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历史:1944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

1944年发起40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和1945年元旦正式征集入伍,到今(2005)都整60年了,还没有见到较全面的记述和评价,我作为自始至终的亲历者,将那段历史回忆如下。

从军运动的兴起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我国侵略的战争已进入第七年,妄图实现和德、意法西斯霸占世界的幻想,偷袭珍珠港已过两年,迫使美英在东方对日宣战,南亚战场已扩大到印、缅,日本兵力分散,补给线太长,在中国战场已深陷泥潭,无法应付,就想孤注一掷。集中兵力迫使蒋介石投降,打通陆上交通线(所谓“中国走廊”)。3月已攻占我衡阳,向贵州猛扑,前锋已达独山。已逃到西南的人民大众和在陪都重庆的国民党首脑机关,都一片慌乱,并派人到西昌准备,必要时再迁都西昌。幸而赶调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等部队在广西宾阳迁江昆仑关一线阻截成功,得以暂时稳住局势。

但抗战颓势一时很难扭转,社会上人心惶惶。一般正在学校读书的知识青年,深感民族危亡,急需奋起抵抗。于是投书报刊,主动请缨,放弃学业,奔赴战场。这样一呼百应,从大学到机关,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闽浙和陕甘宁青,甚至东北、华北敌占区的知识青年都纷纷响应,通过敌伪封锁线,逃出参军杀敌。一时街头宣传的、到政府报名登记的、学校展开论战辩论的,都是义正辞严,慷慨激昂。这股保国杀敌的义愤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笔者出生于国难深重的农村,饱经苦难,朝不虑夕,启蒙入学,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教师讲述东北同胞亡国灭种之痛,声泪俱下,立志报国。抗战爆发,经常参加救亡宣传,动员家乡青年参军杀敌,偶有群众质问: “你们为什么不去?”虽因年幼,深受刺激。这时年已弱冠,虽正读大三,决心杀敌雪耻。激于义愤,满腔热情,连续在报刊投发《有血性者,死国之时也》、 《从军行》、《祖迈、父老、母死弟幼妻无子,都不能阻止我从军》等诗文十数篇。鼓励同龄朋友,共赴国难。中华大地,从军烈火,越烧越旺,社会各界,一片支持,甚至个别地方已因请缨而显混乱。

到盛夏,国、民党当局见民气沸腾可用,酝酿顺应舆情,接纳从军。于是才有以最高统帅出面,倡议“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出台。制定办法,为从军青年保留工作和学籍,进,行报名准备,各地暂时安顿,定时入营。在机关学校工矿行业报名的,继续学习工作,作好安排。对这批难能可贵的精英,在干部选拔,培训地点,生活物资准备,战前训练安排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不然,虽有爱国之心,只热血沸腾,不经组织训练,涌向战场。又如何取胜?对国家也无好处。这些运作,是能为社会各界,及从军青年所理解的。

我所就读的中央政治大学,经过壁报、大字报对《大学生从军划算吗?》进行论战并组织大会辩论后,报名从军人数统计结果,约300余人,占全校学生五分之一。于是学校利用入伍前日个月时间,分年级系科组织赶课,争取把下年级的课程基本上完,教授学生都不休息,到年底通过考试,保留学籍。这期间,先后有利用我们的文化优势和全系国民党员的政治素质。来招考“翻译官”和“政工人员”的,但绝大多数同学决定“以身许国,甘当普通一兵,去战死沙场”、而不愿去拿高薪“侍候外国人”或“卖狗皮膏药“ (当政工人员)。

戴师长要我们多负责任

1945年元旦,重庆附近各校的从军学生已于前一天在重庆集中,那天由60部军车接送入营,到处标语口号,沿途民众夹道欢送,鞭炮连天。我们也歌声震耳,到达璧山青年远征军第201师大操场,早有军官们前来欢迎。分配给队官带到各自的营地,虽是古庙,都已粉刷一新。立刻发给军服用品,每人有内衣棉衣,棉絮被褥,鞋帽毛巾等用具,全部新晶,安排好住宿,已是中饭时刻,这第一餐莱肴丰富,白米干饭。大家吃得很好,感到生活满意。

下午,我们正在院坝休息闲谈,有几个全副士兵装的中年人微笑着走来,带队官见了,走过去打招呼,旋即向我们宣布:“师首长们来看望大家了!”我们鼓掌表示欢迎。那戴眼镜的开口向我们介绍:“我叫戴之奇,是你们的师长,(指身边一位)这是副师长邹轸善,那位是参谋长王寓农。你们衣物都领到了吗?合身吗?生活习惯吗?有什么要求和建议,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答复。”然后又分别和我们谈了一阵,最后师长向我们捉出:“你们都是大学生,要为我们这支部队多负点责任,调一部分人先到军士队去受训,40天后派到连队去当班长。”我们立刻回答“我们立志当普通列兵,去和敌人打仗,不愿意当官。”师长说:“班长不是官,士和兵是军队的基础,班是部队的最小单位,生活、训练、作战,都是班来完成,组织发挥得好,才能打胜仗,总不能一盘散沙去打仗吧!”又说:“基本上文化高的都必须当班长,先调训一批,40天一期,以后逐步调训,愿意先去的就报名,立刻转到军士队去。”

