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雄文——国共两党抗战期间若干真实表现的分析与比较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在历经10年的血战之后,开始北伐战争蜜月之后的第二个合作时期,红军换上老对手的服装,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配合中央军和晋军进行忻口战役。这是国共在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携手联合作战,此后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是在战略层面上对于国军的遥相呼应,是一次完全独立的作战行动。


战役期间,八路军以狡诈的战术技巧和勇猛的战斗决心,分别在日军的侧背实施山地伏击战“平型关”和特种部队夜袭战“阳明堡”,有力配合国军的正面战役。


对于“平型关”战斗的战果争议较大,歼敌数目从二百人到千余人不等。我个人采信歼敌近千人的结论,依据上有两点:一是毛泽东事后的反应,在最初给林彪的电报中,毛曾经很兴奋地询问能否再搞几次这样的行动,调动一下全国抗战的决心。如果仅仅歼敌两三百人,老毛当不至于兴奋如此。二是时任主攻旅旅长李天佑等人的回忆录,事后皆言因为日军抵抗激烈,八路军伤亡较大。


在如此有利地形上实施的伏击战,攻守双方的伤亡比率大致应该是持平。此时的八路军,都是万里长征筛选出来的种子选手,其军事素养和战斗精神都是中国军队中的一流水准,如果仅仅伤亡两三百人,李天佑等是不会如此痛心。


另外,出于宣传的需要,“平型关”的公关工作要比“阳明堡”做的好,国共两党一致猛吹海螺,最高的歼敌数字曾经达到万余,缴获品中甚至出现了战车。在中国特色上,国共确实是不逞相让,各有千秋。其实,以今天的眼光,“阳明堡”的成果远远大于“平型关”,二十架作战飞机的毁伤,对于国军的正面战场的支援要远远大于歼敌近千人的行动。


那时,国军的正面抵抗一败再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队的素质太低,最精锐的中央嫡系德械师在上海战区消耗殆尽之后,国军的水准基本上跌到近代化军队的程度,大部分时候,不得不采用死板的点线作战,依靠阵地战死打硬拼。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指责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过于拙劣,为什么不采用机动防御战甚至运动战去作战。


指望一个大部分的士兵都是抓来的农民,既缺乏训练,又装备不足的军队去打运动战,半路上大概就跑得七零八落了,因此,国军不得不在阵地战中,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阳明堡”的二十架飞机如果升空,将会给国军造成很大的伤亡。


忻口战役后,山西的战略要地基本失守,国军的战线被切割的零碎,曾经的国共两军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甚至在表面上都难以继续开展,于是,八路军就放单飞,自顾向战线后方的河北、山东等地穿插而去,正面战场上除山西贺龙的留守兵团外,主力都跑到华北敌后。


在平型关最初的冲动之后,毛先生当然也很心疼自己部队的损失,满打满算,自己只有三万来人的血本,再打几次“平型关”,就完了。大概从那时候起,毛就知道不能再跟在国军的屁股后面拼消耗,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


这样,东去的八路军,在行进途中,不断地分流,化整为零,如水银泻地,消失于民众之中。不仅国民政府的作战序列中再也找不到这一支“第十八集团军” ,就是中共自己,很多时候也不完全清楚自己手下的实力和分布状况。


分散开的八路军以营连为单位,在日军扫荡过后的战线后方的真空地带,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壮大武装,几百人的一只队伍,几年下来,就变成上万人的大军。等到抗战结束,细细一清点,计有正规军一百万,人口近亿,上百个根据地,并且大多集中在中国的中心地带和交通枢纽附近。


这就是毛先生的理论宝库中的一个法宝--人民战争,奇迹般地让共产党从生死存亡的边缘,成长壮大到三分中国有其一。这一招数,还有一个学术味道很浓的词汇:总体战。


抗战期间,国民党一直在攻击中共“游而不击”,而中共确实很难反驳这种说法。


8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组织的最大的战役行动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此次战役的大多数时间里也不过是扒扒破路、炸炸矿山、打一些数十人守备的小据点,并非是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的战役企图。战役的后期,因为日军以大队(营)为单位,在根据地疯狂报复,横冲直撞,彭气愤不过,组织陈赓旅等几只主力部队上万人,在关家垴合围500百人左右的岗崎大队,打了几个昼夜,居然没有全歼。


其后,日军对八路军在太行山总部的报复行动中,仍然是以大队为单位进行长途穿插和奇袭,八路军依然是难以正面抵挡日军的进攻,最后导致副总参谋长左权等战死疆场。这就是中日双方军队的实力差距,不是单纯依靠战斗意志能够弥补的。


那么,中共真的如国民党所形容的,除前期的忻口战役和“百团大战” 外,一直是在做壁上观吗?


