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风雨四十年:张家父子两代人经营奉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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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21年,张学良赴日本参观,看到了堪称强大的日本空军,深知若无强大的空军称不上现代化军队,回国后即建议设立了航空处,抽调技工、聘用飞行员,利用张作霖从段祺瑞处弄来的8架旧飞机,搭起了东北空军的架子。1923年,张学良自兼航空处总办,下设总务、机械、材料3科,向法国购进40架“布利凯”式飞机;接着又创设航空学校并兼任校长,以重金聘请了中外教官,培训飞行员。 至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东北空军已有飞机50多架,飞行员60余名,编为“飞鹏”、“飞龙”、“飞鹰”、“飞虎”、“飞豹”5个队,且有了机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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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张学良赴日本参观,看到了堪称强大的日本空军,深知若无强大的空军称不上现代化军队,回国后即建议设立了航空处,抽调技工、聘用飞行员,利用张作霖从段祺瑞处弄来的8架旧飞机,搭起了东北空军的架子。1923年,张学良自兼航空处总办,下设总务、机械、材料3科,向法国购进40架“布利凯”式飞机;接着又创设航空学校并兼任校长,以重金聘请了中外教官,培训飞行员。


至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东北空军已有飞机50多架,飞行员60余名,编为“飞鹏”、“飞龙”、“飞鹰”、“飞虎”、“飞豹”5个队,且有了机库、修理厂、地勤人员,具备了侦察、投弹、扫射、散发传单等能力,曾多次配合陆军作战。1927年对直系靳云鄂部的战斗中,奉军空军出动了30多架战机,靳军在奉军陆空攻击下溃不成军。


张学良治军很严,在训练场和战场上,他赏罚严明,而在日常生活中则与官兵谈笑风生,亲如兄弟,官兵如有什么难处,他都热诚排解乃至解囊资助,故而广大官兵对他是畏之敬之爱之。对反奉失败后的郭松龄残部的招抚,更能说明张学良在奉军中的威信。


郭松龄是奉军中的新派人物,与张学良关系极好。张作霖把反叛归罪于张学良的养虎遗患,在帅府召开善后会议时大发雷霆,要军法执行处长常荫槐把张学良抓来枪毙,黑龙江军务督办吴俊升劝说道:“现在没有张军长(指张学良)一天也不行。没有他去招抚散兵,几万散兵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伙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收编郭军谁也办不到,我不敢去,大帅您也不敢去,非张军长不行。他一招手,那些人都回来了。”参谋长杨宇霆跟着说:“吴督军说得对,大局为重,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应授给他统帅大权,要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乱,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该归罪他一个。”张作相也力劝张作霖赦免张学良,令他招抚郭军散兵,将功抵罪。


张学良果然“戴罪立功”,以自己的威望,向郭军残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情真意挚地说:“这次战乱,给东北父老带来了深重灾难,死去的兄弟已无法挽救,活着的由我负责,保证你们的安全。”散兵听了他的话,知道他说一不二,担心被作为谋叛处决的疑虑消释,大部分又回了东北。对于已被俘的军官,张学良也都向张作霖恳求,一个也未受惩处。这些人从心底里感激张学良,成了他忠贞不二的追随者。


长期以来,张学良以其文韬武略、对奉军所作的贡献及完美人缘。加之张作霖对他的有意培养,逐渐确立了他少帅的地位。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张学良闻变不惊,他深知稳定军心的重要。他在滦河一带收束奉军,然后化装成士兵,搭乘军车回到奉天。6月20日,他就任奉天军务督办,21日才公布张作霖的死讯。在新老两派的一致拥戴下,张学良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东三省易帜归附国民政府。入关助蒋平乱声威复振


北伐军占领京津后,南京国民政府决策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当时结束民初以来分裂局面以达全国统一已成人心所向,通识大体的张学良顺应历史潮流,于1928年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12月29日。少帅冲破日军阻拦,公告全国:东北三省易帜。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12月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东三省军队全部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归属国民政府统一领导,简称东北军。


遵照1929年1月底落幕的编遣会议,东北军取消原军、师番号,改编成36个旅、10个炮兵团和1个教导团。旅有国防旅和省防旅之分,国防旅每个旅辖3个步兵团,及炮兵、骑兵、通讯兵各1个连,相当于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省防旅辖2个团。张学良趁着这次改编的机会,选调军官,补充新兵,淘汰乏弱,又大力扩充空军。至“九一八”事变前夕,已有250多架飞机,东北军成了中央军以外旁系中最强大的武力。


1930年3月初,中原大战爆发。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双方,都因东北军的参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以高官厚禄竞相拉拢张学良。6月21日,蒋介石派张群到沈阳,送来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委任状及印信,要他表明态度,率东北军入关助战。