我和70多人报了名。当天就去到了师部附近新建的营房,那里是一个连的营房,有队部,四个区队,一个大教室,有厨房等。第一期调训的军士共180人,部队的训练就从这里开始。这是各连队训练的样板。

入伍时,先暂编为预备连,在三五天内,正式按兵种编队,除骑、炮、工、通按志愿选编外,绝大部分为步兵。当时青年军第201师的编制:师直属部队驻璧山,有通信电话排、军士队(临时)、卫生队(门诊救护)、搜索连(骑兵、摩托兵)、炮兵营(山炮、野炮,驻河边场)、工兵营、通信兵营(有线、无线)、辎重兵营(骡车、汽车为义务兵)和野战医院。下辖三个步兵团(即601团驻虎峰场;602、603团驻铜梁县城),每团有通信班、救护班、重机枪连、82追击炮连及三个步兵营。九个加强连的编制,总人数约13000人。

整个青年远征军(后删去“远征”二字),在四川的璧山(201师)、綦江(202师)、万县(203师)、泸县(204师)、贵州的贵阳(205师)、陕西的汉中(206师)、云南的昆明(207师)、江西的玉山(208师)和福建的上杭(209师)、共建立九个加强师,总计约13万余人

新式军营生活

旧部队军营的黑暗恐怖,带兵官的凶残贪婪,是令人深恶痛绝,闻之心颤的,不但吃不饱,穿不暖,睡湿地,生病无法医,动辄打骂,甚至活埋,实在令人畏惧,征召之前,家属大力呼吁,舆论揭发,社会各界都很担忧,国民党当局为了显示改革,做给同盟国和新闻记者看,做样板作宣传,所以一般都能按规定标准供应。我们在军士队营房有单人双层木床,每人有内务箱。伙食标准,每日有大米白面24两(旧制),由粮店供应,其它肉类、油、盐、豆类、蔬菜,每天

按定量标准领发,早上馒头稀饭,午、晚干饭,进食不限时间,吃饱吃好,伙食费有结余自行处理。作息定时,卫生自行整理,集合场和营房绿化卫生,集体劳动完成,出操在操场,上课在教室,每人有课桌,每周有同乐会,有电影队轮流放映新片,有社会的慰问演出,我们看过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五队、孩子剧团、王永梭的谐剧团等的演出。在这方面,我是个活跃分子,时常组织发动本队的文娱、体育活动,队里自备了简单的箫、笛、胡琴等乐器和篮、排、乒乓等球类,发动学兵,在休息时随爱好选择活动,有时也和师部军官(师长等也参加)组织比赛,在队里组织小型同乐会更是常事,用竹子搭舞台,床单联起来作幕布,有一盏煤气灯照明,就可演出自编自演的歌唱、金钱板、莲花落、花鼓、莲箫等表演,我们还组织排演了独幕话剧《处女的心》,女演员是请附近的小学女教师王一萍,导演是迁璧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讲师张立德义务协助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引起了全师的文娱热潮,各连队都经常办晚会。如师部电话班是江安国立剧专从军的十几名男女师生组成,都有表演技巧,由助教班长郑衍贤组织排练,没处表演,就常到军士队来演,师长和师部军官都曾来观看。卫生队主要是文盲担架兵,只有十多个从军的医生护士,也能组织晚会,上海医学院(内迁重庆歌乐山)从军的医生王德理、李兆亭等都粉墨登场,表演讽刺剧《开刀》,意味深长。

师部调新闻专业的从军学生张正权、钱玉倜、宋炎如、胡孝先组办了一份四开小报《军中导报》,作为联系全师,传达训练意图,交流经验,汇报情况,也是士兵训练生活的写作园地,不但上下联通,也和兄弟部队相互交流,人人爱读。

每人一个金戒指的来历

纪律是部队的生命,这些有一定文化的士兵,用“有理服从,无理也要服从”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好在都是自愿从军的,不预防逃兵,事实上自始至终也没听说有逃跑的。领导上是采取说理教育,对日常生活没有一定规矩和时间约束的青年,首先要把遵守纪律的理由讲明白,在集体中,只有思想一致,目的一致,才能在统一的号令之下一致行动,平时才能完成任务,战时才能克敌致胜。入伍到军士队的第一天,各级军官和我们都没高没低,交谈做事都是一样,允许说理由辩论。自由进入司令部和师长办公室,他也让坐端茶,一律平等对待。学习第一课就是戴师长的《军风纪》和《陆军礼节》,详细讲解军队必须学会礼节和形成纪律的道理和一切言语行动必须守规矩的原因,大家心服口服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就不能随便乱闯了,虽然仍可以提建议,有问必答,但步骤规矩决不能少。接着是《内务规则》的学习,于是衣著、起居、内务、卫生、学习、劳动,也就按规定做好,班与班、队与队展开竞赛评比。后来选举士兵委员会,这些事都由士兵各负其责,自己管自己。纪律成了自觉的行动,克敌致胜的准则。逐步养成习惯,只觉部队生活本该如此,才显得精神,不该有所特殊。

