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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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3)



1943年3月,张维玺提出去天津处理家务事,经日本顾问许可,张维玺和妻子王仲瑛来到天津,自1936年张离津至今已达七年之久,回到家中见到儿女们都长大了,倍感亲切和欣慰,不过看到家里凌乱的样子,又很惭愧和伤心。张回津后,在津的亲友们不断前来看望,当听到张维玺担任伪职后,都表示不满,责备他走错了路,会被后人唾骂,张维玺心中十分苦恼。张的盟兄许骧云和妻子刘月英也从北京来到天津,张维玺将近年发生的事情对他们讲了一遍,最后说自己很想离开天津返回内地,刘说:“如果你要离开天津,可以把房子卖掉,仲瑛和孩子们搬到北京去住,你放心,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没问题。”,许沉思一会儿说道:“现在日本人正在发起强化治安运动,各地都在实行‘治安肃正’,到处抓人,局势很紧。尤其你是被鬼子逼回来的,早就在日本特务监视之下,没有安全可靠的路子,很难逃出去,弄不好惹祸上身,还要连累家人,再者,你爹已年过八旬,那么大年纪了,你应该克尽孝道,服伺他老人家安度晚年,我看你还是辞职不干了吧!另外找个事情做,重新把家整顿好。”,张维玺说自己要好好考虑一下。4月中旬, 张维玺给开封发去电报,称自己又犯心脏病,医嘱应在津休养,待康复后再回开封。


有一天,张维玺去找李幼堂将李炘写的信交给他,李看过信后,说:“目前外面的风声很紧,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码头出入的人和货物检查得很严。我曾经结识的天津西头青帮头子刘广海,因与另一派青帮头子袁文会势不两立,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串通日本宪兵队,将刘广海逮捕,后来刘越狱逃到上海,现避居香港,已经联系不上了。我现在认识的另一派青帮头目叫王大同,是山东沂县兰陵镇人,在天津也很有名气,手眼通天,从他的收徒登记册来看许多军政界人物都在他的收徒名册之内,但我和他的交情不深,需要找熟人进一步拉关系。”,张问:“从天津到上海后,怎么去香港?”,李说:“从天津码头去上海,这一路我保你平安,但上海码头的日本特务多,查的严,除非打通海关内部人员或仰仗有势力的帮会,才能顺利过关,我已很久没去上海拜访那里的青帮朋友们,没有他们带路,偷渡去香港很困难,也很危险, 我设法先打探一下,没有十足把握,不要去冒险。”,接着张向李介绍了开封的情况和打算,李听后认为,张父年老体弱,不能再折腾了,生活需要安定下来,张应该照料好老人,别让老人家再遭罪。


5月中旬,副官苗秀升从开封来告诉张维玺,搬去开封的家人都生活得很好,只是张安然经常闹嗓子痛影响饮食,身体日渐消瘦,张维玺听后,对父亲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苗说:“赵凤林来信说,自去年以来河南全省旱灾严重,有些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据统计全省灾民达一千万,饿死的有一百万人以上,逃亡的约三百万,局势非常混乱,郏县地区也不安定。”,苗又说,日前孙良诚访问日本归来(4月27日,伪陆军部长叶蓬任“军事视察团”团长,孙良诚任副团长率团去日本访问),让我代他向您问候,希望您早日康复,返回绥署议事。


