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印度战俘营见闻:印度战俘最喜欢毛主席著作!高呼:“毛泽东 朱德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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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出自: 网易历史 1962年11月中旬,中印边界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在进行中,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英语系(毕业班)20名学生在2名老师带领下赴西藏协助俘管工作,于1963年6月初完成任务后返回学校。笔者以学生身份参加了俘管工作。 我们从昌都前往扎拉时,车子过然乌,不时地看到公路边上,有零星的战士走着,棉裤上总是有白块,颜色雪白,有手掌或鞋底大小。车子越往前方开进,裤子上带有白块的军人越来越多。我们猜不透那白块是什么东西。在扎拉营地下车后,才恍然大悟:这是战士身上的新棉裤被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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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网易历史



1962年11月中旬,中印边界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在进行中,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英语系(毕业班)20名学生在2名老师带领下赴西藏协助俘管工作,于1963年6月初完成任务后返回学校。笔者以学生身份参加了俘管工作。


我们从昌都前往扎拉时,车子过然乌,不时地看到公路边上,有零星的战士走着,棉裤上总是有白块,颜色雪白,有手掌或鞋底大小。车子越往前方开进,裤子上带有白块的军人越来越多。我们猜不透那白块是什么东西。在扎拉营地下车后,才恍然大悟:这是战士身上的新棉裤被划破了,露出雪白的棉花!———在藏南山区行军作战抓俘虏,战士们常在荆棘丛中穿行,新棉裤被刺划破,留下这种印记。


11月30日下午,我们到达扎拉收容所。公路一侧的场地上正在进行文艺慰问演出。战士们队列齐整,垫着背包席地而坐,观赏节目。舞台上文艺战士在演出;舞台下观众当中,这里那里散落着几位女战士。她们半蹲着,低头忙碌着。我们站在场子边沿,定睛瞧瞧,才发现她们是在给战士们缝补身上的破裤子。缝补好一条裤子,再搜寻下一条破裤子缝补。


我们同接待人员聊天,首先打听印军战斗力怎样,打仗行不行。接待的人说,印度兵不行。印度兵打不过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又打不过我们。“可惜,我们晚了一步!”我们包围了敌人司令部,司令官考尔准将来不及坐上专用直升飞机飞走,就翻山越岭落荒而逃,直升飞机被我们缴获。但是,印军有一些老兵,打枪很准。我们的重机枪手牺牲不少。他们的子弹从机枪护板中间的两指宽的观察孔打进来,把我们的机枪手打死。(据资料,所说“印军打不过国民党军”,是出于误解。这两支军队没有交过手。二战中,国民党部分远征军曾经在日军压迫下退入印度休整,待命反攻日军,当时他们与印军是盟军。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追击下,部分国民党溃军窜入缅甸等国,他们打败了当地土邦武装,而不是印军。)


我们到达后,每天都有印军俘虏被解到营地来,一直到12月中旬,俘虏才算到齐,也就是说,边界冲突中被打散的印军官兵,到这时,能搜寻到的都被搜寻到了。


印军官兵从藏匿地点被搜出之时起,便开始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世所罕见的仁义之师。


进入收容所以后,印俘进一步体会到我军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生活上接近,广播,书刊,电影


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我军严格执行宽俘政策,不打不骂不虐待,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有病治疗。伙食上大体按照我军自己的标准供给。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我军值班人员半夜查铺,为俘虏掖被头。中国警卫战士为了俘虏能展开体育活动,在林子中开出场地,树篮球架。战士们因陋就简,拆伪装网的绳子编织排球网。直至在溪流滩地上平整出大块运动场,供俘虏开运动会之用。一天,前沿哨所送来一个印俘,是半夜从营地出逃被潜伏哨抓获的。队长开导几句,把他送回所属的班,不打不骂不侮辱不关禁闭,就像没事一样。


在俘虏营地,我们官兵平等,我们干部和工作人员对俘虏同样平等相待,俘虏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个别俘虏表示担心,对我们的人说,你们官兵平等,暂时有好处,但从长远看,是要吃苦头的。