东北军是否参战,张学良一时未作明确表态,而张作相等元老派决定,蒋介石此举一箭双雕,既为助他取胜,又为削弱东北军,主张东北宜保境安民,不与哪一方合作,尤其不与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再三“热诚”求助,并许拨给入关费2400万元。延至9月中旬,静观数月之久的张学良终于决定入关助蒋。他在高级军事会议上申述理由:“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国内统一。国民政府属正统政府,东北应受其领导。目前战乱燃起,如非全国统一,则不足以对外,故应出兵关内以助中央政府,从速实现全国统一局面。”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支持中央出兵靖乱”通电。


为显示东北军军威,张学良选调10个精锐旅共12万大军入关,编成两个军。


东北军从沈阳出发时,张学良亲至车站送行,以壮军威。他叮嘱第一军军长于学忠说:“我们这次入关,是为倡导和平,促成统一。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声名均很不好,这是第四次入关,一切事我都托付给你了,你要做好。”他停顿了一下,问道:“先问问你,你想怎样做?”于学忠理解少帅的内心,答道:“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一枪不放,使地方不受糜烂,国家少受损失。第二是万一用兵,在娘子关作佯攻之势,另派劲旅直趋大同,山西指日可下,亦不会再受涂炭。”张学良点点头说:“所见略同,一枪不放最好。”


东北军入关助蒋,战局急转直下,反蒋派军队全线崩溃。于学忠本着“一枪不放”之旨,通知河北地区的晋军将领:此次东北军人关,维护统一,和平接收,请让出防地,以免武装冲突。在石家庄的阎锡山大骂张学良,然慑于东北军的威力,下令晋军撤出了平津地区,继而与冯玉祥通电罢兵,听候和平解决,所部分别接受蒋介石、张学良收编。


张学良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后,遵蒋介石之命,在北平设置副司令行辕,节制东北和华北的部队。入关的东北军也都驻扎关内,改制为第一、第二集团军。中原大战中属晋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的石友三,以东北老乡投靠了张学良,张学良请示蒋介石准允,委任其为十三路军总指挥,屯驻顺德。石友三本是反复无常之徒,曾在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之间时而投靠,时而背叛。1931年5月,他趁着张学良患病之机,筹谋发动叛乱。张学良得悉后不动声色,从东北调6个国防旅入关,充实于学忠、王树常部,在保定以南方顺桥一线布下重兵,并拟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7月19日,石友三以主力6个师长驱直进,身处前沿的东北军旅按张学良的布置且战且退。石友三自鸣得意,尾随追击,进入了东北军的“口袋”。忽报留守顺德的部队被中央军歼灭,东北军王树常的集团军已从津浦线压了过来,石友三方知中计,慌忙下令南撤,但已来不及了,在东北军与中央军的夹击下,大败亏输。


东北军第四次人关,助蒋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又平息了石友三的叛乱,打出了威风,然因精锐离开了东北,使东北国防空虚.


“不抵抗”令少帅替蒋背黑锅,抗日再败东北军声名扫地


有30万之众的东北军,其中13万之多的精良兵力调往关内,虽还有17万兵马留在东北,然大都是战力较弱的省防旅,而身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又长住北平。日本关东军于是趁虚而入,将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付诸实施,不断制造事端,以资用兵的借口。


“万宝山”、“中村”事件发生后,关东军大肆喧嚣“满蒙危机”,声言动武。正在“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固执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以平定内乱为第一”,8月16日向张学良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将电报转达东三省各地守军长官,令全体遵守。


鉴于少帅对日本有杀父之仇,又年轻气盛,蒋介石担心他“逞一时之愤”,便于9月12日把他约至石家庄,再作郑重告诫:“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少帅勉强应诺。


9月18日夜间,日军自己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后,诬蔑是东北军所为,于是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突然袭击。留守沈阳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得到报告后,指示“不予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1点半,日军已占领了北大营西北角,荣臻再次命令“遵中央电令,不准抵抗,可向东移动”。守军于是忍痛撤离。


“不抵抗”指令下达后,日军在次日早上轻而易举夺取了沈阳,东北军的大小火炮309门、战车26辆、飞机262架、步枪11.8万支、机枪5800挺以及大批弹药,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一个星期后,辽宁、吉林两省弃守;接着,黑龙江省失陷,东北大好河山全部落入了侵略者之手。东北军遭受史无前例的奇耻大辱,据当时报载,官兵撤离时无不痛哭流涕。身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面对各方责难有口难辩,只能作咒语式的表白:“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就是把我的头颅割下来,也是愿意的。”