这话看怎么讲,如果从师团规模的战斗而言,确实如此。象国军那样与日军动辄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八路军从来没有过,新四军甚至连歼敌数百人的战斗都是屈指可数。但是,这绝对不能推出,共军在抗战中毫不出力的结论。


如果八路军编入国军战斗序列,完全听从国府指挥的话,大概忻口战役战役结束,八路的番号就不用保留了,因为全拼光了。对于整个山西战役进程的影响是:迟滞日军对太原的进攻半月左右,给予日军杀伤数千人左右。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武装向敌后挺进,不仅在战略上是正确的,而且在战术上也是正确的。


在战略高度上,一方面有效的控制相当数量的国土和民众资源,使得日军的“以战养战”的策略遭遇极大的挑战和困难;另一方面,是充分发挥中共坚强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狂热的政治鼓动精神,最大限度地整合一盘散沙的民众,从而调动起其战争潜力。


在战术上,以八路军的装备和训练,是不可能在与日军的正面对抗中占到任何便宜的。记得“吕梁英雄传”里说,八路军跟鬼子拼刺刀,要三个对一个才能打成平手,这还是冷兵器之间的对抗,热兵器方面的差距更大。因此,打个伏击,摸个岗哨,炸个炮楼,扒扒铁路,埋个地雷什么的,那是拿手好戏,这些都是依靠游击战才能实施的手段。


再者,虽然八路军、新四军一般不怎么主动去橹鬼子的虎须,但日军也不能放任中共肆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活动,为保障自己的交通畅通和重要要点的安全,又要驻军,又要清剿,哪一样也少不了部队的运用。如果中共不在敌后反复折腾,国军的正面战场必将遭到更大的压力。


最近看一些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关中国军队的正面评价,对于国军是敬仰其下级军官的牺牲精神,对于八路军则是充满愤恨和恐惧:危险来自方方面面时时刻刻,搞得日军非常紧张。


因此,完全忽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中共建政以来,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三緘其口。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大陆上的人们,脑海中的八年抗战就是敌后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对于淞沪血战、武汉会战,长沙战役,常德和衡阳保卫战不甚了解。很多人第一次正面接触这一段史实,还是电影“血战台儿庄”,大概还是因为回归大陆的李宗仁是那次战役主官的缘故。


其实,国民党打的相当顽强,付出很大的代价。田汉歌词中的那句“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用来形容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一点都不过分。


有人总是指责蒋先生蒋保存实力,消灭异己。其实,很大程度上,这是偏见。在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中,蒋把自己嫡系部队中精锐的德械装备的师团,尽数投入了这场战役,最后基本上都消耗殆尽,哪里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也有人说蒋笨,不该在上海狭小的地域之内和日军拼消耗,让日军的舰炮和飞机大显神威。这也是事后诸葛亮的想法。当时,蒋的判断是,中国如果以一国之力对抗日本,结局毫无悬念是失败。因此,争取外界的支援,就是走向最后胜利的唯一一途。在上海这个国际都市狠狠地跟日本人干上一仗,让国际社会看看中国的实力,坚定他们出面调停的决心。即使真是蒋笨,也是笨在落后的战争观念上面,没有预计到陆海空立体战争下巨大的火力杀伤效果。


也有人贴金说,这是小个子陈诚的神来之笔:在淞沪地区主动挑动战斗,把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引向华东,把日军的进攻轴向由北向南变成为东向西,利用江南的水网地形迟滞日军的进攻步伐,不然,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马平川,拿下武汉,切断中国东西联络,那国民政府就难以撤退到西南大后方从事后来的抵抗了。


