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句话的建交公告:影响世界格局的“外交核爆”

凌寒独自开 收藏 1 321
导读: 1952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组毕业后,进入中国外交部工作,一直主管法国事务,研究法国问题,同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因缘际会,参与了1964年中法建交的一些工作。这是我外交生涯中亲身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中法建交是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新闻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40余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戴高乐的秘密使者      1963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坐定,机要秘书就送来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发来的急电。电文中说,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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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组毕业后,进入中国外交部工作,一直主管法国事务,研究法国问题,同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因缘际会,参与了1964年中法建交的一些工作。这是我外交生涯中亲身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中法建交是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新闻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40余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戴高乐的秘密使者


1963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坐定,机要秘书就送来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发来的急电。电文中说,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我驻瑞士大使,要求再次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不过,他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他强调,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意见,是不正常的。他认识双方领导人,并有一定友谊,可以帮助双方沟通情况,谈些问题。访华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份。


富尔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他资历深,地位高,是个不倒翁式的人物。1958年戴高乐再次上台后,他没有像多数老牌政党头面人物那样退居反对派地位,而是竭力向戴高乐靠拢,并深得戴高乐信赖。他在政府中并无官职,亦不属戴高乐派,实际上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是个在野而又通天的人物。1957年5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他偕夫人曾访问过中国,并受到毛主席接见。在法国政界人士中,富尔头一个获此殊荣。加之,富尔对华友好,主张法中建交。第一次访华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书名为《蛇山与龟山》,这是借用了毛主席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他希望法中之间像蛇山和龟山之间那样,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并主张法中建立外交关系。不用说,富尔是沟通中法两国领导人意向的合适人选。


当时,我是中国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当即草拟复电,同意富尔10月下旬访华,同上次一样,仍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张奚若会长出面邀请,以示此行系非官方性质。复电经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


10月中旬,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再次来电称,富尔动身来华前,专程去伯尔尼,向我国驻瑞士大使说明:前不久,他见了戴高乐将军。“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他还携有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不过,他并未明确说明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什么问题,只笼统表示谈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


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尔此行变得微妙起来,也给我们确定接待方针出了难题。富尔究竟以何种身份访华?负有何种使命?他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开中法关系向中方进行某种试探,还是受戴高乐委托进行实质性的建交谈判?一时尚难判定。


10月21日,我同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一起,奉命到深圳罗湖迎接来访的富尔夫妇。当年的罗湖不过是很不起眼的弹丸之地。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分界线从罗湖桥中央穿过,双方边防军警隔着几个木架路障相望。经特许,我步入桥头,伫立在路障我方一侧,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捕捉他们的身影。忽见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儿老外使劲向我挥手。哦,他已经认出我来了!我也赶紧挥手示意。富尔第一次来中国时,我曾接待过他,所以他老远就认出我来了。这时,吴晓达也过来同富尔夫妇握手致意。


在来罗湖之前,富尔在香港对记者说,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们急需当面摸清底细,以利于中央确定对他的接待方针和规格。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我们总设法把话题拉回到他的访华使命上来。他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自称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他将面交我国领导人。


这封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华探讨建交问题的。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富尔所谓纯系私人访问云云,只不过是向外界施放的烟幕。他此次是作为戴高乐的秘密使者而来的,其访华使命超出一般性试探的范围,事实上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问题。于是,我们当即决定按预定的高规格方案接待,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陈设讲究的专列车厢里只坐了六个人,除了富尔夫妇、吴晓达和我,还有前来协助工作的广州外事处的两位同志。这同富尔上次访华时坐在普通软席车厢里自然大不一样。从富尔夫妇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辨出味道来了,此行非同一般。当晚,由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晚宴欢迎富尔夫妇。富尔对这种礼遇自然极为敏感。次日,富尔偕夫人飞抵北京,不像上回那样下榻北京饭店,而是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晚,张奚若会长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从不断加码的接待规格中觉察到,中方已收到戴高乐发出的信息。


