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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全部134位日本陆军大将简历(完结篇)[版主已阅]
这是我综合各种资料整理出来的134名日本陆军大将简历,并非简单的翻译或转载。同时我要声明,我写这篇东西并不是要为这些人树碑立传,而是通过这134人的经历展示出日本陆军这只罪行累累的军队的创生,发展,侵略以至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这134人都是日本的主要军阀,尽管其臭名昭著,但记一份战犯录也是必要的。同时也希望能给研究日本和日本陆军历史的朋友提供一份详细的资料。
日本陆军大将自第一名西乡隆盛到最后一名牛岛满,共134名。其中17人享有元帅称号:山县有朋,小松宮彰仁親王,大山巌,野津道貫,奥保鞏,長谷川 好道,伏見宮貞愛親王,川村景明,寺内正毅,閑院宮載仁親王,上原勇作,久邇宮邦彦王,梨本宮守正王,武藤信義,寺内寿一,杉山元,畑俊六。
这份连载贴我从去年7月份便开始发在铁血。由于老是被锁定无法顶上去,前面107名大将的简历我是分成三个帖子发出来的。
全部134位日本陆军大将简历http://bbs.tiexue.net/post_2917047_1.html
全部134位日本陆军大将简历附评论(2) http://bbs.tiexue.net/post_3057946_1.html
全部134位日本陆军大将简历(第3部分,昭和时期) http://bbs.tiexue.net/post_3196207_1.html
现在贴出这个简历最后的完结部分,从108号大将莲沼蕃到最后的134号大将牛岛满。
本文内容于 7/22/2009 10:34:54 PM 被战犯201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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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论坛系统真是垃圾啊~貌似又顶不上去了!
没有心情再更新了,还在关注的朋友请移步到天涯煮酒论史的原帖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2473.shtml
那里已经连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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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富永信政(1888.3.23-1943.11.9) 东京都人 陆军中佐富永正利之子。曾就读于早稻田中学。先后毕业于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9年5月27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步兵科(418人中第16名),同年12月25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任近卫步兵第3联队附。1920年11月22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32期(59人中第12名)。历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官,教育总监部课员,赴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学习研究军事,陆军步兵学校教官,陆士附,陆士教官(九一八事变),步兵第59联队长,教育总监部庶务课长(七七事变)。1937年8月2日晋升陆军少将。广岛地方幼年学校长,第21步兵团长,陆军公主岭学校长,第27师团长(太平洋战争爆发),陆军预科士官学校长,第19军司令官,参谋本部附。1943年11月9日病死于印度尼西亚安汶岛,追晋陆军大将。1974年9月28日追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曾获二级金鵄勋章。女婿三菱重工业会长东条辉雄(东条英机次子)。
122.田中静壹(1887.10.1-1945.8.24) 兵库县人 地主田中菊太郎次子。曾就读于龙野中学校(现兵库县立龙野高等学校)。1907年5月31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步兵科(1068人中第43名),同年12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任步兵第10联队附。1916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8期(56人中第3名)。历任陆军省军务局附勤务,军务局课员,赴英国学习研究军事(牛津大学学习),参谋本部部员,赴堪察加半岛、阿拉斯加州、加拿大等地出差,步兵第22联队大队长,墨西哥公使馆附武官,参谋本部欧美课美国班长,步兵第2联队长(九一八事变),美国大使馆附武官,参谋本部附,第4师团参谋长。1935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步兵第5旅团长,宪兵司令部总务部长(七七事变),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宪兵司令官,第13师团长,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宪兵司令官,东部军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参谋本部附,第14军司令官,参谋本部附。1943年9月7日晋升陆军大将。军事参议官兼陆大校长,第12方面军司令官兼东部军管区司令官。1945年8月24日自杀身亡。曾获三级金鵄勋章。长子陆军少佐田中光佑(陆士46期,陆大52期。战后入自卫队,陆将军衔),次子陆军少佐田中俊资(陆士48期,陆大56期首席),第三子陆军少佐小林佑辅(陆士51期),第四子陆军少佐田中静雄(陆士53期)。
121.今村均(1886.6.28-1968.10.4)宫城县人 新发田区裁判所法官今村虎尾次子。曾就读于新发田中学(现新泻县立新发田高等学校)。1907年5月31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步兵科(1068人中第54名),同年12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任步兵第4联队附。1915年12月11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7期(56人中首席)。历任陆军省军务局附勤务(步兵课),军务局课员,驻英国学习研究军事,英国大使馆附武官辅佐官,参谋本部部员兼上原元帅副官,步兵第74联队附,英属印度驻扎武官,陆军省军务局课员,军务局征募课长,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九一八事变),参谋本部附(上海派遣),步兵第57联队长,陆军习志野学校干事。1935年3月15日晋升陆军少将。步兵第40旅团长,关东军参谋副长兼驻满武官(七七事变),陆军步兵学校干事,陆军省兵务局长,第5师团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第23军司令官,第16军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8方面军司令官。1943年5月1日晋升陆军大将。日本战败后在拉包尔率部向盟军投降。1946年4月被逮捕送入拉包尔战犯收容所,翌年5月被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关押在爪哇岛。1949年12月被荷、印军事法庭判处无罪,后回日本。1950年3月自愿前往马努斯岛服刑,1953年8月回日本巢鸭监狱继续服刑。1954年11月获释放。1968年10月4日去世。曾获二级金鵄勋章。
120.阿南惟几(1887.2.21-1945.8.15) 大分县人 内务省官吏阿南尚之子。曾就读于德岛中学校(现德岛县立城南高等学校)。1900年9月考入广岛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3年9月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5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步兵科(920人中第24名),翌年6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历任步兵第1联队附,中央幼年学校生徒监。1918年11月29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30期(60人中第18名)。历任参谋本部附勤务,参谋本部部员,萨哈林派遣军参谋,参谋本部部员兼军令部参谋,法国出差,步兵第45联队附,步兵第45联队留守队长,侍从武官(九一八事变),近卫步兵第2联队长,东京地方幼年学校长。1935年3月15日晋升陆军少将。陆军省兵务局长、人事局长(七七事变),第109师团长,参谋本部附,陆军次官,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第11军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2方面军司令官。1943年5月1日晋升陆军大将。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兼军事参议官,1945年4月7日就任铃木贯太郎内阁陆军大臣。1945年8月15日自杀身亡。曾获三级金鵄勋章。次子陆军少尉阿南惟敬(陆士56期。后任防卫大学教授),第三子陆军中尉阿南惟晟(陆士56期。战死于湖南常德),第四子实业家阿南惟正(东大法学部毕业。现在任北九州产业学术推进机构理事长),第五子野间惟道(入赘野间家,日本讲谈社社长),第六子阿南惟茂(东大法学部毕业。2001-2006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
119.冈部直三郎(1887.9.30-1946.11.28) 广岛县人 陆军文官冈部荣次郎第三子。曾就读于广岛崇德中学校。1900年9月考入广岛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3年9月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5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炮兵科(920人中第5名),翌年6月26日授予炮兵少尉军衔。历任野炮兵第14联队附,野炮兵第10联队附。1910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炮工学校高等科第16期,任陆军野炮兵学校教官。1915年12月11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7期(56人中第9名)。历任参谋本部附勤务,参谋本部部员,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学习,赴沙俄留学(哈巴罗夫斯克),参谋本部附,浦盐派遣军司令部附(哈巴罗夫斯克特务机关),陆大教官,波兰公使馆附武官,野炮兵第4联队附,陆大专修学生,陆大教官,野炮兵第1联队长,炮兵监部员(九一八事变),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参谋本部演习课长。1934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陆大研究部主事,陆大干事,陆军技术本部总务部长(七七事变),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第1师团长,驻蒙军司令官,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参谋本部附,陆军技术本部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军事参议官兼陆大校长,1943年2月10日晋升陆军大将。第3方面军司令官,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第6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9月18日在汉口率部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1月28日在上海监狱病死。曾获二级金鵄勋章。
118.藤江惠辅(1885.11.8-1969.2.27) 兵库县人 生国魂神社小宫司藤江卓藏次子。曾就读于龙野中学校(现兵库县立龙野高等学校)。先后毕业于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5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炮兵科(920人中第31名),翌年6月26日授予炮兵少尉军衔,任近卫野炮兵联队附。1910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炮工学校高等科第16期。1914年11月27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6期(62人中第13名)。历任参谋本部附勤务,参谋本部部员,法国大使馆附武官辅佐官,参谋本部附(欧洲出差。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陆大教官兼参谋本部部员,野战重炮兵第5联队附,第16师团司令部附(京都帝国大学军事教官),陆军兵器本厂附(九一八事变),日内瓦裁军会议陆军代表随员,野战重炮兵第2联队长。1934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野战重炮兵学校干事,野战重炮兵第4旅团长,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总务部长,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七七事变),宪兵司令官,第16师团长,参谋本部附,陆大校长,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西部军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2月10日晋升陆军大将。东部军司令官,第12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3月31日转入预备役。同年6月22日召集重入现役,任第11方面军司令官兼东北军管区司令官,10月15日召集解除。1969年2月27日去世。长子陆军少佐藤江太郎(陆士52期),次子陆军大尉藤江次郎(陆士56期)。曾获二级金鵄勋章。
117.山下奉文(1885.11.8-1946.2.23) 高知县人 医师山下佐吉次子。曾就读于高知海南中学校(现高知县立高知小津高等学校)。1900年9月考入广岛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3年9月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5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步兵科(920人中第18名),翌年6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历任步兵第11联队附,陆军户山学校附,步兵学校附。1916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8期(56人中第6名)。历任步兵第11联队中队长,参谋本部附勤务,参谋本部部员(德国班),驻瑞士、德国研究学习军事,陆军技术本部附兼军务局课员(编制班长)兼陆大教官,奥地利大使馆兼匈牙利公使馆附武官,陆军兵器本厂附,步兵第3联队长(九一八事变),陆军省军事课长,1934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陆军兵器本厂附,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长,步兵第40旅团长(七七事变),支那驻屯混成旅团长,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第4师团长。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陆军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德国派遣航空视察团长,军事参议官,关东防卫司令官,第25军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1方面军司令官,1943年2月10日晋升陆军大将。第14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9月3日在菲律宾吕宋岛率部向美军投降,同年12月8日因犯有战犯罪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6年2月23日被处决。曾获三级金鵄勋章。
116.塚田攻(1886.7.14-1942.12.18) 茨城县人 塚田幸右卫门第五子 原名塚田六右卫门。曾就读于东京成城学校。1907年5月31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步兵科(1068人中第90名),同年12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任步兵第3联队附。1914年11月27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6期(62人中第15名)。历任陆军省军务局附勤务,军务局课员,关东都督府参谋,关东军参谋,参谋本部部员(作战课),浦盐(海参崴)派遣军参谋,参谋本部附(陆大专修学生),陆大教官,欧美出差(1926.2-11),步兵第68联队附,参谋本部作战班长兼军令部参谋,台湾步兵第2联队长(九一八事变),陆军步兵学校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兵务课长,关东军第1课(作战)长,陆大教官。1935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参谋本部第三部长(七七事变),参谋本部附,中支那方面军参谋长,陆大校长,第8师团长,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参谋本部附,参谋次长,南方军总参谋长,第11军司令官。1942年12月18日因飞机事故摔死于中国安徽省,死后追晋陆军大将。曾获一级金鵄勋章。
