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北特号汉奸”到“有良心的将军”张自忠将军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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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67年中,很少有人探究,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陨命前线吗?要知道,张自忠贵为中将,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是其嫡系,军长一直由其兼任。在枣宜会战中,他又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重职,王瓒绪中将的第29集团军也归其调遣,但他却带着1个不满员的师,孤兵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取死。这其中要害的一点是,他的军阶太高,军职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返顾地迈向死地,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民意和公众舆论捧得太高,以至现在谈起来自大众的声音,依然带有神圣感。实际上,舆论学公认,来自公众的声音带有致命缺陷。比如,它经常以成见为基础,具有太多的想当然的非专业判定,下结论草率而不负责任,对下过的结论又会很快忘掉……这些公众舆论的种种缺憾,对于发出声音的公众而言是一种发泄,很愉快,酣畅淋漓,但对于当事人,经常苦不堪言,有口难辩。最后,声讨者很快忘记了声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但被声讨的人却一生无法医治心底的创伤。


张自忠,正是这样一位蒙冤的将军,他必须以死来清洁自己的荣誉。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在他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特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中正忽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


那个时候,蒋中正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一直在找日本人的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淤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所以,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惟有张自忠沉默寡言,儒雅周详,他身高1米80,相貌酷似周恩来中将,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


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这种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惟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而且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美人儿。


这种时候,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担任喜峰口战争的前线总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当年脍炙人口。后来,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2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二十九军的兄弟们”。


那个时候,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一晃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样的事,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从无例外。


曾国藩为国效力终生,临死前被迫处理“天津教案”,顿时成了“汉奸”。


李鸿章扶国于危难,临死前签署“辛丑条约”,当即成了“卖国贼”。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究面子的,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而且无论先前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忍辱负重地代表民族最终利益,只要你与民族敌人周旋,搞了缓兵之计,公众舆论就再也不会放过你,甚至永远不会放过你的后人。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

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颂扬北方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的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类似于今天的《南方周末》,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可想而知,当年它的公众影响力比《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加起来还要大,其连篇累牍地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


好在张自忠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幸运,他只有46岁,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续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他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上将拘押,韩主席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侯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就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具体报道,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拘押济南期间,张将军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


“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必死而后能生”,为了清扫自己毁誉,张将军想到了由死而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频繁出现在张将军笔端。在他留下的并不多见的言论之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儿,莫过于“死”。在给弟弟张自明的信中,他写道:“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他曾对部下说:“我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够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必须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我们要从死里求生,不能存半点侥幸。”与左翼兵团总指挥孙连仲上将谈话时,他竟说要“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中正,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中正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说他放宽心,好好休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假如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蒋中正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实自己不是汉奸。假如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中正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在西北军余脉中,何以第59军作风硬朗,最善进攻,且从来不留后路,因为这是一支寻死求生的军队!


张自忠总是亲临前线督战,每战必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他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疑为“华北特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坂垣征四郎羞得数度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歼敌1万3千人,击毙日军3位联队长,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 “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为夺取“鄂北大捷”,张自忠计划夜袭钟祥日军总部,行动前,他再次提到:“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都已承认他确实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很远。


这其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到钟祥县,来采访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司令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在采访中,史沫特莱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了。或许,他感到很愤怒,已经打了这么多大仗胜仗,投降问题却依然包围着他。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张自忠的沉默,认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对于张自忠来说,沉默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像史沫特莱一样,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的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实。



1940年,日军集结10万重兵,猛攻湖北,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5月1日,日军突破左翼孙连仲防地,李宗仁上将立即下令,要右翼张自忠西渡襄河,截击日军。张自忠一面下令襄河东岸部队分头迎敌,一面指示西岸做好出击预备。在动员第59军高层时,他号召为国赴死——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此时,第33集团军能调往河东作战的,只有第74师和司令部的1个手枪营,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一时难以抽调。但西渡襄河已是必须,日军重兵压进,直扑宜昌,威胁陪都重庆,必须奋力拦住。不过,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有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人马,渡河作战。


5月6日,张自忠给冯治安发出最后一封信,这是一份军事遗嘱。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信发,张自忠带兵渡河,义无返顾。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单,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将军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预备。


5月8日,张自忠在新街恶战一场,9日黎明,将军北上峪山,在二郎庙血战。上午,第38师师长黄维纲少将前来会师,两师一起继续北进。此时,张将军已经取得与河东其他3个师的联络,但河东5师均不满员,总兵力不过2万人,相当于日军1个师团,而且军械远逊。10日,蒋中正和李宗仁下令,第5战区所有事先让道外撤的兵力全线内合,围歼全部日军。日军受惊西进,迎面撞上张自忠。他们误以为张将军有足足的5个师,急令两个师团和1个支队全力围歼。13日,为接应第179师和第180师,并截击日军第39师团,张将军与黄将军分为左右纵,分路出兵。不幸的是,张将军的无线电密码被日军通信兵破译,日军第13师团和39师团得到情报,奋力合围,预备夹击张自忠总部。张将军处境凶险,却浑然不知。14日清晨,张自忠与先行到达的日军遭遇,经肉搏和冲锋,将敌击溃。深夜,张自忠继续南进,15日拂晓抵达罐子口。此时西渡襄河,回到对岸,仍可脱离危险,但张将军执意留在河东,探入虎口。黄昏,张自忠进抵南瓜店,致电黄维纲师长,令其冲破重重阻拦,远道解围,同时向中心兵团总指挥黄琪翔中将请援,以防不测,可惜未见答复。此时的张自忠总部,可用之兵,只有1500人,而围攻日军却是6000人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等待援兵,实现“里应外合”。日军悉知张自忠意图,遂极力猛攻,要在其援军赶到之前消灭张将军。他们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革命军阵地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穿着刺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从3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射击。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副官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此时,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惟张将军是没有权力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右腿被炮弹皮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3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用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这一刻,张将军知道,他绝对不再是汉奸了,他将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日军偶然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刻着“张自忠”3字,大为惊骇,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军张自忠”灵牌。不知日军这样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蒋中正闻讯后,非常生气,他不明白为什么总司令战死,副总司令、军长、师长反倒一个也没死,不知道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他哪里晓得,张自忠的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阵亡,他是在涅槃,是要用壮烈殉国告诉国人,为了民族,他可以视死如归。


张将军的尸体从日军修建的坟茔中启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集,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榇沿长江逆流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荡了将军身上的所有荣誉阴霾,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那里、在共产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中正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这便是张将军困居济南时所写,“必死而后能生”。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史沫特莱由震动转为内疚,称张自忠是“有良心的将军”,大众已完全忘记张将军曾是他们由衷唾弃的“华北特号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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