那么,富尔何以从私人访问而变为戴高乐的秘密使者呢?事隔多年之后,我从法方档案中获知:早在1960年,戴高乐就想在对华关系上有所动作。为此,他召见富尔,就打开对华关系问题征询其意见。富尔表示,他虽在《蛇山与龟山》一书中主张承认中国,但目前采取承认中国的步骤的时机尚未成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继续,是发展对华关系的一个障碍。戴高乐觉得富尔言之有理,只得等待和观望。


1963年9月初,戴高乐再次召见富尔。他说:“我曾就承认中国问题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说不能有所作为。现在你是否还是持这种看法?”富尔回答道:“我想一切都变了。首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就不会遇到北京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种尴尬事。其次,中国人由于同苏联的冲突而处境困难,会对您的建议更有好感。再说,您已经给美国那么多独立的信息,多一个少一个都无关紧要。”富尔还说,事有凑巧,他正好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收到再次访华的邀请,行期定在10月下旬。戴高乐就说:“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两人当场商定,这次访华对外纯系私人性质。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避免为美国所觉察,富尔在访华前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在印度逗留,会见尼赫鲁总理。会见戴高乐后,富尔电话通知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抵华日期定在10月20日或21日。于是,身负特殊使命的富尔,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曲折的谈判过程


中法建交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由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亲自主持,先后在北京、上海同富尔进行了六次实质性会谈。富尔夫人作为富尔的助手,参与会谈。我有幸参与了建交谈判的全过程。


据我事后从法方档案中获悉,戴高乐于1963年9月26日就法中建交谈判曾给富尔书面指示。他强调:“严格说来,我们无求于人。”这句话为谈判定了基调。他要富尔特别设法弄清两点:为了实现法中关系正常化,中方对将来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立场;中方对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提出什么条件。“我们认为,保持(同台湾的)这种关系,是合乎我们的意愿的。更确切地说,是适宜的,即便必要时可以适当降格。”富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贯彻了戴高乐的指示精神。


10月23日上午,周总理会见富尔。在寒暄中,富尔故意问周总理是否到过巴黎。其实他很清楚,周总理早年曾在巴黎逗留过。周总理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富尔接口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轻描淡写地点出了他访华的使命。


富尔开门见山说道:“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而在中法建交会谈中,法国同台湾的关系问题是一大难点。富尔代表戴高乐提出三个建交方案:(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3)延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富尔强调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他表示,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他反复解释,法国政府绝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而是认为两国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提任何先决条件。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总之,法方既想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又想避开主动宣布同台湾断交,实质上是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问题。戴高乐也不愿在建交问题上给人以法国有求于中国的印象。


针对法国的立场,周总理指出,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1)全建交方式,如瑞士和北欧诸国那样,即在解决法国对台关系问题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同我们建交的模式。(2)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这对双方都将是不大愉快的。(3)暂缓建交。双方应采取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早日建交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等待,可先设民间贸易代表机构等。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富尔表示:戴高乐希望法中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方式;法国也不愿采取第三种方式,法国政府只是把延期建交方案作备用,根本无意采取这个方案。但他再三表示,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交。富尔强调,法国不附和“两个中国”的主张,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他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若要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是不愉快的。这是一个礼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甚至说,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他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意突然切断关系。


周总理反问富尔:“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设想如果皮杜尔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反戴高乐的流亡政府,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我们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过关系而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他,或者两个都承认呢?”周总理明确表示,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希望不会有什么误解。“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


富尔还试探,中方是否允许法中建交后法国在台湾保留一个低级别的领事官员,以照管法国的利益。周总理断然回答:“这不可能。”并指出,英国就是因为在台湾有领事,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半建交关系。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中法双方都不会愉快。


由于富尔死守住无条件建交的立场,中法建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在此情况下,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以便缓和一下气氛。席间,我看出富尔情绪十分低落,食不甘味,往常谈笑风生的他忽然变得沉默寡言。倒是富尔夫人不时设法找点轻松的话题,免得饭桌上出现尴尬局面。晚餐很快就散席了。富尔站起来告辞说:“总理先生,我们想去花园里透透气。”客人走后,周总理称赞富尔夫人比富尔沉得住气。他对在场的人说:“看样子,他们商量去了。我们也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当晚,周总理决定第二天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和呼和浩特等地参观游览三天,谈判暂停。


