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要加强经济安全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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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力拓间谍案让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瞩目焦点。凤凰网《大政经》原创专题,主持人刘海林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及纽约最高法院外国法法律顾问关安平探讨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以下是原文实录: 从右至左依次为特邀主持人刘海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纽约最高法院外国法法律顾问关安平先生 现状:五大层面令中国经济安全被层层入侵 国家的经济安全如何被层层入侵?一般情况下分为五个层面的影响,对国家市场占有;对国家资源占有;对国家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国家财富

力拓间谍案让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瞩目焦点。凤凰网《大政经》原创专题,主持人刘海林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及纽约最高法院外国法法律顾问关安平探讨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以下是原文实录:

从右至左依次为特邀主持人刘海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纽约最高法院外国法法律顾问关安平先生

现状:五大层面令中国经济安全被层层入侵


国家的经济安全如何被层层入侵?一般情况下分为五个层面的影响,对国家市场占有;对国家资源占有;对国家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国家财富再分配的影响;最深层次的影响,则是对国家经济决策权的影响,力拓案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而且因为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


刘海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大政经》系列节目之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挑战:经济安全”。今天我们请了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题目的探讨。第一位嘉宾是江涌先生。


江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江涌,我个人的研究领域就是经济安全。


关安平:各位网友你们好,我在外贸领域工作多年,现在是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外国法律顾问,所以今天能够跟网友聊这个题目,我很高兴,谢谢。


刘海林:关于力拓案,现在媒体报道地非常多,但大多数媒体报道在提到经济安全问题和经济间谍问题时,都把这两个概念等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首先重新界定经济安全问题的定义,以及它和经济间谍案件之间的关系。


关安平:如果说经济安全是一个森林,那么经济间谍可能是一个小草。


江涌:我认为这个类比很准确。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不是虚的,它由个人和企业,和一个个相关的主体构成。它们利益的维护和有效的保护,从整体上来说,就是在维护国家的安全。


刘海林: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经济间谍是经济安全问题的一方面。


江涌:对,我前面谈过的国家安全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国家主权,经济主权的层次,就是政府的决策是不是能够独立,立法是不是能够独立,这是最高层次,宏观层次。第二个是产业层次,就是各个产业它的安全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各个行业是否能够稳健的运行,持续的发展;第三是企业的竞争力是否能够得到持续,能够得到提高。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是不同层次方面的问题,此次的力拓间谍案至少在两个层次上威胁到了中国的经济安全。一,它伤害了中国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它这种做法是不公平、不道德的,同时也是违法的;二,对我们整个行业产生了影响。我还了解到,相关人员还试图获取更高的机密,所以说力拓案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商业间谍案,它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刘海林:经济安全是一个战略方面的问题,它涉及到五大主要方面:第一、对一个国家的市场占有;二、对一个国家的资源占有;三、对国家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影响;四、对国家财富再分配的影响;五、也是最深层次的影响,就是对国家经济决策权的影响,力拓案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而且因为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


中国目前已进入经济间谍高发期


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间谍高发期,国际间竞争常常采取非常手段,中国如何应对?


江涌:对中国来说,这段时期,还有未来一段时期应当经济间谍高发期,为什么?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在经济技术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在迅速缩小,而且在电信、网络等相关技术方面,还有农业技术方面我们可以说个别领域是领先的。我们的的竞争对手肯定要追赶,那就要采取一些非同寻常的手段。


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市场,作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商家特别是一些500强的企业,在争夺市场上面非常激烈,激烈的争夺当然就肯定伴随着商品竞争后面巨大的信息流的竞争,这个信息流的竞争,中间就有相应的谍战。这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结果。


德情报部门研究:国家安全开支中超50%投入经济


德国最高情报部门的研究报告表明,世界的几个主要国家,其国家安全开支中用于维护经济安全的开支比例就超过了一半,由此凸显出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当中的重要地位。


刘海林:经济间谍本身有两个层面: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企业之间的一种竞争属于战术层面,它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竞争对手的重要信息,战胜你的竞争对手;还有一个战略层面,战略层面的经济间谍,可能说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安全问题。


江涌:有一本书叫《经济杀手的自白》,里面谈的就是谈到国家对国家的谍战、战略。


刘海林:我想从力拓案来说,所涉及的就不是战略方面的问题了,战略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涉及到其他国家从对一个国家的市场占有,资源占有,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以及财富再分配,最高就是国家经济决策权的影响,就是经济安全问题,力拓案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而且因为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两位嘉宾,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在国家安全中占据什么地位?