安顿下来后,也发生一桩俘虏闹事事件。


五队集中了尼泊尔籍印俘,少数人闹绝食。他们对伙食不满,说粉条做的菜不好吃。队干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风波却意外地迅速得到平息。———原来,一位尼籍印俘兵,将队里有人闹事告诉了他的叔叔,他叔叔是印俘尼籍少校,住在另一处校官俘虏营地,来五队看望侄子。少校闻言,便让侄子带着来到队部,向队长提出要求,请队长把绝食士兵召集在一起,由他训话开导。队长没有表示可否。少校便让侄子将闹事的尼泊尔人叫来,厉声斥责,说当了俘虏,有吃有住,还起哄,太糊涂。少校谈到他在二战中当日本人俘虏的悲惨经历,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宽厚待遇进行比较,痛斥日军的残暴,赞美我军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一顿训,绝食的人老实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人闹事。


印俘士兵爱打架,收容所当局想方设法予以劝止。这也给他们留下印象。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营部学习,隐隐听见远处传来嗷嗷叫声,有人说俘虏在打架了。大家奔出帐篷向叫声传来的地方快步走去。五队营地里乱哄哄的,情绪激动的人群冲着篱笆外吼叫,篱笆外是头上包着大头巾的锡克族印俘。锡克族人一边叫骂着,挥舞着拳头,一边要往里冲。然后,听见哨子吹响,篱笆内外双方队长高叫“集合”。尼泊尔人和锡克人各自迅速排成队列。队长开始训话:“你们要打架,能达到什么目的?打伤了人怎么办?大家讨论讨论。”翻译用英语翻译。———发生群众性冲突事件,吹哨集合,是迅速使局面得到控制的有效办法。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锡克人在尼泊尔人帐篷区篱笆外玩排球。排球有时落在尼泊尔人晾着被子的篱笆上。尼泊尔人抗议。锡克人不听,照打不误。一次,排球落入围篱内,两个锡克人进入围篱捡球,和尼泊尔人争吵起来,一人被尼泊尔人打倒在地。于是,他俩在围篱外的同伴们要冲进去。


印俘打篮球时,也常挥拳瞪眼。于是,各队之间赛球,双方队长们专门开会研究防止比赛时打架的办法。办法是:在全队反复动员,要求球员和观众牢牢记住不许打架;选派几个身材高大魁梧又有威望的印俘军士专门负责纠察,比赛进行时,这些军士纠察员在球场边守候,随时准备进入场子把争吵双方拉开;事故苗头发生时,中国队长上场担任裁判,替换下原来的俘虏裁判;比赛中看到场上有球员情绪不对头,就立即吹哨换人。有一次球赛后,一个俘虏主动对我们说,“赛球时我看到我们队输了,就想打人。我捡起一块石头,拿在手里。但是,看看场子上别的人,想起了队长的话,我又把石头扔了。”


我军管理人员坚决执行宽俘政策的优良作风,印俘深受感动。同时又感到不能理解。有一天四队俘虏班长甘昌德喜孜孜地对译员说:“我知道了,你们待我们这样好,是因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译员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有三大纪律?”他说,“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他说的是文娱室里一本英文版的剧本《万水千山》。甘昌德说,他把这个发现同队里的俘虏说了。这个甘昌德,从此表现更加积极,配合管理工作更加主动。


印俘对我们态度开始转变,除了我们主动与他们接近外,广播、书刊和电影对他们的影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收容所及时录制转播我国政府关于中印关系政策的声明,有关的时事新闻报道和重要文章,这些,有助于揭破尼赫鲁政府在此问题上关于中国的不实宣传,使俘虏能正确认识两国交恶和发生边界武装冲突的真相。这是印俘对我消除敌意,化敌为友的政治思想基础。