那次我留守北京。在周总理主持下,中方研究摆脱法台关系的对策。富尔返回北京后,中方提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方案。双方立场有所接近,但仍未能打破僵局。


考虑到中法建交有利于打破美国和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包围,也有利于反对美苏垄断世界事务的图谋,而且对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和驱蒋的具体方式,采取了变通处理的方针,提出“直接建交”方案。新方案的特点是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这种匠心独具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中法“直接建交”模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周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的出色体现。


第二阶段中法建交谈判改在上海举行。当时毛主席正在上海小住。周总理、陈毅先期去上海。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面商后,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办。”我陪同富尔夫妇去上海。一路上,富尔愁眉不展,寡言少语。抵上海不多时,我被周总理召到他办公的地方。周总理口授了默契内容,由我笔录,随后译成法文,交给富尔。这三项默契内容如下:(1)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2)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看完译文,富尔愁容顿消,表示这一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接受的。谈判在中方新方案的基础上顺利进行。在最后一轮会谈中,周总理和富尔就这个方案的措辞反复进行推敲。富尔把第一项默契“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这一句删去了,理由是,“不再承认”这种提法意味着法国需要通知对方,这样一来又不是无条件了。双方经过协商,把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建交方案最后敲定后,富尔表示,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文件,他将携此方案向戴高乐将军复命。一俟戴高乐作出正式决定,立即通知中方。


11月2日,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供了建交方案的书面定稿。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分别在建交方案上签了字。富尔申明,他的签字是非正式的,有待戴高乐将军作出正式决定。


关于中法建交的实质性谈判至此告一段落,富尔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


11月2日,毛主席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毛主席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高兴地说:“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我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


为了避人耳目,富尔返国途中未按来程路线取道香港,而是于11月5日从昆明飞仰光。他在法国驻缅甸使馆撰写了给戴高乐的报告,然后去新德里,将报告连同建交方案交由法国驻印度使馆一名外交官,专程送往巴黎总统府。随后,他自己又在印度悠哉游哉地逗留了两周,以示他的亚洲之行并无公务在身。


两句话的建交公报


1963年12月12日,经戴高乐同意,德姆维尔外长委派他的亲信、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正式谈判。德博马歇按照戴高乐的指示,着重提出把确认两国建交的方式由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其意图在于避免先行一步从而给人以在建交问题上有求于中方的印象。同时,这种方式也更符合法国在中法宣布建交后不立即主动同台湾断交的做法。对此,周总理从原则的掌握到谈判的具体细节都作了详尽的指示。


1964年1月2日和1月9日,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继续会谈。为了照顾法方的意愿,我方同意采取联合公报的形式宣布建交,但公报中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辞。对此,法方表示接受上有困难,强调方式愈简单愈好。我方申明,如果法国政府实质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只是认为接受这一措辞有困难,中方可删去这一句。但中国政府将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说明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中方将在联合公报公布后发表单方面声明,阐明自己的立场,法方则以默认的方式加以确认。在互换大使的时间问题上,戴高乐担心,如台湾不采取主动断交步骤,导致中方变卦,到时不派大使,将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于被动。因此,法方强烈要求在联合公报中写明“三个月内互换大使”,后又改为“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最后,中法双方就仅有两句话的公报措辞取得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双方商定于1964年1月27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总共只有两句话的联合公报,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为简洁、措辞最为独特的建交公报,充分、生动地显示出中法建交模式的别具一格。