江涌:国家安全我们理解的就是军事、国防、政治、外交,这是我们理解的传统安全概念。但是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意义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有极大的丰富。特别是随着各国的经济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经济领域对国家安全影响就越来越大,现在国家安全更广泛的包括了非传统安全概念中的一些内容,当中就包括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有人说是核心地位,我最新拿到一个数据,来自德国的最高情报部门,这个数据表明当前的几个主要国家当中,安全开支中用于防范经济安全的比例就超过了一半,由此凸显出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当中的重要地位。


影响:经济安全失守将令三十年财富积累人间蒸发


如果中国经济安全失守,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专家认为,印度尼西亚是活生生的案例--即将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前夜,辛苦积累几十年财富人间蒸发。经济安全失守以货币危机开始,继而发展成为整个金融危机,再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到政治危机,政权更迭,苏哈托从民族英雄变为阶下囚;最后到国家危机,国家分裂了嘛,教训非常深刻。


刘海林:如果经济安全涉及的问题这么广泛、深入,经济安全问题如果我们再没有足够的重视,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对我们这个国家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江涌:从力拓这个案子看,仅从表面看,商业间谍案让咱们多花了7000多亿。这7000多亿我们能干多少事情?所以我们说经济安全直接关系到财富的分配,财富增长不是目的。小平同志讲是“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我们竞争力的增强,这才是关键。我觉得如果对经济安全漠视,不够重视的话,那么给中国不仅是经济的增长,民生的改善,社会的发展,乃至于国家的崛起,都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现在我们从近些年来发生的这些案子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关安平:我的看法,比如现在在这次的经济危机当中,我们的人民币都要国际化,那损失就更大了,流动性这么快,如果信息先出去,那就像把钱都白送给人家一样。实物贸易它有一定的交货程序,付款程序。如果人民币这样国际化下去,没有经济上一定的经济安全保障,就等于全把钱送出去就花了,所以就更为严重。


另外就是二元制经济的改革,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最后、最难的关头。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里面夹着一个经济安全问题,你怎么能够把经济安全的制度配给上去,才能彻底的使人家既承认你是市场经济国家,同时你又保护自己的经济安全。该开放的经济信息我开放,不该开放的经济信息,我不能给你随便地讲。我们现在报的这些问题,已经到了最严重的程度,现在再不重视,整个民族就失去他存在的价值。


江涌:我补充下,东欧国家在10年前的金融危机当中损失惨重,就是因为不重视经济安全、忽视经济安全导致的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说到太远,像东欧国家,拉美国家离我们远了一点。东南亚金融危机,周边国家,是我们的近邻,金融危机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这些国家的老百姓,辛辛苦苦撅着屁股干了几十年积累的财富,都快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进入这个水平,但是一场金融危机一来,财富一夜之间就蒸发了,什么叫蒸发?就是席卷走了,很惨。


所以我们看,别的不说,你看印度尼西亚,一场金融危机,他是从货币危机开始,货币危机到整个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到政治危机,最后到国家危机,政治危机就是政权更迭了,我们看到苏哈托从民族英雄到了阶下囚,后来到国家危机,国家分裂了嘛,独立的独立了嘛,教训非常深刻。


我觉得中国一旦要发生这种状况,后果不堪设想,我觉得是什么后果,比如有的学者就提出说,每个大国的崛起都要有经过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到现在没有经过大的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所以中国很难成熟,要成熟的话要成为一个大国强国,必须要有危机的洗礼,我觉得这个话非常危险,而且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因为中国的国情是不一样的,中国有一系列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民族、宗教矛盾,还有你看新疆这次你就知道,西藏这些问题,还有一些敌我矛盾掺杂其中。一旦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十有八九是印度尼西亚的命运,甚至比印度尼西亚还差。所以我们说要加强对经济安全的要求,这个话是说,你中国可以做经济危机实验的,这么一个强健的体魄,这个话就是对经济安全缺乏一个深刻的了解,没有从战略高度来进行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一场金融危机,包括力拓这些案子,我们说媒体应当增强这方面的宣传,让老百姓有这样一个经济安全的意识。


刘海林:可以这样说,经济安全问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说它会大大的减少我们国民的财富。从国家层面来说,实际上就会大大削减国家的国力。也就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可能会因为忽视经济安全问题而毁于一旦。


