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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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4) 1943年9月,孙良诚配合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后,接着又率领两万人马卷土重来,其精锐第五军王清瀚部深入冀鲁豫边区腹地濮阳县,第四军赵云祥部占据濮阳至东明一线,孙良诚亲率三十八师两个团和一个特务团驻扎在濮阳县的八公桥、徐镇附近,总司令部设在八公桥。孙良诚在根据地内坐拥重兵,严重威胁着冀鲁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阻碍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形势险恶。为了摆脱困境打击敌人,冀鲁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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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4)



1943年9月,孙良诚配合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后,接着又率领两万人马卷土重来,其精锐第五军王清瀚部深入冀鲁豫边区腹地濮阳县,第四军赵云祥部占据濮阳至东明一线,孙良诚亲率三十八师两个团和一个特务团驻扎在濮阳县的八公桥、徐镇附近,总司令部设在八公桥。孙良诚在根据地内坐拥重兵,严重威胁着冀鲁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阻碍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形势险恶。为了摆脱困境打击敌人,冀鲁豫军区司令杨得志和区党委书记黄敬等研究决定采用“掏心战术”,突袭打下八公桥,孙良诚部队将不战而退,我根据地将迅速恢复。1943年11月15日,司令员杨得志下达了攻打八公桥的命令,二军分区主攻部队(司令员曾思玉)急行军于11月16日傍晚,赶到八公桥附近进入预定位置,指挥部设在史家寨。八公桥是濮阳南的一个大集镇,四周修筑有一丈多高围墙,围墙向外每隔5米挖有枪眼并有碉堡,围墙外面有堑壕、铁丝网、地雷,防御体系十分完整。晚10时,曾思玉和潘焱指挥七、八两团攻寨,直捣孙良城总部,俘虏了尚在梦中的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经过十二个小时激战,至17日中午,孙良诚总部直属队全部被歼灭,孙良诚因赴开封办事,侥幸逃脱。攻下八公桥后,七团乘胜攻克了徐镇,八团在分区特务连的配合下攻克郭村,连续拔掉17个敌据点,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冀鲁豫革命根据地迅速打开了新局面。

孙良诚部在八公桥遭到重创后,汪伪政府任命谷大江为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孙良诚将所属部队撤回河北大名、山东定陶、曹县及河南濮阳、东明、考城的据点,并派兵加强通许、杞县一带防御,以保卫开封的安全。1944年初孙良诚与谷大江到通杞指挥部四所楼村,巡察驻防区和各处据点,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补充。2月中旬,李文铎从通许返回开封,他来干训团对张维玺说,最近孙良诚整天忙于军务,并且从合作社调走一些人,由于人手不够,严重影响了与临泉方面交换物资的工作,特来请求张先生派人帮忙。张维玺同意并抽调副官苗秀升去河口,但向李提出要求,干训团需要的物资应给予供应,李满口答应。此后,苗秀升遵照张维玺的指示,利用负责采购、调运工作的有利条件,截留了大批物资,这些物资有的存放在干训团,大部分运到天津交给李幼堂,李幼堂在天津三岔河口运河南岸的估衣街开了一家店铺,通过当地帮会组织走水路,沿运河南下把一批批军需物资秘密输送到山东德州、临清、聊城等地,转交给安树德等人,用以支援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自1939年以来,军统局潜伏在华北、华中各地的特务组织,一再遭受破坏,几乎全部陷于瓦解,于是在1940年冬,军统局决定改变策略,即在建立潜伏站、组的同时,试将重点放在以电台为独立活动的单位,采取情报与通讯兼做的办法。自1941年至1945年4年间,所布置的这种独立潜伏台,达几十个之多,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两个台:一个是天津的舒季衡台;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汪孝明台。舒季衡1937年在武汉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先后在汉口湖北站电台、长沙军统局电讯总台、浙江站电讯股工作。1941年初,军统局派舒到天津建立独立潜伏电台。舒抵津后,在英租界十七号路(今新华北路)宝华里20号楼上租房两大间一小间,作为电台台址。1943年初,军统局指令舒台搜集日伪情报,由于情报来源不畅,舒只是从日伪报刊上搜集些没有时间性的资料,以及天津地区物价及商业行情等报往重庆。1944年,军统局令舒在津收集军事情报,策反伪军,扰乱敌后,舒季衡非军人出身,缺少军事知识和工作办法,难以完成任务。