由于我手头还有另外一个抗战时日本陆军的研究文章要写。因此先将剩下的大将简历贴出,评论等有时间再补上。
115.前田利为(1885.6.5-1942.9.5) 石川县人 七日市藩主前田利昭第五子 金泽藩主前田利嗣养子。1900年6月13日继承前田利侯爵爵位。1905年3月30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7期步兵科(363人中第79名),同年4月21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任近卫步兵第4联队附。1911年11月29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3期(52人中第3名)。参谋本部附,赴德国自费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军从军,参谋本部部员,欧美出差,陆大教官兼参谋本部部员,欧洲出差,和平条约实施委员,赴法国自费留学,近卫步兵第4联队大队长,陆大教官,英国大使馆附武官,参谋本部附,近卫步兵第2联队长,参谋本部战史课长(九一八事变),1933年3月18日晋升陆军少将。陆大教官,步兵第2旅团长,参谋本部第四部长,陆大校长(七七事变),第8师团长,参谋本部附,1939年1月24日转入预备役。1942年4月11日重入现役,任婆罗洲守备军司令官。同年9月5日因飞机事故身亡,追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追晋陆军大将。
前田利为是加贺藩前田本家第16代当主,他的祖先是日本战国著名武将、丰臣秀吉的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他的养父前田里嗣明治维新后被封为侯爵,曾作为岩仓使节团的一员去欧美考察。一般公卿华族子弟大多庸庸碌碌,但这位前田利为可算是出众的一位,颇有其祖先武将遗风。19岁时不顾家人的反对投考了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随近卫师团参加日俄战争。在陆大23期这位侯爷紧随梅津美治郎和永田铁山名列第三,是所谓的精英军刀组之一。他和东条英机是陆士17期的同班同学,但东条从陆大毕业已经是他毕业四年之后的27期了。前田利为和东条英机的不睦由来已久。世袭侯爵的贵族前田利认为东条“不但脑袋笨还鼠目寸光”,而给贵族唱歌的能乐师的后代东条英机则骂前田利“像你这样养尊处优不知外间的侯爷懂什么”。在对外扩张方面,这两人也意见不一。前田利为在当驻满洲的弘前第8师团长时曾强烈反对关东军的对苏强硬政策,认为在中国作战的同时招惹苏联肯定没好下场。结果犯了狂妄的关东军的众怒被编入预备役。不到一年之后关东军在诺门坎被苏军打得落花流水。
1942年日本占领了南洋大部后东条英机又想起了前田利为,把他派到婆罗洲(即印尼加里曼丹岛)当守备军司令官。9月5日他搭乘的飞机失去了消息,经过陆海军一个多月的搜索才在10月17日发现了飞机的残骸和他的遗骨。由于当时空难时没有目击者,因此究竟是飞机故障还是敌机袭击谁也说不清楚。但他是在执行军务时飞机失事死亡,按规定应该定个“战死”的。可东条居然给他定了个“陣歿”,也就是战场因伤病而死。其实这里有个“相続税”也就是遗产税的名堂。按当时日本法律规定,一个人死后他的遗族要继承他的遗产是要交遗产税的,遗产税的多少根据死者遗产的多少来定。前田利为侯爵号称有加贺百万石财产,那遗产税可就高了去了。作为军人如果战死是可以免除遗产税的,而“陣歿”可就免不了了。这就是东条的做法,让你这个死了当主的侯门贵族家道中落,看你还狂。后来为这事闹到了国会,大藏大臣河田赶快辩解“这是按陆军的意思办的”,这一下把东条的小人形象暴露无遗。最后终于给前田利为定为战死,并且追晋为陆军大将。
前田利为侯爵的葬礼也算是极尽哀荣。葬仪委员长由东部军司令官、资深陆军大将中村孝太郎担任,副委员长是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和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少将。这三位都是前田利家的加贺藩出身。参加葬礼的还有同样出身加贺藩的矶村年、林铣十郎、阿部信行、莲沼蕃四名陆军大将,海军的小栗孝三郎大将、氏家中将和伍堂中将等。首相东条英机致了悼词,假惺惺地说什么你我从小相识陆士同期,日俄战场在同一旅团同赴生死。交往四十年互相信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你巨星陨落,在你的灵位前好像你还活着一样。你怎么就那样去了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好像他和前田利为从来没结过仇似的。从这也可以看出东条的德行了。
按照规定,战死的中将必须战功显赫并且担任亲补职(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师团长以上的部队主官等)两年以上才能被追晋大将。前田利为是太平洋开战后第一例特晋的大将,以后又有5名中将步他的后尘特晋为大将。
114.后宫淳(1884.9.28-1973.11.24) 京都府人 农民后宫力第四子。1905年3月30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7期步兵科(363人中第39名),同年4月21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日俄战争历任步兵第38联队附、步兵第53联队附。陆士生徒队附。1917年11月27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9期(57人中第30名)。关东都督府附,第3师团参谋,第5师团参谋,参谋本部部员(铁道班),欧洲出差,关东军司令部附(满铁嘱托),步兵第48联队长,第4师团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司令部附兼满铁嘱托兼特务部铁道主任,1934年3月5日晋升陆军少将。参谋本部第三部长,陆军省人事局长、军务局长(七七事变),第26师团长,第4军司令官,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8月17日晋升陆军大将。中部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兼参谋次长兼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军事参议官,第3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12月2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1956年12月26日西伯利亚获释回国。后曾任日本乡友联盟会长、日本军装研究会长。1973年11月24日去世。曾获二级金鵄勋章。长子外交官后宫虎郎,次子陆军少尉后宫二郎(陆士48期),第三子海军大尉后宫俊夫。
后宫淳和前面的田中弘太郎是仅有的两个出身京都府的大将。他在陆大成绩一般,毕业后刚开始也是一直不起眼地慢慢混。直到30年代初到关东军靠着在伪满的功劳才开始发迹。在皇道派与统治派斗得你死我活的年代他占据着陆军省人事局长的要职,226兵变之后的肃军人事就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不久又在杉山陆军大臣的提拔下荣升军务局长。七七事变之后在华北新设第26师团,后宫任首任师团长。配合东条英机进行了察哈尔作战,攻占了包头。此后历任在满洲的第4军司令官和辅佐畑俊六大将的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等职。
当年东条在皇道派的打压下不得意的时候后宫淳曾帮了他大忙,使他没有被编入预备役而是到关东军任宪兵司令得以发迹。因此东条掌权之后对这个老相识也是优待有加。1942年8月17日后宫淳晋升陆军大将,这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晋升的第一名大将。在太平洋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一直在本土当中部军司令官。东条违反统帅权独立的规定兼任参谋总长后又把参谋次长改为两人制,由军事参议官后宫淳与秦彦三郎中将同时担任参谋次长。塞班岛战败东条下台,后宫淳也同时被赶到了满洲任第3方面军司令官。他和东条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日本战败后他在沈阳向苏联投降,被抓到西伯利亚关了11年。陆军大将受过这种洋罪的除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之外,就只有他和中国通出身的喜多诚一了。
下面贴出从后宫淳到牛岛满共21名“昭和戦中期の陸軍大将”。这批人除了战死特晋的之外都是陆士17-20期毕业的。唯一的特例是栗林忠道,他是生前晋升大将的人中最年轻的,陆士26期毕业。这批人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就在于没参加过日俄战争,也就是说在侵华战争爆发前没上过真正的战场。在七七事变时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少将或中将,靠侵华和其后太平洋战争时担任的军职获得了大将的荣衔。这21人的命运结局可以说也代表了日本陆军在最后时刻的挣扎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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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谅解案》当中规定了三国同盟的影响范围仅限于欧洲,并且日本只在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的积极进攻时才履行同盟义务。也就是说即使美国同德国宣战,日本也不会和美国进入到战争状态。并且美国同意在保留汪精卫政权和伪满洲国的前提下劝说中国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还规定日本只要不向太平洋方面扩张,美国就向日本输送急需的战略资源。如果当时这个谅解案达成的话,那么中国在以后恐怕就将长久地忍受丧权辱国的痛苦了。
但这个对日本绝对有利的方案在日本被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给否决了。松冈认为自己是总管外交事务的外相,对美交涉居然自己一点都不知道这是无法容忍的。再加上自己好不容易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让这个日美谅解案给弄成了有名无实。这样他提出了一个苛刻的多的修正案,生生地把这个局给搅了。
1941年7月底,日本第25军开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一下把美国人逼急了。要知道印支南部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可是近在咫尺,日本要向这个方向扩张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了。美国的反应非常强烈,很快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和冻结资产,英国等国也实行了同样措施。当时的日本每年需油量大约500万吨,而日本自己产的石油每年还不到50万吨。这就也把日本逼上了绝路。近卫首相于是提出要到美国去,和罗斯福总统来个两国最高首脑会晤来解决问题。但华盛顿方面对此反映冷淡,而日本军方则觉得这是美国在拖延时间想要拖垮日本。日本每天要耗费掉一万两千吨石油,照这种情况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完蛋了。
1941年9月3日进行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如果在10月上旬仍不能取得外交谈判的进展的话,则立即向英美开战。9月6日在御前会议上,天皇裕仁朗读了明治天皇的诗句,希望以谈判为主。但是这次御前会议却通过了不辞与美交战的帝国国策实行要领。10月7日晚,在首相官邸,近卫首相督促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从中国撤兵。但是东条冷淡地拒绝说:“在驻兵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现在要是对此还有疑问的话,那么9月6日的御前会议负有重大责任。”东条坚信如果同意撤兵,“‘满洲国’会很危险,而且对统治朝鲜也有危险。”与此同时,负责对美作战的海军却表现出了动摇。10月7日,东条问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有把握在战争中取胜吗”,及川坦白地说:“没有把握。”
抓住海军的犹豫,近卫10月12日在东京荻洼的私邸“荻外庄”,召集陆、海、外务三个大臣和企画院总裁开会。按照事先的磋商,海军大臣及川首先表态:“一切都由总理决定”,近卫回答:“我决定继续谈判。”海军出身的丰田贞次郎外相针锋相对地说:“陆军(在驻兵问题上)如果一步也不退让的话,谈判就没有希望”,东条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会议决裂。由于近卫首相表示不愿意按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对美开战,不愿意承担开战责任。东条对近卫表示了强烈不满。
10月14日,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通过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表明态度:如果有“海军不希望战争”的表态,陆军也服从。对这一提案,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逃避责任说:“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作为海军不能出面这样说。”也就是说当时日本陆海军首脑也还看得见对美开战会失败的前景,但都不愿意开口服软。谁都不愿被骂做“胆小鬼”,都等着首相做决定。优柔寡断的近卫被逼得山穷水尽,索性于10月16日宣布内阁总辞职。
新首相谁来当呢?本来预定的人选是皇族陆军大将东久迩宫亲王。但内大臣木户考虑到万一开战不能让皇族负责任没有让他出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让海军军人出任,这样会导致激进的陆军的强烈反应甚至发动叛乱。在木户的强烈推荐下,当时唯一能够控制住陆军的陆相东条英机中将受命组阁。东条自己也没想到,他作为把近卫内阁推倒的强硬派居然会被天皇任命为总理大臣。裕仁天皇在任命东条担任首相时对木户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说,日本的命运已经放在了赌桌上,一切都听天命了。
但这个对日本绝对有利的方案在日本被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给否决了。松冈认为自己是总管外交事务的外相,对美交涉居然自己一点都不知道这是无法容忍的。再加上自己好不容易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让这个日美谅解案给弄成了有名无实。这样他提出了一个苛刻的多的修正案,生生地把这个局给搅了。
1941年7月底,日本第25军开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一下把美国人逼急了。要知道印支南部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可是近在咫尺,日本要向这个方向扩张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了。美国的反应非常强烈,很快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和冻结资产,英国等国也实行了同样措施。当时的日本每年需油量大约500万吨,而日本自己产的石油每年还不到50万吨。这就也把日本逼上了绝路。近卫首相于是提出要到美国去,和罗斯福总统来个两国最高首脑会晤来解决问题。但华盛顿方面对此反映冷淡,而日本军方则觉得这是美国在拖延时间想要拖垮日本。日本每天要耗费掉一万两千吨石油,照这种情况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完蛋了。
1941年9月3日进行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如果在10月上旬仍不能取得外交谈判的进展的话,则立即向英美开战。9月6日在御前会议上,天皇裕仁朗读了明治天皇的诗句,希望以谈判为主。但是这次御前会议却通过了不辞与美交战的帝国国策实行要领。10月7日晚,在首相官邸,近卫首相督促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从中国撤兵。但是东条冷淡地拒绝说:“在驻兵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现在要是对此还有疑问的话,那么9月6日的御前会议负有重大责任。”东条坚信如果同意撤兵,“‘满洲国’会很危险,而且对统治朝鲜也有危险。”与此同时,负责对美作战的海军却表现出了动摇。10月7日,东条问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有把握在战争中取胜吗”,及川坦白地说:“没有把握。”
抓住海军的犹豫,近卫10月12日在东京荻洼的私邸“荻外庄”,召集陆、海、外务三个大臣和企画院总裁开会。按照事先的磋商,海军大臣及川首先表态:“一切都由总理决定”,近卫回答:“我决定继续谈判。”海军出身的丰田贞次郎外相针锋相对地说:“陆军(在驻兵问题上)如果一步也不退让的话,谈判就没有希望”,东条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会议决裂。由于近卫首相表示不愿意按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对美开战,不愿意承担开战责任。东条对近卫表示了强烈不满。