我在军士队受训40天后延长到两个月,结业后,和其他11人被留下担任第二期的分队长(班长),被选成士兵委员会的主委,推动全队的各项工作。在领头检查军需供应时,发现师长为我们训练强度大,有时饭不够吃,特批每天每人增发大米二两(吃够16位制的26两),但军需官未向我们宣布,也未执行,经查实后,把军需官关押究办,按时间核算所扣粮食如数补齐,折价会同伙食余额,民主决定按当时人数,每人订制小金戒一个,设计成军士队图案,作为纪念。

1945年春,入营不久,常有士兵家属来营探望,部队长热情接待,引导参观。一次虎峰的601团有姑嫂二人来探望弟弟后,还在街上照像吃了食店。分别后,被两兵谎骗到田野,进行了强奸,部队得到报告后,进行周密检认,查出系混入从军人员的社会流氓,经军法审结,在璧山县城当众枪决。以后全师再没见过违纪大案。

训练未完日寇投降

青年军的士兵,既是自愿来卫国杀敌的,入营后,就急切要求学习作战本领,军士队既是将来大练兵的基础人才,时间短,方法要简捷实用,大多数是政大学生,曾受过军事训练,平时军事管理,学起来并不难,生活纪律经启发,就自觉重视,课堂与操场并重,训练与实战结合,采美国式教学法,有在印度梅阿梅受过训的教官辅导。几天的基本制式教育,由列兵到班排连队列教练后,接着就开始兵器教练。

兵器从常用的开始,先步枪、冲锋枪。办法是将兵器拆成零件,固定在展示板上,标出名称。教官讲授时,另用一件,听讲人先每班发一件,理解后每人一件,边拆卸,边说明名称、用途、构造原理、相关位置、相互作用、击发原理、使用范围、射程远近、射击要领、命中装置、使用弹药型号、故障及排除等。边做边练,拆卸随即装配,反复演练,熟悉到摸黑也不会错。然后,练习瞄准,最后实弹射击,采取卧姿、坐姿、立姿,由固定靶到移动靶,做到百发百中,要有实战观点,以考验胆量,锻炼技术,并特别注意偶发事件和故障排除,我曾经历过列兵手榴弹没投出去,和迫击炮弹未击发,排故障时弹尾翼擦破颅骨等惊险,稍不注意,就会发生人命事故,所以兵器学习,主在杀伤敌人,但也应避免或减少自身的伤亡。

我们详细学过步枪(一般士兵用)、冲锋枪(班长用)、轻机枪(机枪组用)及手榴弹、枪榴弹的使用,也学过60追击炮、战车防御枪、手枪、重机枪、82迫击炮等兵器,因为这都是步兵团必须配备的。步兵必备的铁锹、十字镐等装具,也是必须会用的。

兵器教育以外,班在战争中的地位也很重要,要在战斗中发挥班的作用。班长既听指挥,也能灵活机动指挥全班,顾全整体,消灭敌人,除操典、射击、筑城、野外、夜间教育不能马虎外,战术上的攻、防、追、退等战法,也要心中有底,时间虽短,我们都曾学过大概。

军士队第一期结业后,除我们留队12人外,全部分到基层连队任班长,以他们作骨干,立刻展开了全师的大练兵。接着军士队又调训了第二期。第三期起扩为大队,编两个中队,到8月13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军士队第四期还没完毕,可是全师的训练,接近完成,尚未全部领到武器。胜利的提前到来,使我们这股杀敌卫国的壮志,没有实现,大都心有未甘,今后的道路又将怎样去走呢?

