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大汉奸何炳贤为何能够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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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香港著名建筑家、艺术家,曾设计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何弢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78卷第1期发表了《我的父亲何炳贤》一文,公开为其父的历史功过重作评价,在社会上引发了争议。文中称:“父亲不为名、不为利、更不为权,到底他为的是什么?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为人’的意念。也许像父亲这类人的表现,是累积了中国几千年忠孝仁义、伦理道德的传统酝酿出来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气质。是对是错,并不一定非要追求答案不可。这是民族、历史、文化昙花一现地塑造而成的性格精神……”何弢在文中还以感性的笔触写道:“……父亲的路走错了,为时代背上了十字架。他或许有负于政府,但绝无负于良知。在他背负十字架的人生路上,妻子与三个子女陪伴着他,看见的是一个苦难的侧影。无论世俗的眼光怎样看他,他是我平凡而伟大的父亲,他没有瞩世的遗产留给他的子孙,留给我们的是无我而为人的宗旨,与一颗仁慈为国的热血之心……”显然,何弢心目中的父亲何炳贤是个不幸走错了一段路的受难者,似乎理应受到世人的理解与同情。然而,何炳贤毕竟是个曾腆颜事敌的汪伪大汉奸,正是他在日军入侵、国难当头时刻的错误选择铸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何炳贤,又名何仪,广东番禺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他自小勤奋好学,21岁时由祖母出钱供他远渡重洋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成绩优秀,四年后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创办过私立大陆大学,教授英文和市政学,后在上海从事中外贸易工作,成为当时设在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他可说是我国第一位受命为全国对外贸易作系统化科学调查的学者,所撰写的著作《中国国际贸易》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本大学国际商贸教科书。何炳贤还兼任过上海光华大学、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和有教会背景的圣约翰大学客座教授,他英语娴熟,口才一流,讲课很受学生欢迎。


1933年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等要职的汪精卫去上海视察,召见了何炳贤,在听取其汇报后深表赞赏,认为何办事踏实,看问题全面透彻,是个称职的经济管理人才。汪精卫有意调何炳贤担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但何炳贤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明白,自己不是宋子文圈子内的人,又不是孔祥熙系统内的人,若去南京,恐很难施展抱负,有所作为。汪精卫也没勉强他,但希望何炳贤能够每日提供一份对外经贸调查分析报告,由汪派人定期来沪取走,以便于自己掌控真实情况,摆脱受制于蒋介石一方的被动局面。何炳贤欣然同意,两人遂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后来何炳贤每来南京财政部开会,都住进颐和路38号汪公馆,受到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款待,请他吃正宗的法国菜,喝法国摩尔葡萄酒,视为又一亲信。1936年,何炳贤又添一子,取名何弢。汪精卫夫妇时在法国休养,闻讯特委托南京的亲信、中央监察委员褚民谊安排人去上海给何炳贤送去礼物,以示恩宠。同乡情谊加上汪有心拉拢,令何炳贤很感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抗战全面爆发,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蒋介石派精锐部队投入淞沪战场,战火蔓延,何炳贤将妻儿四人送往香港和母亲同住,自己则去南京实业部报到。没多久,随着日机空袭加剧,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学西撤汉口,何炳贤也去了后方。他知道,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总裁蒋介石之间为如何应付日军的凶猛攻势已产生很大分歧:汪对战局很悲观,主张立即和日本谈判,先请求停战;蒋介石则认为不可放弃抵抗,采取的是边抵抗边谈判的战略,苦苦等待国际时局的变化。当时何炳贤似乎更为赞同蒋介石的立场,因为他耳闻目睹日军的凶残野蛮,甚为愤慨。他的工作笔记本里就夹着几张从《申报》、《大美晚报》上剪下的日军施暴图片,其中一张是被日军飞机轰炸过的上海闸北火车站,到处是残垣断壁惨不忍睹,一个失去父母亲人的幼儿已被烧伤,赤裸着小身躯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许是饥饿,他吮吸着脏兮兮的手指,孤苦无依之惨状令人顿生悲悯之心……可是,何炳贤渐渐地对战局改持悲观态度,尤其是在1937年底首都南京失陷之后,认为汪精卫的妥协立场未尝没有合理因素——中国的损失太惨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决心与汪精卫同进退,唯其马首是瞻。



