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诗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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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也谈中国诗词之美 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形成了几种固定的模式,即所谓格律。其中以七言最具代表性,以至于后来的人一写起诗来大多都是从七言写起,仿佛除此之外都不是诗了一样。 七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三虽也是多但还是太少,五虽是奇数,但为十之半而趋于稳定,九为过多且近于十就更要不得,只有七不是太少也非为过多最不稳定因此最富于变化,虽然比黄金分割的0.618还是多了一些也只好到此为止了。八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但中国人是很喜爱对称的,于是在每句七字之后又有了每首八句和平仄对应、词语对仗、一韵到底等规定,似乎是给

也谈中国诗词之美


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形成了几种固定的模式,即所谓格律。其中以七言最具代表性,以至于后来的人一写起诗来大多都是从七言写起,仿佛除此之外都不是诗了一样。

七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三虽也是多但还是太少,五虽是奇数,但为十之半而趋于稳定,九为过多且近于十就更要不得,只有七不是太少也非为过多最不稳定因此最富于变化,虽然比黄金分割的0.618还是多了一些也只好到此为止了。八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但中国人是很喜爱对称的,于是在每句七字之后又有了每首八句和平仄对应、词语对仗、一韵到底等规定,似乎是给那写诗的人戴上了镣铐。到了宋代又有了词。词最初是用来唱的,但后来即便不唱了,人们也还是要按着唱的要求来填,即虽然根据调的不同,句子会或长或短,每篇的句子也会或多或少(这或许是对黄金分割的进一步趋近),但句子的长短和句数的多少以及许多字的平仄、一些词语和整个篇章的结构等等还是被死死地规定着,几乎是要将写诗的人五花大绑起来了。

但中国的诗人们对这些束缚并不在意,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依赖。中国的诗人们无疑都是驾驭语言的高手,即便是戴着镣铐,即便是被五花大绑并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们仍能跳出最美丽的舞蹈。诗既是灵魂的闪光也是智慧的结晶,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种的束缚,诗人才不得不使出浑身的解数来经营此道,于是才有了诗的想象、形象、意象、象征、比喻、起承转合、腾挪跳跃、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等招术,才使得语言这世界上最为朴素的东西成了最为豪华的东西。中国诗词的格律甚至还会使得写诗和读诗都成为一种奢侈,让才疏学浅者望而却步。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格律的束缚,那灵魂之光也才闪烁得更加灿烂。李白做过翰林但也曾被流放夜郎,苏轼做过宰相但也曾被贬谪海南,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做了人不也正如同一名囚徒么?但愿我们都能将自己的人生跳成美丽的舞蹈。但写诗却只是诗人的事,那是真正的天才的事业。

宋代以后中国的诗词就走了下坡路,这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未必一定要归罪于诗词的形式,后来出现的白话诗直到现在也仍不能深入人心就是最好的明证。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曾慨叹“好诗都被唐宋人写绝了,如果不是能跳出如来掌心的孙大圣,就还是不写的好”,说明后来的许多人之所以不再写格律诗或没有写得更多并不是不能写而是担心不能写得更好。他们被唐宋人的才华震慑住了,虽然他们的才华也未必就在唐宋人之下。比如鲁迅的《自题小像》和唐宋人的诗比起来,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毫不逊色。也许鲁迅的话只是托辞,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在上个世纪,毛泽东是少有的只写格律诗而不写白话诗并将格律诗写到最后的人。或许他正是那个可以跳出如来掌心的孙大圣,而他这一跳不仅仅跳出了个大诗人还跳出了一个新中国。

谈中国诗词之美或许更应该着眼于形式上。事实是正因为有了固定的形式,写诗才成了人人都可为之的乐事。只要你按照规矩工作,想不写出诗来都难。除了格律什么都没有的诗是不存在的,格律的门槛一旦迈入,登堂入室即成为可能。而那些除了格律什么都有的白话诗却会将你扔到雾里去,让你连东南西北也找不到。

但我们在感受中国的诗词之美的时侯也不能排斥其它形式的诗歌之美,在七律之外还有七绝,在七言之外还有五言,在近体之外还有古体,在律体之外还有行体、骚体,在词之外还有曲。即便是白话诗也还有着许多不同的样式,而那种让人连东南西北也找不到的感觉也同样是一种美丽。万物皆备于我,诗人们自会从中选取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之声。只要这个世界还需要,只要你确有才华,跳出如来的掌心也不是什么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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