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前妻蒋碧微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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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画蒋碧微的素描


摘自《蒋碧微回忆录》 蒋碧微/著

对于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事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咯血不止,我们请王苏宇医师为他诊治。稍微好了一点,于是决定送他到牯岭普仁医院疗养。5月7日,母亲陪他同行,我们送到码头,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同年暑假,我们到宜兴避暑,住在西氵九边程老先生的学生们为他所建的“雪堂”。三个多月以后,8月19日,聪明好学的丹麟终告不治,病逝庐山。噩耗传来,徐先生立刻赶到牯岭,帮忙母亲料理丧葬事宜。办完丧事,再陪母亲回到宜兴;我因为这时静娟姑母也病得厉害,所以便留在宜兴侍疾,徐先生则在开学前独自返回南京。到了11月初,姑母病重,父亲赶回来照料,延到15日,她老人家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她和丹麟弟的逝世,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没有理由怀疑徐先生会移情别恋,我想可能是他急于要我回家,所以才不惜写这样的信,因此我仍然等到姑母落葬以后才动身。


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天才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


徐先生毫不隐瞒地告诉我: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一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她一开始作画,就获得了徐先生的特殊青睐,赞赏有加。当我在宜兴的时候,他约她到家里,为她画像,有时也一同出去游玩。有一次正在作画,孙韵君忽然提起她的身世,她说她父亲原是孙传芳的秘书。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孙传芳军队土崩瓦解,全部溃败,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因此他们的家庭一直笼罩着痛苦与不安。徐先生并且承认:他听了她的话很受感动,曾将双手按在她的肩上,告诉她说:“无论如何,现在有一个人在关心你!”于是吻了她的额头。


我听了他的话,犹如焦雷轰顶,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一时无法遏止悲痛的情结,于是就哭了起来。徐先生连忙安慰我说:“你已经回来,我想以后再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他并且郑重地向我承诺,让我们设法到外国去。但是,谁又想到,这一件事竟从此把我推入痛苦无边的黑暗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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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觉察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因为他初到南京时,中大曾经在艺术系给他预备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他一直保留着,后来就做了他的画室,学生们当然也常到他画室里请教。但我明明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每一个女人都会有敏锐的感觉。


有一天,盛成先生陪着欧阳竟无先生到我们家来拜访,坐谈之下,欧阳先生提起想要参观徐先生的近作;徐先生便请他到中大画室去,欧阳先生也邀我同行,我没有理由拒绝,就陪他们到了那里。一进门就感到非常惊异,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两幅画:一幅是徐先生为孙韵君画的像;一幅题名台城夜月,画面是徐先生和孙韵君,双双地在一座高岗上,徐先生悠然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中,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


台城,是南京的名胜之一,和鸡鸣寺毗连,登临其上可以远眺玄武湖全景。我看到这两幅画摆在那里,未免太显眼了些,趁着他们在看别的画,暗中将它们取过,顺手交给一位学生,请他替我带回家里。回家以后,我把《台城夜月》放在一旁,孙像则藏到下房佣人的箱子里面。我并且向徐先生声明:“凡是你的作品,我不会把它毁掉,可是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这幅画最好不必公开。”徐先生听了,也就不便开口向我要回去。


但是,以后只要我不在家,他便翻箱倒箧地寻找,却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后来抗战军兴,我们一家都逃难到了重庆,佣人当然不会把这幅画像带走。胜利回京,家里的东西都已搬空,不知这幅画落入何人之手。至于那幅《台城夜月》,是画在一块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自动地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这幅画,我曾亲自带到重庆,三夹板上裹上层层的报纸,不料被白蚂蚁蛀蚀,我又请吴作人先生代为修补,妥善地交给了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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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的时间,都在痛苦煎熬之中度过,我们两夫妇本来就没有什么话可谈,如今更是分外的疏远。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儿子女的责任,迷途知返,何况师生相恋,在当时那种环境,又怎能得到别人的赞成和同情?我想我只要竭力地容忍,也许问题自会圆满解决的。然而却没有想到,到了第二年暑假,我得到消息,孙韵君投考中大艺术系,竟以图画一百分的空前成绩,获得录取。我一听之下,立刻便有大祸临头的感觉,因为孙韵君考进中大,一念便是四年,这四年里他们朝夕相处,是不是会发生什么问题,谁都不敢预料,这时候我才明了不能再期望奇迹了,我决定向徐先生表明态度。