10月14日,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通过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表明态度:如果有“海军不希望战争”的表态,陆军也服从。对这一提案,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逃避责任说:“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作为海军不能出面这样说。”也就是说当时日本陆海军首脑也还看得见对美开战会失败的前景,但都不愿意开口服软。谁都不愿被骂做“胆小鬼”,都等着首相做决定。优柔寡断的近卫被逼得山穷水尽,索性于10月16日宣布内阁总辞职。
新首相谁来当呢?本来预定的人选是皇族陆军大将东久迩宫亲王。但内大臣木户考虑到万一开战不能让皇族负责任没有让他出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让海军军人出任,这样会导致激进的陆军的强烈反应甚至发动叛乱。在木户的强烈推荐下,当时唯一能够控制住陆军的陆相东条英机中将受命组阁。东条自己也没想到,他作为把近卫内阁推倒的强硬派居然会被天皇任命为总理大臣。裕仁天皇在任命东条担任首相时对木户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说,日本的命运已经放在了赌桌上,一切都听天命了。
在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为首的陆军的鼎力支持下。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从此日本就上了希特勒的贼船。当时在欧洲战场法国已经投降,成了维希政府。英国也危在旦夕,估计不出几个月也得被德国占了(皇军参谋们尤其相信这一点)。英、法、荷在南洋广大的殖民地就如同丢在大街上的东西等着日本去捡呢。实际上日本陆军已经急不可耐了。就在条约签订的一个月前,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和南支那方面军参谋副长佐藤贤了大佐的指挥下,第5师团强行进驻了北部法属印度支那,从而向与英美开战迈进了一大步。由于三国同盟及这次的武力进驻,英美开始了对日本的直接警告。
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都是东条的心腹,佐藤早在陆军大学校时代就与东条熟识,而富永在东条当关东军参谋长时是他手下的情报主任参谋。因此在当时及以后这次独断专行的作战并没有被追究责任,两人的官反而越当越大。这俩人在陆大成绩其实都一般。富永少将是陆大35期的第20名,而佐藤大佐则是陆大37期的第12名。但毕竟东条自己就不是军刀组出身,本身不聪明的人自然就不希望部下太聪明,只要对自己死心塌地就行。
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刚开始的几个月战果辉煌。在开战之前驻德大使大岛浩便传消息给国内要关东军进攻西伯利亚以策应德国。参谋本部的参谋们一下又把视线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苏联是日本几十年来的假想敌国,此时不消灭他更待何时?虽然在之前的4月松冈洋右已经和斯大林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但日本不在乎那个,之前把平沼内阁弄倒了台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不也让希特勒撕毁了嘛。更别说这个原先对美强硬派的外务大臣松冈此时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要北进了。关东军更是吵吵着要搞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演着演着就要全面进攻西伯利亚和德国会师了。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军务局长武藤章反对,理由很简单:在张鼓峰和诺门坎挨了两次揍后知道了苏联红军的厉害,现在苏联远东军还没有调动的迹象。关东军虽然号称“精强百万”但其中有10万人连一把三八大盖都没有。再说向北打苏联有什么用?现在中国大陆还陷着几十万军队呢。还是先解决法属印支的问题再说。
从1941年2月开始,驻美大使原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就一直在和美国国务卿赫尔谈判,到4月(和《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几乎同时)终于达成了《日美谅解案》。这个美国与日本的和平草案,是准备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
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都是东条的心腹,佐藤早在陆军大学校时代就与东条熟识,而富永在东条当关东军参谋长时是他手下的情报主任参谋。因此在当时及以后这次独断专行的作战并没有被追究责任,两人的官反而越当越大。这俩人在陆大成绩其实都一般。富永少将是陆大35期的第20名,而佐藤大佐则是陆大37期的第12名。但毕竟东条自己就不是军刀组出身,本身不聪明的人自然就不希望部下太聪明,只要对自己死心塌地就行。
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刚开始的几个月战果辉煌。在开战之前驻德大使大岛浩便传消息给国内要关东军进攻西伯利亚以策应德国。参谋本部的参谋们一下又把视线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苏联是日本几十年来的假想敌国,此时不消灭他更待何时?虽然在之前的4月松冈洋右已经和斯大林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但日本不在乎那个,之前把平沼内阁弄倒了台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不也让希特勒撕毁了嘛。更别说这个原先对美强硬派的外务大臣松冈此时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要北进了。关东军更是吵吵着要搞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演着演着就要全面进攻西伯利亚和德国会师了。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军务局长武藤章反对,理由很简单:在张鼓峰和诺门坎挨了两次揍后知道了苏联红军的厉害,现在苏联远东军还没有调动的迹象。关东军虽然号称“精强百万”但其中有10万人连一把三八大盖都没有。再说向北打苏联有什么用?现在中国大陆还陷着几十万军队呢。还是先解决法属印支的问题再说。
从1941年2月开始,驻美大使原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就一直在和美国国务卿赫尔谈判,到4月(和《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几乎同时)终于达成了《日美谅解案》。这个美国与日本的和平草案,是准备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
事情还是要从1938年1月广田内阁发表的那个“不以国民政府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说起。这个声明通常被认为是日本狂妄自大,不屑与蒋介石谈判。但实际情况是当时蒋介石不肯投降,日本政府企图利用华北和华中的亲日傀儡政权来取代蒋介石,以解决中国问题。但声明发布不久近卫首相就后悔了,他发现那几个汉奸傀儡政权根本就成不了什么事,要想解决中国问题还是要跟蒋介石政府谈。这样近卫就想换掉那个强硬派的陆相杉山元大将,让时任第5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可杉山不肯轻易辞职,于是近卫便去找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要他罢了杉山的官。年过古稀的闲院宫是个活菩萨,没什么主见。正好参谋次长多田骏也是个不扩大派,支持罢免杉山。在参谋本部的统一意见下杉山不得不辞职。可坂垣的上台却使得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十分紧张。自226兵变以后他已给三位陆军大臣寺内、中村和杉山当过副手,那三位都是陆军大将、军界前辈,梅津没什么可说的。可现在要让陆士比自己小一期、陆大比自己小五期的后辈坂垣爬到头上来当陆军大臣,这是梅津无法容忍的。一年前林铣十郎组阁时石原莞尔就曾推荐坂垣当陆军大臣,但在梅津的反对下未果。这回连杉山元都被罢免,看来坂垣的陆相是当定了。这样梅津就只好辞去次官的职务。
同时杉山和梅津还有一个共同的忧虑:坂垣和参谋本部掌握实权的次长多田骏都是关东军出身的“满洲派”,而这一派是反对在中国大陆扩张的。坂垣要是上了台会不会和多田一起停止对中国的战争?看来必须找个强硬的扩大派来牵制坂垣。这时两人便都想到了那位七七事变后首先挥刀上阵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他俩一直认为在当时的陆军军人中能够起到牵制坂垣的作用,把战争打下去的人只有东条了。这才把他从满洲调回东京担任陆军次官。
东条英机的强硬扩张论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28年他还是个在陆军省任职的中佐时就曾在少壮军人组织“木曜会”上宣扬“为了帝国自存,必须夺取满蒙。这样会和苏联的南下政策起冲突,可能会引发日苏战争。这时中国可以作为兵站。同时还要准备对美国的战争。”这位可算强硬的不能再强硬了,一张嘴就要和中苏美三个大国开战。就是不知这位陆大精英想没想过日本有那个国力吗?十年之后的1938年11月,陆军次官东条中将骁勇不减当年,在军人会馆召开的恳谈会上叫嚣“为了将来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必须建设新军备”。这下把与会的财阀资本家们听的心惊胆战。开战刚一年半,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经损失了13万多人了,就是说70万人左右的常备陆军兵力已经损失了20%。而且也还看不到彻底打垮蒋介石的希望。几个月前朝鲜军刚在张鼓峰跟苏军玩了个“火力侦察”,打了十天仗就损失了参战部队的五分之一。要是像东条次官说的打一场“对苏联的全面战争”那还不把皇军的家底全赔上?因此舆论大哗,纷纷指责东条讲话轻率。这时正好参谋次长多田骏和东条闹得也挺僵的,陆相坂垣便借这个机会把东条调走当了陆军航空总监。同时多田骏也被调出中央到第3军任司令官。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换上了山胁正隆和中岛铁藏两个较为年轻的中将。
这时候欧洲局势是风雨欲来。最开始日本和希特勒还有意大利为了对付苏联签了个防共协定。现在希特勒为了发动战争打算把防共协定升格为军事同盟,拉日本一块打欧战。日本国内则是以陆相坂垣为首的陆军坚决支持和德国一起干,而海军的米内光政则坚决反对。就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希特勒突然又变了卦。按他先打英法东边先稳住苏联的计划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下把平沼内阁忽悠倒了台,坂垣陆相也丢了官。在诺门坎自作主张挑事的关东军则被红军打得更惨。可日本人就是不长记性。到了1940年一看德国几乎把整个欧洲都占领了陆军又嚷嚷着不要误了公共汽车,要和德意结成军事同盟。这时当首相的是有海军“良识派”之称的米内光政。米内深知如果和德意站到一条战壕里就意味着要和英美开战。和连ABC都认不得的陆军不一样,日本海军可是很明白地知道与英美开战就意味着亡国的。不过米内首相不同意也没办法,陆相畑俊六辞职。根据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米内内阁倒台。这是自广田内阁倒台后寺内寿一罢了宇垣一成的官后陆军第二次推翻内阁。
在陆军的劝说下缺乏主见、优柔寡断的近卫公爵再次出任首相。而陆军大臣的人选早在近卫接受“大命”组阁之前就已经定了,是上届陆相畑俊六向天皇隆重推荐的强硬派——东条英机中将。
同时杉山和梅津还有一个共同的忧虑:坂垣和参谋本部掌握实权的次长多田骏都是关东军出身的“满洲派”,而这一派是反对在中国大陆扩张的。坂垣要是上了台会不会和多田一起停止对中国的战争?看来必须找个强硬的扩大派来牵制坂垣。这时两人便都想到了那位七七事变后首先挥刀上阵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他俩一直认为在当时的陆军军人中能够起到牵制坂垣的作用,把战争打下去的人只有东条了。这才把他从满洲调回东京担任陆军次官。
东条英机的强硬扩张论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28年他还是个在陆军省任职的中佐时就曾在少壮军人组织“木曜会”上宣扬“为了帝国自存,必须夺取满蒙。这样会和苏联的南下政策起冲突,可能会引发日苏战争。这时中国可以作为兵站。同时还要准备对美国的战争。”这位可算强硬的不能再强硬了,一张嘴就要和中苏美三个大国开战。就是不知这位陆大精英想没想过日本有那个国力吗?十年之后的1938年11月,陆军次官东条中将骁勇不减当年,在军人会馆召开的恳谈会上叫嚣“为了将来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必须建设新军备”。这下把与会的财阀资本家们听的心惊胆战。开战刚一年半,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经损失了13万多人了,就是说70万人左右的常备陆军兵力已经损失了20%。而且也还看不到彻底打垮蒋介石的希望。几个月前朝鲜军刚在张鼓峰跟苏军玩了个“火力侦察”,打了十天仗就损失了参战部队的五分之一。要是像东条次官说的打一场“对苏联的全面战争”那还不把皇军的家底全赔上?因此舆论大哗,纷纷指责东条讲话轻率。这时正好参谋次长多田骏和东条闹得也挺僵的,陆相坂垣便借这个机会把东条调走当了陆军航空总监。同时多田骏也被调出中央到第3军任司令官。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换上了山胁正隆和中岛铁藏两个较为年轻的中将。
这时候欧洲局势是风雨欲来。最开始日本和希特勒还有意大利为了对付苏联签了个防共协定。现在希特勒为了发动战争打算把防共协定升格为军事同盟,拉日本一块打欧战。日本国内则是以陆相坂垣为首的陆军坚决支持和德国一起干,而海军的米内光政则坚决反对。就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希特勒突然又变了卦。按他先打英法东边先稳住苏联的计划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下把平沼内阁忽悠倒了台,坂垣陆相也丢了官。在诺门坎自作主张挑事的关东军则被红军打得更惨。可日本人就是不长记性。到了1940年一看德国几乎把整个欧洲都占领了陆军又嚷嚷着不要误了公共汽车,要和德意结成军事同盟。这时当首相的是有海军“良识派”之称的米内光政。米内深知如果和德意站到一条战壕里就意味着要和英美开战。和连ABC都认不得的陆军不一样,日本海军可是很明白地知道与英美开战就意味着亡国的。不过米内首相不同意也没办法,陆相畑俊六辞职。根据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米内内阁倒台。这是自广田内阁倒台后寺内寿一罢了宇垣一成的官后陆军第二次推翻内阁。
在陆军的劝说下缺乏主见、优柔寡断的近卫公爵再次出任首相。而陆军大臣的人选早在近卫接受“大命”组阁之前就已经定了,是上届陆相畑俊六向天皇隆重推荐的强硬派——东条英机中将。
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奇才”,“满洲事变”的英雄。这回算是走背字调到关东军给东条当个副手,但两人对对方其实都不是很了解。主要因为两人以前从来没在一起共过事。东条英机是陆军世家出身,陆大毕业后二十来年没出过东京,到关东军也才几年。而石原莞尔在日本陆军中以恃才傲物、狂放自大著称,也就因此混得不好。陆大次席毕业却被分配到教育总监部当个校对稿子的文员。接着就是到中国和德国去考察,1928年调到关东军当作战参谋,才有了后来的九一八事变。石原莞尔能够当上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是东条的铁哥们永田铁山少将大力举荐的结果。但这也并不说明石原和东条一样是属于统治派的。永田铁山在陆军中属于宋江似的人物,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是有才能能为国家效力,他便要大力举荐。比如那个细菌战魔鬼石井四郎在军医学校当教官时贪污军费去喝花酒玩女人,结果被宪兵队抓住了准备判刑。永田铁山少将就发了话:“那么一个即将有作为的人,将他关在监狱里太可惜。放了他吧。”这才把石井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后来直到当了731部队长还在办公室里供着永田的胸像。但就在石原当上参本作战课长的同一天,永田便被皇道派的相泽中佐砍死了。半年之后的226兵变,石原担任戒严参谋并且一开始便给叛乱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他并不属于任何派阀,只不过他不能允许军队这样犯上作乱破坏他打“世界最终战”的计划罢了。
不管怎么说,东条英机中将和石原莞尔少将没什么历史过节。但石原对东条可以说是很不满的。首先就在于当时满洲的控制权是牢牢掌握在东条的手里的,手段便是严酷的宪警统治。东条和他的心腹星野直树、松冈洋右和岸信介实际掌控着伪满政府的大权。而石原莞尔自认为是满洲国的缔造者,时常插手伪满的政治事务,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参谋副长的权限。其次东条这个人也让石原无法接受。石原给东条起了个外号叫“东条上等兵”,认为东条的才能“也就是能保管好十挺机枪。十挺以上就说不准了。”像东条这样为人谨守规矩、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的人是石原最不喜欢的。经常在公开场合找东条的难堪,甚至当着下属的面说东条“就是一宪兵,什么都不懂。不用请示他什么事。”石原一贯的为人便是如此,他可不在乎东条英机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也不在乎当年东条少尉来满洲参加日俄战争时自己还在陆军幼年学校里捉虱子取乐这个事实。那么东条对石原又是怎么看的呢?
