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沦陷区儿童亲历日军奴化教育(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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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国语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满不可分”、“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陛下”等内容;修身课中,有“王祥卧冰求鱼”、“鞭打芦花”等二十四孝内容,还有什么“修身、治国、平天下”等,黑板上方贴的是孔夫子画像……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7_22_72132_9672132.jpg[/img] 本文摘自:《口述历史》丛书 王俊义/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我国东北时

国语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满不可分”、“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陛下”等内容;修身课中,有“王祥卧冰求鱼”、“鞭打芦花”等二十四孝内容,还有什么“修身、治国、平天下”等,黑板上方贴的是孔夫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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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口述历史》丛书 王俊义/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我国东北时期,张鹏云就读于辽宁省庄河国民高等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0月,庄河沦陷,不屈的庄河人民燃起遍及全县的抗日烽火。我父亲的很多学生,在他的鼓励支持下。纷纷投身到抗日救国军、义勇军、大刀会中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2年,父亲被强令到庄河所谓的“新制师范讲习科”,进行短期学习,培养日伪需要的“合格”教师。11月,回小营村学校执教。

跟着父亲上初小

中国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全被废除,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思想和方法,竭力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使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满洲人”。

1934年,伪康德元年3月,我9岁,入小营初小,跟着父亲读书。学校是四个年级的一个复式班,在小营屯西岗上,五间房,西头两间是村政府占用,东头三间是学校。课程有国语、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体育。这时,中国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全被废除,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思想和方法。国语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满不可分”、“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陛下”等等内容,竭力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使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满洲人”。

修身课中,有“王祥卧冰求鱼”、“鞭打芦花”等二十四孝内容,还有什么“修身、治国、平天下”等,用封建意识麻痹教育我们。教室里挂着“满洲国”地图,黑板上方贴的是孔夫子画像,每天到校先向画像行鞠躬礼。春秋两季祭祀孔子,并各放假一天。

在自习课上,父亲经常讲“岳飞抗金”、“杨家将”以及“文天祥”等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都听入迷了。长大后才知道父亲用心良苦,目的是暗示我们: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不是什么“满洲人”,让我们学习古代民族英雄

1936年3月,我11岁读三年级时,父亲调到青堆子镇高小任教,家仍住在小营屯。4月,父亲和青堆子学校教师一起,秘密加入“庄河抗日救国会”,每月缴5%工资做会费,用来支援抗日武装,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救亡精神。1937年1月“庄河抗日救国会”被日伪破获,会长宋良忱等13名领导人被捕。他们未在酷刑下屈服,保全了全县七百多名教育人士。宋良忱等被捕时,父亲从青堆子赶回家,又一次烧了大量的书。母亲忧心忡忡地告诫我与弟弟,不要在外面多嘴多舌地乱说。这时的我,经过日军抄家、拉大网、毒打群众、父亲几次烧书,已经知道轻重好歹。我向母亲点头,表示知道,没说什么。

1938年的农历二月二前一天,母亲带我和弟弟到屯北路边点香烧纸,悼念亲人。以后每年如此,一直延续到祖国解放。当时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只说“小孩子问这些干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事庄河修志工作时,方知道宋良忱等6名志士在1937年3月13日,于沈阳浑河岸边就义,这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一。宋良忱是父亲的老师,王道全、徐锦轩等志士,是父亲的同窗好友。我才懂得父亲让母亲用传统习俗代他悼祭烈士,寄托自己的哀思。

到青堆高小读书

每天早晨举行朝会,唱日本国歌和“满洲国歌”,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的皇宫遥拜。星期一早礼,校长宣读《即位诏书》,其余五天由校长训话,内容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等。课间操做所谓的“建国体操”。

我初小毕业后,1938年2月,父亲带我到距家45公里处的青堆镇高小读书。

青堆镇高小有两个年级五个班,校长孙广居带家眷住在校外,我父亲和另外6位教师、1位炊事员加我共9人在校食宿。高小一年级有甲乙丙三个班,男女分班。我在甲班,男生四十多人,乙班男生三十多人,丙班是女生班近二十人。高小二年级甲班男生三十多人,乙班女生近二十人。全校有学生一百三十多人。

课程有“国语(日语)”、“国语(满语)”(汉语)、算术、修身、国史、图画、唱歌、体育。我学习基础差,父亲每天都给我补课。他忙时便由吴、孙两位女老师给我补。我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晚上想母亲想得掉泪。20天后不想家了,父亲却接到通知,到安东凤城师道学校训练部学习近半年。他把我托付给老师们,便学习去了。

学校成立“协和少年团”,我也成为其中一员。每天午后有一节课,手持军棍在体育老师率领下进行“军事”操练。

每天早晨举行朝会,唱日本国歌和“满洲国歌”,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的皇宫遥拜。星期一早礼,校长宣读《即位诏书》,其余五天由校长训话,内容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等。课间操做所谓的“建国体操”,再也不像在初小时那样松散了。