中央社记者扭秧歌

我们是具备民主思想的爱国者学习的是英美文化,崇拜英美民主制度。自从军时起,就向往着像英美一样,军队只属于代表国家的政府,不论哪派上台,军队都是保卫国家的利益,听从政府指挥。所以我们倡导“青年军是国家的军队,只为国家利益服务,一切党派退出军队。”我们政大从军的学生和部队的军官都是国民党员,但国民 党在师里没建立组织,没有党务活动,所以也要求政工人员停止三青团的活动, 《军中导报》上我们一直以此为宣传中心。部队官兵都公认是正确的。也曾向师长戴之奇辩论过,他也赞成,全师应团结一致,为国家的存亡而战。从军前我们对共产党是一知半解的。但在“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的反共面目暴露无遗,不顾大局、破坏团结向自己战线内部开刀,自损力量,也是世界战争史土所没有的,是我们所深恶痛绝的。我们从军,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尽国民的义务,绝不为任何人所利用。因此也特别警惕混进特务来破坏。

我们编写的《军士队队歌》,在《军中导报》刊出时,因首句是“祖国号召入军营”,军士队督导员仰华悝转达政治部的意见找我谈话:“祖国”是共产党的口号,应改为“领袖”。我们反驳:“难道只有共产党才要祖国,你们连祖国都不要了吗?况且我们从军是为保卫祖国,领袖不过是代表祖国发出号召,师首长们审查都同意了的。”使他们理屈词穷,无法再说。

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杨嘉勇也来从军,他年前曾参加过“中外记者延安访问团”。第二期也调来军士队受训,我们很警惕。后见他大谈延安见闻,说共产党官兵一致,生活平等,军民亲如一家,艰苦朴素。互相帮助,生活再艰苦,自己纺纱织布、种粮、种菜,作战勇敢,精神也高涨乐观,不像重庆人那样醉生梦死。还把他学来的扭秧歌和《大生产歌》边唱边扭,说边区人人都会,苦乐与共,使大家觉得新鲜,都学会了,成为风气。足见共产党的工作作风,生机勃勃,人见人爱,令人向往。

不愿内战要求复员

抗日战争在同盟国军的配合进攻下,日本于1945年8月13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用生命和物资艰苦支持了八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对青年军来说,胜利的骤然到来,一下子可把我们搞懵了:我们是来献身杀敌的,现在本领还没学到家,还没能投入杀敌的战场,敌人投降,我们杀敌无望了,下一步将怎么走?

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全体出动,火炬游行,与民同乐,鞭炮炸响,烟火冲天,口号飞扬,彻夜狂欢,喉咙喊哑,军衣汗透。回到营房,已浑身无力,囫囵睡下,连煮的好菜好饭也没人吃,什么号令也不管用了。

次晨起来, 困意未消,号令失效,上级也不强求,每个人像蔫了气的皮球,想吃想睡自便,都在考虑:“怎么办?”

过了一天,师首长们来到军士队和大家谈天:你们是报国硬汉,这事就把你们击倒了?我们认为国家会因此有个转机,全国这个烂摊子,不能就这样衰败下去,你们报国不成,留得青山在,国家还更需要你们这批知识分子。相信中央正研究对策,你们大有希望,不能垮,要振作起来,操课照常,把身体锻炼好。这么一说,大家好像清醒了许多,把这几天想到的事,七言八语地倒了出来:最多的顾虑是内战不可避免,如果要我们去打自己人,我们坚决不干,如果在抗日战场上没死,决不能自相残杀。师长说:“军队只有服从命令,但你们还可以争取。”最后鼓励我们:打起精神来,照表实施,做个榜样,不能让胜利把我们击垮。

从此,生活训练照常,既少了杀敌的目标,主在锻炼和学习。每天的报纸是主要材料,大小消息都不会放过,知道邀请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重庆共商国是,会内的商谈,会外的反应都读,我们认识到谈判是艰难的,但合作建国,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消除战争创伤,争取国际援助,建成富强国家,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最后达成“双十协定”。大家都寄予很大希望。

这时,师长戴之奇调走,换来个参加香港地区受降的我国代表潘华国中将任师长,任务也基本决定。201师的文化素质高,学习外语和国际礼仪容易,被派为驻日占领军,立刻开始学习日语和有关日本和国际态势等问题,仍以军士队为初学,培养教员,结业后分配到各连队开展。经调查,曾在东北沦陷区学过日语,逃出来从军,参加到我师的薛济扶、慎佩章等五六人,都曾受过军士训练,集中起来组织编写速成教材,按时上课,分组练习巩固。为了很好完成任务,大家情绪很高,师部的官长也经常前来参加学习。

这期间,国民党当局积极发动内战,青年军各师也有调往内战前线的传闻,许多反对内战人士特别是青年军士兵的家属纷纷进行活动,强烈要求当局按照征召计划,战争结束全部复员。

不到一个月,军事最高当局对青年军的处理,作出了决定:按照从军时的号召不变,服役期满,全部复员,由机关单位和学校来的,仍回机关复职,回学校复学,年轻无处可去的成立青年中学读书,年龄较大而没有工作的,进入职训班培训技能,在学期间,生活供应按部队执行。全部从军志愿兵,在复员前,改受预备役军官教育半年,结束后授予“少尉预备军官”,将来国家有事,征召预备役入伍时,以少尉军官任用。青年军201师原计划派为占领军的任务,改派荣誉一、二师担任(后也受阻未去),今后也按照该办法,接受预备役教育后,同时复员。所有的志愿兵全部归回建制部队,接受训练。军士队受训学兵,回归原部队,我们作教练班长的,按寄名单位或志愿分回各队。限1945年12月底完成,我因身负军士队结业通讯处总干事工作,不离开师直部队,就分到通信兵营任上士班长。直到1946年6月初,训练结束,准备复员。