过了几天,张维玺准备回开封,此时苗秀升领来两个人,张维玺认识其中的一个人是安树德(原西北军十八师师长,中原大战后曾移住天津租界,后全家迁居德州),另一人,据安说是与自己在德州合伙做生意的商人党先生(中共地下党员党书平)。张与安两人叙旧后,安树德说在德州做买卖曾几次来天津,没来拜访很是抱歉,张维玺说自己离开天津多年,只因身体不好最近才回来休养,安树德介绍来人说,这次来津,党先生特意求见张先生,党随即向张拱手说:“久闻张先生大名,鄙人有幸前来拜见,望先生今后多予照应。”,安说:“我和党先生一块做生意多年,很有交情。最近咱们山东鲁西地区缺医少药,许多人托我来天津购买一些药材,但目前管制很严,很难买到,特来烦请张先生帮助解决。”,党在一旁忙道:“张先生身体欠安,我们为了生意事,冒昧地前来打扰,真是非常抱歉,还望先生海涵。”,张维玺摆了摆手说:“两位先生不要客气,我没做过生意,买药的事我也没办法,不过我可以介绍你们去找一个人,也许他能帮忙。”,张维玺立即写了一封信交给安树德,并说:“你可能知道老西北军人李炘,他的堂弟李幼堂在天津开药店,这个人社会关系广泛,很能办事,以后你们可以和他常来往。”。安问:“听说张先生在开封与孙良诚共事,担任副总司令职务?”,张忿忿地讲了事情经过,安树德表示十分惋惜,又很同情张维玺的处境。安党二人告辞后,张维玺吩咐苗秀升给绥署打电报,告知明日启程返回开封。张维玺回开封后,请医生检查得知父亲患有食管炎比较严重,立即送往河南省立医院住院治疗。


1943年,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的部队驻在河南叶县、沈邱,其总部设在皖北临泉县。汤恩伯为了抓钞票,以走私的办法跟敌伪做生意,他在河南、安徽边界的界首镇组织了一个物资调运处,派军需处处长胡静如兼任调运处处长。界首距临泉县五十里,由沦陷区沪、宁、华北运来的轻工业品经这里转往洛阳、西安等城市,而蒋管区的土产品也由此汇集运销出去,所以当时的界首有“小上海”之称,特别是抗战后期,界首因临近沦陷区,成了中原地区蒋日汪之间进行经济走私的著名“阴阳界”。由于国民党军统局的恶性膨胀,最大的问题是经费不足,军统头子戴笠为此不得不另辟财路。戴笠的第一生财之道就是在扰乱汪伪政府金融的幌子下,大量印制沦陷区流通的假钞;生财的另一个渠道是由军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合资办走私物资公司,打着经济作战的名义,与沦陷区进行所谓物资交换(走私),从中捞钱。戴笠也看中了界首是他进行经济走私和开展特工活动的好地方,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戴笠先后在界首设立了高级特务机构,有以周兆祺为主任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兼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以周麟祥为副主任的军统临泉特训班;以袁佐唐为专员的华北策反专员公署;以王兆槐为处长的财政部界首货运分处等。


1943年5月,汤恩伯派总部少将参议朱忠民去开封找孙良诚接洽开放河口(指花园口决堤改道的黄河)交换物资(走私)之事和收集军事、经济情报。朱忠民在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时,曾任副官处主任,彼此很熟悉,朱到开封与孙见面交谈后,孙约请朱吃午饭,饭后孙对朱说,开河口可以,但要研究一个详细办法,并向日本顾问说明换物资之事,再作决定。接着又笑着对朱说:“你最好长住开封,我和汤长官过去有些误会,你可以作个中间人搞好双方的感情和关系。”,朱表示同意并说待向汤总司令请示后再作决定,于是孙良诚委任朱忠民为伪绥靖公署少将参议,以合法身份住在开封城内乐观街一号,从事临泉与开封之间的联络工作。朱忠民由郭念基陪同去见绥署日本顾问井福,朱以鼎泰庄商号名义与井福谈交换物资之事,经日本顾问许可后,孙良诚决定在通许县四所楼村开一个河口作为物资集中地,孙方以合作社出面,以开封绥署总参议李子铎任经理,开始与汤方的鼎泰庄进行物资交换。6月初,汤恩伯同意朱忠民驻开封与孙良诚保持联系,汤的参谋处处长陈大庆批准朱忠民调用冯力生、柯保民、陈玉山、吴志仁、王大明以及报务员等人同往。不久,朱忠民等一行七人,携带电台一部,由临泉经西华县到达扶沟,次日,朱忠民带领冯力生等渡过黄河,进入孙良诚部四所楼通杞指挥部。6月中旬,朱忠民带着冯力生等到开封,过了几天,谷大江领着冯力生等来干训团,对张维玺说,这些人是河西(蒋管区)派来开封作生意的,绥署朱参议要求将他们留住在干训团,谷大江介绍了他们身份后,张维玺用教官的名义将冯力生等人安置在教官楼。