日语、“满语”课内容中,有一些是日本进行殖民侵略的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丰臣秀吉、乃木希典大将和广濑武夫,有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或者炫耀日本胜利的“日本海战”等等。侵略者从小学起就用这些材料贯彻“日满一德一心”的殖民奴化教育,从而达到亲善日本的目的。“国史”课从满族先人肃慎、靺鞨、契丹的辽、女真的金、努尔哈赤的后金、皇太极的清讲到“满洲国”的建立,一方面只讲满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史,不讲中原王朝兴衰更迭,以此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把东北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向我们灌输“东北向来就是满族等各族独立行使统治权的地区”,如辽、金、后金乃至大清和今天的“满洲国”。侵略者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目的就是教育我们这些娃娃,你是“满洲人”,你要感谢日本对“满洲国”建立做出的“无私”贡献,从而做日本殖民者驯服的“良民”。

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把东北地区原有的中国教育制度和体系摧毁殆尽,教育全被侵略者控制,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学生,奴化意识更深,到了亲疏不分、敌友不分的地步。

为进一步在东北确立殖民教育制度,侵略者在1938年把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两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将中国原有初、高中六年制,合并缩短为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青堆镇高小从此易名为国民优级学校。这种“新学制”的实施,使学生文化水平下降,但却加强了殖民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要中国人俯首贴耳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任意驱使的“忠良”顺民。

父亲学习结束后,回校任首席教师,把家迁到青堆子镇,我们一家团圆地住在一起。

考入庄河国高

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在课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语每周7课时,比“满语”多两课时,日本教师担任日语课还担任物理、化学、数学等课,全用日语讲解,日语成了教学用语。学生入学就被告知,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

1940年初,我考入庄河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3月1日入学。

庄河国高是四年制农科学校,共8个班,四百多名学生,校服为“协和色”(黄绿色)制服。立领,两大一小三个兜。立领风纪扣左边,嵌有年级“Ⅰ、Ⅱ、Ⅲ、Ⅳ”序列标志,右边嵌有表示科别的“农”字,帽盔为篆体“庄高”两字。均系铜制。

教职员工四十多人,校长是中国人,副校长为日本在乡军人藤琦。副校长掌握实权,校长是个傀儡。二十多名教师中,日本人和朝鲜人占40%(8人)。课程有“国语(日语)”、“国语(满语)”(汉语)、“国民道德”、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体育和专业课农作物与蔬菜栽培、植物、动物、劳作等等。课本系伪满文教部编写审定。

学校有耕地240亩、农舍38间,饲养大量奶牛、母猪、克朗猪、来克亨鸡,经营豆腐等几种副业。只有3名农工在农场从事管理,主要劳动全由学生负担。每年春秋有各近一个月的所谓“实习课”,在农田里劳动,每天在9个小时左右。栽种的有玉米、高粱、谷子、大豆、西瓜、西红柿、甘蓝、白萝卜、茄子、辣椒、长豆、芸豆等十几个“新”品种。不同年级还分别担任做豆腐、卖豆腐、喂牛、挤牛奶、煮牛奶、送牛奶、喂猪、喂鸡、清扫禽畜舍、护青等劳动,真正用在学习文化课、专业课的时间还不到三分之二。劳动中毁坏作物或未按规定操作,就会遭处罚。

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在课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语每周7课时,比“满语”多两课时,日本教师担任日语还担任物理、化学、数学等课,全用日语讲解,日语成了教学用语。学生入学就被告知,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就是日本统治者实行的日语“检定制度”。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的等级,日语不及格根本不行。侵略者更毒辣的是在“满语”、理化、专业课课本中,对外国人名、地名、技术专有名词等都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在报纸、杂志、书籍中,也经常夹进这种拼音文字,使中文面目全非。在语言中出现不少汉语和日语混杂的“协和语”,破坏了中国汉语的纯洁性。

与日语并重的是“国民道德”课。内容全是驯服奴化学生的“中坚国民”、“学生本分”、“报恩感谢”(指对日本侵略者),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指溥仪登基),“天壤无穷之国体”,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和“惟神之道”,信仰日本的天照大神,拥护“大东亚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日本侵略者又公布五条《国民训》,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日本殖民者力图通过这些教育来摧残学生的民族意识,给其套上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皇道顺化”。

每个星期一早礼举行升日、满两“国”“国旗”仪式,唱两“国”“国歌”,再由日本副校长宣读《即位诏书》或《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这些“诏书”,学生必须用日、“满”语背得烂熟。有时副校长只读开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余部分由学生集体背诵,日本教师深入到排列中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中拖出,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诵完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星期二到星期五的早礼上,值周教师训话前,集体用日文背诵《国民训》。每月一日,要集体步行到城北2.5公里的老爷庙岭,参拜“日本神社”和“忠魂碑”(为死在庄河大地上的侵略者而立的碑)。