从军纪念活动

复员时间临近,不少从军人员都深深感觉到,参加从军行动,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生命在所不惜,决心奔赴战场,和敌人作殊死斗争,虽然没参加杀敌,志气是轰轰烈烈的,使敌人胆颤心惊,在历史上是一次壮举,全国人民也非常关心。深受教育,应该有所表示,留作纪念。在给《军中导报》投稿中,在军士的来信来稿中,都建议由军士队通讯处代表士兵们,向师首长请求,准许作些有意义的表示,作为纪念。经潘华国师长批准,每营选士兵代表一人,每团选官佐代表一人,定时在西温泉开会研究,接送代表的车辆和会议费用,由师部负责。

代表们经过讨论决定:选出复员在南京的代表10人组成“青年军201师从军复员纪念委员会”,以军士队结业通讯处总干事为主委,经费每个士兵扣津贴费5分,每个官佐扣薪水2角,总计约600余元。办法:除复员前夕,各连队组织同乐会、大聚餐;也可酌请驻地附近群众代表参加外,集体在营地适当地点建纪念碑一座。复员日,发表《告全国父老书》和《向最高当局致敬电》,并在适当时间向国家元首献指挥刀。决定内容为:我们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自愿从军,使日寇闻风丧胆,宣布投降,国家转危为安,受预备役训练后复员参加建设,如外敌入侵,决应召杀敌,听从指挥,保卫安全。平时团结国人,共建祖国于富强,继续报国壮志。但反对内战,绝不愿自相残杀,消耗国 力,特昭告天下,以彰信守。

为此经勘察决定在进入营区的要隘,青木关垭口公路边的悬岩上,凿“安邦建国”四个大字,上款刻“青年军第201师志愿从军纪念”;下刻“师长潘华国书,一九四六年六月全体官佐志愿兵立。”朱红涂染,非常醒目,乘汽车经过该处都能看见。此巨造在解放后公路扩建时, 已被消除。

1946年6月3日复员日当天,重庆各大报都刊登了我们发出的《告全国父老书》和《向最高当局致敬电》两文告全文。当时我们己在复员途中。据说最后“反对内战”几句己被删除,大家非常气愤,但既已刊布,也莫之奈何。

向国家元首献刀的事,是向国家表达愿听从指挥,忠诚于建国与御侮的决心,非效忠某个人,也是向国人宣示。不参加内战,让国人共鉴。该刀因铸成较晚,请准在1947年3月29日在三青团中央团部纪念“青年节”的大会上进行,因时间迫促,只通知在南京的部份复员士兵100余人参加,是由三青团书记长陈诚代表国家主席蒋介石接受的。

1946年6月3日,订为“复员日”,各师从那一天起,同时开始复员,依计划每人穿上所发的灰色斜纹布复员服、船形帽,事前按单位分路线集中,派军车分批护送出发。首批在璧山师部大操场集合,师长潘华国作了简单讲话,预祝大家回原机关学校保持本师光荣作风,将来参加建国工作,把我国建成富强康乐的新国家。然后登车分道出发,大家鼓掌辞行,歌声嘹亮。长龙似的车队,受到夹道欢呼的群众欢送,标语口号相当壮观。

除送走的以外,重庆附近四个师所剩不多,将万县203师的营房,改建为青年中学和青年职业训练班,事前已准备好负责人员和教职员,把几个师应去的复员士兵集中起来开学上课;我校从军的白垒同学为青年中学教务主任,教职员等也绝大多数是复员士兵中选任的。

这次复员工作,是全国一致的,原来提前征召出国,补入新一军、新六军等部和青年军207师已调到东北去的,也同样遵令就地复员。我高中同学在华西医大从军到印度参加新一军任军医的陈国远,在东北复员回校。长春青年中学,就是当时收容在东北复员的无业青年的。对于复员的预备军官(也是唯一的一批)的管理工作。在国防部之下,特设预备干部管理局(简称预干局)以蒋经国为局长,贾亦斌为副局长负责。

在庐山三青团夏令营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向蒋介石建议,仿照苏联“共青团”办法,把原来学习英美的青少年组织“童子军团”,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老蒋自任团长,虽然另派有亲信张治中、陈诚等相继任书记长负全责,实际把小蒋派进去任组织处长,执掌实权,利用围绕他周围的一些权贵,分配到各部门,各地区负责三青团的组织发展工作,很快形成了一个人称“新太子派”的共同利益集团,到了重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扩大了发展范围,到大专院校和行政县、乡,更成立了中央干部学校,任蒋经国为教育长,专门培训三青团的骨干,无孔不入地渗透他的势力。青年军的成立,他又被任为青年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大权在握,利用这一批有为青年为他所用,岂肯放过。青年军各师的大小政工人员,都是他培养出来的,或是俯首贴耳投奔到他门下的青年,成为他的骨干。