1943年2月,张维玺的长子张培温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湖北南漳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总司令部任少尉见习参谋。1944年6月初,冯治安对张培温说:“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被日军打垮了,河南大部分地区沦陷,你父亲张维玺在开封任伪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司令部准备调你去河南邓县参加总部干训班的培训,结业后派你到开封作情报和策反工作,李炘曾对我说,你父亲在敌占区身心受到很大压力,你要帮助他尽快摆脱困境。”,6月上旬,张培温到邓县参加培训,干训班每期三个月,学员主要学习政治及军事情报工作任务和方法,张培温在干训班遇见也来参加培训的王秋云(张培温表兄,曾在第二集团军119师任少尉排长)。8月,李炘和一个人来找张培温,李询问张、王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介绍同来的人说:“这位先生是军统局的刘处长,前来交代任务。”,刘说:“目前军统天津台的情报工作有困难,你们回津予以协助。另据可靠消息,汪精卫去日本治病,伪政府重新进行军事部署,你们回去要特别注意打探伪军调防和占领区的情况,及时向军统局报告。”,刘给张一封信告诉与天津台的接头办法。李也给张一封信并嘱咐说:“你先回天津把这封信带给李幼堂,等他帮你摸清情况,再去接头,天津的日本特务多,要提高警觉,你可以借口回津探亲,以免引人怀疑。见到你爹告诉他,他的处境我们很了解,要他注意安全,耐心等待时机。”,李又对王秋云说:“你去开封后,要留在你姑父身边照顾好他的身体和安全,赵凤林在郏县,有情况或需要帮助可以去找他。目前河南的局势有些恶化,庞炳勋投敌,汤恩伯跑了,我们正在密切注视着敌方动向,你要尽量收集驻防河南日伪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的情报,并随时把情报送出去。”。


1944年8月中旬,张培温和王秋云化装潜回天津,王仲瑛见到后惊喜万分,当张培温见母亲臂戴黑纱,惊问何故,王仲瑛悲痛地说,你爷爷得了食道癌,病没治好,上个月在开封去世,张培温听后十分伤心,后悔自己没能早些回来和爷爷见上一面,张母接着说:“爷爷去世后,你爹整天悲伤落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病倒了十几天,上星期我从开封回天津时,你爹的身体才好些,我回家收拾一下,马上再去开封照顾你爹,你们俩和我一块儿去吧。”,张培温说:“有朋友托我在天津办点事儿,办完了我就和您走。”。次日,张培温拿着李炘的信去找李幼堂,李看信后说:“据我了解,军统局在天津的许多情报站已遭破坏,目前情况不明,绝不能冒然前去,我先找人探听一下,等有了确实消息,你再去接头。”,张说:“最近我和娘一块去开封看我爹,这件事托您打听着,我很快会返回天津。”。李说:“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我打电报和你联系。”。张培温随母亲到了开封,父子相见分外高兴,张维玺因父亲去世,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半夜常被噩梦惊醒,梦见父亲遭受折磨和对自己的训斥,心中倍感悲痛和愧疚,由于寝食难安,身体明显消瘦。张培温不断宽慰父亲要节哀,并将自己几年来的工作、生活作了汇报,其中谈到冯治安、李炘等人都很关心父亲的处境和安全,目前国际形势好转,日本法西斯已是强弩之末,希望父亲保重身体,要与他们保持联系。为了照顾张维玺,王秋云留在开封,张培温收到李幼堂电报后返回天津。


张培温到天津后,在李幼堂帮助下找到舒季衡的接头处(山西路忠恕里10号),舒见是军统局派来帮助工作的人,十分欢迎,向张培温详细介绍天津台的情况,也诉说了当前的困难,尤其是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有关的情报工作没能开展。张培温说:“我离开天津多年,对这里的敌情不了解,我建议是否先从发展社会关系入手,笼络一些人打开消息通道,逐步开展情报工作。”,舒说:“我在这方面没有办法,还请老弟多帮忙,需要什么人和经费,我负责解决。”。张培温去找李幼堂协助舒季衡拉上帮会关系,不久,舒与天津的一些旧官僚和帮会兄弟们在岳阳道源合里组织了一个“天津万国道德会”,其中有来自伪满的人,从谈话中了解了一些日本修建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铁路等情况,另一个帮会兄弟杜奎元,曾在伪满宫内府担任溥仪的禁卫军小队长,并随溥仪出巡视察过满苏国境的防御措施,他把看到的日本关东军及边防驻军的情况告诉了舒季衡。……。此后,舒不断为军统局收集到许多重要情报。张培温又和许骧云联系,许将宋梅村(山东长清县人)介绍给舒季衡,宋曾在宋哲元的冀察绥靖公署任参谋处长,华北沦陷后在津赋闲,经舒报准,被任命为少将策反专员。宋梅村通过旧同事刘某拉拢门致中下属绥靖军司令李海天等人,与此同时,宋又通过旧部杨丽日拉拢驻山东平度、掖县的第八集团军王铁,以及汪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张步云军(驻山东诸城)等进行策反活动。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情恶化赴日就医,住进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1944年8月10日,周佛海到名古屋探望汪精卫病况时,向汪报告了他与陈公博密商,并经日本最高军事顾问同意的军事部署,这就是:“ 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先作一个防共区域的准备,因此将苏北、江苏、浙江三省区的行政和军队的管辖更迭,将江苏交任援道,将苏北交孙良诚,将浙江交项致庄。”。9月14日,陈公博、周佛海召开伪最高国防会议,贯彻上述计划,会议决定:“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项致庄调任浙江省省长,以孙良诚为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将第二方面军由河南调到苏北地区,调庞炳勋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因孙部是驻河南的,属华北防务带,该部调动必须与日军华北军部商量,费劲周折,汪伪政府才将该部于1944年12月全部移防苏北。