其实,日军在中国的冒险,是典型的“行动在理论前面”,早在“九一八”事件,就是关东军中下级军官立功心切,擅自主张,挑起军事争端。“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华北,一者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二者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刚到手的猎物,因此很希望和蒋谈判协商停战,没有急迫鲸吞中国的企图心。因此,蒋为保住武汉,把战火首先引向江南自己传统的经济政治中心区域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


蒋大概是以为打上一段时间,日本就会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停战,没有想到日本这头蛮牛一发威,竟然不仅要打掉上海地区的国军,而且毫不停顿地挥师挺进南京。这也是为什么南京保卫战的准备是如此仓促的原因,据说临战前国防工事的钥匙都找不到,因为,蒋可能没有想到战争的规模,会演变成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接下来的的徐州会战中,台儿庄战役终于绽放出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亮点,近乎歼灭日军轻敌冒进的一个师团。这场战役中,中央军、西北军和桂系通力合作,展现国难当头,民族一致对外的可贵一面。


其后,因为日军反应很快,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国军被迫四散撤退,一时间徐州往西的中原大地缺乏成建制的部队设防,蒋先生万般无奈,只好炸开黄河花园口,形成数百公里范围的黄泛区,阻止日军向华中进攻的势头。鬼子据说淹死千余,老百姓屈死无数。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中,国军在江西的万家岭一带,再次利用日军的轻敌冒进,合围并几乎全歼一个师团。这是八年抗战中的第二个亮点,国共内战中大名鼎鼎的张灵甫就是经此一战而成名。关于这个几乎覆亡的师团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该师团不是主力师团,其兵员主要来源是大阪的小商贩,被其他日军戏称为“商贩师团”,这么一个乙级师团,在南昌战役结束后,沿长江南岸向武汉的攻击过程中,居然被赋予在崇山峻岭中偏师迂回的重任,结果因为这一带的铁矿干扰,罗盘失灵而迷路,在大山里面转磨磨,终于,被国军抓住机会,集中十几倍的兵力团团围定猛打。说来惭愧,激战旬日而不能全歼,最后,其师团长带领千余日军在外围日军的接应下,逃出生天。


1938年底,武汉会战的结果,仍然是毫无悬念,即日军达成其全部的军事政治企图:肢解中国,把国民政府降格为地方政权,扶植汪伪政权,建立亲日的中国傀儡政府。


其后的几年内,日军基本上没有发动10万人规模以上的战役,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战略重点根本就不在中国战场上。


1941年,蒋先生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一反应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中国得救了。心思马上就转移到战后中国的局势上面去,那自然是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局面了。于是,保存实力,是首要的任务了。这一点上,毛比蒋聪明多了,早在37年底中日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已看得清清楚楚。当然,蒋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他是中央政府呢,肩上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他不得不抗。


因此,二次大战开始后,已进行四年中日战争的中国大地上,反而平静下来,基本上是,日军不进攻,国军也不进攻,双方各据其土,相安无事。后来,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之所以与总司令蒋介石闹到不可开交的程度,就是因为他气愤于蒋,只管伸手向美国要装备,却缺乏打击日军的主动精神。


日军在随后发动几场规模和目的都十分有限的战役,如长沙、常德、枣阳宜昌等战役,基本上是军一级数万人的规模。


国军在三次长沙战役中再次绽放一个亮点,挫败日军寻歼国军主力的战役企图,最后使得日军无功而返,双方回复战役前的姿态。这几次战役的总指挥薛岳,后来也忍不住吹了一个大海螺,称之为“天炉战法”,用军事术语说,就是保持两翼战线的完整,正面做机动防御,逐步消耗日军的进攻动能,最后的战场态势就是日军被国军三面包围。


日军在三次长沙战役没有占到便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军战役目的不明确,数万人攻城略地,还要寻歼国军主力,胃口太大;二是国军的战术对头,机动防御,不做正面战场的硬顶,使得日军的火力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但是,一旦日军下定决心,国军依然不能正面抵抗。44年日军为打通东北至南洋的大陆交通线,轻松击溃中原的汤恩伯部,一鼓作气,很快轻取长沙,直下衡阳。当然,坚城之下,在方先觉的第十军面前栽一个大跟头:衡阳血战四十八个昼夜方才破城。此前,余万程57师的死守常德16天,也让日军大栽其面。