在青年军里,政治工作并不很强,政工人员不但在军事干部面前说不起话,就是在一般士兵眼里,也是些只拿高薪,空洞说教,养尊处优、浮游于士兵之上的“卖狗皮膏药者”。在有头脑的士兵倡议的“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党团活动退出部队”的抵制下,很难有人听他们的。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侦查士兵的“过激思想”,如蒋丙英、仰华悝这些人找我们这些有抵触情绪的士兵谈话,我们总认为只有精诚团结、同心同德去打仗和建设才能取胜,不能嫉妒别人方法激进,就予打击,分散团结。特别是想利用我们去分化青年,抵消力量,浪费人力物力,弄得两败俱伤,那是万不可能的,而我们士兵委员会组织起来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又是他们根本无法插手的。

在复员决定以后,他们在各连队大规模发展三青团组织,尽量吸收青年入团,企图复员后分散到各地去充当骨干,就连我们政大学生原来都是国民党员也要动员、胁迫,许愿集体入团,只填表不用宣誓等方式,把我们也收罗进去。不久,传达三青团将在秋天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军因团员集中,每营选士兵代表一人,每团选干部代表一人去出席。以我在士兵中的劳绩,哪怕团龄只4个月,也被选为通信兵营的士兵代表。

全师士兵代表12人,只有一人不是政大学生,军官代表4人,师直部队是师政治部副主任蒋丙英,601团政工室主任周文化、602团是代理团长祁宗汉中校、603团代表名字已忘,复员时决定集中乘一辆车随复员车队出发,经川湘公路到湖南沅江,换小火轮出洞庭湖到汉口,再换轮船到南京中央团部报到。因二全会在庐山举行,又先回到“庐山青年夏令营”受训。

“庐山青年夏令营”是抗战胜利后,扩大三青团到全国各地的干部培训会,参加者一般是原来各地的负责头头或即将派往收复各省市(包括东北九省和台湾)工作的新贵。培训内容主要是工作能力,简单说就是如何抓青年群众,与“敌”(指进步青年)作斗争。所以,课程安排除了蒋经国、李俊龙、陈诚、甚至蒋介石这些大头头的精神讲话,号召把社会中坚的青年牢牢地抓在手上,为我所用,以免“异”化,大大地鼓励打气之外;就是斗争技术,如控制会议,刺探情报,传递消息,宣传方式,甚至连密写技术,化装技术,密电码等,特别是如何操纵会场,掌握摊案,争论发言等,简直就是特务工作,而不是团结、训练青年为社会服务和为国家建设效力,使我们非常反感。

青年军的士兵代表都编在一个中队,都是各师士兵的佼佼者,共108人,官佐代表,住在牯岭宾馆里,有事再来联络。我们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志,从军意志是相同的,一有机会,就互相攀谈,认识,交流彼此的思想和训练,有如“他乡遇故知”,非常真诚团结,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对20l师在复员时所作的纪念事项,他们也完全同意。因为我们在集合和操场上的纪律性和严肃认真,引起了营主任李明灏上将(以清廉治军与士兵同甘苦著称)和总队长成刚中将的重视和赏识,要其他营员向我们看齐,并要我们介绍从军生活,展览军中工作的实绩实物,还参加我们组织的晚会,当晚我们演唱的《你这个坏东西》、《古怪歌》、从军歌曲和西北民歌,都成了营中风行的歌曲。我们还组织到含鄱口、黄龙洞、仙人洞、观音桥等短长途旅游活动,为营员服务,很受人们称赞。

夏令营有一个重要课目,是接受“团长点名”,把队伍按名册顺序排成一列,受三青团团长蒋介石挨次点名,他后面跟着干大帮头目们陪同校阅,由他叫一个名字,应点者立即立 正举右手、大声应“到”行注目礼。他微笑颔首,口赞“好、好”以示亲切,这是一种笼络人心,要别人效忠于他的办法,示意“我是你们的领袖,你们已是我信任的部下信徒”。后来许多人在《营刊》上刊出了歌功颂德,表示忠诚、的文章,但不知何因,在同版刊尾发表了我的散文《逝》(写在野草间采回一株美丽若兰的野花,戏称“空谷兰”。供人欣赏,少顷萎落,飘逝,有感书此。),此文与歌颂诸文成鲜明对比。

当了一回“中共代表”