有一个广播,是关于我方的声明,声明批驳印方歪曲事实,说我方向印度交还给印方的军用物资是破烂货,交还是为了宣传。———我军在冲突中缴获的印军武器装备包括2千余枝机步枪,2万发炮弹,200万发子弹,116辆汽车以及两架飞机。我方声明指出,交还给印方的大部分武器装备是完好的,交还前我方都认真做了擦拭,汽车油箱都灌满了油。俘虏们听了广播后,表现尴尬,一脸苦相,几乎没有人愿意谈看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个广播,是关于释放印军俘虏的声明,在俘虏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注:在这个声明之前,1962年11月21日零时我方声明,从22日起,我军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接着,周恩来总理再次致信尼赫鲁总理,宣布从12月1日起,我军从中印边境全线后撤,撤到1959年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的一边20公里以外的地方)。


每个俘虏中队都设有专用的文娱帐篷,俘虏可以借到篮排球、羽毛球、扑克牌、象棋(中国象棋,由管理人员教他们下)、跳棋等;有各种书刊可供阅读,如,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中印边界问题的小册子,外国作家如美国女作家斯特朗写的西藏印象记一类,时事、文艺类书刊,还有人民画报和连环画(小人书)等。这些书刊都是英文和印文版的,陈放在粗制白木板大桌子上。印俘可以随便拿出去阅读。


俘虏听时事广播的场地,也是电影场,我方俘管人员每周专门给俘虏放映两场电影,偶尔三场。


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的优秀影片几乎都放映了。放映前,译员用英文和印文作故事简介。电影《白毛女》在战俘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人说,他在印度时就知道中国有个白毛女。不少人是一边看一边流泪。有一个人说,“当我看到喜儿怀孕,生孩子时,我哭了。这是真的,上帝作证。”一位尼籍俘虏说,在尼泊尔也有地主强迫农民摁指印,霸占穷人的财产和女儿,正如黄世仁一样。《洪湖赤卫队》是部新片,艺术感染力很强,因为有韩英坐牢的情节,俘管部门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为避免俘虏可能触景生情,最终没有放映。我们还放映了印度影片《流浪者之歌》,俘虏看后说,中国拷贝删掉了不少东西,如那个主角罗密士和从前的女友结婚的场面,以及他开枪打死茶厂正副经理等情节不见了。电影组长老徐解释说:按照国际惯例进口片子时我们不能删;可能是我们要求印方减少长度,印方将原来3小时的片子剪成我们要求的2小时,才弄成这个样子的。


生活上接近,以及书刊、广播和电影,有助于转变俘虏对我方的看法,密切管俘双方的关系。


分清谁是谁非,达到共识


收容所不失时机地在俘虏中开展关于西藏问题真相的探讨。


学习开始时,俘虏的错误观点一大堆。他们说: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是“印度的一部分”。过去西藏驻扎印度军队,通行印度卢比。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就要求把“西藏归属于印度”,因此,“西藏是印度”的。达赖是“西藏的统治者”,中国人“侵略”了西藏。印度政府要“帮助西藏独立”,“收复西藏”。为了这个,他们才开到前线来,同中国军队打仗。


印俘通过听时事广播,阅读有关的小册子,开始了解西藏的历史,了解边界冲突的缘起及过程,了解中国政府处理与印度分歧的仁至义尽的态度。经过这样的学习,多数印俘对印度政府那些颠倒黑白的造谣和不实之词,看法开始动摇,跟我们的争论减少。当然,也有人始终坚持原来的立场,蛮横不讲理。有一个人说,你们提供的材料,我不相信。凡是我没有亲眼看到的,我都不相信。对此,管理人员问他,你见过苏联人吗?回答是“没有”。再问他,你去过苏联吗?回答还是“没有”。于是管理人员再问他,你没有亲眼看到过苏联,那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有苏联呢?———他噎住了,没法回答。


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发生的冲突,根源在哪?———当时中央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以及《再论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作了全面深刻透彻的分析。学习进行中,这本小册子的外文版运到收容所时,是一场及时雨。小册子的印文版有400多册,英文版有100多册,做到了人手一份。在态度较为固执的印俘军官等高学历的人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学习,绝大部分俘虏消除了错误观点,开始认识中国不是侵略者,而是正义的一方,这样,他们对于中印友好,与我们有了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接着,我国政府宣布释放俘虏,收容所举行运动会,赠送纪念品,欢送告别等。经过这一系列活动,几乎全体俘虏都体会到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相信中国政府认真坚持中印友好的立场。这一点,在释放地点交接印俘,印俘官兵经受印方接受人员别有用心的诱导性问话的考验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宣布释放俘虏,反响强烈