当天,我向他说:“你和孙小姐的事情发生之初,你曾亲口承诺,让我们设法再到外国去,现在,我请你实践诺言:辞职,出国。”徐先生听了非常的生气,但是他有言在先,无话可说;只好写了一封辞职信,交给我,意思是要我去送给当时中大校长朱家骅先生。


当晚,旅法时期的好友郭有守先生请我们吃饭,因为他刚和杨皙子先生的女公子在上海结婚,这天回到南京来欢宴亲友。我们虽然心情不好,但是这个宴会却不能不参加。郭先生请了两桌客,记得我和徐先生是分桌而坐的,吃到一半,徐先生忽然向邻座说他胃痛,要先回家休息,便不声不响地走了。我一转眼就看不见他,忐忑不安地坐到终席,时间已经八点多钟。谢寿康和徐志摩两位先生自告奋勇送我回家,徐志摩先生还买好了车票,当晚就要搭车到上海去的,我请他不必送我,但是他坚持不肯,他说他要顺便看看徐先生,他的胃病好了没有。


回到家,佣人刘妈迎上来,劈头就告诉我们说:先生刚才回家,拿了一只小箱子,装些衣服什么的,一句话也没说,下楼就走了。


我们三个人听了,不禁相顾愕然,他正在胃痛,为什么又匆匆地离家出门?还带了箱子衣物,他会到哪儿去呢?


研究讨论了半天,仍旧是毫无结果。这时候徐志摩先生急于要到下关赶车,他只好先走,留下谢寿康先生陪我,谢寿康先生越想越不对,便正色地问我:“碧微,最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颓然地坐下,默默沉思,自从徐先生和孙韵君有了不正常的感情以后,我咬紧牙关,忍受着生平最大的痛苦,不在人前透露片言只字,不使亲戚朋友看出破绽,以我明朗爽直的性格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爱护徐先生;万一这件师生相恋的新闻传开,对他声名的打击,一定会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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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事态愈演愈烈,徐先生的行动更进一步地超出常轨。谢先生是我们倾心相交几十年的知己朋友,他紧紧地追问,使我再也无法隐瞒,我只得把一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向他和盘托出。


谢先生听完我的叙述,非常惊骇与着急,他说当前最要紧的事,是把徐先生找回来。他猜想他一定去上海,于是他请我跟他赶到下关车站,因为那时候到上海的夜车还没有开。


怀着焦灼慌乱的心情,急急忙忙地赶到下关车站,谢先生买了两张月台票,夜快车升火待发,旅客们纷纷登车,我们也攀上车去,从最后一节车厢,一直找到最前面,可是没有看见徐先生。无可奈何,谢先生又把我送回家里。


第二天下午,谢先生乘五点钟特快车,到上海直扑邵洵美家,果然被他找到了徐先生。谢先生立即打电报给我,让我安心。原来徐先生料准家里会找他,所以他在下关车站附近,住了一夜旅馆,第二天才坐早车去上海。他到了上海,立刻写给我一封信,信上说:他默察我,近来唯以使他忧烦为乐,所以他不能再忍受;他说:“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两儿由你抚养,总之你亦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我接到了这样的信,除掉悲伤痛心而外,实在想不出什么挽救的办法。这时谢先生知道一时难以劝徐先生回京,因此便提议:趁着暑假,不妨到庐山牯岭陈散元先生府上,小作盘桓。


在这时期,陈登恪先生和谢寿康先生,经常和我通信,让我知道徐先生在牯岭的一切情形。


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为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的希望。转瞬间十多天过去了,暑假将尽,中大就要开学,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地问徐先生:“现在怎么办呢?”他竟怏怏地回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就这样,我们算是一齐回到了南京。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徐先生的恋爱事件发生之初,他心里未尝没有歉意,他曾经很郑重地向我表示:“我从来没想过要跟谁离婚,要跟谁结婚!”但是渐渐地,他终于无法克制自己,任由泛滥的情感一天天地发展,到了最后阶段,“自以为是”的观念牢牢掌握了他,他不觉得自己的心理行为有变化,反倒认为是我在吃醋捻酸。