金融领域安全失守令股民财富流失


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矿产资源产业,都是中国经济的高危领域。而金融产业更是高危中的高危。此前中石油海外上市因为经济安全失守令中国股民损失千亿,中国更需要完善制度保护中国经济安全。


江涌:矿产资源领域一个高危领域,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了,还有就是中国领先的一些高新技术领域也是高危领域。同时我们注意到现有的国有企业集中的领域应当说是一个高危领域。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很大的组成部分,它手里掌握了很多资源。这个资源就是很多它的竞争对手垂涎欲滴的。而我们国有企业它目前有一些管理措施,包括对商业机密,它这个管理机制上面有很多漏洞。比如说国有机制它管理层很长,层次很长,管理起来有很多环节,这些环节越多的话就越容易泄密。还有一个我觉得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领域就是金融领域,金融领域肯定是高危之高危。我们知道如果在商业领域通过经济间谍获得情报到最后获益,他还有一个长串的过程,需要情报分析,加工分析,情报转移,商场上进行谈判,拉锯战等一个长串的过程,但在金融领域不一样,拿到一个信息之后,股市一个涨停版,一个跌停版,千亿、万亿的财富就这样流失掉了。所以金融领域是更可怕的,高危之高危的领域。


刘海林:江博士讲安全问题和财富流失让我想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经济安全意识的缺乏导致的财富流失,你特别提到了金融领域。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很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金融领域当然发展也很快,但相对于国外的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金融领域里的财富流失,应该是有很多明显的例子。比方中国的股民都知道中石油,一方面中石油在海外上市所拿到的钱与在海外股民所分配的利润不成比例;另一方面中国股民在中石油上的损失和他们的贡献也很不成比例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第二个你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提到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经济安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外部原因可能也有很多内部的原因。所以内部的原因可能造成了经济的不安全,所以你刚才说的国有企业的体制是问题之一。前两年其实还发生过大家都非常知道的一个案件,就是商业部说的郭京毅案件,它虽然不是一个间谍案,但实际上他直接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安全的问题,影响到了政策的决策。


国民财富与GDP增长严重不成比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过去几年超过10%,但中国人均30年积累的财富不到美国的一个零头,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美国人均财富积累接近15万美元,但中国却只有两三千美元;与此同时日本从1955年,1956年到1973年,18年的增长令他的人均财富就赶超了美国。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中国应该警惕因经济安全失守造成的财富流失。


刘海林:经济安全不单单是一个间谍的问题 ,经济安全实际上涉及到的层面很多。比方说就力拓案这个事本身来说,它不是一个企业对企业的行为,是对一个行业的控制,乃至是对一个国家的某一方面的控制。我也看到很多材料,力拓通过掌握了我们的钢铁行业的生产情况、对铁矿石的需求,以及我们铁矿石在我们国内各企业之间的贸易情况。单单凭这个,它就可以拿走我们7000亿,这么巨大的一个财富。这个7000亿我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企业之间的事情,它是对国家的一个行为。谈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到了在矿产资源方面还有一个经济安全的事例就是稀土。稀土矿产是在航空航天领域很重要的资源,本来是我们国家富有的方面,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稀土出口被其他国家很便宜的占有了。


经济安全问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全球化以后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国外的资源,其他国家可能也需要我们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来把握经济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其中市场占有问题,资源占有问题,还是财富再分配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最高层面是一个经济决策权的问题。


江涌:我个人理解,你刚才说的几个方面,都是我们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些紧迫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祖国的目标、目的,小平同志说的很清楚,就是要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但是现在我们中国遇到很尴尬的一个状况,就是咱们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造成这样一个状况,它不仅涉及到(矿石行业),各个领域都是这样,诸多领域都是这样。它不仅涉及到市场上面的定价权、话语权这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它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因为价格后面就是利润,利润后面就是财富的分配。所以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发展,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有一个数据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接近10%,近几年都超过10%的增长,我们积累的财富,30年积累的财富不到美国的一个零头。与此同时当初日本从1955年,1956年到1973年,它18年的增长,它的人均财富就赶上了美国,超过了美国,现在已经在世界是遥遥领先的。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中国这么快的增长但是国民的财富就是那么的少,不及美国的一个零头,只有人均几千美元,这是联合国一个统计数据。2007年它是接近15万美元,中国就是2000美元,3000美元的样子,就是这么的低。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的财富没有跟GDP实现同比例的增长,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富大量的流失。刚才你讲到稀土,稀土本来是个战略资源,中国有绝对的优势--80%多的稀土在中国储藏和输出。但是目前中国的80%的稀土作为商品在卖,而且还拿不到一半商品的利润,大家在恶性竞争。日本把中国的稀土大量的储备、存起来,相关专家说像这样卖下去的话再过10年,中国就要从日本进口稀土了,到时候日本还不见得卖给中国,因为它是战略资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很多人对经济安全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认识不到位的时候,就很难去防范它。第二,即使有认识,但是不愿去面对,比如说稀土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但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黄金的问题我们是认识到了,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措施,但其他的很多战略资源。由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还有集团利益,他不愿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恶化,这是我的理解。