1963年3月17日,收容所集合全体印俘,传达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准备全部释放俘虏的通知。工作人员也到齐了,分散坐在印俘队伍的外沿。首长宣布这个消息后,俘虏们热烈鼓掌。讲话完毕后,又两次热烈鼓掌。


在讲话过程中,俘虏不断互相点头,递眼色,相视而笑,握手。解散后,全场一片欢腾。他们跳起来,互相拥抱,把帽子抛向天空,抢着和工作人员握手。傍晚,他们自发地挑起了印度舞蹈,虽然小雨时停时下。


从这时起,印俘对我们的态度更加友好。许多人主动地找工作人员谈心里话,平时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观点的人,这次坦率地表示原来内心是同意的,只是当时不那么讲。


平日表现较差的人,主动向工作人员检讨错误。三队马朵辛三次向我们检讨:“三个多月,长官对我照顾确实很好,由于我水平低,后来我闹了一些问题。请长官忘掉,永远忘掉。”


另一个态度顽固的孟得辛,也说道,“你们这样做,给全世界树立了典范,应该载入史册。”


平日对我们友好的人说,“听了长官的宣布,我又高兴又难受。来了后,你们像兄弟一样、父母一样对待我们,所以我难过。回去后,我不但要给妻子、亲戚朋友讲你们好,而且要通过他们,对所有的人讲你们好。”


“我回去后要教育儿子,永远维护中尼友谊。将来他长大后,要他到北京去学中国话。”


有的表示,“回到印度后,不管棉衣多么脏,我要把它挂起来,写上‘中国政府赠’字样,来纪念你们。———可惜我没有东西送给你们。”


有一位兰辛·古龙在帐篷里坐下起立,起立坐下四五次,每次喊:“中国政府万岁!中国太好了!太好了!”


有的说,回去没有别的职业,还得当兵。但是,如果再到前线来,“我不同你们打仗,我在碉堡里呆着,你们来了我投降。”又有人说,“如果我再来,我会向你们喊:我是二队昌德辛,你们不要开枪!”


平日尼泊尔人和锡克人常有矛盾。宣布释放俘虏后,一位尼泊尔人暴露了思想,说:“原来我要在释放回去的路上,好好地揍他们一顿,然后回尼泊尔。这次听了长官讲话后,觉得过去自己也有些地方不对。走时,要和他们握握手,告别。”


他们纷纷要求,在释放前到北京、到中国内地参观。


“我要以俘虏的身份,到内地去,不一定到北京。让中国的父母哥嫂姐弟看一下。只要中国父母知道我是这次印度打中国的俘虏。———知道我是俘虏,我不觉得这是耻辱。”


“到北京去,那怕隔远点看看毛主席、周恩来周恩来做了那么多的好事,这样关怀我们,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我只要见到他,那怕死了也高兴。”


军官队的俘虏中,有的人过去顽固,做过一些坏事,这时也个别地向队长检讨,承认自己过去做法不对。有的过去不同意说麦克马洪线非法,现在也改口了:“请队长把我们送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许多俘虏纷纷要求同我们谈话。他们说,在走前多谈一点,以后谈不到了。


有的俘虏要求合影留念,要求我们送像片,送纪念品,或是互换纪念品;有的向我们索取通信地址,将来好通信。当我们告诉了他们统一规定的通讯处时,他们坚持要我们的家庭通信处。五队一个俘虏要把毛衣送给译员,经再三婉言拒绝,感到非常难过,哭了起来。


运动会·纪念品


运动会是在宣布释放俘虏后,俘虏情绪振奋的氛围中进行的。


运动会前,各队选派俘虏组成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一些俘虏开始练习跳远跳高。收容所警卫部队战士特地在流经营地一侧的桑昂曲河河边滩地上清除灌木杂草,抬走石头,平整出一块运动场。


