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教育未必“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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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以自私自利、缺乏诚信为耻的社会里,“欺骗”似乎成了中国社会每一个行业和阶层的“潜规则”。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标榜自己“诚信”,一定会受到周围人的质疑和责难,如果这个人因为自己的“诚信”吃了亏,周遭的人反而会嘲笑他“傻”。在我们的社会里,说真话、办真事变的那么难,“真实”成为一种最奢侈的要求。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呼吁和探求,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社会诚信水平,其中最着急的也许就是教育工作者了,在无计可施、慌不择路之际,有人就套用邓小平曾经说过的“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做起”,主张“诚信要从娃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以自私自利、缺乏诚信为耻的社会里,“欺骗”似乎成了中国社会每一个行业和阶层的“潜规则”。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标榜自己“诚信”,一定会受到周围人的质疑和责难,如果这个人因为自己的“诚信”吃了亏,周遭的人反而会嘲笑他“傻”。在我们的社会里,说真话、办真事变的那么难,“真实”成为一种最奢侈的要求。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呼吁和探求,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社会诚信水平,其中最着急的也许就是教育工作者了,在无计可施、慌不择路之际,有人就套用邓小平曾经说过的“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做起”,主张“诚信要从娃娃抓起”,西南大学最近推出的“电脑为在校学生诚信打分”就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


我们不排除校方此举是出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即用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学生的诚信水平,成长为一代讲诚信的新人。但是即使这样好的初衷也不能掩饰这个制度的滑稽,且不论把相对抽象的“诚信”标准纳入到量化考核中是否适当,用机器来判定一个人的道德诚信,本身就是教育者的悲哀,况且机器又是由谁控制的呢?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国镛说,“日常消费行为、思想政治学习、专业课程学习、求职应聘经历和人际交往等5方面情况,都将由辅导员或班主任详细录入电脑。”那么辅导员和班主任的诚信又由谁来监督和保证呢?


我们都经历过大学时代,面对这样的制度要取得高分,比较起“在日常消费行为、思想政治学习、专业课程学习、求职应聘经历和人际交往等5方面情况”的完美表现来,还是和负责打分的“辅导员或班主任”搞好关系,来的更容易一些。请老师吃顿饭、送老师点礼物,或者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中国是最讲究“走关系”,相信这种办法总是不缺的。之后,便只要一个默契的眼神,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制度赋予了“管理者”太大的权力,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只会导致腐败。


更为滑稽的是,西南大学的此项制度还规定“大学生在校恋爱是否存在欺骗他人感情”的情况都将作为是否诚信的评判因素之一,而计入系统接受统一评分。”怎样界定“欺骗他人感情”?如何监督?怎样打分?这些连婚姻法和治安管理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都暂且不谈,青年人的恋爱和感情是私人世界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隐私,把这也列为“考核指标”不仅让我想起了“老大哥”的“电幕”,让你的一切隐私无所遁形,皆大白于天下。这样的制度好不好我们不说,有没有必要、能不能执行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或许人家也未必想真的执行,不过是一个好看的招牌罢了。


青年人总会苦恼,因为这个世界牢牢的控制在成年人的手中,他们所做甚至所想的一切,都或多或少的受到成年社会的压制或影响。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相对不健康的大环境下,“诚信从娃娃抓起”、“从年轻人抓起”、“从下一代抓起”是否是适当?用无情的限制和监视年轻人的方式来为成年人肮脏的世界来遮羞,是否通情理?在把年轻人置身于一个又一个“制度”下,让他们痛苦不堪的同时,衣冠楚楚的校长、教授、专家、老师们又在做这些什么呢?学术造假、论文抄袭、猥亵女生、为分房而离婚……如果校长、教授、老师们自己还在这些事情是纠缠不清,和中世纪虚伪的教士有什么区别呢?又能指望他们年轻的学生高尚到哪里去呢?


我们总说“言传身教”,当校长、教授、主任们在素质教育的道路上苦苦求索,找不到合适的办法时,不妨回到最初的起点——严于律己。办公室里的校长、讲台上的教师是青年学生最好的道德榜样,当校长主任们不去拿手中的录取名额做砝码换取利益,当教授们的论文不再被指“抄袭”,当教师们敬业爱岗把心血真的献给自己的学生而不是到处“走穴”,当辅导员班主任们一心一意的为学生们的服务而不是只顾自己名利,我想,到了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不用那些滑稽的制度,也会成为诚信的一代。


然而另一个问题是,谁又是校长教授们的榜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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