警惕:华裔双星访华:美新能源政策蕴含“杀机”


此次美国派出两位华裔部长同时访华,主要任务就是推行美国的新能源政策。从抵制《京都议定书》,到现在奥巴马政府提出新能源政策,显示出美国负责任的态度。但同时,围绕“气候变化”这种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制定的全球游戏规则却也会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无法跨越的壁垒。美国的玩法一向是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国会举着大棒,政府送给了胡萝卜,通过了华人送来了胡萝卜。


江涌:从抵制《京都议定书》,到现在奥巴马政府提出新能源政策,参与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也显示出它的一个对国际、对全球,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也注意到当今的国际很多博弈就是围绕这种议题,这些议题都好像是一些共同的议题,也是好像大家都能得到益处,未来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议题来进行,来玩这场游戏。就是参与游戏的人,大家都想得到好处,大家本来都期待能得到好处,但是玩到最后的时候,得到好处的总是那么几个。


关安平:还是少数。


江涌:还是少数,玩着玩着就被玩进去了,是不是,我觉得这里面我看到的一个资料,比如说中国,像美国的碳排放技术,就是碳捕获的技术是很厉害的,碳技术的捕获。它要现在向中国推销这个技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发电厂,高能耗的排放,排放的时候需要碳捕获,当时我看那个材料,就是说捕获的成本非常的高昂,就是捕获一吨碳的成本是60欧元,中国的企业承担不起。


关安平:不可能承受。


江涌:不可能承受,就是说我一旦接受的话,这个对中国企业是巨大的包袱,中国工业化的门槛很难迈过去,你这个社会的发展,中国你想步入现代化,首先你迈不了工业化的门槛是很严重的问题,工业化第一道关必须要过,第一道题必须要做。目前美国,你看到它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国会通过了碳关税法案。这个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是蕴藏着杀机的。


关安平:这个是跟当初谈知识产权几乎是一样的。我估计它的规模和对中国企业将来产生的杀伤力,可能会跟知识产权几乎一样。想想当初它为什么必须谈知识产权?


江涌:你看这就很清晰了,美国的玩法很清楚了,美国的玩法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国会举着大棒,政府送给了胡萝卜,通过了华人送来了胡萝卜。


关安平:对。


江涌:目的是什么?很清晰,请君入瓮。


关安平:对,一旦承诺就完了。


江涌:对,这个是暗藏杀机的,接受了它的建议,跟它在这个方面展开全面合作的话,如果中国又没有自己的底牌的话,对中国来说未来是非常被动,我觉得比知识产权杀机还要大。


刘海林:我觉得客观的说,中国30年发展很快,但是整个工业化经济发展,跟美国所处的完全不是同一个阶段,所以它现在用这种你不得不接受的课题,全球的气侯变化、减少污染这个课题,让中国不能推辞,因为你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如果实施起来,第一对于两国的成本完全不一样;第二实际上对你经济的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影响是非常大的。同样的课题在不同的情况下,对美国是一个向前推进的作用,对我们可能就是一个阻碍作用,所以这实际上属于经济安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会影响你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


江涌:从战略角度来说,对于人来说,我们常常说损人不利己。但是国际博弈中损人就是利已,因为你是一个挑战者,把你挑战者给干掉,对它战略来说,它当下没有得到好处,它获得战略的好处。


刘海林:对。


警惕:外媒借力拓案丑化中国投资环境


澳大利亚政府发出强硬声明,将“力拓案”演变成为政治事件,外媒更借机丑化中国投资环境。


刘海林: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牵涉到一个国家之间的利润,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力拓案发展到今天,趋向越来越明显。澳大利亚政府发表了很强硬的声明,很多外国媒体就这个案件也已经进一步丑化中国的投资环境。


