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和东京的交通状况透析中日未来的差距

樊少 收藏 7 1099
导读:看了《南京!南京!》,又一次激起了中国人对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刻骨仇恨,活生生的30万人化作血琳琳的死尸,无不让人悲痛欲绝,看着中国的漂亮女人被鬼子糟蹋,真是热血沸腾,忍不住骂娘,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反求诸己,则是“怒其不争”,国家的弱势而无力保护自己的国民被别国屠杀,那么,国家的弱势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我无意挑明,类似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是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自己造成的,这种的“自残”的论调无异于“伤口上撒盐”,但是想想,近代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的重建,无论何种境遇,日本人总能在很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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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南京!南京!》,又一次激起了中国人对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刻骨仇恨,活生生的30万人化作血琳琳的死尸,无不让人悲痛欲绝,看着中国的漂亮女人被鬼子糟蹋,真是热血沸腾,忍不住骂娘,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反求诸己,则是“怒其不争”,国家的弱势而无力保护自己的国民被别国屠杀,那么,国家的弱势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我无意挑明,类似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是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自己造成的,这种的“自残”的论调无异于“伤口上撒盐”,但是想想,近代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的重建,无论何种境遇,日本人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强盛起来,反观我们中国人自己,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折腾了这么久,依然是个穷国,贫富差距巨大,很多人为了看病、上学、生存而头疼,社会道德也全面崩盘,我也不甘心大汉民族就比大和民族差,但是现实就摆在面前,中日之间的差距是方方面面的,从各自首都的交通秩序就可一窥究竟。


最近读了范德比尔特的《开车经济学》,书中提到一些有趣的交通现象,东京的很多岔路口都和北京的岔路口类似。从外表看十字路口没有什么差别。然而东京的岔路口每小时接纳的车辆数目高出一倍。调查显示,北京与东京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和车辆的质量或者车流的构成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在于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在东京,汽车或者行人对交通信号的遵守就像日本的文化本身一样,十分严格正式而且彬彬有礼。而在北京,司机(以及骑车人和行人)都喜欢违反交通规则。不仅在绿灯变红之后人们会继续穿马路,在变为绿灯之前他们也会这样做。在中国,驾车就是一种罪过—你不得不犯罪。绿灯时,很多人不等车辆通行就左转弯。”


每天,我从单位附近的5号线地铁到南三环的刘家窑倒652回家,先说从地铁口出来,按规矩应该上天桥下到主路的公交站牌处,可绝大部分人都是冒险直接穿越车流不息的辅路到达对面的主路,一大群人没有排队的, 远远地看到车来,就潮水般地涌上前去,几乎占去马路的一半,那架势颇为壮观, 先挤上去的潇洒地一屁股坐下,后上去的怨恨地瞅着众人,心里面八辈祖宗早就妈了个遍。更可气的是先上去的会给后面的同伙(大多数情侣)占座,搞得好几次差点就爆发大规模武力冲突。我时常想,以小见大,就中国人马路上这种无秩序的丑态, 中国的未来能有什么指望?!真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羞愧。


对于中国人这种无秩序交通行为,有关部门很是头疼,2008年北京奥运会,政府一方面改善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在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公交站点处都增设交通疏导员,效果比较明显,但是放开了没人管依旧一片混乱,从这点上讲,成龙说中国人应该被管是有道理的。在上海,官方称要将擅闯马路的行人照片贴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中国人很在乎面子,那些擅穿马路的人似乎不太在意,因为他们不认识周围的人,所以他们不认为擅穿马路有什么丢脸。但是如果你在我的工作单位张贴我的照片,那么我会觉得很难为情。实际上,《开车经济学》中讲到过,上海的情形很像eBay模式的声誉管理系统。但是为什么需要采取这种措施?其实,北京交通问题的根源在于历史的遗留,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所有的法律都被人们忽略。


在中国的“文革”时期,红卫兵提出了很多奇怪的交通提议—规定不许开私家车,要求搭乘人力车的人自己去蹬人力车—他们改变了交通灯的意义:红灯意味着“行”,绿灯的意思是“停”。看看今日中国的城市,你可能意识不到当年还实施过这种提议。


然而,每天发生的数不清的违法行为就是这种反叛精神的体现吗?或许中国的混乱交通秩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历史?比如说一直以来,人们信仰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也可能导致公共道德和公民文化意识的淡薄。1935年,林语堂在他的畅销书《吾国与吾民》中写到中国由于缺少“人权”导致了个人主义,人们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我们很伟大,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员弹劾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交通规则以及图书阅览室规定,”林语堂这样说,“但是我们也很了不起,打破各种体制,无视它们的存在,回避这些制度,和制度周旋,然后凌驾于其上。”不同于西方苏格拉底式的传统,儒家思想注重人的思想和品德要超脱于“法治”。记得有位研究法律的学者陈弘毅写道:“在发生争执时,人们喜欢达成一致,做出让步,而不强调自己的爱好或者诉讼的权利。”实际上,现在在中国的大街上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几周的时间里,我看到了几起不大的交通事故。如果发生在美国,司机通常会交换一下保险方面的信息然后继续赶路。在北京,双方热衷于和解,通常周围会围上来一群人,他们十分热心地关注和解的进程。


《开车经济学》中提到,在中国,道路上事情发生的速度快于政府的步伐。几十年之前,北京这样的城市没有多少汽车,甚至没有什么出行。很多工人都生活居住在同一个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单位”。1949年,北京的汽车数量为2300辆,2009年却达到了500万—这一数量还在迅速增长,每天新增的车辆就有1 000辆。2004年,国家首次通过了全新的《道路安全法》,该法用于彻底改善动态的交通。然而人们对此还是存在很多争论,尤其在发生了撞车事故后要追究责任时。2008年发生的很著名的一件事,讲的是一对夫妇刚刚搬到市里,他们走进了高速路,这是违法的。一位司机撞到了两个人,其中妻子被撞身亡。虽然行人走进高速路是违法的,但是司机仍然要负部分责任,于是他付给了她丈夫十几万元人民币。


世界上的多数交通法都极为相似。很多地方的道路和交通标志也相差不大。但是每个地区的标准却存在细微的差别。标准的约束力很强,也很奇怪。法律不会规定日本人或者中国人怎样排队—多数人认为根本不需要作此规定—但是如果尝试一下在这两个地方排队,那么你就会注意到显著的差别。在日本,路上的车队出了名的秩序井然,而在中国不过是有名无实—插队,擅穿马路,以及一些其他行为。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自己民族性的重新审视。不承认我们民族是劣等的,但必须正视我们民族的这些劣根性,并痛定思痛加以矫正,这种矫正当然要有理性的法规支持,但更需要中国文化中感性的“惩恶扬善”,下手要快要狠,像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强制武士剪发(《最后的武士》),还有新加波的鞭刑,都可以借鉴,不为此不足以震慑国民以改之,但是现在还看不到这种迹象,中国的未来堪忧呀!!!外部的对手无论多强大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内耗”,方方面面的即便是很微小的“内耗”,聚加起来的合力也是毁灭性的,纵观中国历史,国家都是“内耗”的“虚弱”后,一个外部强大的力量猛地拍过来,我们像一头阳痿的大象一样轰然倒地,值得警醒,每个中国人从遵守交通秩序开始吧,什么时候这方面做的比日本人好了,我们就真的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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