最壮观的活动莫过于“假设国民大会”,虽是摸拟,却是肝胆俱全。先把营员分成地方代表,军队代表和党派代表。不知何因把我们分在中共代表团,派人来指导我们,提案内容是争取民主党派分配代表名额,组织联合政府,并在其中各占若干部委,部队改编时,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应编成若干军,驻防区域和政府官吏民选等范畴,以及消灭官僚资本,肃清贪污腐败;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大力推动建设等问题。这也才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共的主张是代表了人民的公意,是中国目前应走的道路,而国民党的政策却只是作民主姿态,死不让步,想坚持其独裁统治。

开大会时,在我们有理有节的发言后,他们就嘘声骚扰,进而展开恶毒谩骂,破坏会场,甚至连我们这些假“中共代表”,也受到人身攻击,几乎动武打架。我们不得不宣布“毫无民主可言,拒绝出席”,退出了会场。

这种“假民主、真独裁”的用心,昭然若揭,苦心制造的“国大”,不能不“无疾而终”。

三青团建党风波

接着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报到,定时开幕。我们这些基层小代表已在传习学舍住下的不动,那些御定代表和当官的代表仍住宾馆。

开幕之日,在楼上大会场进行,团长蒋介石亲自主持,庄严隆重,中午在楼下大餐厅大聚餐,鱼肉海产杯盘狼藉,毫不吝惜当时米珠薪桂,人民疾苦,而且一切物资都要用人力驮运上山的辛劳。

接着是一般形势报告,开始收集提案。我们师的政工代表蒋丙英,周文化等利用会外时间召集我们士兵代,表集中意见。换届选举如何提候选人,如何圈选,暗示应选什么人等,特别提到想把三青团独立建成“三民主义青年党”,说这是振兴国民党的重大步骤,元老们已老朽无用,只有我们青年有实干精神,才是中国的希望,要大家附议。

按他们的说法,当年的革命元老仍把持党政军大权,早已腐朽守旧,不求进取,一般少壮派军人,有勇无谋,不讲斗争技术,只有我们这批年轻有为,生气勃勃的青年,才是国家的中坚力量,才是中流砥柱,才能担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只有把大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才能有所作为。

我们多数认为,国家之所以不能振兴,是因为党派互相斗争——对外要和共产党斗,对内派系林立,明争暗斗,争权夺利,自耗实力,各立门户,豢养特务,什么中统、军统、政学系,三青团基本已成新太子派的特务组织,斗来斗去,多一个党,必然多一分混乱,国家更难统一力量从事建设,将更不能有振兴的一天,社会将永无宁日,如果再外敌乘虚而入,再找今天的建设机会更不知待到何时?恐怕亡国就更快了,所以我们决定坚决反对。

三青团成立虽只十年左右,但由于老头子专门交给小蒋去管,基本成为了他的独立王国,沦陷区他不敢去发展,大后方可以说已无处不有,因为有独立培养干部的特权,有些人也特喜依附这光荣的门墙,号称有几百万团员,加上青年军中大量收纳的精英,自以为羽翼丰满,大有可与国民党相颉颃的实力。如果机会运用得好,议案提出,一经操纵,那些抱大腿的一轰而起,来个全场通过,造成既成事实的“民意”,老头子不得不承认,而且如果老头子也有意于此,在事前也曾暗示或默许,这些受党官诱惑,以致半疯狂状态的走卒们,哪还会考虑国家前途和人民的命运?这很有可能成为各霸一方的局面,我们深感担忧。

因此大家建议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提个集体提案,反对分裂组织,明争暗斗,消耗力量;只有加强青年团结,集中力量,各尽职能,共同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提案仍以我和刘锡炳领头,全师代表签名,并分头征求其他师的代表附议,立刻向大会提出。

提案审查组见到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物提出这相反的捉案,才感到事态严重,不敢不立刻向团长蒋介石反映,老头子感到很恼火,立刻把蒋经国叫去大加训斥,并追究动机,蒋经国只好推说是部下干的,他事前不知道,于是连夜把我和刘锡炳叫到他公馆去,劈头盖脑地大骂了一顿,大意是说:你们这些“娃娃子”懂得什么?这是政治斗争,谁叫你们参言,球筋不懂,胡说八道。我们申说:国家贫弱至今,只有团结全国群众,特别是青年,群策群力大搞建设,才能恢复国家元气,达到富强,不应该分散力量多立党派去搞斗争,弄得两败俱伤。我们既是代表,群众都反对分裂,我们向大会反映出来有什么错。他无法说服我们,吼道;“不准再说了。赶快去把提案撤了。”

我们的提案被迫撒消,但他们改团为党的捉案也没有提出来,这一惊天阴谋大案胎死腹中,任何人不得外传,新闻也没敢报道。我为此写了篇杂文《炮仗》,发表在《会刊》上,大意是:代表大会是民主的形式,代表是来自基层,代表民意,都有发言的权利,不论你原来的官有多大,作为代表的权利是平等的,大代表强迫小代表服从大代表的意见,是不民主的,是强奸民意。