江涌:这次反而是澳大利亚把力拓案这个问题泛政治化。而且它现在的做法是拉拢一帮兄弟来,一起来打群架,一起联合制裁中国,来抹黑中国,说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所以我觉得这次是澳大利亚一方缺乏冷静,它把这个问题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美国防部模拟经济战争:美国赢俄国输中国最受益


除了常见的军事战争之外,美国国防部开始了用计算机模拟经济战争的新实验计划,不久前结束的首次计算机模拟战役结果公布,美国赢,俄罗斯损失最大,中国则成为最大受益方。


江涌:安全其实也是一个产业,经济安全是一个大产业。我们现在处在“后危机时代”,主要国家现在已经抢占这些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而其中有一点就是安全产业。目前美国国防部底已经建立了一个网络司令部,这个网络司令部在建设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投入。一方面是在维护美国的经济信息安全和其国防安全,但同时这笔投入也覆盖了一批相关产业,未来将茁壮成长为经济力量。我们知道本来互联网就是起源于国防部。美国不仅把安全认为是一个投入,同时把它当作一个产业来经营,来很赚钱。


刘海林: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点,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计算机模拟实验,独特之处在于,这个实验的主题不是美国常见的军事战争的模拟实验,这次进行的是一次经济战争的模拟实验,这场经济战争模拟实验的主办方是谁呢?是美国的国防部,美国国防部模拟了一次世界发生的经济战争,主要的参与方是中国、俄国和美国,当然这个结果当然是美国赢了。


江勇:好莱坞片子都这样。


刘海林:实验结果是俄国人受到的损失最大,中国人得益最大,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安全已经上升到了跟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应对:国家经济决策权不能被海外利益集团影响


要保护经济安全,中国不能再做别人形容为“钱多人傻”。为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美国甚至专门成立了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完备的法律及经济安全机构,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保证。


江 涌: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中国经济安全进入“红色警戒”阶段。比如说我刚谈到在宏观决策层面,我们的一些大的政策包括立法都受到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显的。你国家的决策,你决策的时候受到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没有反映自己国家的利益了、自己老百姓的利益了、自己企业的利益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而境外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法律化,他们的利益政策化。


关安平:超前化。


江涌:这是很严重的,在决策这个层次,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决策出台之后往往变样了,老百姓不拥护你的政策,最终到结果的时候是相关利益集团,甚至是境外利益集团获得了利益。


第二个,在很多产业领域里面,我们的确也亮起了红灯。我们说能源、资源、金融,制造,特别是一些装备工业制造还有一些相应的高新技术产业,都亮起了红灯。在企业领域,我们很多高新技术产业、资源型企业还有一些流通企业、流通商业企业,大量的大卖场到中国来,大量的群体开业把中国的商业零售都打得稀里哗啦,很惨。这些领域我们都面临着一些困境,亮起了红灯。


说到防范,我觉得首先要有一定的安全意识,你意识不到你怎么来防范它?当今各个国家都在加强防范,发达国家也在加强防范,中国要高度重视这一点,要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政府要意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要强化一系列的机制建设,机制建设我觉得首先要有相关的法律,要立法。你看美国一系列的法律很细致,而我们这一次,澳大利亚方面那些政客指责中国的时候,由于我们相关专业法律的欠缺,结果容易为别国的某些政治操弄、操作……


关安平:提供了方便。


江涌:提供了一个口实,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个方面立法。另外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为了保护它的国家安全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我们知道它在1917年就有《反间谍法》,到1947年的时候《国家安全法》。它在《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后又不断修正,因为美国一旦发现它有漏洞,国会马上就进行修正,出台一个个修正案,我也记不清它修正了多少次了。


到全球化盛行的时候,美国就在它修正不足以弥补它这个方面漏洞的时候,它重新立法。比如1996年它有一个《反商业间谍法》就出台了,很有力量,它堵塞这个方面的漏洞。到新时期,它借用反恐之名又搞了《爱国者法案》,它又出台了,又弥补了相关方面的漏洞。后面因为主权财富资金的崛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崛起,这些企业到美国去并购,它又搞了个《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基本上没有什么漏洞可以给你钻,在法律上它是非常严实,这是法律。中国在这个方面,很多领域我们也在完善,但是行动太缓慢了,没有专业的法律。所以要立法,法制社会要有法可依,这非常关键。