3月29日,经过短暂的筹备,俘虏收容所运动会于上午开始。有180人参加比赛,加上裁判、纠察、救护人员等,共有200来人。


上午9时,俘虏们提前吃了早饭,进行预演、整队。9时半,俘虏观众在会场上的划定位置坐好。


主席台两旁,6面彩旗迎风招展;主席台彩门上端的红布横披上是中文印文两种文字写的“中国西藏边防部队察隅俘虏收容所运动大会。”


10时,在《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在14面彩旗、两面标语牌组成的仪仗队的导引下,运动员队伍以所属中队为单位,在总裁判二队毕队长带领下,以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队长身后是两块标语牌“中印人民友好万岁!”“友谊 健康”,由俘虏擎着。队伍绕场大半周。经过主席台时,领队俘虏一个接一个地喊口令,运动员正步走,行注目礼,十分庄重、肃穆。


入场式完毕,运动会主席———俘虏营宋营长致词。接着,俘虏代表讲话。一队代表说,他们保证注意体育规则,遵守纪律,不打架。五队尼籍代表讲到最后说:“让我以印度人民、尼泊尔人民的名义高呼:中印人民友谊万岁!中尼人民友谊万岁!”这时,尼籍印俘和部分印俘热烈回应,高喊:“万岁!万岁!”


上午比赛项目有百米跑,百米钓瓶,百米持球和跳远等。


比赛进行期间赛场上不断播放音乐。有些俘虏来到放广播的帐篷,要求为运动会唱歌。第一天,一个锡克人唱了旁遮普民歌。播放出来,歌声十分清脆尖锐,很像女声。第二天,三队和五队有六七个人录了音,都是民歌和爱情歌曲。六个尼泊尔人在手风琴伴奏下,用中国话合唱了《社会主义好》,很不简单。后来,中央电视台来营地拍摄新闻纪录片,转录下印俘的歌声,并向全国广播。


运动会进行了4天,每天上午比赛,下午休息。


4月4日举行了运动会闭幕式和发奖。会上,有三个俘虏代表讲了话。有一个人热情奔放地说:“海水可干,高山可移,太阳也可以从西方上升,但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讲完话,高呼三声“中印人民友谊万岁!” 印度俘虏也自发地跟着喊,这是开幕式上不曾有过的。


此次运动会,军官没有参加,不少俘虏军官还表示反感。但是,从运动会进展看,没有军官参加,士兵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比赛,是有好处的。在比赛中,曾邀请俘虏军官参观,他们拒绝了。


发奖大会后的第二天,赠送纪念品,加发换季的单服单帽。天气乍暖乍寒,棉服不回收,以便替换着穿。


全体印俘都得到纪念品。纪念品,是那些与运动会种种奖品无缘的俘虏梦寐以求的意外惊喜。有织锦、皮夹、烟嘴、烟盒、像册、金笔或圆珠笔等,每人三件或四件。俘虏说,“我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家里人和亲友看看,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对待俘虏的。”有的说,“这支笔我活着一天就要保存一天。即使笔尖坏了,笔杆我也要保存好。”俘虏们领到灰色和蓝色的单衣裤后,都试穿,戴起灰蓝布帽子,学正步走,敬礼;有的还说,“你看我像不像红军?”不少俘虏说,“你们政府考虑得太周到了,安排得太好了。”


在赠送书籍时,俘虏最喜欢毛主席著作、《人民画报》、《中印边界问题》小册子、连环画等。一队有三个人事先把《中印边界问题》收藏起来,怕书少了,他们得不着。他们要把书带回去,对比国内的说法。有的人把书缝在被子里,怕回去后被当局搜走。


欢送·告别


一队和二队的8个班定于4月8日第一批离开营地。7日上午开欢送会。在欢送会上,一队有6个人自由发言。他们历述怎样藏在山上被我们发现,饿得走不动,怎样被背下山来,得到吃喝,受到治疗。怎样吃饱穿暖,夜间还给他们掖被头,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有的说,“你们对待我们不像俘虏,而是像大哥对待弟弟一样。”有的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我是没有适当的字眼来表达的。”有的说,“我们有责任追求真理,弄清是非。我们都知道谁是谁非。回去后,我们应该建议尼赫鲁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决不容许第三者插手边界问题。”自由讲话的6个人中,有3个上士,一个中士,平日都不怎么和我们接近,这次说了心里话。有一个达尔山·辛说,“我如果做了一些错事的话,伤了一些人的自尊心的话,希望你们原谅我。”


