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游击队改编新四军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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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此后,这支抗日劲旅驰骋大江南北,纵横华中敌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我党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游击区。赣粤边游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陷,祖国半壁河山遭日军铁蹄践踏。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神圣旗帜,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此后,这支抗日劲旅驰骋大江南北,纵横华中敌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我党留下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8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游击区。赣粤边游击区,是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所在地,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央区域。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悬于蒋管区、藏身深山密林。在敌人无数次枪抄刀篦的“清剿”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保留了革命火种和战略支点。


1937年7月底8月初,在赣粤边区油山一带领导革命军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和通过其它途径,先后得知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消息,看到了毛泽东于当年5月7日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政治上有着十分敏锐洞察力的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来进行合作抗日,要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8月8日,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召开赣粤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熟悉。


会后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进剿”,准许抗日自由,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与此同时,项英把《宣言》寄给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有关上层人士。8月20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分别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赣州专员和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以及国民党驻军和当地知名人士致函,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为了表示抗日诚意,中共赣粤边特委向所辖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出指令,停止游击活动。同一天,中共湘鄂赣省委发表了《为和平合作宣言》,提出了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的政纲,表示凡同意抗日救国者,都愿与之合作,共赴国难。


在浙南,粟裕、刘英等从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中得知新的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后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鲜明而又及时地表明立场和态度。在闽西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从香港、汕头的报纸中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并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广为散发。


黄道是实行战略转变较早的。1937年初,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的他在崇安偶然看到一张从广丰包盐回来的旧报纸上刊有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在截获的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上面记有“一二·九”运动。黄道察觉到国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经过开会研究讨论,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开始实行战略转变。同年春,汀瑞边游击队从报刊上获悉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后,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同年10月,中共皖赣特委获悉项英、陈毅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后,发出《告皖赣同胞书》,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南方8省游击区的红军游击健儿,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战略转变。这一战略转变,为后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扫除了思想障碍,统一了步调。


艰苦谈判


南方游击队虽然先后行动起来,但都以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与国民党谈判。中央指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四周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这为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指明了方向。

1937年9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陈毅,同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鲁炯雯,在大余县池江圩举行谈判。双方就停止武力进剿、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游击队改编成抗日义勇军、听候调遣抗日等问题,达成七项协议,并呈报国民党地方当局核准。11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副司令马葆珩,第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及赣南七、八个县的县长,在赣州举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报纸却诬蔑谈判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义正词严提出抗议,迫使当局转变态度。赣州谈判终见成果,双方就停止进剿,集中点编、经费给养、干部委用、部队整训等问题,达成九项协议。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9月24日,南方8省游击区最高领导人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之邀,从油山经大余、赣州同地方当局头面人物会晤后到达南昌,下榻月宫饭店。项英到南昌后,经过力争,给中共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发去电报,汇报并请示有关问题。博古接电后,一方面转报延安,一方面回电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中央分局由此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南昌,项英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9月29日,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这时,国民党当局下令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四周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随后,项英公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洽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


10月初,项英从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即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通知红军游击队预备改编。这时,驻南京的中央代表博古、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根据中央的电文指示,给项英、陈毅写信,提出了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时保持独立性原则的三点“最低限度”要求,并委派机要交通顾玉良即赴赣南寻找项、陈。顾玉良历尽艰辛,于10月8日在吉安一家旅馆里找到陈毅。10月11日又在大余池江找到项英,递交了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和博古信函等。10月12日,项英即由顾玉良等陪同,从池江经吉安、南昌、九江,乘船顺流而下,于10月22日到达南京,会见了博古、叶剑英。10月23日,项英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在南昌谈判的前后,南方其他游击区领导人也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举行了和平谈判。谈判过程中自始至终布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7月中旬开始,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出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平江、浏阳先后举行了三次谈判,初步达成了一些协议。8月2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派黄耀南、刘玉堂、张藩等赴武汉就谈判中碰到的问题,请示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最后由董必武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谈判。同月29日,湘鄂赣边游击区谈判成功,国民党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湘鄂边的军事围剿,承认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出现了停战抗日新局面。


9月下旬,中共闽赣省委派曾镜冰、黄知真等下山,与国民党江西省南城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政府县长高楚衡谈判,提出成立闽赣边人民政府,国民党撤走驻军以便红军游击队集中,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称人民抗日军独立旅,实行人民言论、结社和武装抗日自由等条件,并允诺停止进攻国民党军队和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谈判成功后,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10月,陈丕显同汀瑞边游击队负责人彭胜标,一起到瑞金县城与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举行正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陈丕显等首先阐述了共产党顾全大局,愿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态度,同时驳斥了顽固派对汀瑞游击队的种种污蔑,一开始就把握了主动权,使国民党对游击队提出的集结点编、筹划给养等问题不得不给予解决,谈判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书面协议。


11月,中共皖赣特委委派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以下协议: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撤退驻军,停止向根据地的进攻;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线,恢复群众的生产自由;释放全部政治犯;游击队停止打土豪,部队的供给由国民党负责解决。谈判后,特委又派李步新、江天辉赴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请示工作。不巧项英已去南京转赴延安、陈毅去了湘赣边。