1938年6月,汪精卫卖国集团与日本开始了秘密谈判。同年11月3日,日本帝国政府根据日、汪之间谈判的初步结果,由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以蒋介石“下野”来代替“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公开表示扶持和号召汪精卫对日投降。11月20日,汪精卫背着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上海协议》,表示接受日本灭华的全部苛刻条件,日本则支持汪精卫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当年底,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等亲信从重庆出逃,经昆明、河内辗转至香港。何炳贤已在此等候。他受到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另眼相看,勉励有加。


据何弢在文章中回忆:“后来父亲告诉我们三兄妹汪精卫另组政府的决裂经过,汪先生把父亲和几位亲信陈公博、林柏生、大儿子汪孟晋等叫去会面。汪先生对他们解释当时的政治局面,认为如果再没有人出来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同胞将活得更惨,死得更多,他要跳进这个火坑去救中国人。他明知道这样做,在历史上必会遗臭万年,但已决定跳进这个火坑。汪先生强调,他并不要求在座的人跟他一起跳,结果,他所有的亲信们,连我父亲在内,都愿意跟着汪精卫去南京参加和平运动。父亲当了经理总监,处理民生问题……父亲常说,他知道在国家而论,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是一错,其他人参加南京政府是二错,但他仍然决定跟随。汪先生是他的朋友和上司,对上司忠贞,为朋友担当,义之所至,视死不畏。”


1939年初,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一伙叛逃分子聚集于上海虹口日租界内一段时期,忙于同日本主子讨价还价,何炳贤已是这一小集团内部的管家,负责日常生活开支,而汪精卫的大儿子汪孟晋就奉父母之命跟在何炳贤身边学习财经管理,此亦可见汪精卫夫妇对何的信任。不久,汪伪傀儡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受庇于日军的枪刺。汪精卫夫妇拥有三处公馆别墅,出入有警卫跟随,日军还特地派出一小队宪兵提供保护。汪精卫为何炳贤搞到了江苏路上一幢英式洋楼,紧挨着另一汉奸银行家吴震修的小楼。以江苏路、颐和路为中心的南京城西高尚住宅区建成于30年代中期,是国民党达官显宦、富豪巨子聚居区,亦是使领馆区。沦陷时期,半数以上风格各异的洋楼别墅为日军将佐盘踞,另一部分则住进汪伪军政高官。若按何炳贤在战前的区区局长之职是根本不够格住独幢小洋楼的,然而在落水附逆之后,他一跃成为汪伪中央委员。1940年3月,他出任汪伪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整顿日伪控制区的经济,负责与日本官员协调一应事务。仅月余何炳贤又被任命为汪伪军委会第三厅厅长,授少将军衔,主管军队的物资调配供给,不仅穿上了军服,还配有副官和一辆小汽车。其后,他历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监事、汪伪中央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兼秘书长、伪粮食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1942年10月,他升任汪伪经理总监公署总监,握有一定的实权,帮助汪精卫控制财政税收,被认为是“公馆派”中的骨干人物。何炳贤并不热心于上层的派系争斗,与陈公博、周佛海都保持较融洽的关系,凡应向这两位上司请示汇报的事,他都依例行事。


1943年3月,随着日本海陆军主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设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除抽调部分部队支援南太平洋战场外,还加紧了对中国沦陷区的搜刮。为了讨好主子,汪精卫召见何炳贤,面授机宜,叮嘱他务必“襄助皇军,做好物质统制工作”。何炳贤唯唯称是,内心深处却倍感压抑。与日本人共事真是太难了,良知尚未泯灭的何炳贤这几年来一直怀有愧对同胞的负罪感。早在1940年12月19日,汪伪政权终获得日方允许,决议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由周佛海、钱大櫆分任理事会正副主席,监事会由罗君强任主席,陈春圃、何炳贤、戴蔼庐等四人为监事,但其监督实权操于日本顾问之手。日伪统治区强行推行中储券以取代旧法币,这一举措在上海租界内首先受到强烈抵制,尤其是国民政府金融界在租界内的抵抗令日伪当局恼羞成怒,遂由李士群出面指挥特务对中央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行职员展开暗杀袭击,投掷炸弹,制造出十余起流血惨案。何炳贤当时正好从南京去上海视察分行业务开展情况,曾亲眼看到多名汪伪便衣特工包围中国银行大楼,捕走职员几十人,当场开枪打死二人,而日军便衣宪兵密探和一些日本浪人也赶往现场接应,场面十分恐怖。租界内的外籍巡捕不敢干涉,听任暴行上演,这令何炳贤很不安,心中也不是滋味。他探望了住在上海的胞兄何炳德,这位法国商行的高级职员一向反对弟弟为汪伪效力,认为那是背叛国家民族、有损岭南何氏名望的行径,故一度对何炳贤很冷淡,这回说到上海人民在日伪淫威下遭受的苦难,再一次批评了弟弟的作为,何炳贤无言以对,久久地陷入沉默……