1941年,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大力推行法西斯军事教育,在校中增设“早训课”,派现役军官上尉宋煜恩为教官,以被抗联打伤残的退役上士车文业为助手,配发170支苏制连珠枪和相应配套的弹盒、皮带、刺刀、指挥刀、皮背包、信号旗、射靶、空包子弹和手榴弹等,一应俱全。《步兵操典》人手一册,要求掌握运用。每周三次军训课,每次90分钟。一、二年级学生进行基础军事科目训练,三、四年级进行战术训练和实战演习,强调“武士道”精神,绝对服从命令,违者非打即骂。教官训话讲,“军训课合格的,国高毕业生入伍直接当班长,大专毕业生入伍可以当排长授军官衔”,道破设军训课目的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军训中,同要求军队士兵一样,特别严厉,动作错误、迟缓,车文业便拳打脚踢,对众多不合格的,命令互相对打嘴巴子;全部都不合格的集体罚单腿独立,另一腿伸向前方,像走正步似的,时间一长都累倒在地,还要重新站起,或罚做俯卧撑百余次,或罚匍匐前进100-200米,并称从处罚中,强化体质锻炼。达不到要求的、落后的都要遭毒打。他没有文化,讲话完全是命令式,是个典型的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忠的法西斯分子,我们都恨骂他为“打人狂”、“车傻子”(1948年被我人民政府处决)。在军训课中,学生受到极大伤害,每次都累得筋疲力尽,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都把军训课称为“鬼门关”。

更令人心悸的是在学校实施下级生必须服从高年级生的“军事等级制”。路上,低级生遇到上级生要行举手礼,否则上级生可以就地训斥或打骂。我因自习迟到被高年级值周学生斥责,我说明原因分辩,就以不服从上级生为由,遭众多上级生毒打,打得我鼻青眼肿,班主任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安慰劝告我再不要“犯傻”而了事。低年级生对此都敢怒不敢言,造成学生不怕老师,而怕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日趋失败,教育上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在学校实行“勤劳奉仕”,强迫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为其侵略战争效劳。一、二年级常被强行停课,去修战备路,到日本开拓团挖沟修渠,干农活等,学生成了战时的“劳动军”。三、四年级挖防空洞,修建军事设备工程。“勤劳奉仕”成了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

这一年,日本侵略者向庄河、青堆、大孤山三镇小学,派遣日本人到校任副校长,强化了对学校思想教育的控制。我父亲当时是青堆小学校长,日本在乡军人西居为副校长。这个法西斯分子把日语教育提到突出地位,强行规定学生每日到校、离校要用日语向老师问安、说再见,上日语课必须用日语讲课不准用“满语”,早礼上大讲“日满亲善”、“亲邦日本”、“拥护大东亚圣战”等,进行毒化学生心灵的思想奴化教育,歧视辱骂中国教师为“猪”。我父亲为维护中国教师的人格和尊严,用我是校长你是副校长,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方法与他进行斗争,使西居感到受制,他便到县文教科控告我父亲的“不法”。1942年我父亲被调离青堆学校,转到财主房村喇嘛屯国民优级学校,家也随着迁到喇嘛屯。

1942年,我在国高三年级。10月,伪满第八军区司令姓刘的少将率领着校尉级军训教官、助手及司令部参谋等一行三十多人组成的军训检查团,轮流到伪安东省下属六县一市的国高、师道学校,检阅军训课,进行成果评比。内容有全校学生的阅兵式、分列式,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军事训练科目,三、四年级的野战演习。讲评排出名次,作为考核军训教官、助手的成绩,依此作为晋级增薪的条件。因此检查前的一个月,学校下午完全停课,滚爬在训练场或田野上。临近检阅前一周,三、四年级走读生,早4点钟必须到校,参加实战训练。往西到9公里处的打拉腰港,往东到7公里处的大小岗子,沿途进行有关实战科目演练,有时急行军奔跑,有时攻打“敌人”阵地,有时匍匐前进,有时与“敌”遭遇抢奔山头打遭遇战……不管水塘河流、洼烂泥地,听到教官命令就得趴下或趟过去。军训教官为获取好成绩,不顾学生死活,拼命地催赶,风雨无阻,学生每天早晨空腹往返都在10公里左右,累得筋疲力尽。训练中如未达到要求,回校后就集体罚跪在操场上,经常有学生连饿带累而休克。

从此,每年10月军训课检阅评比,成为例行之事。全校学生都要艰苦地撑过这一关,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学生在校内受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凌辱,在校外还常挨日本守备队军人打,学生成了“皇军”的手垫,回校报告给老师也没有用。一次午饭后,我和同学吕其平刚出校门,就被三名日军以没有给他们行礼为由,堵住打嘴巴子。我俩的痛叫,惊动老师和工友,跑出来说情才解脱了我们。老师们气愤地向日本副校长藤琦汇报说:“'皇军’在校门口打学生,太不像话了。”藤琦却说:“谁叫他们冲撞'皇军’呢,该打!”有文化的中学生都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何况平民老百姓呢?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把中国人视为“猪狗”,怎么样对待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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