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上将军衔: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坎坷经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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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简历

195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宁乡。

1977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82年加入中国**。

1982年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

1992年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1997年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3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1992年被授予武警少将警衔,2000年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


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


刘源等到的这份录取通知书,比厂里其他考生的到得都晚。这份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信件,却并不是他一生中和上学、读书有关的至关重要的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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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的刘源(1983年)



距此大约12年前,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同样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头。


信是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学长托送的。这两个当时的优秀生,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很郑重,说是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

没过几天,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与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有史家论称:废除高考,是继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文革”的又一重要突破口。


提及这封信。刘源摇头苦笑:1966年我递的信要求取消高考,11年以后,又是我写信要求参加高考。


这一次,刘源致信的对象,是“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恢复高考的消息裹挟着人们的兴奋和期待在民间迅速流传。或许还有机会,刘源想。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于是,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他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是年的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30年以后,刘源分析当年拦他的原因时,已经释然: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但人家不说。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要冒风险。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刘源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上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小平叔叔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批转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许多年以后,刘源推测这封信流转和送达的过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面拆信的人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要把这个信递给邓老,看他怎么表态”。下面当件事情一级一级报上来,就不好压了,越往上走越不好压。信就这样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这当然是个未经证实的过程。可以确切知悉的,是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其时,刘源已经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


师院历史系77级班主任周兴旺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中。这家旅馆,是当年北京市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周兴旺就代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此招生。在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了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已经过北京市高招办筛选。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他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他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拿了刘源这一份。


录,还是不录?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副主任崔耀先是老干部。在讨论会上,崔耀先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力。


他看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


刘源因此有机会去崇文门内旅馆。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


1978年3月8日,刘源入学。起点公平的高考,让他的命运曲线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


刘源的大学之路,似乎充满着偶然。偶然的信,偶然的送达,偶然的批示,偶然地遇到崔耀先……这些偶然,只可能发生在1977、1978年。“四人帮”粉碎了,“两个凡是”还在,多年的禁锢未除,但松动已经萌芽。那是中国的惊蛰期。


刘源在大学一年级领到的历史教材,扉页上还印着“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老师讲课,也会在批林彪、批“四人帮”的时候,批一下刘少奇。这种时候,低调的、规矩的大学生刘源,最通常的反应,是“不反应”。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彻底平反。此时,刘源的大学生活,已经持续了大约800天。


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今天,当年的直接受益者、目前已是解放军中将的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挽救了这么多人”。他提醒,更应该回头看之前荒唐的十年。对目前饱受抨击的高考制度,刘源也认为确实是有问题,需要改革。但他反复说,“不是没有砸碎过。全砸碎了更完蛋。”


1966年,刘源亲手递出的信里,就有“不破不立”的话,建议对高考作“彻底的改革”,“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都是这几年看着挺眼熟的言语。


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中,有必然重复的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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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炎凉使他变得像一只孤独的狼


1967年7月18日下午,中南海里分别召开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刘源兄妹也被押往现场,就连6岁的小妹妹也未能幸免。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野蛮批斗中父亲和母亲受尽凌辱和摧残,被打得鼻青脸肿,父亲的鞋也被踩掉了一只,脚上只穿着袜子……


刘源的心也慢慢变冷了。他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在乎,就连把他戴上手铐,投入监狱也没有一丝恐惧,甚至在里面还闹了两天绝食……1968年底,学校正在组织同学们上山下乡,刘源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接过了学校给办理的迁移证,麻木地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山西省山阴县土坊大队,刘源被安排单独住在一间破草房里,不久,开了“九大”,全国以新的高潮欢庆粉碎“黑司令部”,刘源就又开始承受新一轮革命行动。别的同学是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他则是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终于,他那半麻木的神经也忍受不了了。一天夜里批斗会上,他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钳,“腾”地跳到门口,发疯般喊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要不想让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我捅一个!”同学们一个个都愣住了。


“天安门事件”使他成为重点清查对象


在北京起重机器厂,刘源默默无闻地当了两年工人。刚进厂不久又适逢“四五”天安门事件,刘源自然又成了清查的重要对象。工人们心照不宣地把他护起来,他的师傅、老工人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工人们热情地教他生产技术和工艺管理,传授各种知识规程,还不时拉他到家里撮一顿。拉拉家常,发发牢骚,彼此的信任与融洽再次温暖了他的心。


1976年秋天,庆贺粉碎“四人帮”的锣鼓虽让他兴奋了好一阵子,但“两个凡是”的阴影很快又笼罩在他的身上:刘少奇的问题依然令人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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