1944年9月下旬,孙良诚接到汪伪政府命令,第二方面军由河南移防苏北,孙兼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绥署设扬州。接到调令后,孙开始调集所辖两个军和一个直属师,共三万余人准备开赴苏北,同时命令张维玺及其干训团,于10月以前迁往泰州,张维玺以父亲的丧事未了、自身患有心脏病为由,拒绝执行命令,要求辞职。过了几天,孙良诚和谷大江来到干训团,孙对张说:“井福顾问态度很强硬,不同意你的要求,他下令说,没有得到上级批准,任何人都必须执行命令,违者按军法处置。”,张拍了一下桌子说道:“ 我哪儿也不去,把我抓起来吧,随你怎么处置!”,孙说:“你该知道军令如山,我是在执行命令,不能徇私情。”,张冷笑一声:“你对鬼子唯命是从,可是我没忘自己是中国人,你要当汉奸,别总拉着我垫背。”,孙涨红脸争辩道:“你干嘛损人,我是在履行职责,有嘛不对,军人在哪儿都要听指挥。”,张大声说:“我三次辞职都没批准,这次我坚决不干,怎么办,悉听尊便。”,……,孙张二人吵了起来,气氛有些紧张,谷大江急忙将两人分开,“两位先生稍安勿躁,大家是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彼此都很了解,应以友情为重,孙先生因军务压身,心情有些急躁,张先生有丧父之痛,难免情绪激动,大家要互相体谅,有事儿慢慢商量。”,等了一会儿,谷见气氛稍有缓和,以试探的口吻说:“ 我去向井福解释,张先生暂留开封督办绥署的移交事务,此外,干训团应届学员结业,须要进行评定遣返部队,待一切善后工作完成后,干训团再迁往苏北。这样先应付一下井福,好不好?”, 孙良诚板着脸,一声不吭地走了,张维玺余气未消,愤懑地说:“俺爹娘这些年没过上个安生日子就走了,他们是被鬼子逼的、气的、折磨死的,我去找井福交涉,让他看着办吧!”,谷大江知道张维玺的执拗脾气,急忙劝解道:“张先生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事到临头要冷静和克制,目前局势动荡,日本人正在加强戒备,井福做事手段毒辣,如果冲突起来,后果很难预料,此时应注意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我认为先生不妨去泰州,辞职之事可以从长计议,千万不要弄僵,井福这家伙对您抱有成见,不能让他抓住把柄,否则会吃大亏。”,张听后沉默不语,谷起身告辞说,他回去和孙良诚谈谈,再跟井福交涉一下,希望张维玺安下心来,慎重考虑,不要把事情闹大。过了几天,谷大江来到干训团对张维玺说:“我马上要和孙先生去通杞指挥部,布置和指挥各据点的调防工作。李总参议(李子铎)临时代理绥署事务,如有什么情况,他会来向您报告请示。”,谷说罢,急匆匆地走了。


9月末的一天夜晚,干训团的一个库房突然起火,当晚风很大,火借风势熊熊燃起,并迅速蔓延开来,顷刻间整个仓库被大火吞噬,张维玺带领干训团百余名学员(大部分返回部队)进行扑救,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才将火熄灭,经检查发现,除了库存的一些物资被烧毁外,还有十余箱绥署封存的档案资料、军用地图等重要文件也被烧成灰烬。这次火灾惊动了日本军部,立即派出宪兵队封锁了干训团,经过现场勘查,日本人怀疑有人盗窃军用物资和文件后,故意纵火消灭痕迹。日本宪兵首先把仓库管理员关押起来,并对其他人员逐个进行盘问,张维玺则被“请”到日本军部问话。井福顾问对干训团发生火灾十分恼火,认为仓库起火原因是消防措施不力,管理不严造成的,朝着张维玺叫嚷:“干训团‘火灾事件’一定是暗藏的抗日分子蓄意制造的,要彻底清查,必须把所有人员扣押起来进行审讯。”。