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要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到浮梁县集中改编,被李步新、江天辉当场严词拒绝。此后,陈毅抵达中共皖赣特委所在地,并在特委会议上,详尽地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会议决定将皖浙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


闽西红军游击队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等,同地方当局举行过多次谈判,几经尖锐斗争,于1937年7月29日达成协议,双方在龙岩签订了协议书。闽中游击区代表杨彩衡与莆田当局多次谈判,于同年9月上旬达成了协议。闽浙赣游击区首席代表刘英同地方当局谈判于同年9月16日取得成功,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签署了协议。浙西游击区领导人粟裕,给国民党地方当局递送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豫南游击区领导人周骏鸣等同地方当局谈判,于9月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抗日独立团的协议。


南方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艰苦谈判成功,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红军游击队纷纷出山,改编为抗日武装,为新四军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军部组建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如何改编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摆在国共两党面前。国民党对中共在南方的革命力量心怀仇恨,仍念念不忘拔去这些革命支点,企图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清剿”未达到目的后,又想以抗日之名收缴瓦解红军游击队。中共中央考虑到,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应该轻易地放弃。因此,起初的想法是将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民团或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形式;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坚持在原地开展抗日斗争。但随着局势的迅速变化,这一构想很快作了新的调整和改变。


1937年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因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谈判又陷于僵局。中共代表采取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等遂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等地。


在上海,周恩来碰到从海外返沪请缨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周恩来对叶挺说:“希夷,我正在和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我们陕北红军部队改编的问题。”叶挺听着,十分兴奋,看来国共两党真的有机会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了。周恩来说:“除了陕北的红军问题,还有南方8省的游击队问题,他们也要改编。这也要看蒋的态度。”叶挺说:“为了抗日,这恐怕没什么问题吧。”周恩来以商量的口气问道:“假如能谈通,希望你能参加这些部队的改编工作。怎样?”叶挺回国本意就是为抗日报国,于是,他对周恩来的这一建议欣然答应,申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活动。


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宁代表博古、叶剑英等,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张冲等谈判,初议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新的军,在南方举起抗日旗帜。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于9月28日单方面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博古、叶剑英考虑到党中央还不太清楚叶挺主动“请缨”这一内情,便于10月8日与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央:“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电报正式向中央提出“南方游击队集中编为一个属我党直接领导的军”的建议。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赣粤边、湘鄂赣边、闽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浙闽边和闽西等地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10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同意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10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五分之三改编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以4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游击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去传达,然后集中。


11月3日,叶挺应邀到达延安。项英奉命也于11月7日抵达延安。他向党中央具体地汇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的情况。在延安时,叶挺同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叶挺在延安一共逗留了6天,于11月9日离开延安,先行前往武汉,负责新四军军部的筹建工作。叶挺于11月12日从延安到达武汉,在汉口太和街26号,一边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招募工作人员,一边等待副军长项英的到来。此时,叶挺在汉口就新四军具体编制,以及部队活动范围等问题与何应钦反复磋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成绩。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讨论了南方各游击区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未到职)。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增加黄道、袁国平、郭潜、薛尚实为委员。分局机关驻南昌。东南分局主要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受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双重领导。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委员会,委员有项英、陈毅、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从11月起,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机关、部队中陆续抽调张云逸、袁国平、李一氓、周子昆、赖传珠、陈少敏、李坚真、涂振农、钟平、邓振询、谢华一、郭潜、罗梓铭、何绪荣、危秀英等100多名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江西籍),经过中央党校短期练习后派往南方工作,解决了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干部不足的问题。


12月23日,项英率赖传珠、李子芳、李志高、汤光恢等一批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抵汉口。经过国共双方的反复协商,最后,中共方面在部队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八路军,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直辖四个支队,在南方各地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部队全部开往抗日前线;在坚持单独成立一个军,国民党不插入一个人,坚持共产党的独立领导权和敌后游击战争等原则问题上,也迫使国民党作出了让步。12月25下午,项英从延安带来的干部、叶挺动员来参军的医务、后勤人员齐聚一堂,举行新四军干部会议。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分别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任务和部队编组的讲话,号召大家团结奋斗,抗战到底。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组建完成。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关于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何应钦亦于1938年1月初正式核定有关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不久,又批准了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任正副政治部主任。1938年1月6月,新四军军部从汉口移抵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原张勋公馆内挂牌办公。


改编开拔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于1938年1月6日在南昌正式成立,军部移驻南昌。随后,主要领导人分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做好部队集中改编工作。把由各红军游击队改名的“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组建新四军的四个支队。从1938年1月中旬起,项英、曾山、陈毅、黄道、张云逸、赖传珠等先后到湘赣边、赣粤边、闽浙边向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宣传国际国内形势,并就国共合作、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作了动员。当时,有些游击队干部、战士对改编不理解,认为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尤其是对“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面对这些思想问题,项英等领导人耐心细致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下山改编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不是投降国民党。虽然我们换了名称、军服和帽徽,但我们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项英等领导人还分别与各块游击区党组织负责人商量决定了部队集中编组及开赴前线事宜。


到1938年3月,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在高度分散,交通、通信联络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了下山、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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