这次回南京,孙韵君已正式成为他的学生,他逢人便宣扬她的天才和智慧。由于他自己都毫不隐讳,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会,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便不胫而走。许多小报绘声绘影,譬如当时的南京《朝报》,就不知道登了多少有关这桩三角恋爱的故事。


平时,我们很少大吵大闹,可是家里的冷战却在与日俱增。每天早晨出门去上课,徐先生总是要东寻西找,忙上一阵,一会儿拿些绘画纸,一会儿带几支画笔,一会儿又取几张画片。后来有徐先生的学生告诉我:这些都是徐先生带去给孙韵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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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晚上参加应酬,他经常也是吃到一半,就藉词要上夜课而退席,把困窘而尴尬的我留下。最令我难堪的是,他会在酒席上趁人不备,抓些糖果橘子在口袋里,后来我知道,这些也是带给孙韵君的。碰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只好装作视而不见。


有时我也促狭起来,他把带给孙韵君的东西预备好以后,放在桌上。等他有事走出房间,我就悄悄地藏过,他回来一看东西不见,不好意思问我,也就讪讪地走了。


徐孙师生恋爱,闹得满城风雨,孙家当然也会听到消息。一天,孙韵君的父亲特地由安庆来到南京,下榻鼓楼饭店,通知徐先生的学生蒋仁,说他要见徐先生。


徐先生一听,非常起劲,兴致勃勃的,当时就要去拜访孙先生。但是他的学生们婉加劝阻,他们认为由徐先生主动的去拜访他,似乎不太合宜。经过一番商议,决定邀请孙先生在鸡鸣寺的茶座会晤。


双方初次相见,居然谈得很好,孙先生还向徐先生表示,想和我会一次面。蒋仁立刻打电话回家,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好拒绝,请他们一道到家里来。


放下电话我不由满腹狐疑,孙先生是为他女儿的事而来,照理说他应该了然于事实的真相,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采取某种有效的措施,这才不失父母管教女儿应有的态度。可是他为什么不从此处着手,反而先会见徐先生,接着又要来看我,他究竟是什么用意?何种居心?


不久他们来了,孙先生、徐先生、徐先生的学生蒋仁,彼此介绍过后,我招待他们坐定。这时候徐先生显得特别兴奋,笑逐颜开,满面喜色,他并且说要请孙先生全家吃饭。不久孙先生辞去,徐先生马上派人到饭馆订菜,一会儿又破天荒地提议打麻将,总之那一天下午,他快乐高兴得像疯了似的,家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到了六点多钟,请的客人都到了,唯独孙韵君没有来。孙先生之外,陪客中有徐仲年先生、华林先生、蒋仁、郑阿梅夫妇及郑老先生。席间徐先生谈笑风生,只有他一个人最兴奋。一直闹到夜阑人静,盛宴已散,我送走了客人,回到楼上,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满腹积郁,又增加了新的创伤,于是我走向楼外的阳台,坐在栏杆上暗自落泪。


这时我听见徐先生正在楼上楼下到处找我,大概他也感到自己今天的神情表现一定会使我伤心。一会儿,他发现了我,很快地向我走来,他看见我在流泪,默然无语,轻轻地将我扶下栏杆,搀我走回房间。


我忍受着长时期的内心痛苦,瞒着父母家人,竭力地为徐先生保守秘密,唯恐风声泄露会影响到他的声誉。同时孙韵君当时只有十八九岁,来日方长,前程要紧,我也不愿意她蒙受大众的指责,成为她一生中的白璧之玷,所以才极力容忍曲予回护。可是自从孙先生到过南京,消息便扬扬沸沸,越传越广,事情弄到表面化,中大艺术系若干同学也公开地表示对徐先生和孙韵君的不满。徐先生是中大聘请的教授,同学都希望多接受一点他的指导,可是他却一心只在孙韵君,无形中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被侵占了,于是愤懑的情绪渐积渐深。


起先是有些同学暗里埋怨、批评、指摘,他们说徐先生在中大艺术系只教一个人,其他的同学全是“陪公子读书”的,当然也有许多难听的话,很迅速地在同学中流传。


有一天清早,谢建华先生气急败坏地跑到我们家里,神情非常的紧张,他劈头就跟徐先生说:“你今天最好不要去上课!”“为什么?”徐先生也很慌乱地问。“我刚才听说,艺术系的同学写了满地的标语,他们攻击你——”


徐先生显得很懊丧,那天他果然没有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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