如果说,何炳贤在担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常务监事时尚不是主要负责人,那么三年后,他出任伪全国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时就是为虎作伥的主事人之一了。在南京中山路16号经理总监公署的办公楼上,他与日本顾问渡边增太郎、木村信雄联合办公,虽说心中很不情愿,甚至怀有怨恨,但一点也不敢流露出来。他审理账目、调查分析物资储运情况,小心谨慎,生怕得罪了日本主子。渡边、木村两人为了进一步拉拢何炳贤,常邀请他上太平南路的一乐也酒家(即建于1928年的安乐酒家,日据时期这里建有日军军官俱乐部,建国后改为江苏饭店)饮酒,还招来艺伎作陪。


这一时期,何炳贤等人协助日本军部搜刮了大量大米、面粉,从芜湖、马鞍山、南京码头装船运回日本或南洋菲律宾、沙捞越等地,接济日本陆海军。日军还从控制区掠夺走56万余吨优质铜矿石、铁矿石装船运回日本,以便三菱重工、八幡制铁所等军工企业制造枪炮、舰船,维持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1943年10月,日本军部在南京下关龙江码头组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转运。大队军警在沿江实行戒严,码头港口一字排开停泊有12艘日本货轮,还有多达8艘的海军军舰担任护航,多门高射炮处于备战状态。须知此时日本败象已现,中美空军联合编队机群已多次对洞庭湖、城陵矶至汉口、九江、南京段江面上的日军舰队、运输船实施轰炸扫射。何炳贤随同汪伪军政首脑褚民谊、任援道、刘郁芬等前往下关龙江码头观看物资装运情况,以显示与日本主子“共存共荣、精诚团结”。


这回,日方竟将储存于通济门等三座粮仓的4.5万吨大米中的一大半划拨出来装船运走,而这些大米可是汪伪政权为保障“首都”供给、应付突发灾情而储备的。汪伪政府虽说百般不情愿,但也只有照办。那些日子里,何炳贤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他算是领教了日本主子的贪婪与凶暴。风晨月夕,他常在家中闭门不出,绕室徘徊,长吁短叹。



在日伪控制时期的南京,何炳贤内心一直很矛盾,他自奉廉俭,行事低调,较之那些作威作福、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官场同僚,确实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闲暇在家也只是欣赏欧洲古典音乐或粤调音乐,读读书看看报。他与汪精卫夫妇关系密切,常应邀去汪家吃饭聊天,汪孟晋、汪文惺兄妹几个都叫何炳贤为叔叔。而汪精卫的另一亲信,曾任汪伪政权外交部长、海军部长等要职的褚民谊则经常挨骂,弄得很没面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侵,席卷南洋,香港最先被日军侵占,8万英军战败投降。1942年秋,汪精卫召见何炳贤,表示有意向日方举荐何为香港管制区主席(相当于市长)。汪称这是出于为何考虑,因为南京上层人事关系太复杂,派系斗争又激烈,何炳贤倒不如回南方,坐镇香港,而广东又是汪精卫力量的大本营,势力较大。何炳贤考虑再三后谢绝了,慨然表示他愿意留在南京效力,“为汪先生分忧”,这令汪精卫更为感动。


侵华日军的疯狂搜刮造成南京、苏州、镇江等城市物资供应紧张,粮食已不能保证充分供应,贫苦市民尤感时日艰难,1943年底南京东关头、西水关、冶山道院等贫民聚居区已出现老人、幼儿饿死的惨象。日伪实行新闻封锁,严禁报纸报道,违令者出动军警查封报馆。何炳贤很感不安,他去那些棚户区作了访查,并将实情向汪精卫汇报。汪主持召开了伪中央高层会议,决定先向最高顾问影佐少将和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通报,在获得主子首肯后,委派专人前往山东、河北日伪控制区洽购山芋干、高粱等粗杂粮各5000吨,并设法在皖东八县调运稻谷3000吨装船运回南京,加工成米后以优惠价出售给市民。至于贫民家庭则由保甲长挨户登记造册,给予救济,每户不少于60斤。何炳贤担任救济工作总负责人,几次到发粮现场监督,他还以同样的方式适时解决了苏州、镇江等地的粮荒问题。客观地说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办了些实事。