东条是个喜怒不行于色的人,他绝不会为了这些事情和石原直接翻脸。即使是后来瓜岛作战时被田中新一大骂“科诺八嘎野郎”和远东法庭上被大川周明猛击光头他也表现的很平静。但东条又是一个小肚量的人,这也可以从他的性格中去找原因。像东条这样处事事无巨细都谨小慎微,自认为对什么事的处理都很认真公平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给他提意见。这种人格上变态的自信导致了他无法忍受别人否定他的工作。到后来他在日本国内执掌大权后对反对自己的异己处置便是送去战场送死或让特高警察抓进监狱。军界奇才石原没有想到自己最看不起的人日后会步步高升做到首相,而自己却排挤到做了要塞司令、最后还被迫脱下军服退出军界。
1938年5月30日,东条英机中将就任陆军次官。这是近卫内阁改造的结果。原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和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分别被坂垣征四郎中将和东条英机中将所取代。东条由关东军参谋长直接升到陆军中央,也是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的。
不管怎么说,东条英机中将和石原莞尔少将没什么历史过节。但石原对东条可以说是很不满的。首先就在于当时满洲的控制权是牢牢掌握在东条的手里的,手段便是严酷的宪警统治。东条和他的心腹星野直树、松冈洋右和岸信介实际掌控着伪满政府的大权。而石原莞尔自认为是满洲国的缔造者,时常插手伪满的政治事务,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参谋副长的权限。其次东条这个人也让石原无法接受。石原给东条起了个外号叫“东条上等兵”,认为东条的才能“也就是能保管好十挺机枪。十挺以上就说不准了。”像东条这样为人谨守规矩、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的人是石原最不喜欢的。经常在公开场合找东条的难堪,甚至当着下属的面说东条“就是一宪兵,什么都不懂。不用请示他什么事。”石原一贯的为人便是如此,他可不在乎东条英机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也不在乎当年东条少尉来满洲参加日俄战争时自己还在陆军幼年学校里捉虱子取乐这个事实。那么东条对石原又是怎么看的呢?
东条是个喜怒不行于色的人,他绝不会为了这些事情和石原直接翻脸。即使是后来瓜岛作战时被田中新一大骂“科诺八嘎野郎”和远东法庭上被大川周明猛击光头他也表现的很平静。但东条又是一个小肚量的人,这也可以从他的性格中去找原因。像东条这样处事事无巨细都谨小慎微,自认为对什么事的处理都很认真公平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给他提意见。这种人格上变态的自信导致了他无法忍受别人否定他的工作。到后来他在日本国内执掌大权后对反对自己的异己处置便是送去战场送死或让特高警察抓进监狱。军界奇才石原没有想到自己最看不起的人日后会步步高升做到首相,而自己却排挤到做了要塞司令、最后还被迫脱下军服退出军界。
1938年5月30日,东条英机中将就任陆军次官。这是近卫内阁改造的结果。原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和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分别被坂垣征四郎中将和东条英机中将所取代。东条由关东军参谋长直接升到陆军中央,也是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的。
接着是一篇译自日本网络的文章
被掩埋于历史尘埃中的(山西)阳高事件
战史研究者秦郁彦氏,于1987年在杂志上就东条英机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此为契机,我才知道了阳高事件(该文章后来由文艺春秋社刊行,收录于《现代史的争论点》)。所谓的阳高事件,就是1937年9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兵团长为东条英机中将,以下简称东条兵团)在占领了山西省北部县城阳高后,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的数百名中国人,被该部队屠杀这一事件。国民政府也在战后为了起诉战犯进行了调查,可是在东京审判以及BC级战犯的审判上,这一事件并没有被(检察官)提起公诉,因而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了。
关于被称为阳高屠杀的这一事件,日中双方描述的情况大致说来是相同的,根据承担战后调查的中共阳高县委党史研究室的资料,认为日军从占领阳高的9月8日起,到第二天的9月9日,不问老幼,逮住捆绑了城内的男性500---600人,这些人统统被机枪扫射杀害。作为日本方面的证言,首先能够举例的,就是1963年出版的畠山清行所著的《东京兵团》。根据介绍的隶属于本多兵团、担任进攻阳高的步兵第三联队长汤浅的证言情形,认为日军托名于扫荡残敌,进行了“搜查拘捕男子”的行动。在男人变为稀少的阳高,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即(大量)引进外省男人与寡妇进行集体结婚。另外,在当时从第四师团动员的、与汤浅部队一样隶属于本多旅团的野炮第四联队的战友会志----《野炮第四联队及相关各部队史》里,(以下简称《野四史》)也就这一事件分出一章,进行了论述。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中国方面的主张,承担进攻阳高的日本方面的当事者也不否认,发生了屠杀事件是确切无疑的。
但是,关于事件的具体经过还不太清楚,是谁下的命令、是谁执行屠杀的呢?关于这些战争罪犯,在日本方面的当事者之间,是具有不同主张的。在畠山清行的书本里,把由北边入城的蓧原旅团(混成第15旅团)作为实施罪犯的对象而加以推测,而在《野四史》里,则认为是汤浅部队干的。像《野四史》那样,作为战友会自己把不吉祥的事件加以澄清,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罕见归罕见,《野四史》就阳高事件论及的内容,尽管与这一(屠杀)事件没有关系,而战争结束时,当事者以战犯嫌疑人身份,被国民政府逮捕,还是遇到了重重麻烦。据《野四史》讲,因为作为(日军)公文的“战斗详报”是虚构的,所以那些事情并不可靠、并不恰当。
秦郁彦氏的论述也是这样的,不过,秦氏认为,这一阳高事件是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致使现场攻击的部队产生了众多伤亡者,这是日军出于对敌人的愤恨而实施的报复。这一点在隶属于本多旅团的步兵第1联队制作的阵中日志“察哈尔作战日志”里,也认为汤浅部队是攻略阳高的部队。在落款为9月13日的电报上(关参电第287号),在截至于10日的这一段时间里,明确地记录了由东条兵团进攻阳高而导致的伤亡人数,“本多旅团战死27人(内含将校1人),战伤86人(内含将校5人)”除此以外,并没有记载筱原旅团等的损失(损失为零)。所以说,因伤亡众多而群情激愤的说法如果正确的话,那么除了担任攻略阳高的汤浅部队外,说其他部队制造了这一事件是讲不通的。
从前述电报的伤亡人数来看,就能明白,攻略阳高的汤浅部队是恰如其分地进行了战斗。在《野四史》里,说汤浅部队在黑暗中登着梯子突入了城墙,在城内“一片漆黑中,敌我都双方弄不清谁是谁,而相互投掷手榴弹”,就在这样的混战中,打开了城门,主力部队才得以攻入了城里。《野四史》认为,大炮“连一发也没有发射”,如果这件事确切的话,那么,阳高之战就与通常的战法不同,它好像不是依靠炮击破毁城墙,来确保突入的路线,而是采取了强行的攻城战法。虽然浅汤部队在阳高作战之后,又反复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因为226事件的军队整肃,硬让这支部队一味地干赔本的任务,这样的做法常常遭到指责。
只是激战后,由于场合的不同,群情激愤的日军,把居民们被误认为成非武装的俘虏、残兵败将、以及便衣部队而加以杀害,这样的推理方式,在南京事件的争辩中,也是被常常拿出来的说辞。可对于被军纪束缚的士兵来说,仅凭自己的意志就能够实施有可能遭到反击的、无益的大量杀戮吗?这是个疑问。不单单是屠杀,遗体的处理也需要费用(公款)。而且,当地是今后要树立的蒙疆新秩序之地,这个问题,不能够简单地认为是现场部队在情急之下做出的杀戮行为。总而言之,应该怀疑这件事与上级司令部有关。
启示了这一看法的,是被作为回忆记录的、当时身为兵团长的东条英机在其首相时代的言论。就像秦郁彦氏所指出的那样,东条于1943年(昭和18年)2月3日,在晚饭时的闲谈中追述往事,在谈到察哈尔作战时,他对秘书说:“把不稳定的支那人等,全部砍了头”。秦氏提取了这个小故事,认为东条既然认识到了存在的事件,至少他逃脱不了监督的责任,然而仅仅凭这些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吧!
当时,与东条兵团并肩作战的蒙古军司令李守信将军,在其战后的自述里留下了证言,察哈尔作战时,在各地频繁地发生了屠杀俘虏事件。另外,就像这个网站介绍的那样,在宁武也发生了与阳高一模一样的“搜查拘捕男子”事件。还有在德化特务机关供职的葛西,他回忆说,在阳高之前就被日军攻略的万全县,也发生了屠杀居民的事件。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法,在东条兵团进击的沿途,如万全、天镇、阳高、朔县、宁武等地,都频繁地发生了屠杀事件。而包括阳高在内,发生在察哈尔的这些屠杀事件,既然是不吉利的事件,按理就应对当事者进行处罚,可是却看不到其踪迹。
有个小故事与这一点有着意味深长的联系。那就是记录了日军在万全杀戮居民的葛西,由他所披露了有关东条的逸闻。对于被认为是杀害了无辜居民的日本士兵,东条以“挥泪斩马谡”的姿态,将他们处以了死刑。也就是说东条兵团的军纪是严明的。尽管翻译了《德王自传》的森久男氏认为“本多兵团虽然进入了张家口,却容许(士兵)不拘小节开怀畅饮三天”,然而即使中国方面的调查,在这一期间,张家口并没有发生不吉祥的事件。这还是军纪严明的缘故,发生的一系列杀戮行为,不是目无法纪的粗暴,而是归结为作战行为。说起东条这个人,他的前职是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据说这个东条,在兵团里发出的指示,甚至要深入贯彻、灵活指挥到中队那一级的层面。军纪严明而好唠唠叨叨指挥的东条,在他后来追述往事时,说出了“把不稳定的支那人等全部砍了头”。总而言之,是他下达了“原则上不必负担俘虏”之类的命令,是以他天生执拗的秉性,让其属下的部队贯彻执行到底的吧!
粗暴地讲,察哈尔作战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把迁入了汉人的察哈尔,再附加上山西,一并让给蒙古人。而战争状态为,进攻之后接着又是进攻,因而兵站补给线得不到确保,据说各个部队都为物资的渐渐缺乏而感到烦恼。参战的将士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吃饱肚子的机会,就像回忆的事例那样,既没有多余的粮食支付给俘虏,又不能分出多余的军人用于警备。(关东军)作战的本身就形同于无视中央的独断专行,关东军本身早晚是要撤回满洲的。再加上作战所处的地区,它在中日事变爆发时,是全中国抗战意志最强的地方。记述了阳高事件的畠山本以及记述了万全杀戮的葛西,在他们的记述中都认为,促成阳高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的)军民同心协力攻击了日军。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了的话,那么,要杀一儆百地减少“不稳定的中国人”,从而采取了这样简单的思维,也不见得不可思议。
而据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很多发生在察哈尔的屠杀事件,是在第一线部队攻占数日之后,由来到城里的警备队干的。可是,阳高的情况是,在攻占后的第二天早晨,由第一线部队实施了屠杀,这件事肯定没错。而且,关于在察哈尔频发的屠杀事件中,唯有就阳高的当事人(而且是部队的长官)的证言,是必须看重的。总而言之,汤浅部队的将士勇敢战斗的结局,是按照兵团司令部的命令,硬让他们干了屠杀居民这一肮脏勾当的。而且,这一事件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正规命令系统下达的:兵团司令部——本多旅团长——汤浅联队长——各个中队长。汤浅联队长应该是完全知道这个秘密的,关于事件的本身虽然已经弄明白了,而对于(包括实施部队)的真相他却闭口不言。他是在为部下着想吧!