1964年1月8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法中建交问题,内阁成员无一缺席。当时,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部长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法中将建交的种种传闻,对内情尚一无所知。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法国内阁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中法双方对富尔访华使命严守秘密,但美国一开始就有所觉察。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阻止或至少推迟法国承认中国,戴高乐不为所动。蒋介石当局风闻中法即将建交,于1963年12月24日致函戴高乐,对此种传闻表示深感不安,要求予以澄清。戴高乐派前法国驻重庆大使贝志高作为特使前往台湾,递交复信。他确认,法中即将建交。蒋介石要求戴高乐推迟实施这一决定,法国不予理睬。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公报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中方根据同法方商定的建交方案的既定步骤,于1月28日由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戴高乐为了给中法建交更添声色,决定亲自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公诸于众,以期取得轰动效应。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有千余人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针对国内外的反对意见,详尽说明法国此举的种种理由和法中建交的重大意义。他在发言中指出,“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并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筹建驻法使馆


中法宣布建交前,我方组成以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代办的建馆先遣班子,我是成员之一。法方也任命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克洛德·沙耶为代办,整装待发。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国民党驻巴黎“大使馆”仍赖着不走。法台关系的走向为各方所关注。1月30日,毛主席在接见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代表团时,向法方发出明确的信息:法台关系不解决,“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还在欧、非、亚洲14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同志任代总理。姬鹏飞副外长带宋之光代办和我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嘱代办早日赴法,首要任务是进行“驱蒋”斗争。


戴高乐不愿主动同台湾断绝关系,但也担心如蒋介石不主动同法国断交,将打乱法中建交、互换大使的步调,从而置他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于是,他试图通过某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挤走台湾当局的“外交代表”,逼迫台湾采取断交步骤。


1964年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和德姆维尔外长的手谕中指出:“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


根据戴高乐的指示精神,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尽管美国要蒋介石不主动采取同法国断交的步骤,但是,迫于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在同一天宣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机构。法国政府按照中法建交三点默契的规定,也宣布相应地撤回它在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驱蒋”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从而为实施中法建交公报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按照小平同志“代办早日赴法”的指示精神,为了争取时间,建馆先遣班子于2 月14日离京赶赴巴黎。临行前,法方突然提出两国先遣人员的人数对等的要求。我方先遣人员原定八名,只得临时相应减少两名。从北京出发仅四人,宋代办、翻译汪华、机要员李琳和我。另有两名外交官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抽调,拟在伯尔尼会合。


从北京去巴黎,当时只有北线一条路可走。中苏关系虽已降至冰点,但北京至莫斯科航班照常运行。我们先遣人员马不停蹄,乘飞机抵达莫斯科后,从机场直接换乘经布拉格去瑞士苏黎世的航班。然后从苏黎世乘火车前往伯尔尼。一上车,只见20多名记者已守候在车厢里,又是采访,又是拍照。中国代办前往巴黎,一时成为各国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新闻。


我们原计划在伯尔尼稍事逗留后即赴巴黎。不料,国内指示我们就地待命。原先法方曾要求中国代办先期去巴黎,以利于挤走台湾的所谓“外交代表”。在“驱蒋”问题已不再存在的情况下,法方改变主意,要求两国代办同时到达对方首都。法国人斤斤计较对等,使我们建馆先遣班子一直在法国大门口待命,直到2月23日才得以前往巴黎。


我们一行六人从伯尔尼乘火车抵达巴黎车站时,受到出乎意料的盛大热烈的欢迎。除了法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些友好国家使节及华侨代表外,单是前来摄影、报道的记者就有数百人之多,在车站出口通道两旁形成高低错落的两座小小的人山。这种情景使我们亲身感受到中法建交的轰动效应。不少记者一直跟踪到我们下榻的大陆饭店。有的记者干脆整天泡在饭店里打听消息。捞不到什么吸引人的政治新闻,也要捕捉先遣人员的生活琐事发几条花边新闻。


法方安排宋代办住大陆饭店的总统套房。我们另五名先遣人员住五间并排的客房。机要室和机要员是重点保护对象,夹在中间;五间客房内部开通,形成连环,对外只有一个进出口,以利于安全保卫。


