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逃之前,蒋介石曾想“火烧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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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70余万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本稿老照片由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解放前夕


1949年的初冬,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企图凭借蜀道天险,组织所谓的“川西决战”。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蒋介石孤注一掷,带蒋经国一行飞来重庆坐镇指挥。解放军二野和18兵团分别从湘西、鄂西、陕南秦岭,数箭齐发,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川东防线,并迅速兵临重庆城下。11月30日,蒋经国劝促其父速离山城。当日上午,蒋介石父子降落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在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的陪同下,住进了北较场国民党中央军校内。


逃台前日


蒋介石说要烧掉成都


12月1日,蒋介石于北较场中正楼召集刘文辉、邓锡侯、胡宗南等训话,然后就“成都会战”拉拢打气,扯来扯去半天,不得要领。当日夜,他又约见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当王陵基告诉蒋介石成都防务万无一失后,蒋介石颇为满意。然而,不久成都受到威胁,蒋介石做好了出逃准备。


据史料记载,出逃前一天中午,当一切安排妥当后,蒋介石召来了胡宗南与毛人凤,询问“潜伏”情况,并对他们说:“我们撤离后,你们就命令杜长城着手实施,要把成都给我一把火烧掉,不准把任何东西留给共产党,一点都不准留,就是烂摊子也不准留!”


10日早晨,人民解放军已从川南、川东、川北等地进逼,成都朝夕不保。三十六计走为上。为了迷惑四川反蒋势力,9日报端登载:“蒋介石,阎锡山及行政院离蓉赴台。”实际上只走了阎锡山和行政院的官员。


但这给后人尤其是史学界造成了一大难题。一般称蒋介石离蓉去台有4个时间:9日、10日、12日、13日。史学界经过考证,认为公见的应是10日。一则蒋经国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刘、邓二人起义为12月9日,蒋介石知道后应在10日早晨;二则被俘的王陵基在1965年交待,他于10日曾抄间道追至机场,企图随蒋逃台。因此,10日逃台是比较准确的。


万人空巷


成都百姓迎接解放军


“进城后我们听老百姓讲,当时大家还打着不少标语,举着毛主席的巨幅照片,欢庆的气氛一直持续了好多天,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时至今天,乔老说起那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


在成都市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接管成都》一书中,有一段马识途对当时情景的描述:


“成都的冬天常常是雾蒙蒙的,我们解放大军进入川西平原后,却一直是晴朗的日子。早上,太阳出来,晒在军棉衣上,暖烘烘的,加之心里很热,简直穿不住了……


我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在前面带路。解放军还没有走近(成都)北门,欢迎的群众已经把道路快塞住了,我们只得缓缓前进。群众在车前和左右载歌载舞,如醉如狂。我们只得把车子停下来,等到群众觉得是应该让开一条路来的时候了,才缓缓前进。有许多花束向我们没头没脑地抛过来,花瓣像雨一般洒在我们的头上脸上和衣襟上,不多一会,一路汽车都变成了花车。


几百辆汽车在前面,后面跟上扛着各种武器、仪容整洁的解放军大队伍,威武雄壮。越是进入城中心,欢迎的人越多,真是人山人海,一片欢腾,各种锣鼓敲得震天响,却压不住更为响亮的满街爆竹声……


我们的车子好不容易缓缓地开到盐市口,忽然看到前面有那么多的男女青年在街上扭秧歌,这是四川大学的同学连夜赶练的。他们拉开嗓子高唱《东方红》。”


恢复生产


进城后先抢修都江堰


成都启明电灯公司是成都解放前重要的发电厂。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国民党从重庆退至成都。溃


逃前夕,蒋介石制定了破坏四川各地工矿企业的计划,而作为电力供应单位的启明电灯公司自然成为重要目标。


中共地下党则把保护启明电厂作为迎接解放的一大重要任务,带着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的工人们日夜严密防守,在电厂围墙上装设高低压两层电网,关闭大门,拆掉机房楼梯,在厂房窗户上装上厚钢板以防备枪弹等,倾力保卫。以至于解放军进城时,成都市区灯火辉煌。


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发布由陕西进入四川的作战命令。贺龙在返回西安途经临汾时,接见了四川地下党负责人川康特委负责人马识途等人,了解四川情况。马识途说,“古人说治蜀先治水,川西坝子叫天府之国,靠的是都江堰,而都江堰每年都修复,但今年岁修已耽误,解放军入川后如不抓紧岁修,明年农业生产将违时,影响极大!”


贺龙决定进城后把已耽误两月工期的都江堰岁修工程作为第一件大事来抓,军管会刚一成立就接管了省水利局,并按贺龙的指示,在经费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紧缩其他开支,先行垫付3亿元(折合现人民币约3万元),用于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


1950年4月2日,“清明”的前两天,都江堰岁抢修工程按时举行了隆重的放水典礼,川西坝子有了蓬勃生机,为解放后的第一个农业丰收年奠定了基础。


坐黄包车


服务行业逐渐复苏


解放前,成都是一个消费城市,地主官僚统治阶级垮台以后,直接或间接为他们干活的大量百姓失业了。政府只好就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找一些生产自救的门道,搞一些新的服务和手工业活儿,同时还组织他们掏挖金河、御河和府河,以工代赈,辅之以社会救济工作。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候,突发的黄包车夫请愿事件再次让政府伤透了脑筋。


成都有几千上万的黄包车工人、搬运工人,加上许多服务行业,如菜馆、澡堂、茶楼的工人,由于他们原来服务的对象变了,生意陡然下滑,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极大影响。


黄包车车夫请愿事件起于一个坊间流传的故事。据说有一天,一个穿军装的人(那时入城接管的干部也都穿解放军制服),在街上行走时看见黄包车夫拉着一个有钱人在飞跑,认为很不人道,便拦下车子命令坐车的人下来走路,还训了那人一顿,说这是人骑人,是非人道的剥削和压迫。这件事到底有没有,一直没查清楚,也许是敌人故意造谣,制造混乱,但这件事一传开,大家都不敢坐黄包车了,黄包车夫失了业,就闹了起来,成千的人拉起车子到军管会门口叫嚷,要求军管会拿饭来吃。贺老总听了,很生气地说:“乱弹琴,不准人坐黄包车,他这个人道主义倒好,叫工人饿肚子了。”


随后,军管会开始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准许大家坐黄包车。但贺老总认为还不够,他对下面的人说:“你们找人穿上解放军衣服,坐黄包车在城里转一圈就行了嘛。”这一招果然很灵,一场工人请愿风波很快平息下去。之后,像澡堂擦背的、修脚的,饭馆递茶倒水等服务行业日渐兴盛。


讲述人:原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乔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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