尽管抗战中后期,国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与日军的差距,仍然相当地巨大。日军发动的以围歼第5战区主力的枣阳宜昌战役中,数万日军打得数十万国军团团转,最后急了眼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上火线,指挥手下不多的亲卫部队,以攻对攻,和日军打运动战,为协调调动周边的国军,拼命地四下电讯联络,最后被日军侦知其下落,合力围攻之下,张英勇殉国。


蒋先生得讯,痛哭流涕,后来还亲自去为张将军抬棺。当年,中日在华北的过渡时期,张自忠因为做过一段时间的北平市长,被国人痛骂为卖国贼,皆曰彼可杀之的时候,是蒋一力保护,后来又命其带兵打仗,谁说蒋不识人?


另外,国军的精锐师团,曾经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在昆仑关与日军血战一场,歼敌一个旅团,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除后期的湎北反击战之外,这大概是国军在抗战期间唯一一次的攻坚战。虽说最后的结果是国军攻克昆仑关,达到其战役企图,但是以优势的兵力,良好的战场态势,不亚于日军的装备(国军于此战首次出动了战车) ,敌我双方的损失实在是不成比例。


国军对日军作战完完全全地占上风的,大概只有44年在缅甸北部对日军的反击战。此时,参战的国军远征军,基本上是按照美军轻装师团编组训练的,其武器装备水平远在日军之上,攻坚和机动能力很强,再加上盟军掌握了完全的制空权,因此,国军第一次以很小的伤亡,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即使在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优势的湎北之战中,仍然出现为攻克日军千余人据守的松山堡垒,数万国军围攻月余,伤亡近万,方才得手的意外情况。


无论国军还是共军,在对日作战中表现不佳,原因虽然很多,不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日军的顽强。如果说,没有盟军的帮助,中国早就亡于日人之手了。如果说,日军在二战期间,是亚洲战场上最强悍的军队,大概也没有人反对。


自明治维新起,至太平洋中途岛海战止,日军鲜有败战记录,其英勇顽强的斗志,视死如归的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普遍的嗜血性,冷酷的纪律性,都是二战中绝大部分国家的军队所不具备的,不夸张的讲,当时世界上具备与日本一决高下能力的国家只有三个:德国、苏联和美国。就连老牌帝国英国,十几万人在马来半岛,也被骑着自行车的几万日军轻轻松松打得缴械投降了。


即使在战争后期,美军占尽优势,为对付在几个海岛上困兽犹斗的日军,伤亡也达到十数万人之多。要知道,那可是把日军按在地洞里面,用飞机、舰炮、地面炮火、火焰喷射器坦克、推土机不分昼夜地猛烈捶打的结果。


所以说,抗战前期国军打不过日军很正常,抗战中后期装备与日军相当,还是打不过日军也很正常,在装备强于日军的抗战最后几仗中,伤亡大于日军还是很正常,因为,还有一个士气和训练的问题。用一个现代词汇说是,觉悟不够,不知道为谁而战。


四十年代的中国,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在普通国人心中淡漠得很。


为什么日军的回忆录中,总是对冲锋在前的国军中下级军官充满敬意,因为印象太深刻,比比皆是。为什么军官要冲锋在前,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反作战原则的:军官如果首先战死,进攻就失去组织者?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如此,士兵是不会自觉冲锋在前的。因此,任何对于国军在抗战中表现拙劣的谩骂,都是对于死难者的极大不恭。


回首往事,国军以其极大的牺牲和勇气,无疑应该荣登抗战胜利荣誉之席的首座,共军以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无疑应该得到最大一枚的抗战胜利奖章。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作为,可圈可点,负起他们肩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不是蒋公,中国大概在38年就投降了日本,战后铁定是战败国中的一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是想都不用想的了。


但同时,蒋先生也为其抗战后期的短视付出代价:为保存实力而出工不出力的做法,使得他的军队缺乏在火线上与手中刚刚装备的美式军械磨合的机会,使得后起的军事将领缺乏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如孙立人和廖耀湘等,并且,大部分精锐部队龟缩在西南边陲,在抗战结束之后的与中共的对峙之中,处于非常不利的战略姿态。因此,如果说蒋最后丢失了大陆,除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之外,军队在抗战后期的不思进取,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内容于 2009-7-22 23:18:22 被中华铁血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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