第二,我觉得这时候应当是有机构相应的管理,有机构没机构大不一样,我们看看在美国它相应的机构是庞大的一个机构。那么在政府部门它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当委员会主席,底下有中央情报局,它安全委员会的权威在全国非常的高。在国会层次它有相关的委员会,比如说有外国投资与审查委员会,各种审查委员会。针对中国还有一个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门针对中国的。


另外还有它的国防部有国家安全局,当然它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我们讲还有一个联邦调查局,非常活跃,权限又非常大,所以它法律机制方面非常的健全。我们中国在这个方面,我们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不够、远远不足。应对这个全球化的、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美国在这个方面相对来说这个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还有大众的群防意识比较低。这么多年来我们只强调国际接轨,拥抱全球化,搞国际分工,刚才讲很多一些情报人员,外国的情报人员,曾经让我们高官,部门的高官、高管的座上客。请进来,我们不仅不防,还请进来,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请进来的。不说别的,还说金融领域,像投行它给我们搞投资咨询,给我们搞咨询,不仅是机构搞咨询,政府部门也让它去咨询,我们评级机构给我们搞评级,审计机构给我们搞审计,特别是审计,审计基本上是底朝天的,基本上审计过后,没有秘密可保。


应对经济“红色警戒”要注重制度建设


刘海林: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到了一个“红色警戒”阶段?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关安平:我是觉得首先一个超前性,什么叫超前性?这个超前性有多重含义,包括制度配给的超前性,也包括对超前性经济信息的捕捉。老的外经贸部国际贸研所具有传统的预测能力,但是这些年都被荒废了,不重视,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五十年代部长要做决策时,要听贸研所拿出一些意见,包括重大的购买或者是我这个战略物资能不能卖,卖多少钱?这些定价都是要听专业人士的意见。现在很多“拍脑门”决策的现象很可怕。这种对于经济信息捕捉的充分性和决策的超前性,要值得把它作为金矿一样重视。现在国家有这个能力能做软件建设的时候,为什么不搞呢?


所以就第二个问题“可行性”,目前国家完全有这个经济能力,把这个钱用于搞这些软性的基础建设,不要让这个研究工作流于形式。现在有财力了我们光去投公路有什么用?实体经济在下滑,你投公路它也不上路,路的使用率还是很低,为什么不拿钱做这件事?能不能透过这个案件,引起一个觉醒?振聋发聩的这样观念的转变,这个最重要。如果没有观念的转变,甚至没有领导人观念的转变,都没有用。我们在制度方面有太多方面需要做。


借鉴:历史上德法英美的国家级经济间谍战


经济全球化让经济间谍空前活跃,但经济间谍历史上早已有之。早年相对落后的美、法、德就曾纷纷向工业领先的英国派出国家及经济间谍。为获取工业情报,甚至不惜捕获英国的技术工人。


江涌:从历史角度来看,国家之间互派工业间谍或者叫做商业间谍的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从历史上看,当初的德国、美国、法国都跟英国之间展开过间谍案。当时英国经济领先,其他国家与英国之间的工业间谍战非常激烈,当时工业间谍战的时候,英国努力维护它的技术、工艺。但是这几个相对后进一点的国家,它要获得这些技术,这些工艺、这些设备,就要采取商业间谍或者工业间谍的做法。做法形形色色的,用利益诱惑是一方面,他还捕获对方的技术工人;或是想很多办法把机器设备偷过来等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种商业间谍案在历史上很常见的。一直到今天经济间谍、工业间谍也层出不穷。比如前一段时期一个典型的案子,就是德国和美国的汽车间谍案,还有法国和美国之间的飞机间谍案。


历史上,经济安全的概念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从日本开始。日本这个岛国人多地狭,他除了硫黄、磷以外,别无藏物,所以它危机意识非常的强。正因为有这个强烈的危机意识,所以它正面的就是安全意识也很强。所以它最早提出经济安全这个概念,它不仅提出来,而且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进行落实,不仅政府保护经济安全,民间也在做,政府和民间一起来维护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所以它不仅在理论上,还在政策层面上,在实践和理论推广上落实国家安全的概念,最后把这个概念推向了世界,所以很多国家纷纷效仿、学习日本的做法。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历史发展的基础不同、文化不同,对安全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各个国家对经济安全的理解不一致。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是都有基本的原则。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经济间谍的案件。商战要知己知彼,竞争对手间就必然去获取对方的经济信息。2009年07月21日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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