就像我在文章开头谈及的那样,在东京审判以及BC级审判上,阳高事件并没有被提起公诉,在阳高以外发生的其他屠杀事件也没有被起诉。民间人士的游击活动以及穿上平民服装的残兵败将,他们在国际法上是不受保护的,对他们处以刑罚是否合法,尚无定论。不过,尽管如此,当时执意复仇的国民政府是不会遗漏(阳高事件)的,而发生在察哈尔的所有屠杀事件,却不能立案,这显得很不自然。另外,据畠山本和《野四史》的记载,战争结束时,国民政府以战犯嫌疑者,将汤浅部队和“野四”的责任人拘禁,尽管进行了调查,但由于本多旅团长上呈了述状,据说禁闭就顺利地被解除了。毕竟没有对本多旅团长作为战犯嫌疑人处置,如果从这一点考虑的话,屠杀事件就不是按照正规的命令系统来实施的,只能考虑为兵团司令部针对当时的情况而下的命令。而(阳高事件)最终没有被提起公诉,这就像秦氏指出的那样,可以说成是唯一的、作为东京审判检察一方的证人是田中隆一,田中作为参谋曾在东条兵团工作过,一般认为与这层关系有关。
被掩埋于历史尘埃中的(山西)阳高事件
战史研究者秦郁彦氏,于1987年在杂志上就东条英机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此为契机,我才知道了阳高事件(该文章后来由文艺春秋社刊行,收录于《现代史的争论点》)。所谓的阳高事件,就是1937年9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兵团长为东条英机中将,以下简称东条兵团)在占领了山西省北部县城阳高后,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的数百名中国人,被该部队屠杀这一事件。国民政府也在战后为了起诉战犯进行了调查,可是在东京审判以及BC级战犯的审判上,这一事件并没有被(检察官)提起公诉,因而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了。
关于被称为阳高屠杀的这一事件,日中双方描述的情况大致说来是相同的,根据承担战后调查的中共阳高县委党史研究室的资料,认为日军从占领阳高的9月8日起,到第二天的9月9日,不问老幼,逮住捆绑了城内的男性500---600人,这些人统统被机枪扫射杀害。作为日本方面的证言,首先能够举例的,就是1963年出版的畠山清行所著的《东京兵团》。根据介绍的隶属于本多兵团、担任进攻阳高的步兵第三联队长汤浅的证言情形,认为日军托名于扫荡残敌,进行了“搜查拘捕男子”的行动。在男人变为稀少的阳高,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即(大量)引进外省男人与寡妇进行集体结婚。另外,在当时从第四师团动员的、与汤浅部队一样隶属于本多旅团的野炮第四联队的战友会志----《野炮第四联队及相关各部队史》里,(以下简称《野四史》)也就这一事件分出一章,进行了论述。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中国方面的主张,承担进攻阳高的日本方面的当事者也不否认,发生了屠杀事件是确切无疑的。
但是,关于事件的具体经过还不太清楚,是谁下的命令、是谁执行屠杀的呢?关于这些战争罪犯,在日本方面的当事者之间,是具有不同主张的。在畠山清行的书本里,把由北边入城的蓧原旅团(混成第15旅团)作为实施罪犯的对象而加以推测,而在《野四史》里,则认为是汤浅部队干的。像《野四史》那样,作为战友会自己把不吉祥的事件加以澄清,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罕见归罕见,《野四史》就阳高事件论及的内容,尽管与这一(屠杀)事件没有关系,而战争结束时,当事者以战犯嫌疑人身份,被国民政府逮捕,还是遇到了重重麻烦。据《野四史》讲,因为作为(日军)公文的“战斗详报”是虚构的,所以那些事情并不可靠、并不恰当。
秦郁彦氏的论述也是这样的,不过,秦氏认为,这一阳高事件是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致使现场攻击的部队产生了众多伤亡者,这是日军出于对敌人的愤恨而实施的报复。这一点在隶属于本多旅团的步兵第1联队制作的阵中日志“察哈尔作战日志”里,也认为汤浅部队是攻略阳高的部队。在落款为9月13日的电报上(关参电第287号),在截至于10日的这一段时间里,明确地记录了由东条兵团进攻阳高而导致的伤亡人数,“本多旅团战死27人(内含将校1人),战伤86人(内含将校5人)”除此以外,并没有记载筱原旅团等的损失(损失为零)。所以说,因伤亡众多而群情激愤的说法如果正确的话,那么除了担任攻略阳高的汤浅部队外,说其他部队制造了这一事件是讲不通的。
从前述电报的伤亡人数来看,就能明白,攻略阳高的汤浅部队是恰如其分地进行了战斗。在《野四史》里,说汤浅部队在黑暗中登着梯子突入了城墙,在城内“一片漆黑中,敌我都双方弄不清谁是谁,而相互投掷手榴弹”,就在这样的混战中,打开了城门,主力部队才得以攻入了城里。《野四史》认为,大炮“连一发也没有发射”,如果这件事确切的话,那么,阳高之战就与通常的战法不同,它好像不是依靠炮击破毁城墙,来确保突入的路线,而是采取了强行的攻城战法。虽然浅汤部队在阳高作战之后,又反复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因为226事件的军队整肃,硬让这支部队一味地干赔本的任务,这样的做法常常遭到指责。
只是激战后,由于场合的不同,群情激愤的日军,把居民们被误认为成非武装的俘虏、残兵败将、以及便衣部队而加以杀害,这样的推理方式,在南京事件的争辩中,也是被常常拿出来的说辞。可对于被军纪束缚的士兵来说,仅凭自己的意志就能够实施有可能遭到反击的、无益的大量杀戮吗?这是个疑问。不单单是屠杀,遗体的处理也需要费用(公款)。而且,当地是今后要树立的蒙疆新秩序之地,这个问题,不能够简单地认为是现场部队在情急之下做出的杀戮行为。总而言之,应该怀疑这件事与上级司令部有关。
启示了这一看法的,是被作为回忆记录的、当时身为兵团长的东条英机在其首相时代的言论。就像秦郁彦氏所指出的那样,东条于1943年(昭和18年)2月3日,在晚饭时的闲谈中追述往事,在谈到察哈尔作战时,他对秘书说:“把不稳定的支那人等,全部砍了头”。秦氏提取了这个小故事,认为东条既然认识到了存在的事件,至少他逃脱不了监督的责任,然而仅仅凭这些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吧!
当时,与东条兵团并肩作战的蒙古军司令李守信将军,在其战后的自述里留下了证言,察哈尔作战时,在各地频繁地发生了屠杀俘虏事件。另外,就像这个网站介绍的那样,在宁武也发生了与阳高一模一样的“搜查拘捕男子”事件。还有在德化特务机关供职的葛西,他回忆说,在阳高之前就被日军攻略的万全县,也发生了屠杀居民的事件。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法,在东条兵团进击的沿途,如万全、天镇、阳高、朔县、宁武等地,都频繁地发生了屠杀事件。而包括阳高在内,发生在察哈尔的这些屠杀事件,既然是不吉利的事件,按理就应对当事者进行处罚,可是却看不到其踪迹。
有个小故事与这一点有着意味深长的联系。那就是记录了日军在万全杀戮居民的葛西,由他所披露了有关东条的逸闻。对于被认为是杀害了无辜居民的日本士兵,东条以“挥泪斩马谡”的姿态,将他们处以了死刑。也就是说东条兵团的军纪是严明的。尽管翻译了《德王自传》的森久男氏认为“本多兵团虽然进入了张家口,却容许(士兵)不拘小节开怀畅饮三天”,然而即使中国方面的调查,在这一期间,张家口并没有发生不吉祥的事件。这还是军纪严明的缘故,发生的一系列杀戮行为,不是目无法纪的粗暴,而是归结为作战行为。说起东条这个人,他的前职是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据说这个东条,在兵团里发出的指示,甚至要深入贯彻、灵活指挥到中队那一级的层面。军纪严明而好唠唠叨叨指挥的东条,在他后来追述往事时,说出了“把不稳定的支那人等全部砍了头”。总而言之,是他下达了“原则上不必负担俘虏”之类的命令,是以他天生执拗的秉性,让其属下的部队贯彻执行到底的吧!
粗暴地讲,察哈尔作战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把迁入了汉人的察哈尔,再附加上山西,一并让给蒙古人。而战争状态为,进攻之后接着又是进攻,因而兵站补给线得不到确保,据说各个部队都为物资的渐渐缺乏而感到烦恼。参战的将士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吃饱肚子的机会,就像回忆的事例那样,既没有多余的粮食支付给俘虏,又不能分出多余的军人用于警备。(关东军)作战的本身就形同于无视中央的独断专行,关东军本身早晚是要撤回满洲的。再加上作战所处的地区,它在中日事变爆发时,是全中国抗战意志最强的地方。记述了阳高事件的畠山本以及记述了万全杀戮的葛西,在他们的记述中都认为,促成阳高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的)军民同心协力攻击了日军。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了的话,那么,要杀一儆百地减少“不稳定的中国人”,从而采取了这样简单的思维,也不见得不可思议。
而据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很多发生在察哈尔的屠杀事件,是在第一线部队攻占数日之后,由来到城里的警备队干的。可是,阳高的情况是,在攻占后的第二天早晨,由第一线部队实施了屠杀,这件事肯定没错。而且,关于在察哈尔频发的屠杀事件中,唯有就阳高的当事人(而且是部队的长官)的证言,是必须看重的。总而言之,汤浅部队的将士勇敢战斗的结局,是按照兵团司令部的命令,硬让他们干了屠杀居民这一肮脏勾当的。而且,这一事件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正规命令系统下达的:兵团司令部——本多旅团长——汤浅联队长——各个中队长。汤浅联队长应该是完全知道这个秘密的,关于事件的本身虽然已经弄明白了,而对于(包括实施部队)的真相他却闭口不言。他是在为部下着想吧!
就像我在文章开头谈及的那样,在东京审判以及BC级审判上,阳高事件并没有被提起公诉,在阳高以外发生的其他屠杀事件也没有被起诉。民间人士的游击活动以及穿上平民服装的残兵败将,他们在国际法上是不受保护的,对他们处以刑罚是否合法,尚无定论。不过,尽管如此,当时执意复仇的国民政府是不会遗漏(阳高事件)的,而发生在察哈尔的所有屠杀事件,却不能立案,这显得很不自然。另外,据畠山本和《野四史》的记载,战争结束时,国民政府以战犯嫌疑者,将汤浅部队和“野四”的责任人拘禁,尽管进行了调查,但由于本多旅团长上呈了述状,据说禁闭就顺利地被解除了。毕竟没有对本多旅团长作为战犯嫌疑人处置,如果从这一点考虑的话,屠杀事件就不是按照正规的命令系统来实施的,只能考虑为兵团司令部针对当时的情况而下的命令。而(阳高事件)最终没有被提起公诉,这就像秦氏指出的那样,可以说成是唯一的、作为东京审判检察一方的证人是田中隆一,田中作为参谋曾在东条兵团工作过,一般认为与这层关系有关。
引一篇来自国内的记载阳高事件的网文
1937年9月9日,日军占领阳高,制造了南瓮城惨案。一座文明古城受到严重摧残。
阳高县城的东南角,在1937年9月9日晚上零点钟,侵华日军就是从这个城墙口攻入阳高城的。
此前,阎锡山61军414团600多名士兵与日军展开激战后未能及时疏散群众,弃城逃走,更可悲的是有个叫孙存仁的市民曾经迎接过张作霖的军队,捞了个专管粮草、税款的支应局局长,从中发了大财,这次日军打进来,他又故伎重演,上街大喊大叫,组织群众张灯举旗,欢迎日本兵,他从东街、南街窜到西大街,带领聚集的人群到了十字街,日军核枪实弹,杀气腾腾,不准人们动弹,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日军把妇女、老幼挑出来,把青壮年男子押向南大街,屠杀开始了。
阳高县城的南大街,在1937年9月9日下午的4点钟,日军就是在这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瓮城惨案。
日本人来到南瓮城以后,已经把机枪、步枪布置好了,开枪就是个打。
这里曾经是一座关帝庙,日本人以领取良民证为借口又进行了三天的集中大屠杀。
反正是进你家搜出青壮年,就驱赶到这儿,驱赶到这儿不是机枪扫,就是屠杀,整个儿就屠杀,大部分在这儿,究竟屠杀100还是多少闹不清。
此外,南街一家商店18个男人被逼赶到一大粪坑边,先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倒土墙把18人全部压在下面,南街小书铺一个青年被日军砍下头来,扔进煮饭的锅里,至于对妇女、少女奸污蹂躏更是难以言状。
日本人在南瓮城屠杀男人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当时阳高城好像青天白日也看似灰色的,女人们感觉到没法儿活了,怕的不行,所以感觉到活不如死,结果带上孩子先把孩子扔下去然后她栽下去,有的一口井十几个人跳下,究竟几个井多少人大概死了一百多个人。
在日军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中,善良无辜的人们就这样一群群一个个的倒下去了,鲜血模糊了人们的面孔,鲜血映红了家乡的土地,一座阳高县城简直变成了死城。这次日军共血腥屠杀无辜同胞1000余人,也是日军铁骑踏上黄土高原后欠下山西人民的第一笔血债。
1997年在日寇入侵阳高制造的南瓮城惨案60周年之际,阳高县委、县政府在惨案遗址建起了“耻”字碑,这些都成为本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被省、市确定为德育教育基地。
1937年9月9日,日军占领阳高,制造了南瓮城惨案。一座文明古城受到严重摧残。
阳高县城的东南角,在1937年9月9日晚上零点钟,侵华日军就是从这个城墙口攻入阳高城的。
此前,阎锡山61军414团600多名士兵与日军展开激战后未能及时疏散群众,弃城逃走,更可悲的是有个叫孙存仁的市民曾经迎接过张作霖的军队,捞了个专管粮草、税款的支应局局长,从中发了大财,这次日军打进来,他又故伎重演,上街大喊大叫,组织群众张灯举旗,欢迎日本兵,他从东街、南街窜到西大街,带领聚集的人群到了十字街,日军核枪实弹,杀气腾腾,不准人们动弹,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日军把妇女、老幼挑出来,把青壮年男子押向南大街,屠杀开始了。
阳高县城的南大街,在1937年9月9日下午的4点钟,日军就是在这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瓮城惨案。
日本人来到南瓮城以后,已经把机枪、步枪布置好了,开枪就是个打。
这里曾经是一座关帝庙,日本人以领取良民证为借口又进行了三天的集中大屠杀。
反正是进你家搜出青壮年,就驱赶到这儿,驱赶到这儿不是机枪扫,就是屠杀,整个儿就屠杀,大部分在这儿,究竟屠杀100还是多少闹不清。
此外,南街一家商店18个男人被逼赶到一大粪坑边,先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倒土墙把18人全部压在下面,南街小书铺一个青年被日军砍下头来,扔进煮饭的锅里,至于对妇女、少女奸污蹂躏更是难以言状。
日本人在南瓮城屠杀男人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当时阳高城好像青天白日也看似灰色的,女人们感觉到没法儿活了,怕的不行,所以感觉到活不如死,结果带上孩子先把孩子扔下去然后她栽下去,有的一口井十几个人跳下,究竟几个井多少人大概死了一百多个人。
在日军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中,善良无辜的人们就这样一群群一个个的倒下去了,鲜血模糊了人们的面孔,鲜血映红了家乡的土地,一座阳高县城简直变成了死城。这次日军共血腥屠杀无辜同胞1000余人,也是日军铁骑踏上黄土高原后欠下山西人民的第一笔血债。
1997年在日寇入侵阳高制造的南瓮城惨案60周年之际,阳高县委、县政府在惨案遗址建起了“耻”字碑,这些都成为本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被省、市确定为德育教育基地。
东条英机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即上书陆军中央要求“严惩南京政府、树立亲日地方政权”。随即组成以他为司令官的察哈尔兵团(基干为三个旅团)向关内出击,8月27日占领张家口,9月13日占领大同。10月14日占领绥远,17日占领包头。值得一提的是东条所属部队中有226兵变时造反的步兵第3联队。226失败之后第3联队被调到满洲齐齐哈尔驻屯,联队长换成了汤浅政雄大佐。这个汤浅大佐只比东条英机陆士晚两期,可因为是“无天组”所以升官特别慢。这次要不是步兵第3联队得了“国贼”的污名他还当不上这个主力联队长哩。汤浅联队长奉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的命令要好好整肃这个闹事的联队。你不是有精力忧国忧民吗?好,先给你来个雪中三十公里急行军。零下二三十度的天,不累死你也冻死你。这个联队226兵变的首谋军官已经被枪毙,可还有不少参加过叛乱的下士官和士兵没被处理。这次的察哈尔作战和以后的诺门坎事件,首先就把他们往要命的地方派。让他们全部为“皇国”捐了躯了,才算洗刷了第3联队“国贼”的恶名。这也是日本军队的一贯做法。