关外的东北军七零八落,有的败于敌人炮火,一部在旅长王以哲带领下,辗转入关。吉林的省防旅,因省主席张作相回锦州处理父亲丧事未归,由参谋长熙洽做主投降了日军。另有部分东北军则在东北坚持抗日,旅长马占山率部曾与日军激战于嫩江江桥,给敌以重创。另一支是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领导的吉林抗日自卫军,双城一仗,歼敌600余人。


嫩江江桥、双城之战的胜利,给东北军挽回了一点面子,全国各界纷纷致电汇款慰问。然抗日部队毕竟在敌后战斗,孤军无援,在强大日军围追堵击下,先后退入苏联境内。


日军在东北“扫荡”一年后,又把侵略势头指向华北。


1933年1月初,日军进犯山海关。东北军六二六团何柱国部队奋力反抗,打响了长城抗战第一枪。该团营长安德馨以下全体官兵为国捐躯。


2月中旬,朱子文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北平,向张学良转达了固守热河的决心。张学良大受鼓舞,17日与宋子文同去热河省会承德,与省主席汤玉麟等制定战守计划。他在省府欢迎午宴上慷慨陈词:“我东北军全体将士,誓必夺取热河保卫战的胜利,以此作为反攻东北之前哨战,雪'九一八'之耻!”


当天,张学良公布了保卫热河的战斗序列:汤玉麟为第五军团总指挥,率6个旅3万人,防御开鲁、赤峰、建平、朝湘一线;万福麟为四军团总指挥,在北票、凌源、平泉一线布防。少帅领衔的守卫热河的27名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抗战决心,吁请各界支援。


2月23日,日军3个师团兵分3路进犯热河。守朝阳的汤玉麟部团长邵本良阵前叛变,日军不战而得朝阳,迅速向纵深推进;万福麟部与敌人激战3天,平泉失守。日军乘胜直指承德,贪生怕死的汤玉麟,满载财货,逃离承德。


张学良的誓言就这样被这些亡国奴所葬送。


11月,张学良到意大利考察。1934年春,张学良被蒋介石委任为鄂豫皖“剿共”副司令。他在意大利考察期间,受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蛊惑,信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接受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故而走马上任后,调兵遣将攻打红军,并把东北军推上前线。


7月中旬,东北军五十七军兵分4路,围攻黄陂以北红二十五军。红军按毛泽东“十六字诀”战略战术,把敌人拖得人困马乏后,集中优势兵力击敌第一一五师,一一五师被完全击溃,3700余人被俘。11月8日,红二十五军在转移鄂东途中,又将东北军第一二○师全歼,俘虏其4000余人。


张学良回国伊始就在鄂豫皖“剿共”副司令任上断送了两个整师。


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又建立了西北“剿共”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司令职权,驻在西安。


张学良不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奸计,把东北军调往西北,充当“剿共”主力。


1935年9月,东北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进犯红军,攻占了肤施(后改为延安)后,搭起高台召开祝捷大会。

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研究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计划。针对东北军厌战思乡、士气低落的弱点,红军决定先打东北军,遂采取围点打援法,以小部转攻甘泉,主力则埋伏在崂山隘口两旁。王以哲果然中计,得到甘泉被困的消息后,急调一一○师支援。10月1日,该师从肤施出发,被红军候个正着,除后卫团缩回肤施外,其余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师长何立中被击毙,参谋长范驭洲被俘。


红军乘胜扩大战果,一举包围了肤施的王以哲军,张学良调一○七师解围。红十五军又出奇兵,在榆林设伏,一举消灭了该师的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也当了俘虏。


张学良再调4个师解肤施之围,各师长已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你推我让不愿先行。东北军中素有“犟牛”之称的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自恃装备精良,自告奋勇充当先锋。


11月20日,牛师第六二六、六二七团占领了直罗镇两侧高地,牛元峰认为胜券在握,带着六二五团及直属机关大摇大摆进了直罗镇,草拟捷报,又令杀猪宰羊庆贺胜利。不料红军如神兵天降,一举歼灭了第六二六、六二七团,并紧紧包围了直罗镇。牛元峰慌忙下令突围,先是向北,后又向南,但如遇铜墙铁壁,哪能突得出去?军号声声,杀声震天,红军发起总攻,六二五团已伤亡殆尽,牛元峰见无可挽回,令副官将他打死。


短短两个月里,东北军又损失了近3个师,张学良好不伤心,向蒋介石诉苦,请求调拨经费,重建损失的师。蒋介石托词财政困难,一口拒绝。


少帅终于明白,蒋介石是在借“剿共”之机。削弱非嫡系的东北军。彷徨中的他,深刻反思近几年所走的路,悟出了一个道理:非抗日能救国,奔向抗日战场,才是东北军的光明大道。他也因此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产生了恶感。


