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监管黑人渐严 广州不再是第三世界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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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个非洲人不想搭理任何人,他选好的几百条牛仔裤必须赶在台风来临前上路,并且是以最轻的重量上路,线头和外挂商标一定要剪掉——他不想为此多掏一毛钱的运费。当中国女孩林雪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时,他反应过激地一甩胳膊,怒气冲冲。但等看清是谁,一下子又笑了。

这个高大的非洲年轻人叫帕斯特,来自刚果(金),这两天,他正为自己快要到期的签证和贸易城越来越多的警察感到头疼。看到身后的记者,他一脸警惕,“不能拍照,我警告你”,汉语流利得惊人。

说这句话时,帕斯特已经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到达下一个摊位,挤过身边的,大多是像他一样肤色的非洲男女,每个人都拖着一只类似于火车站拖行李的手拖车,车上黑色塑胶袋已经鼓鼓囊囊,但谁也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夸张的香水味和体味在拥挤的空间里混杂发酵。

这里是广州越秀区广园西路的唐旗服装城,不远处就是矿泉派出所。两天前,因为百余非洲人集体冲击派出所事件,这里曾是人们的注意力中心。

“跳楼不是稀奇事”

事实上,正是7月15日下午百余名非洲人冲击矿泉派出所的事件令帕斯特开始感到担忧,“非洲人在广州首先应该学会与警察相处,他们太冲动了,这样只会让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帕斯特在为自己签证的事情担心,他和我男朋友是好朋友,两人先后来到中国,去年年初我男朋友的签证就到期了,生意好的时候还可以交罚款,但年底淡季实在支撑不住,只能回国。到现在,轮到帕斯特了。”林雪一脸伤感地说。

林雪希望男朋友赶快回到中国,但是在刚果(金)、在尼日利亚、在加蓬……每天凌晨不到,就会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向中国使馆,人们排起长队等待好运降临,但另一方面,签证却一天比一天难拿。

其实,依靠非法途径进入广州的非洲人实在不算少数,这些人的生活也往往更加艰难——装箱、搬运、送外卖,或者一天到晚待在仓库里,只有晚上才敢出来,拿着微薄的收入,到大篷车那些便宜的酒吧买点乐子。当然,犯罪似乎也更容易一些,兑黑币、贩毒、抢劫、*……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部分人犯了错误,当地居民便对整个非洲群体充满敌意,由此而来的是警方越来越严密的监管。

“下塘西有个小非洲,有一天看见他,我大吃一惊,两条腿包扎得像木乃伊。原来他和室友一大早听到警察敲门,就从7楼跳下来了……”当记者露出不肯相信的神情时,旁边的帕斯特说:“警察追就跳窗跳楼,我们跑得快,没什么稀奇。”

在帕斯特看来,令他不安的不是跳楼,而是这些事情传递出的信号——也许,广州不再欢迎他们。

“中国制造”的诱惑

在一个卖花饰的摊位前,帕斯特停下脚步,“这些小东西已经不赚钱了,家乡现在流行的是数码产品。”帕斯特更怀念的是从前的时光,那时非洲的消费时代刚刚开始,人们对于一切外来产品都报以狂热的尖叫,卖得最火的是一款闪闪发光的“凤凰牌”自行车以及与之配套的把手装饰鲜花。

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想像一下吧,在家乡集市上,我的兄弟姐妹们能买到粉红色的指甲油,白色的牙膏、价格公道的耐克球鞋。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而在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巧克力城”,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骄傲的帕斯特”出没。中午时分,他们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拎着超大黑色塑料袋,吃着油炸火腿肠,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辗转数日后,这些“尾货”会到达万里之外的非洲,在硕大的金合欢树下,人们像过节一样等待着交易时刻的到来。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日报》在去年年底报道称,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在非官方统计的版本中,这个数字已经高达20万之多,其中以尼日利亚人最多。

“巧克力城”的困惑

因为一段非洲情缘,林雪对于广州城市中的“非洲版图”了然于心,“有人说大概有20万,但是经常接触就会发现,绝对不只是这个数字。”

林雪甚至对于非裔族群的分布作了一个详细的划分:在广州的外国人有三派,中东和欧洲的主要在荔湾区的东风路和天河,黑人就分布在环市中和火车站旁的服装批发城,其中尼日利亚人主要活动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园西,居住在环市路附近的下塘西,刚果(金)和安哥拉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人则在环市中的天秀大厦和童心南一带。

由于肤色,这些人被当地人称为“巧克力”,但是现在,这些“巧克力”人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

事实上,金融危机给非洲贸易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天秀大厦曾有数十家摊铺一夜搬空,就连一楼角落24小时营业的兑币黑市都短暂停业。“就拿尼日利亚商人来说,因为美元与奈拉汇价的关系,很多人对投资持观望态度,没有人轻易下定单。”林雪说。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状况不断,管理者与非裔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一天天在加深。“周二、周四经常会有警察大规模出动,每天都听到尼日利亚人在说哪里又抓到多少人,哪个又受伤了?上个礼拜听说有西方媒体在广园西一带访问黑人,问及他们的生活现状,很多人都吐了苦水。”林雪就曾经亲眼目睹一位黑人朋友在办公室的纸箱里睡了2个星期,甚至还听说某办公室一晚睡了8个人。

《南方周末》时事观察员曹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非洲人在广东跟当地警方的冲突涉及到的是颇为复杂的问题。

作为个体,帕斯特已经能隐约感受到“巧克力城”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所面临的压力,而7月15日百余名尼日利亚人聚集在矿泉派出所前所表达的愤怒,则是他们的一次回应。

必须正视的管理难题

很显然,性格奔放的非洲人对广州抱有充分的归属感:他们按照收入的区别住在城中村或国际公寓,穿着短裤拖鞋去街口的超级市场、在公司里听周杰伦、上火的时候还懂得到凉茶店喝一杯“斑痧”……

有人因此将广州称为“第三世界的首都”,或者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关于这个称号,《新周刊》曾经这样描述:在理想的第三世界首都,不同肤色的临时居民应该和本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看来,“一个城市成为第三世界首都的难度远远大于成为富人的天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而是一种对城市生活理念的梳理。”

文化上的隔阂相比,非洲黑人群落带来的社会治安和管理等问题更值得关注。

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提出的是管理者们的困惑:“现在广州的黑人每年以30%-40%速度递增,他们已经自然地形成了很多集聚点,同时,贩毒、抢劫等刑事案件上升很快,要不了几年,问题会很严重,现在该是正视的时候了。”

在黄石鼎看来,对黑人管理的难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像。这首先与我国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体制有关,“原来统一由出入境管理机关管理,但现在出入境管理机关只管出入境事项,把境内的管理交给了外国人居住辖区的派出所,公安部门大多没有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管理机构信息沟通不良,导致很多黑人“一入境后就消失了”。面对如此庞大的“三非群体”,管理者究竟应该怎么办?遣送回国?万人以上的遣送,机票等费用哪来?根据递解出境的规定,要有人陪同,广州哪来那么多人去陪同?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还涉及外交、出入境、公安等等十几个部门,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让管理方头痛不已。

学者连清川曾在《仿徨的帝国》一书中针对“移民理想国”作过专门的论述。在他看来,广州成为非洲人聚集地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对外来人口在理念上实行开放透明的管理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在管理上,对非洲人应主要实行流动性管理,首先是提供签证合法延续的服务。其次是根据外来移民聚集区的当地社区文化进行特殊管理,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他们才会主动配合你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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