前几年读过一本国内某出版社出版的东条英机传记,封面赫然写着“十恶不赦的超级战犯 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其实如果单对于中国来说,东条倒还不能算是甲级战犯。他在中国呆的时间也就是1935-38在关东军任职的三年,远没有坂垣、土肥原和冈村这些中国通出身的军人来的长。对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东条的责任也没有陆军中央的决策者杉山陆相和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大。但对于察哈尔作战时日军在张家口、阳高、包头犯下的残暴罪行,东条英机却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关于东条的这项乙级战犯罪在日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并没有被提及,在国内也一直不知名。直到最近几年由于日本历史学者秦郁彦教授等的发掘才逐渐使这些惨案的真相浮出水面。具体可见下面所引的网文,这里不再赘述。
话说回来,七七事变的爆发本来是日本“支那驻屯军”(通称“天津军”)挑的事,可远在满洲和朝鲜的关东军与朝鲜军却无比关注。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人纷纷要求中央决断,讨伐“暴支”。而陆军中央方面也是开战呼声高涨,叫的最欢的便是日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此时还是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武藤章大佐。而以武藤章的顶头上司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少数几人是反对向中国大陆扩张的。争论的结果是石原部长遭到“千夫指”被赶出陆军中央,调到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手下当个参谋副长。
前几年读过一本国内某出版社出版的东条英机传记,封面赫然写着“十恶不赦的超级战犯 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其实如果单对于中国来说,东条倒还不能算是甲级战犯。他在中国呆的时间也就是1935-38在关东军任职的三年,远没有坂垣、土肥原和冈村这些中国通出身的军人来的长。对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东条的责任也没有陆军中央的决策者杉山陆相和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大。但对于察哈尔作战时日军在张家口、阳高、包头犯下的残暴罪行,东条英机却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关于东条的这项乙级战犯罪在日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并没有被提及,在国内也一直不知名。直到最近几年由于日本历史学者秦郁彦教授等的发掘才逐渐使这些惨案的真相浮出水面。具体可见下面所引的网文,这里不再赘述。
话说回来,七七事变的爆发本来是日本“支那驻屯军”(通称“天津军”)挑的事,可远在满洲和朝鲜的关东军与朝鲜军却无比关注。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人纷纷要求中央决断,讨伐“暴支”。而陆军中央方面也是开战呼声高涨,叫的最欢的便是日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此时还是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武藤章大佐。而以武藤章的顶头上司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少数几人是反对向中国大陆扩张的。争论的结果是石原部长遭到“千夫指”被赶出陆军中央,调到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手下当个参谋副长。
在伪满时期,对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进行镇压的除关东军和伪满军外,还有日本关东宪兵队和伪满宪兵团、伪满警察(有专门用于讨伐抗联的警察部队“警察讨伐队”)、保安局(伪满秘密警察机关)、铁路警护军(原铁路警察,后编入伪满军系统)等宪警组织。但几乎所有的宪警机关都要听从关东宪兵队的指挥命令,遇到重大情况必须向日本宪兵报告,不能独自处理。因此关东宪兵队也就成了日本对满宪警统治的中枢机关。东条英机就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后,专门成立了警务统治委员会。以关东宪兵队为核心协调各伪满武装力量,对抗日联军进行残酷镇压。特别是1936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在日本顾问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指挥下消灭了最后一支抗日义勇军王凤阁部队。东条英机还利用自己同时兼任关东局警务部长的职权,将原关东局警察与领事馆警察并入伪满警察系统,加强了伪满的警察力量。
应该说东北抗日联军这支孤悬敌后、矢志不渝坚持抗日的部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杨靖宇、赵尚志、金日成这些抗联将领的名字是经常出现在日本《朝日新闻》等报纸的版面上的,每天几乎都有来自满洲的关东军被抗联袭击、军人“牺牲”“殉国”的报道。而二二六兵变时,促使皇道派青年军官下决心提前进行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第1师团即将开赴满洲。而香田清贞、安藤辉三这些皇道派军官可是深知满洲是个什么样的“险恶去处”,调到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早晚要死于“匪贼”之手。因此不如先下手为强干那些腐败的官僚们一票。
而东条英机得以出头也正是二二六兵变。当时远在满洲的他一听说东京有军人叛乱了立刻下令全满洲进入紧急状态,出动宪兵把满洲的皇道派人物一扫而空。兵变结束后陆军中央内部以寺内寿一、杉山元等为代表的统治派军人开始进行肃军人事。而在满洲随着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被植田谦吉大将取代,东条英机也被陆军中央倚重,成为统治派在满洲的骨干人物。1936年12月1日,东条英机晋升为中将。第二年的3月1日,东条英机就任关东军参谋长这一要职。由情治主官升任参谋主官,东条总算摆脱了仕途上的背运。而四个月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更给了东条英机挥刀上阵的机会。
应该说东北抗日联军这支孤悬敌后、矢志不渝坚持抗日的部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杨靖宇、赵尚志、金日成这些抗联将领的名字是经常出现在日本《朝日新闻》等报纸的版面上的,每天几乎都有来自满洲的关东军被抗联袭击、军人“牺牲”“殉国”的报道。而二二六兵变时,促使皇道派青年军官下决心提前进行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第1师团即将开赴满洲。而香田清贞、安藤辉三这些皇道派军官可是深知满洲是个什么样的“险恶去处”,调到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早晚要死于“匪贼”之手。因此不如先下手为强干那些腐败的官僚们一票。
而东条英机得以出头也正是二二六兵变。当时远在满洲的他一听说东京有军人叛乱了立刻下令全满洲进入紧急状态,出动宪兵把满洲的皇道派人物一扫而空。兵变结束后陆军中央内部以寺内寿一、杉山元等为代表的统治派军人开始进行肃军人事。而在满洲随着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被植田谦吉大将取代,东条英机也被陆军中央倚重,成为统治派在满洲的骨干人物。1936年12月1日,东条英机晋升为中将。第二年的3月1日,东条英机就任关东军参谋长这一要职。由情治主官升任参谋主官,东条总算摆脱了仕途上的背运。而四个月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更给了东条英机挥刀上阵的机会。
113.东条英机(1884.12.30-1948.12.23) 岩手县人 陆军中将东条英教第三子。曾就读于东京府城北寻常中学校(现东京都立户山高等学校)。1905年3月30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7期步兵科(363人中第12名),同年4月21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日俄战争历任近卫步兵第3联队附(补充大队)、步兵第59联队附。近卫步兵第3联队附,陆士生徒队附。1915年12月11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7期(56人中第11名)。陆军兵器本厂附兼陆军省副官,陆军省副官,步兵第48联队附,驻瑞士研究学习军事,驻德国学习研究军事,陆大教官兼参谋本部部员兼步兵学校研究部员,陆军技术本部附兼军务局课员,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长,步兵第1联队长,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长(九一八事变),1933年3月18日晋升陆军少将。陆军兵器本厂附(军事调查委员长),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长,陆士干事,步兵第24旅团长,第12师团司令部附,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兼关东局警务部长,关东军参谋长(七七事变),陆军次官兼航空本部长兼临时军事参议官。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40年7月22日就任第二次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第三次近卫内阁、东条内阁留任)。1941年10月18日就任第40届内阁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兼内务大臣),同日晋升陆军大将。内阁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兼外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兼文部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兼商工大臣兼军需大臣兼参谋总长。1944年7月22日转入预备役。1945年9月11日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自杀未遂)。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犯有破坏和平罪(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国实行侵略战争)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命令准许违约行为),处以绞刑。1948年12月23日0时10分被处决。曾获二级金鵄勋章。长子东条英隆,次子东条辉雄(三菱重工业会长),三子陆军军曹东条敏夫(陆士59期。战后入航空自卫队,空将补军衔)。女婿陆军大佐杉山茂(陆士36期,陆大45期),陆军少佐古贺秀正(陆士52期,陆大58期)。
东条英机是日本陆军大学校首期首席毕业生东条英教中将之子。他是出生在东京都的,但原籍地在岩手县(就和寺内寿一也是出生在东京但原籍地是山口县一样)。他父亲东条英教1873年独自上东京进陆军教导团学习军事,从军曹起步在陆军中服役。西南战争时英教被提拔为候补少尉,战后正式晋升为步兵少尉。1884年东条英机出生时,父亲英教正以步兵中尉军衔在陆军大学校首期学习。当初办这个陆军大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参谋人才的。陆大建校时陆军士官学校已经毕业了五期学生。陆大第一期毕业的十名学员除了东条英教之外都有陆士学历,可最后居然是这个没上过陆士还是南部藩出身的东条英教拿下了首席的位置(当时还没定下恩赐军刀的规矩,获得的奖励是“恩賜の双眼鏡”,即望远镜)。东条英教算是个文武全才,可是由于和陆军派阀鼻祖老山县关系不好,在陆军中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在陆军上层只有萨摩藩出身的川上操六大将很欣赏英教的才华。可甲午战争之后没几年川上就死了,英教便被赶出了参谋本部。日俄战争时他当了几个月旅团长就生病回了国,在朝鲜又被长洲阀头目长谷川好道大将找了些理由转入了预备役。不过考虑到他是陆大首期首席毕业,还是给他升了中将再退役。
东条英教有本名著《隔壁听谈》。听名字像是本鬼故事,实际却是甲午战争时作为大本营参谋的东条英教写下的甲午日清战史,是日本陆军最早的一部战史著作。详细叙述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经过以及日军的战争计划。1913年东条英教去世后这部书便交给儿子英机保管。东条英机是英教的第三个儿子,他前两个儿子都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因此英机被父亲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人算斗不过天算,这个英机从上学起就让父亲伤透了脑筋。
东条英机上小学时就转过好几次学,原因据说是性格顽劣爱打架。1899年15岁的东条考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总算是按他父亲的心愿走上了从军之路。之后又进入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他成绩还算是中上游。1905年3月他毕业于陆士第17期,同期生有后来晋升为大将的后宫淳和前田利为。这个17期是参加日俄战争的最后一期,毕业后二十多天就授予了少尉军衔。他们这期毕业时日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东条英机少尉先后在铁岭和朝鲜黄海道驻屯守备,也没捞上场仗打。回国后他晋升为中尉并于1909年与日本女子大学的伊藤胜子结婚,两年后生下了长子英隆。
英机他老爹英教是陆大首期首席毕业,自然也希望儿子青出于蓝胜于蓝。可这个英机不争气,考了两回陆大都名落孙山。你看他陆士17期的同学前田利为和筱塚义男早在1908年就考上了陆大,1911年以军刀组的身份毕业。而东条中尉此时还在陆大门口转悠着呢。当然,陆军大学校考试的难度确实是很变态的。每期就招那么几十个人,参加竞争的都是陆士的优秀毕业生。首先是每个联队推荐上来的军官参加在师团举行的初试。初试主要考文化课,要考初级战术、筑城学、兵器学、地形及交通学、军制学、外语及数学等课程。通过初试后再到东京陆大参加复试。复试其实就是面试了,考官会想出种种刁钻的战术问题来为难考生。面试主要考察四点:1.战术原则的记忆理解与运用。这不用说了是基本功,不光是考记忆力还考察对战术的灵活运用能力。2.对考官真意的把握。就是说考生要明白考官考你的是什么,要识破考官在试题中打的埋伏。3.对考官的顺应性。这一条最难。当考官反驳你的作战方案时,你会如何选择?如果你坚持自己错误的主张,考官会评价为“固执己见,愚蠢的家伙”。如果你盲目顺从考官,评价便是“没有主见的人,不适合当指挥官”。两种情况都是不合格。4.姿态、态度及语言表达能力。这也是个基本要求,要是考生表现的猥猥琐琐或是盛气凌人自然是不会合格的。面试再淘汰一大半。重重难关下来,最终通过的人才能进入陆军的最高学府学习。
陆大考了两回没考上,东条英机可着急了。好在联队长比较给他面子,部队也不让他管杂活也不让他做,放他安心复习考试。1912年12月,第三次参加陆大考试的东条英机中尉通过了难关,总算踏进了陆大的校门。一年之后怀才不遇的父亲东条英教中将去世,临死前英教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前程,将自己写下的批判长洲派阀的战史著作付之一炬。又过了一年1914年他第二个儿子东条辉雄出生。1915年12月东条英机大尉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7期,成绩在同期的56人中名列第11名。这期的前三名分别是今村均中尉,河边正三中尉和本间雅晴中尉(都是陆士19期的)。第九名是后来晋升大将的冈部直三郎中尉,第十名是诺门坎的败将小松原道太郎中尉,第十四名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大岛浩中尉,第十六名是中国通矶谷廉介大尉,第二十名是后来攻长沙的乙级战犯横山勇中尉。如果不和有英才之称的父亲相比,那东条英机的这个成绩也还算是不错的了。