晚上举行联欢晚会。二队一班在帐篷里讲故事,唱歌。他们唱了新近学会的《东方红》,电影《白毛女》插曲,《社会主义好》;工作人员唱了新近向他们学会的印度歌曲。


三队是第二批走的。有个底旺辛,平日对我方不够友好,这次要走了,给队长写了一封纪念信,有2页,信尾附了通信处。又送给队长一块手绢,是一方白粗布,上面绣了三个英文字:Forget me not(永勿忘我)。


这位底旺辛,约3周前,我们到他帐篷里交谈时,他在谈话中说,“印度进行了土改,人人都有土地,没有了地主。”对此,我们不置可否,而是转向另一个俘虏,问他,“印度有乞丐吗?”“乞丐有土地吗?”得到了如实的回答。底旺辛听了,就从半躺的姿势坐直了,低下了头。我们若无其事地转到别的话题上。


难忘的交接


4月10日中午12时40分,第一批印俘在沙马以南巴比通交接。


在交接地宿营时,我方人员与印俘临别赠言。中尉巴哈底尔·古龙在话别会上说,“我们在一起五个月,生活得像兄弟一样”。他还表示,这一类话,他在收容所从来不敢公开讲,生怕回国后丢了饭碗。但是,快分手了,他感到一定得讲,否则今后就会有内疚。有的人深夜等候到12点,1点,等我们队长到来,向他献纪念品。一些低级军官与士兵一样,哭了。


交接当中印方人员点名时,俘虏表现冷淡,只应一声“到!”而按照他们的习惯,该回应“到!先生。”(Yes,sir.)


印度红十字会为首的代表看到了俘虏队列中惟一一个身穿印军绿呢制服,而不是穿中国灰蓝制服的人,便把他叫出来问他,“你在那边生活怎么样?”这个俘虏回答说,“很好很好”。为首代表立即做出凶眉恶眼,威吓地又问:“你的健康怎样?”俘虏仍然回答,“很好很好。”俘虏被交给了对方,跨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有人口气坚决地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红十字会摄像师曾开动摄像机拍片。可是,俘虏在我方干部、医务人员、翻译的陪同下,互相握着手,搭着腰,擦着惜别的眼泪,一步一步地走着。印方摄影师见到此种情景,只好马上停止工作,收拾起摄影器械,狼狈地溜了回去。


第二批释放的俘虏中,有个上尉军官库马尔,此前态度一直很顽固,骄气十足。但是,俘虏与我们握手告别时,四个人有三个不是哭泣就是挥泪,依依不舍。在这样的气氛中,他在临别时也同我工作人员握手,拥抱,并说“再见。谢谢!”交接时,印方代表跑到他面前诱导他说话,“现在我们来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什么话只管讲。”库马尔答复说,“很好。”那个代表一无所获。库马尔走上直升飞机时,还向我方人员挥手致意。


据印方直升飞机机械师劳伊说:第一批俘虏回去途中一直兴高采烈。他们对他说,五个月来在中国过得很好,在俘虏收容所里生活很自由,和家人通信很方便,看了很多电影,还开了运动会。机械师本人也为俘虏同中方人员分手时告别的热烈场面所感动。他说:“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告诉别人。”


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俘虏离开收容所到达交接地点时,正下着毛毛雨。临时宿营,全部12顶帐篷分配给12个班的印俘使用,再没有多余的帐篷供我方护送人员使用,于是,他们准备在树下露宿。印俘见此情景,过意不去,自动腾出一个帐篷,将这个班的人分散插在其他11个帐篷里,让我方人员住进这顶帐篷。他们还抢着为我们烘烤湿衣服。


最后一批被俘人员交接完毕,与我方告别时,甚至印度红十字会代表也高呼三个万岁:“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毛泽东 朱德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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