为抗日雪耻兵谏逼蒋抗日,为救少帅东北军兄弟阋墙


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又因东北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不打红军打日军,张学良终于接受了红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经与李克农洛川会谈和周恩来肤施会谈,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在东北军中作联共抗日的宣传与准备。


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南京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以营救蒋介石为名,调集大军,从东、西两面向西安挺进。东北军官兵同仇敌忾,分兵把守,严阵以待。


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周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不顾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劝阻,陪送蒋介石回了南京。哪知蒋介石出尔反尔,将少帅扣留,并军法审判,判处10年徒刑,又假惺惺特赦,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被无限期幽禁,离开了东北军。


受蒋介石委派,顾祝同与西安方面谈判,提出了所谓的甲、乙两个方案。两个方案的主要条款,都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调去别的省份,红军撤回原地,其用意在使这3支同盟军隔离。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权衡,若谈判破裂,中央军即会进攻,难有取胜的把握,相比之下甲案较乙案好些,拟接受甲案。


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等,因两个方案中都未提及释放张学良,遂反对接受,不惜与中央军决一死战。

双方各不相让,周恩来从团结抗日大计出发,劝导孙铭九等:“我与你们一样,希望张将军早日回来,但目前的形势,如谈判不成打起来,蒋介石更不会放人了,这对张将军、对东北军、对抗日前途都没有好处。”孙铭九等人听不进去。


两派矛盾激化,少壮派暗中谋划刺杀王以哲、何国柱等主和派将领。1937年2月2日,他们把王以哲打死在家里,两个处局长同时被杀,何国柱躲到杨虎城处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发生后,王以哲军的一○五师师长刘多基,率所部从防御中央军的前线西撤潼关,另一个师则由西向西安前进,声言要为军长报仇。


兄弟相残迫在眉睫,周恩来挺身而出排解,亲往王以哲家,悼念死者,安抚生者,又派刘澜涛等去见刘多荃等军官,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勿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为使刘多荃等失去打击目标,周恩来还把孙铭九等送往红区反省检讨。


由于周恩来的力挽狂澜,化解了东北军一触即发的兄弟阋墙,避免了东北军的分裂。


幽禁在奉化的张学良得悉“二·二”事件的消息后,至为痛心,他给在西安主持东北军的第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写信,语极恳切悲壮:“……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尤以鼎育(王以哲字)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二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与东北父老之前,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


字里行间,充满了少帅对东北军将士的深挚感情和殷切希望。


东北军抗日战场再现余威;内战中彻底瓦解走完40年风雨历程


1937年3月以后,蒋介石以“整编”为名,削弱、瓦解东北军,将原有的5个军每军3个师的编制,压缩至2个师,且调往各地:四十九军调去河南南阳,五十一军调去苏北,五十三军调去河北保定,五十七军调去淮阳,六十七军调去安徽毫州。


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开始,东北军盼待多年的抗日雪耻得遂,他们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奔赴抗日战场。 


失去自由的张学良十分兴奋,认为东北军“显我身手”的时刻已到,发布了《告东北将士书》,热情奔放激励云:“我亲爱的将士们,抗日复土的光荣责任,已落在我们的肩上了,你们知道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就是现在强占我们东北、还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望你们加强训练,务求收回我们的白山黑水!”


东北军全体将士不负张学良的热忱期望,前仆后继战斗在抗日前线,谱写了八年抗战史上悲壮的一页。


四十七军在军长刘多姿率领下,在江西修水阻击来犯日军,伤亡大部,其中的一○九师全部损失。


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国民党军队抗战以来第一场大捷,1400余名官兵光荣牺牲,后又挺进山东与敌作战,转战数年。


五十三军参加武汉会战后,转战冀豫鄂湘等省,其中吕正操团在河北坚持抗战,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该军一部又曾作为远征军,人印度、缅甸与盟军联合对日作战。


五十七军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后进入河南、山东。一师师长常恩多率部与八路军并肩战斗,最后编入八路军山东军区。


六十七军经历了姚马渡、邯郸战斗后,长途跋涉南下投入淞沪战役,军长吴克仁、参谋长关相岗阵亡,所部一○七师伤亡殆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东北军被推往**前线。他们中有的成了炮灰,有的则弃暗投明获得新生,如五十一军在枣庄战役中被解放,五十三军在辽沈战役中放下武器,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在兖州投向人民解放军。


至此,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东北军彻底解体。


历经40年沧桑,由张作霖创建、经张学良建设的东北军画上了句号。其间有过挫败与胜利、耻辱与光荣、作孽与贡献,但在民国军事史上堪称重要一卷,尤其是西安事变与八年抗战中的功绩,足可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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