今年5月,朱忠民曾对张说,干训团里的郭教官是日本特务,军统的人已经把他盯住了,如果出了什么事日本人来查,你要挡回去。此后,干训团接连发生郭教官失踪,汽油、枪械被盗,以及在干训团附近,井福险遭车祸,夜间日军巡逻队遭袭死亡一人,干训团墙上发现抗日标语等事件,井福非常气愤,怀疑干训团内有抗日分子,亲自来调查多次均无结果。这次“火灾事件”,张维玺见井福又起疑心,反问道:“宪兵队在干训团检查了好几遍,对每个学员也都进行了盘问,没有找出任何证据,凭什么说干训团藏有抗日分子?干训团的库房年久失修,当天晚上的大风把电线刮断引起火灾,这是天灾。”,井福坚持要扣人,张维玺说道:“第二方面军现已调驻苏北,不属于华北军部管辖,你无权把人扣在开封,一切事务应交由扬州绥署处理。”,井福无言以对,说要去向上级请示,让张在此等候,张维玺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心里很焦燥,此时,日本翻译官端来茶水,张维玺喝了一杯,稍解口中干渴,又等了一会儿,井福回来传达军部命令:限干训团三日内撤离开封。张说:“我父亲去世不久,家里的丧事没办完,不能离开开封,而且我又犯心脏病,已向总司令提出辞职,干训团搬迁的事情,请井福先生交李参议办理。”,井福没有理会,用强硬的口气说:“军部的限令时间紧迫,张副总司令回去速令干训团全体人员整装待发,必须按时撤离。目前苏北地区敌情复杂,治安状况恶劣,司令部特派警卫队担任护送任务,张副总司令要予以配合。”,随即命卫兵将张维玺“送”回干训团。次日,井福带着警卫队进入干训团,布置岗哨巡逻,戒备森严。张维玺自回到干训团后,感觉有些发烧头痛,且有腹泻,井福派人请来日本军部医官片桐济三郎(曾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特别训练队医务室伍长,参加过“十八秋鲁西作战”)检查后打了一针,张维玺觉得好些,井福要求片桐济三郎留下担任张的护理医生随团出发。


江苏古城泰州位于扬州东部约五十公里,驻有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军(军长颜秀武,孙良诚部进驻苏北后,原驻苏北各县伪军均调往苏南,伪第九军则仍驻泰州,拨归孙良诚指挥)。张维玺在警卫队的“护送”下带领干训团离开开封,经南京、镇江、扬州,于10月8日抵达泰州,张维玺住在泰州西山白云寺(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部曾设于此寺),干训团学员驻进白云寺旁边的时敏中学。张维玺连日来一直感觉身体不适,发烧咳嗽,到泰州后即病倒在床,片桐济三郎过来医治,诊断为患重感冒,给张服药后,建议多喝水须要休息。12日下午,张维玺服药后身躯出现红疹、呕吐、感觉胸痛,四肢无力,王秋云招呼勤务兵,准备将张维玺送往泰州福音医院诊治,但片桐济三郎坚称,这是药物反应,服药一天后,病情即可好转,接着给张维玺打了一针,嘱咐病人要卧床静养。当晚8时,王秋云同往日一样整理好被褥,在一旁照料着张维玺,直待张入睡,今晚,张维玺的精神特别好,对王秋云谈起许多往事,当提到日本鬼子烧老家、抓人,胁迫自己当汉奸之事,气得发抖,呼吸变得急促,王秋云赶忙进行劝慰,并说要给天津写封信,告诉泰州的情况,劝张放下心,睡好觉,养好身体。王秋云回到自己房间写完信,晚10时许,照例去张的房间查看,进屋后见张身上被子滑落地上,赶快上前捡起,突然看到张的脸色发青,表情十分痛苦,王秋云见状慌忙伸手试探,发现张维玺没有了呼吸,顿时大惊失色,十万火急地向医院求救,福音医院贝利斯院长带着两名医生匆匆赶来,但张维玺终因抢救无效身亡,为了查明死因,医生要求查阅病历,岂料片桐济三郎已离开泰州,不知去向。贝利斯院长根据对死者的观察,询问其生前健康状况,怀疑死者感染立克次病原体斑疹伤寒病菌毒素,因未得到及时治疗,并发病毒性心肌炎导致猝死,然而目前泰州地区尚未发现患有此种传染病的病例,病菌从何而来?如何侵入死者身体?是否还有其他病因?都是疑问,只有对尸体进行解剖化验才能确认,苗秀升立即给天津发去电报,电告张维玺去世的噩耗,以及医生提出的建议。苗秀升悲恸地守在张维玺遗体旁,待至13日凌晨,王仲瑛发来电报:……不要打扰他,让他静静安息吧。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中原大战后,张维玺的人生道路更加坎坷,在艰苦的抗战年代,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和压力,身处险境,满怀仇恨与敌寇周旋,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支持和帮助抗日斗争,不幸于1944年10月12日溘然逝世,终年55岁。


风云变幻,路崎岖,历尽人生坎坷。战火纷飞三千里,国破家亡悲彻。

身陷敌营,忍辱含垢,留取寸丹心。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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