三青团二全代会的议程,从此波澜不惊,一帆风顺地完成了它的任务,改革也好、改选也罢,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只是后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央党部)下,增加了个“青年部”,调北京大学训导长陈雪屏任部长,三青团改隶该部。人们不难从中看出经三青团二全会这一闹,促进了这一变化,确是事实。

争取就业竟遭怀疑

青年军第201师复员前筹集搞纪念活动的经费,一切开销后,还剩300多元,1947年4月,原201师师长戴之奇调任整编师师长后,不幸在山东沂蒙前线内战中被打死,尸体运回南京,复员士兵对他那样循循教导的忠厚长者却去打内战而死感到惋惜,南京中央机器厂的李汉舟在报上发起,复员的士兵开了个追悼会。

会后大家决定在玄武湖举行一次扩大的游园活动,利用那笔余款办个茶会,其他师的复员人员也可参加,那天到了300多人,先开了个会,大家异口同声地要求成立寻找就业机会的组织,争取我们这批人能参加国家建设,当即选出政大的陈远刚、李仲坚、刘锡炳,社会部的吴克钧,中央党部的周伸镕,资源委员会的吴震,监察院的陶祖荫等为筹备委员。经几次会议研究,成立“青年建设促进会”,因我即将毕业,推我为主任,吴克钧、吴震为副主任, 其余为委员,计划立即登记会员,主要是技术特长和等级,能担当何类工作和级别,现在有无工作。如果急切需要工作,马上向用人单位联系推荐;其次组织建设施工队伍,向用工部门承包工程,当时曾向资委会要求承担长江三峡萨凡奇水利工程,最后筹办建设学校,先办中级技校,聘请高校毕业的专门人才作设计和教师,逐步举办专门学校,再办初级的,最后办成各种功能的多级别的建设学校,培养高低级建设人才,全心全意为国家建设服务。

简章制就,人选确定,准备呈报批准后,举行成立大会,向管理社会团体的社会部申报备案己获通过,但在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申请时,先是推托,后曾多次派科长刘斌等人分头找我们几个负责人个别谈话,内容是追究目的、动机、何人指使?后台是谁?怀疑与共产党有关。对就业门路难找时青年主动组织起来效忠国家的举动,不鼓励支持不说,还百般刁难,实在令人寒心。

嘉兴起义

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各地的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怒潮席卷中国大地,蒋介石集团又想到了利用青年军复员人员这支力量。以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名义,在北平、成都和嘉兴举办夏令营,调复员到各大专院校的青年军士兵参加。嘉兴青年夏令营集合了长江中下游京、沪、杭间及东北的复员学生3000余人,人数最多,由预干局正副局长蒋经国、贾亦斌为正副营主任。蒋经国亲自上阵,以“戡乱必胜,建国必成”的说教;为他们军事政治两条战线上的失败打气,用刺探情报,传递消息,虚假宣传的技术,甚至如何欺骗群众,操纵会场,争夺学生自治会的当选等,训练学员为他们充特务,当打手,为他们夺阵地,争地盘。并指使一些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为他们表演“竞选学生,自治会”。这使绝大多数在营学生非常反感,有安徽师院学生营员提出对学生自治会的不民主有意见,提出建设性改革的倡议,贴在公示栏里,征求同意者签名。仅晚饭后散步时,就有300多人签名赞成。次晨升旗时被蒋经国发现,抓出其中他认为曾和他多次顶撞的陈运刚,当众辱骂“是被共党派来进行破坏的异党特务,立即开除营籍,驱逐离营”。

次年秋,形势更加严峻,东北战场败象毕露。预干局的二号领导贾亦斌率领一支2000余人的青年干部集训总队在嘉兴北大营培训。受形势激荡,决心脱离蒋帮的羁绊,投向光明,他们开往莫干山一带,宣布起义,不久得到解放军的支援,得脱魔掌。

合情理的结语

由于1947年在解放战场上,曾发现过有青年军206师(在中原)和207师(在东北)的番号,有人说:“青年军是蒋介石用来打内仗的。”引起对“青年军”认识的混乱。

实际上,由“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所编成的青年军,在抗战胜利后,从201到209的九个师,都已遵令复员,第206、207这两个师在复员后1947年出现,显然是蒋介石包藏祸心,利用新抓来的兵源,进行补充。另外组建,即使也称“青年军”,显然不是原来由知识青年从军人员所组建的。把参加内战的罪恶,强加在十万从军的知识青年身上,是不合事实的。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眼看千钧一发,有国亡种灭的危险时,有识青年自动请缨,共赴国难者,十余万众,决心之烈,人数之多,都是举世无双的。虽然从军目的未达,战功未显,但反动派阴谋利用也未得逞。当年这批热血青年的精神和行为都应受到人民的表彰和历史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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