日本陆军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巴登·巴登密约”,这个密约便是有陆军“三羽鸟”之称的永田铁山少佐、小畑敏四郎少佐和冈村宁次少佐与陆士小他们一期的后辈东条英机少佐共同协商制定的。这四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军官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认为要取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必须清除陆军长洲派阀,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东条英机其时正在已战败的德国留学。他认为“天皇陛下的军队中不能存在着派阀,否则就会变成私军”,再加上有感于父亲遭到长洲派压制的凄凉遭遇,便与永田他们结成同盟立誓要清除派阀、刷新陆军人事。而永田铁山对这个名将之后的东条少佐亦是非常欣赏,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以这四人为核心创立了“一夕会”,至于小畑敏四郎另立山头,与同为反长洲势力的“佐贺左肩党”结盟,最终变成皇道派则是后话了。
回国后的东条顺利晋升,1929年即他陆大毕业十四年后他当上了步兵第1联队大佐联队长。联队长是个很重要的职务,特别是驻守东京的步兵第1联队(又称“頭号連隊”)联队长更是个要害职位。第1联队成立于1871年,历任联队长中有长谷川好道、乃木希典、立见尚文、井上光和宇都宫太郎等后来官拜大将的人物。东条英机的很多特点在担任第1联队长时就已显现出来。如经常检查垃圾箱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当他看见有丢弃的食物时便叫来炊事班长让他把伙食改善一下。他对下属士兵的姓名记忆力惊人,经常是见过一面便能完全记住士兵的姓名出身等情况。“剃刀东条”的外号大致也是得名于此。其实“剃刀”这个外号并不是说东条遇事果断或者残暴的意思,而是说他处理事情事无巨细井井有条,就像剃刀能把脑袋清理的干干净净一样。不管怎样东条联队长的人望很高,又有永田等盟友的支持,似乎从此要走上春风得意之路了。
但是世事难料。压制父亲英教的长洲阀此时虽已风光不再,但由宇都宫大将创始、武藤元帅继之、荒木和真崎二人为中坚的新派阀挡住了东条英机的荣升之路。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横行于日本陆军一时的是由武藤信义元帅领衔、荒木和真崎二人为中坚的皇道派。东条英机作为统治派核心永田铁山的密友,自然与皇道派格格不入。1933年3月东条晋升陆军少将后被调任参谋本部附。就是说在参谋本部上班却不给任何实职,第二年8月他更是被调出东京,远赴九州福冈任职,任第12师团第24旅团长。这对他来说可是破天荒的一次人事调动。要知道他从陆大毕业以来就没在东京以外任过职,一直都在中央省部机关干。背后其实是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在操纵,目的是把东条安排在自己的心腹第12师团长香月清司中将(陆大24期毕业,七七事变后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手下加以控制,再找个借口把他编入预备役。
但出乎意料的是东条这个旅团长干的还不错,在师团内部的对抗演习中“战果辉煌”。主要还是归功于井本熊男大尉参谋的尽心辅佐。这个井本熊男是陆大46期毕业的,后来当过作战主任参谋。1940-41年日军在浙江金华和湖南长沙进行的细菌战就是他指挥的。他作为东条的心腹给他当过秘书,战败时军衔为大佐。战后又加入自卫队,最终官拜三颗星的陆将。活了97岁到2000年才去世。
不过人家要整你总是会想出办法来的。1935年8月的定期人事调动,东条连旅团长都给免了,放到第12师团司令部任部附。基本上这时候已经没人关心东条少将上不上班了,连个办公桌都没给他安排。一般要是在人事调动中被安排当个什么“附”,意思就是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你任职了,可以准备回家养老了。真要是这样,那“东条英机少将”日后可就无出头之日了。就在东条被安排当部附的11天后的8月12日,又发生了一起震动日本陆军的大事: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在办公室中被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斩杀!这件事对东条英机的打击极大。要知道永田不仅仅是统治派的领军人物,更是东条的铁哥们。永田被杀说明当时陆军内两派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不过东条英机的命运也在他的惊愕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永田的军务局长职位由原人事局长今井清中将(陆大26期军刀组)接任,而人事局长一职则由原参谋本部第三部长、与东条从陆幼起就是同学的后宫淳少将担任。后宫少将与东条英机从小一直感情都很好,在他走背字的时候自然会出手帮一把。于是在后宫淳的努力下陆军省于9月21日发布命令,任命东条英机少将为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兼关东局警务部长。尽管是远调到满洲任宪兵司令,可总比转入预备役要强得多了。对于东条来说,这次调动又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时隔三十年之后,东条英机又回到了满洲。所不同的是当年驻守在铁岭的东条少尉已经变成了东条少将。作为一名陆大毕业生,宪兵工作他以前可是从来没接触过的。但关东宪兵队确实是一支特殊的部队,看看自九一八后历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人名单吧:二宫健市(原关东宪兵队长,九一八后任第一任司令官)、桥本虎之助(后来做到陆军次官、近卫师团长,226之后转入预备役。后作为战犯病死于哈尔滨)、田代皖一郎(七七事变时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岩佐禄郎(后任宪兵司令官,因226兵变被处以禁闭处分)、东条英机、藤江惠辅、田中静壹、城仓义卫(战败后在天津畏罪自杀)、竹内宽(后率第55师团占领关岛与拉包尔,参加了第一次英帕尔会战)、原守(后任第9师团长,最后一任陆军次官)、加藤泊治郎(东条心腹之一,战后病死在苏联)、大野广一(末任第11师团长,甲级战犯嫌疑)、三浦三郎(战败时任驻山西114师团长,所属部队有些残留下来加入阎锡山军队)、大木繁(后病死于西伯利亚)。这十四人中除了二宫、岩佐、城仓、加藤和大木是宪兵出身外,其余全是陆军大学校出身。还有三个陆军大将(东条、藤江和田中)。可见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这个职位的重要以及其特殊性。东条到任的1935年,正是伪满以关东宪兵队为核心组成警务统治委员会,统一指挥伪满各警宪机关,对抗联等抗日力量进行血腥镇压的时期。而东条英机也是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这个位置开始,乘着时代所产生的上升气流,用中国老百姓血淋淋的尸体铺开了一条通往权利顶峰的道路。
接着便是全部134位日本陆军大将中知名度最高的、日本陆军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头号战犯——东条英机!
通过以上几个人的经历大家可以知道日本陆军中那些底层人物、“无天组”们想要升官是多么困难了。
既然提到了坂垣征四郎,就不得不提九一八事变了。九一八事变主谋的那四个战犯——石原、坂垣、花谷和今田的下场前面已经提到了。而实际执行爆破柳条湖铁路任务的是关东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附河本末守中尉。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就是由这个河本末守引爆了炸药引发了九一八事变。河本末守于1915年进入陆军服兵役,1926年已晋升为特务曹长(即准尉)的他作为“少尉候补者”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这个“少尉候补者”即是陆军士官学校选拔优秀的下士官进入陆士学习后任命为少尉军官的制度(从中学或幼年学校进入陆士的称“士官候补者”)。1928年年纪32岁军龄13年的河本终于当上了少尉军官,1930年调到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任职。参加完九一八事变的爆破后他转战于中国东北。1934年6月在一次作战中被打成重伤,住了一年多医院。出来后兵是当不了了,因为是九一八的“功臣”,先晋为大尉再转入了预备役。以后在伪满各地管收税兼培养税务员,1943年去世。
而在现场负责指挥爆破及进攻北大营,并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的是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这个川岛大尉比河本中尉强一点,最起码是中学毕业后正经考上陆士的。他在陆士的成绩倒也不算差,可不知怎的就是考不上陆大。结果陆士毕业了十几年还是个独立守备队大尉中队长。他的陆士同期同学像什么有末精三、佐藤贤了和稻田正纯他们此时都当上少佐进陆军中央了。他是被花谷正拉来参加这个阴谋的,主要是因为他嘴比较严不容易漏口风。川岛正便从陆士比他还低一期的今田新太郎大尉(陆大37期)手里拿到了炸药并向河本等部下交代了任务。爆破完成后他立刻向关东军司令部及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发报并首先率部向北大营进攻。凭着在满洲的战功他终于在1934年8月当上了少佐。七七事变之后他在华南和华中都呆过一段,1942年还当上了步兵第70联队大佐联队长。不过像他这样的无天组也就是大佐封顶了。日本战败时他在中部军负责士官教育。以后在兵库县厅当过几年公务员,1972年去世。
还有一位就是时任奉天宪兵分队长的三谷清少佐(陆士21期)。要论资历,这个三谷是石原莞尔的陆士同期同学,在这批人里算是老大哥了。可惜他成绩不行考不上陆大,索性改行当了宪兵。在石原他们陆大毕业出国留洋的时候三谷一直在日本各地当宪兵分队长,大尉苦干了六年才当上少佐。九一八事变时石原莞尔是关东军的中佐参谋,而三谷清已经干了六年宪兵少佐还没提上中佐。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花谷正把身为宪兵的他也拉来了。但事情的影响太大,事变成功后三谷不得不退出现役。和河本末守一样,先晋了一级(中佐)再退役。退役之后立马就当上了奉天省警务厅长,负责镇压抗联。后来又当过牡丹江省省长、东满总省长。成了伪满的高层人物。日本战败时三谷被苏联押到西伯利亚关了11年,回国后于1964年去世。
而当时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陆大21期)和第二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陆大30期)都不知道阴谋的具体情况。他们都是听从“关东军司令官代理”板垣征四郎的指示才开始作战的。当时北大营共驻有东北军一万两千人左右,而日军实际只用了两个中队(连)就控制了北大营。森连中将后来回国当了东京第1师团长,1937年去世。岛本正一中佐和石原莞尔在陆士陆大都是同期,但由于陆大成绩几乎最末所以官运不佳。事变之后他就转行当了宪兵军官,1939年到华中当过中支那派遣宪兵队司令官。最后以由良要塞中将司令官职位退役,1967年去世。
而在现场负责指挥爆破及进攻北大营,并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的是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这个川岛大尉比河本中尉强一点,最起码是中学毕业后正经考上陆士的。他在陆士的成绩倒也不算差,可不知怎的就是考不上陆大。结果陆士毕业了十几年还是个独立守备队大尉中队长。他的陆士同期同学像什么有末精三、佐藤贤了和稻田正纯他们此时都当上少佐进陆军中央了。他是被花谷正拉来参加这个阴谋的,主要是因为他嘴比较严不容易漏口风。川岛正便从陆士比他还低一期的今田新太郎大尉(陆大37期)手里拿到了炸药并向河本等部下交代了任务。爆破完成后他立刻向关东军司令部及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发报并首先率部向北大营进攻。凭着在满洲的战功他终于在1934年8月当上了少佐。七七事变之后他在华南和华中都呆过一段,1942年还当上了步兵第70联队大佐联队长。不过像他这样的无天组也就是大佐封顶了。日本战败时他在中部军负责士官教育。以后在兵库县厅当过几年公务员,1972年去世。
还有一位就是时任奉天宪兵分队长的三谷清少佐(陆士21期)。要论资历,这个三谷是石原莞尔的陆士同期同学,在这批人里算是老大哥了。可惜他成绩不行考不上陆大,索性改行当了宪兵。在石原他们陆大毕业出国留洋的时候三谷一直在日本各地当宪兵分队长,大尉苦干了六年才当上少佐。九一八事变时石原莞尔是关东军的中佐参谋,而三谷清已经干了六年宪兵少佐还没提上中佐。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花谷正把身为宪兵的他也拉来了。但事情的影响太大,事变成功后三谷不得不退出现役。和河本末守一样,先晋了一级(中佐)再退役。退役之后立马就当上了奉天省警务厅长,负责镇压抗联。后来又当过牡丹江省省长、东满总省长。成了伪满的高层人物。日本战败时三谷被苏联押到西伯利亚关了11年,回国后于1964年去世。
而当时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陆大21期)和第二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陆大30期)都不知道阴谋的具体情况。他们都是听从“关东军司令官代理”板垣征四郎的指示才开始作战的。当时北大营共驻有东北军一万两千人左右,而日军实际只用了两个中队(连)就控制了北大营。森连中将后来回国当了东京第1师团长,1937年去世。岛本正一中佐和石原莞尔在陆士陆大都是同期,但由于陆大成绩几乎最末所以官运不佳。事变之后他就转行当了宪兵军官,1939年到华中当过中支那派遣宪兵队司令官。最后以由良要塞中将司令官职位退役,1967年去世。
112.板垣征四郎(1885.1.21-1948.12.23) 岩手县人 盛冈藩士坂垣征德第三子。1904年10月24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549人中第35名),同年11月1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任步兵第4联队附。参加日俄战争。1916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8期(56人中第26名)。步兵第4联队中队长,参谋本部附(驻昆明),中支那派遣队司令部附,中支那派遣队参谋,步兵第47联队大队长,参谋本部部员(中国课),支那公使馆附武官辅佐官,参谋本部部员(中国课),步兵第33旅团参谋,第19师团司令部附,中国出差,步兵第33联队长,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第二课长,1932年8月8日晋升陆军少将。关东军司令部附(满洲国执政顾问),参谋本部附(欧洲出差),关东军司令部附(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参谋副长兼驻满大使馆附武官,关东军参谋长,第5师团长(七七事变),参谋本部附,1938年6月3日就任第一次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平沼骐一郎内阁留任)。参谋本部附,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7月7日晋升陆军大将,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朝鲜军司令官兼第17方面军司令官,第7方面军司令官。1946年4月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犯有破坏和平罪(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命令准许违约行为),处以绞刑。1948年12月23日0时33分被处决。曾获二级金鵄勋章。次子陆军中尉坂垣正(陆士58期,战后任参议院议员)。
板垣征四郎是岩手县人,和后面的东条是同乡。他和冈村、土肥原、多田骏等人一样是中国通出身,自陆大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中国活动。他最出名的一项罪行便是和石原莞尔一起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石原莞尔是构想者和计划者,实际执行者则是板垣征四郎。石原对于他的前辈兼忠实盟友坂垣的评价是“人太笨”,其中一个原因好像是坂垣在陆大的成绩不太好。他是陆大28期毕业的,1916年毕业的这期56人可谓“精英”云集,什么魑魅魍魉都汇集到一起去了。首先看这期军刀组的六人:首席炮兵中尉下村定1945年晋升大将,是日本末任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次席炮兵中尉桥本群是七七事变时支那驻屯军的参谋长,后来因诺门坎事件牵连以中将衔退役。第三名步兵中尉田中静壹后晋大将,战败时自杀。第四名步兵中尉吉本贞一后来当到第11方面军司令官、大将,战败时也自杀了。第五名步兵中尉村上启作后来是第3军中将司令官,被苏联扣留死在了西伯利亚。第六名步兵大尉山下奉文后来率领日军攻占新加坡,战后被英国人处决。军刀组六人就有四人是大将。再看看后面的:第九名炮兵中尉木村兵太郎(大将、被处决的甲级战犯)、第十五名步兵中尉黑田重德(后为驻菲律宾55军中将司令官,乙级战犯)。第十六名步兵中尉原田熊吉(驻新加坡16军司令官,战后被处决)。第二十名步兵中尉酒井隆(第23军司令官,被处决)。第二十六名是坂垣大尉。第三十五名步兵大尉吉住良辅(攻占南京的第9师团长)。第五十一名步兵中尉牛岛满(守冲绳的32军司令官,自杀追晋大将)。看看吧,56人里出了7个大将。这个28期可谓邪门到家了。