整天在饭店里生活,处处感到不便和别扭。我们一举一动都得小心翼翼,连我们去餐厅,有时也有记者尾随而来。在饭店办公更是心神不宁,处处得防窃听,防窃照。谈工作不行,笔谈也靠不住,起草文件电报更须格外小心,机要员必须在一种特殊装置中操作,起草和阅读密码电报同样得在这种特殊装置之中。今天说来很有意思,这种特殊装置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仪器装备,而是用土办法在办公桌上搭起严严实实的保护罩。据国内有关部门介绍,这种土办法简单易行,安全可靠,真可谓“以土克洋”。当时,给国内的报告多半由我草拟。在这个“笼子”里耍笔杆子,别提有多别扭了,有时甚至觉得思路都凝固了,手也不听使唤了。于是,我只好倚在沙发上作闭目养神状,打好腹稿,再进“笼子”里奋笔疾书。


按照国际惯例,台湾当局同法国断交后,原使馆馆舍理应由我外交代表机构迅速接管使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买下乔治五世大街11号房产作为使馆馆舍。房子不算大,不过地段不错。但由于一些复杂的因素,收回馆舍非短期内所能实现。一方面,台湾当局在断交时做了手脚,将馆舍名义上过户给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该组织总部设在巴黎),而当时台湾的所谓代表仍窃据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根据北京市政建设需要,一些原馆舍建在东交民巷的建交国家,均由我方统一安排到东郊新使馆区设馆,法国亦在此列。因此,法国有关当局也不想很快归还我国在巴黎的馆舍,以便在北京新建馆过程中处于较为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这就为我们筹建使馆增添了难度。


巴黎房地产价格昂贵,且不易找到适合使馆使用的房子。大使三个月后即将到任,时间紧迫,可是馆舍乃“百年大计”,不能草率行事。物色馆舍遂成为先遣班子压倒一切的任务。经多方奔走努力,终于选中了坐落在巴黎西北近郊、离市中心不远的诺伊高级住宅区一幢带花园的独立三层楼房。内部装饰相当精致,不需修缮即可使用;客厅相当宽敞,加上房前房后大片草坪,足可举行大型招待会。房主原是一个意大利军火商,自杀身亡后,将房产留给他的美籍夫人。由于负债累累,她急于将房产脱手,结果以110万美元现款成交。当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别是结合那时我国的财政经济情况,更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巨款购置馆舍尚属首例。足见国内对中法建交之重视。



在签了合同、付清房款后,正在准备移交房子时,突然节外生枝。房主受到美国方面的警告,如将房子售与中国大使馆,美国政府将不准她进入美国。女房主哭哭啼啼,怕回不了美国,不敢向我们出售。宋代办闻讯亲自前往,设法解除她的思想顾虑,同时强调,购房手续均已办妥,款也已付清,她如毁约,将要赔偿一切损失。经过反复说服,她终于同意维持原议,并取出香槟和宋代办碰杯庆贺。


为了防止有人捣鬼,宋代办迅速派人接收了房子,日夜看守。先遣人员全部进驻后,又进行全面检查,结果发现客厅一角有异常声音,原来是一个匆匆安装的窃听器露了马脚。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新中国终于在巴黎有了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


至于原国民党政府的大使馆馆舍,经我方多次交涉,并最终在戴高乐亲自过问下,法国外交部终于在1967年3月20日将乔治五世大街馆舍交给中国大使馆。法国警察将占用馆舍的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员逐出门外。我们前往接收时,不免大吃一惊。这哪里像什么使馆馆舍,眼前是一片国民党狼狈逃窜的景象:纸片、书报散落各处;破烂家具横七竖八丢在房间和楼道里;煤块、炉灰撒得满地皆是。使馆人员轮流前去义务劳动,花了好大力气才算把这大堆垃圾清理干净。这也称得上是中法建交筹建使馆中有趣的一幕吧!经国内派人装修后,乔治五世大街11号作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而诺伊的花园楼房改为大使官邸。


中法双方信守三个月内任命大使的时限。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于5月27日抵京,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亦于6月2日到任。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进程到此宣告圆满完成,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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