1943年初,何炳贤征得汪精卫夫妇的支持,在城中百子亭翠明新村临街几间洋房里筹建了仁济医院,分设内科、外科等6个科,由原在上海开业的林开弟博士任院长。该医院以诊治贫苦市民为主业,免收挂号费,药费也只收半价。二十余名医护人员均为志愿者,他们供职于鼓楼教会医院,有固定收入,受南京***青年会派遣轮流抽空来这个小医院服务,只吃一顿工作餐。何炳贤利用自己担任过伪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兼秘书长的有利条件,商请该校几位尚有良知与同情心的将校抽拨出部分福利补贴费转投入仁济医院,以维持运转,他还几次捐出一部分薪水。那一时期,承受了日军制造的大屠杀的南京市民们以为这又是凶暴的日军和卖国汉奸耍的什么花招,但几个月下来,人们看到确有一些无钱治病的贫苦人在仁济医院受到良好服务,不免有些惊讶。何炳贤热心社会公益的举措让他少挨了百姓的骂,他内心中当汉奸的负罪感也多少得以减轻……


1944年初,何炳贤还计划在城南中华路一带筹办一所中等规模的专为贫苦市民服务的慈善医院,已呈文报请汪伪政权立项,但因受日军总部的蛮横干预而未能施行,其时汪精卫已死于日本,归葬南京东郊梅花山。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光复,汪伪傀儡政府作鸟兽散,何炳贤凄凄惶惶地随同以伪国府主席陈公博为首的一干军政要员经上海转道去日本暂行逃避,行前发表声明承认组织伪南京政府是错误的,他们愿意为这个卖国投日的决定付出代价。


不久,陈公博等人回国接受审判,才抵达南京就被关入看守所。何炳贤与周作人关在同一囚室,都换上了条纹囚服等候审判。那段时期,何炳贤的妻子及其三位子女沦为汉奸家属,早迁离了原住的小洋楼,在清凉山附近租住无水无电的茅草房,何妻获准每个月探监一次,带些排骨、香肠、干菜酸肉、奶粉等食物给何炳贤。有次她在送汤的热水壶下加了一个暗盖,内藏有她写的新闻和情书,顺利通过了宪兵和狱警的例行检查。后来,夫妇俩就一直借此壶进行秘密联系。何炳贤在回信中要求妻子以后多送些食物来分给周作人,说他在南京没有亲人,实在怪可怜的,何妻照办了。


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对汪伪大汉奸们实行的几次审判都是在南京朝天宫大殿进行的,吸引来上百名中外记者采访,旁听市民挤满了棂星门外的广场,气氛热烈。由于国民党当局置民生于不顾,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戡乱”战争,造成物价飞涨与社会动荡,而许多接收大员贪污腐败的恶劣行径更是令市民反感,以致在审判大汉奸的过程中出现了几幕令人诧异的场景。如汪伪第三号人物周佛海尽管也受到人们唾骂,但在作自我辩护时居然赢得一些人的喝彩,造成现场秩序混乱。何炳贤在受审时诚恳认罪,并再三低首鞠躬,请求宽恕,全场出现静默。审讯结束时,不少受过何氏恩惠的老百姓连同检察官的家属都涌到法庭争相作证,为何炳贤求情,请求轻判……结果,法官只判了何炳贤8年有期徒刑,而与何官职、地位大体相等的林柏生、褚民谊、江亢虎、梁鸿志等大汉奸头目不是被处以死刑,便是被判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重刑。很显然,何炳贤已受到宽大处理。家人和亲友们都额手称庆……1948年底,何炳贤被释放出狱,回家与妻儿团聚.那时市面上一片混乱,风声鹤唳,何炳贤一家五口身无分文,逃到上海,栖身在胞兄何炳德家。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何炳贤携妻儿南下经广州重回香港,住到母亲家里。何炳贤为养家糊口,日夜从事翻译,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结核,幸好遇上了在南京开办仁济医院时结为朋友的林开弟医师,此时林已当上香港广华医院院长,他及时伸出援手救济旧友,安排何炳贤住院,并给予免费医治……


何炳贤三个儿女都事业有成,其中以何弢最具知名度,1995年4月还被中国政府任命为港事顾问。1999年1月24日,98岁的何炳贤老人在香港寓所安详辞世,说他得以善终是符合史实的。何炳贤是一个见证了大时代的富有争议的人物,数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递嬗,这一段历史印记却未曾磨灭。何炳贤走错过路,其备受争议的身份处境让其内心背负了沉重的十字架。但无论如何,他的人生结局要好于其他“上了贼船”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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