坂垣虽然在陆大的成绩很一般,但要论名气和官运,他才是28期真正的“首席”。你看他同期的那些战犯们,顶多也就得罪一两个国家。而他却是把中英美苏法五强得罪了个遍,死刑是肯定逃不脱的了。他的二儿子坂垣正1945年从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毕业,在西伯利亚被扣押过五年。1980年作为自民党代表当选参议院议员,还是遗族会的顾问。现在都85岁了还在到处参加活动,为他已死了六十年的老爹和参拜靖国神社辩护。
111.多田骏(1882.2.24-1948.12.16) 宫城县人 仙台藩士多田继长子。1903年11月30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炮兵科(708人中第35名),翌年3月18日授予炮兵少尉军衔,任野炮兵第18联队附。参加日俄战争。1909年11月26日毕业于陆军炮工学校第15期高等科。1913年11月26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5期(55人中第12名)。参谋本部附,参谋本部部员,中国政府应聘(北京陆大教官),陆大教官,欧美出差,野炮兵第2联队附,中国政府应聘(北京陆大教官),陆大教官,野炮兵第4联队长,第16师团参谋长,中国政府应聘(北京陆大教官),关东军司令部附(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1932年8月8日晋升陆军少将。野炮兵第6旅团长,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第11师团长(七七事变),参谋次长兼陆大校长,参谋次长,第3军司令官,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1940年4月18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41年7月7日晋升陆军大将。军事参议官。1941年9月2日转入预备役。1945年12月2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1948年12月16日去世。曾获二级金鵄勋章。
多田骏也是个中国通出身的军人。曾经三次到北京的陆军大学任教官。第一次是在1917年还是个大尉的他第一次到北京陆大任教,那时候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闹得正厉害。1926年已晋升为中佐的他再次来到北京陆大,此时北京政府的权利掌握在张作霖的手里。第三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北京也已改名为北平。他和中国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日本陆军大学校任教时,一次学员有末精三中尉(后来当到中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问他如果俘虏了一万名中国士兵将如何处理。他回答说把他们的武器收了之后全部释放令其各谋生路。真可谓“仁慈”的军人。他是皇姑屯事件元凶河本大作的妹夫,与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等亦是盟友。七七事变后基本没有在陆军中央任职经验的他在石原莞尔的推举下担任参谋次长,支持石原的不扩大方针,但后来就被扩大派赶出了中央到满洲珲春任第3军司令官。阿部信行组阁时由多田担任陆相的呼声很高,但由于天皇内定了畑俊六任陆相使他未能上任。要是多田能够当上陆相,也许石原莞尔的日子就能好过点了。多田骏和东条英机关系不睦,经常发生意见对立。他在北支那方面军任上让八路军打了一个百团大战。正好被东条抓住把柄把他召回国转入预备役,让冈村宁次继任了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不过东条还算给他面子,先晋升大将再退役。
日本战败后他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关押在巢鸭监狱。英美和他没什么仇,因此他也就没有被推上东京法庭。在他的中国通盟友土肥原、坂垣被处决前夕,他因胃癌病死于巢鸭监狱。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向何应钦递交降书。旁边的说明错说成是冈村宁次向何递交的降书,这也造成其后许多人误认为是冈村亲自向何递交降书。
受降仪式现场,面对镜头的是中方,背对镜头的是日方。大家可以比对一下和上面的油画有什么不同。
出席投降仪式的日方代表,从左到右依次为:驻印支第38军三泽大佐、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陆大36期)、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冈村宁次大将、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陆大34期)、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陆大40期)、参谋小笠原清中佐(陆大50期)
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盖章
注意何应钦背后的布置与上面的油画完全不同
投降仪式结束后冈村宁次黯然离开会场
110.冈村宁次(1884.5.15-1966.9.2) 东京都人 江户幕臣冈村宁永次子。曾就读于早稻田中学校。1904年10月24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549人中第6名),同年11月1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日俄战争历任步兵第1联队补充队附、步兵第49联队附。陆士生徒队附。1913年11月26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5期(55人中第8名)。步兵第1联队中队长,参谋本部附(战史课),参谋本部部员,参谋本部附(驻北京),陆军兵器本厂附(新闻班),欧美出差,步兵第14联队大队长,参谋本部部员,参谋本部附(驻上海),步兵第13联队附(孙传芳军事顾问),步兵第1联队附,步兵第6联队长,参谋本部战史课长,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九一八事变),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1932年4月11日晋升陆军少将。陆军兵器本厂附(军事调查委员长),关东军参谋副长兼满洲国大使馆附武官,参谋本部附,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第2师团长(七七事变),第11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1940年2月16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41年4月28日晋升陆军大将。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第6方面军司令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1945年9月9日率领支那派遣军向中国投降。1948年8月被起诉犯有战犯罪,翌年1月26日被判无罪释放。后曾任日本乡友联盟会长。1966年9月2日去世。曾获二级金鵄勋章。
冈村宁次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陆军大将。他是日本陆军大将中唯一一个当过从小队长到总军司令官(除旅团长)所有部队主官职务的人。一般说来,陆大毕业生担任中队长、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职务的比较多。而冈村从日俄战争时战斗在桦太岛(库页岛)的小队长干起,一直到侵华战争时连任军、方面军、总军司令官。稻叶正夫中将在编写《冈村大将资料》前言时特意附上了134位日本陆军大将的名单,借以衬托冈村“辉煌”的任职经历。他也是中国通出身的军人,一生抱有在中国大陆干一番事业的理想。他任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时曾下令部下“三戒”,即“戒杀、戒淫、戒烧”。但日本军队历来有集团抢劫的光荣传统。来自九州、东北等地方的士兵野蛮成性自不必说,来自东京等地的士兵又大多是贪财好色的市井无赖出身。再加上三四十岁素质低下的后备兵员不断增加。这样的军队军纪没法好,遭殃的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后来冈村得知中国说他曾下令实行“三光”政策时气的七窍生烟,说明明本官训示部队要三戒,怎么让中国人说成三光了?其实他的部下是些什么货色他比别人更清楚。
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冈村宁次被判无罪。其实这并不奇怪。以冈村的地位是应该提交东京国际法庭审判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只有审判乙级战犯的权限。而并没有证据证明冈村犯过哪项乙级战犯罪,因此在南京审他当然就无罪了。战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冈村宁次可算是优待有加。话说回来无论是在东京国际法庭上还是在国内审判乙丙级战犯,国民政府都显得无所作为,这也使得一大批像冈村这样的战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舒舒服服地回国善终。
109.土肥原贤二(1883.8.8-1948.12.23) 冈山县人 陆军少佐土肥原良永次子。1904年10月24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549人中第8名),同年11月1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日俄战争历任步兵第15联队附,步兵第49联队附。1912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4期(54人中第24名)。参谋本部附(驻北京),参谋本部部员,中国政府应聘(齐齐哈尔),参谋本部部员,步兵第25联队大队长,参谋本部附(西伯利亚·中国出差),欧美出差,参谋本部部员,参谋本部附(中国出差·坂西机关辅佐官),步兵第2联队附,步兵第3联队附,中国出差,第1师团司令部附,中国政府应聘(奉天督军顾问),步兵第30联队长,参谋本部附,中国出差,关东军司令部附(奉天特务机关长),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32年4月11日晋升陆军少将。步兵第9旅团长,关东军司令部附(奉天特务机关长),第12师团司令部附,第1师团留守司令官,第14师团长(七七事变),参谋本部附(土肥原机关长),第5军司令官,参谋本部附,军事参议官兼陆士校长。1940年4月18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41年4月28日晋升陆军大将。陆军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东部军司令官,第7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第12方面军司令官兼东部军管区司令官兼第1总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1945年9月11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犯有破坏和平罪(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命令准许违约行为),处以绞刑。1948年12月23日0时7分被处决。曾获二级金鵄勋章。
土肥原贤二这个家伙的恶行是尽人皆知的。他陆大毕业后即来到中国,担任谋略家坂西利八郎的助手。此后军事生涯大部在中国度过。在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他支持奉系军阀,混迹于满洲。他是个典型的“中国通”,对于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几乎无所不通。他这个人总给人一种重信义、尚承诺的感觉,就连中国的抗日将领马占山和宋哲元也都认为土肥原说话算话值得信任。九一八事变时石原莞尔事先并没有把计划告诉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他,他本人当时也不在奉天。事变第二天他赶回来,被任命为奉天市临时市长。其后他在说服溥仪、炮制伪满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接着就是炮制《秦土协定》,阴谋华北自治。二二六兵变后他回东京担任第1师团(开赴满洲)留守司令官。侵华战争爆发后他担任第14师团长侵略华北,被蒋介石炸开的花园口大堤的洪水包围,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在上海虹口成立“重光堂”,对吴佩孚进行诱降则是他对中国谋略工作的谢幕表演。之后他调往驻满洲的第5军任司令官,下属部队参加了诺门坎战斗。此后除了1944年3月到1945年4月担任驻南洋的第7方面军司令官外基本都在日本国内任职。战败时他任防卫本土的第12方面军司令官,田中和杉山将军自杀后又兼任了他们的职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第一批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的他并没有发过一次言,全部审判过程都是由律师代理的。他和板垣征四郎是被确认犯下罪行最多的甲级战犯。审判结束后他还带领战犯们上演了一出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的闹剧,但最终这个日本的谋略巨星、“满洲的劳伦斯”和“土匪原”还是逃不过上绞架的命。
接下来就是几个中国通出身的大将,也是对中华犯下罪行最多的几个: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多田骏、板垣征四郎。
108.莲沼蕃(1883.3.26-1954.2.20) 石川县人 金泽藩士宫崎干长子 莲沼盤雄养子。曾就读于东京成城学校。1903年11月30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骑兵科(708人中第123名),翌年3月18日授予骑兵少尉军衔,任骑兵第10联队附。参加日俄战争。第10师团副官。1911年11月29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3期(52人中第9名)。参谋本部附,参谋本部部员,赴德国留学,驻英国学习研究军事,陆军骑兵学校教官,浦盐(海参崴)派遣军参谋,陆大教官,参谋本部部员,骑兵第9联队长,东宫武官兼侍从武官,侍从武官,1931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陆军骑兵学校教育部长(九一八事变),骑兵第2旅团长,骑兵集团长,骑兵监,第9师团长(七七事变),中部防卫司令官,驻蒙兵团司令官,驻蒙军司令官,侍从武官长。1940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2月2日晋升陆军大将。1945年11月30日编入预备役,后被追放公职。1954年2月20日去世。曾获二级金鵄勋章。长子东京大学教授莲沼宏,第三子陆军少佐莲沼健(陆士53期)。女婿陆军中佐河合健雄(陆士38期)。
莲沼蕃是日本最后一任侍从武官长。他是干骑兵出身,陆大毕业后还自费跑到德国去留学学骑兵。裕仁在东宫当太子时他就随侍左右,和天皇很是贴心。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他到内蒙一带当了驻蒙军司令官,担任内蒙古、察南和及晋北的警备。1939年8月他接替畑俊六大将担任侍从武官长,一直当到1945年战败。日本天皇宣布停战前夕莲沼曾不无担忧地说:“一直以来对这只军队的教育都是宁死都不能投降。现在要让几百万军人放下武器,会不会引发动乱?”结果不出他所料,8月15日陆军省和近卫师团的几个青年军官抽了风发动叛乱,包围了皇宫。不仅杀掉了近卫师团长森赳中将,还把侍从武官长莲沼大将也给看了起来。幸亏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大将及时平息了叛乱,才使投降诏书能够顺利播放。这个末任侍从武官长也算为日本投降做了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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