩托车、电冰箱和照相机等明确列入了禁购商品的范围。


至此,“经济主义”如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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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1日国庆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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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举毛主席像的游行队伍


回首“红八月”改名潮


有人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样东西未停止正常运转,第一是原子弹的研制,第二就是广交会的举办。


撰稿·张 静(记者)


档案袋里,风云激荡。


1966年8月的北京城,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躁动。


横扫一切“腐朽气息”


“港式的发型不许理!港式的衣裙不许做!”“此令即日生效!”这是北京二中的红卫兵18日发给各理发馆、裁缝铺和商业管理部门的最后通牒。六十六中高二(2)班的学生则联名给崇文区百货管理处写了一封信:“限期72小时之内,把前门大街盛锡福、王麻子、张一元等有封建性的牌子换掉!”就在19日晚,二中、二十五中、六十三中的上千名红卫兵闯入全聚德老铺,将挂了102年的牌匾砸烂,换上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块长木板,上书“北京烤鸭店”……


8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财贸办公室向市人委打了一份《关于群众对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标、商品和服务方式提出的意见的紧急报告》(以下简称《紧急报告》),反映“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革命师生和财贸部门的革命职工群众,用派人送信、口头抗议、贴大字报等各种方式,对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标、商品和服务方式提了大量改革意见,有的并限期执行或答复”。


虽然革命小将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主张,被认为并未带来更大的实质性破坏,但这正是日后给中国社会文化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灭顶之灾”的红卫兵运动的“代表作”——“破四旧”风暴的序曲。


通常认为,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了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正是由于林彪在大会上煽动:“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所谓“忠不忠,见行动”,第二天北京二中的革命小将便率先在市内主要街道贴出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随后“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像“天兵天将”下凡一样,冲上街头“砸烂一个旧世界”去了。


徐友渔认为:“虽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但如何破,中央并没有说明。8月下旬,北京一些激进的学生开始自发地冲出校园、杀向社会,摧毁文物古迹,焚烧艺术品工艺品。由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代表毛泽东讲话时大加称赞,给予了支持,《人民日报》在8月22日一天同时发两篇文章,大叫‘好得很!’‘破四旧’运动才愈演愈烈,并借助广播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自本月20日起,全市红卫兵小将们……迅速地砸烂了旧地名、旧牌匾、一切行业的陈规陋习,也在横扫形形色色的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气息,其中也包括商标名称及装潢图案。两三天以来,对各商店陈列商品的商标,凡具有反动、封建、迷信、资本主义色彩的一律禁止出售。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动,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革命职工的革命热情,纷纷起来自发清理商标及装潢图案,自动收起了带有不良影响商标的商品。”据北京市工商局调查,截至8月26日,北京已经自动收起了包括王麻子刀剪、张小泉刀剪、龙虎仁丹、飞乐收音机、敦煌口琴、玉姿、晚香等51种商品(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工商局《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商标方面的反映和我们意见的请示》)。


《紧急报告》也指出,“某些基层商店的职工,认为过去受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现在还顶着资本家的招牌做生意,是一种耻辱,坚决不要资本家旧招牌。琉璃厂戴月轩的职工,自动把旧招牌摘下来,改成‘北京湖笔徽墨店’。而花市一个钟表眼镜门市部,职工们连夜把很高的水泥抹的旧字号砸掉了。”


由于改革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在当时被认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7月22日,《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为了交流经验,财贸办公室、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一轻部、二轻部、纺织部、商业部、外贸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专门组成了一个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改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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