教官王大明(山东莘县人,华北策反公署情报研究室主任)与张维玺是老乡,经常去找张闲谈,不时打听孙良诚部队的近况,以及一些投敌的西北军人的履历,他声称自己曾在天津军统情报站工作过,还绘声绘色地讲述天津“抗团”干的几桩刺杀案,当了解了张的情况,他对日寇扣押老人作人质的卑鄙手段非常气愤,同时透露说,今年2月,周佛海写了一封信派人交给戴笠送呈蒋介石,信中表示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随后戴笠派来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被周佛海任为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少将科长,周镐现在已是周佛海的心腹,在周佛海的引见下,伪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常务次长祝晴川等大人物,都甘心为周镐所用,张维玺说:“孙良诚经常去南京开会,你可以建议周镐与他进行接触,做策反工作。”,王说:“有关孙良诚的情况,我已呈报军统局,戴笠表示要与孙良诚直接联系,不久前,周镐已得到了指令。”,王又告诫说:“看你目前所处地位,日本人只不过想利用你来笼络一些老西北军人,实际上对你很不信任,绥署的井福顾问心狠手辣,要当心日本特务对你暗中监视,更要提防干训团里有他们的耳目。”……。冯友生等人在干训团利用教官身份打探军事、经济情报,走私物资等,这些活动在张维玺的支持和帮助下,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由于成绩显著,冯力生等人曾得到总部来电褒奖。然而,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开封日本军部的注意。


孙良诚在绥署与张维玺谈起物资交换的事情,孙说,开了河口后,首批货物用食盐换回烟叶等土产品,双方合作得很顺利,朱忠民回临泉将我的复信带给汤恩伯,回来说,汤同意朱长住开封,并愿意与我达成谅解。张认为,要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汤恩伯打通与重庆政府的关系,孙摇了摇头说:“汤恩伯这个人有野心,靠不住。”,张说:“王教官对我说,戴笠对你很抱希望,目前政府(指汪伪政府)内许多高层人士都有反正的意向。你要尽快与军统建立联系,抓住时机及早反正。”,孙沉默片刻:“我在南京开会时,周镐曾经对我做策反工作,我答应他与戴笠建立直接联系,并安排谢庆云随时向我传递情报,以后怎么办,要看形势发展。”,孙又说:“谢庆云来电,你提出辞职的事没被批准。”,张说:“我还要再写辞职报告。”,孙看到张坚决的样子,默然离去。


自7月中旬以来,孙良诚一直呆在八公桥总部,有时回开封去日本军部开会,会后即匆匆返回总部,迹象表明,日伪军将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日,谷大江突然从绥署打来电话急促地对张维玺说:“日本军部命令井福顾问把冯友生等人带到军部,这事儿恐怕凶多吉少,请您想办法保住这些人。”,张维玺立即到绥署向井福顾问询问此事,井福说这是军部的命令,于是张维玺和谷大江带着冯参谋(翻译)一同去日本军部进行交涉,日本驻军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坂西一良称:据报告,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团内新来的教官是河西派来的,形迹可疑,应送交军部接受审查,张维玺说:“这些人到开封是来投效总司令的,被安排在干训团当教官,他们外出考察、收集教材等活动都是教学工作需要。如果军部对他们有怀疑,可以遣回河西,要是把人扣起来,以后谁还敢来投效。”,……,最后,日本军部决定,限令这些人明天12时以前离开开封。次日,冯力生等人返回四所楼通杞指挥部。井福顾问又向谷大江询问朱忠民的履历以及他与孙良诚的关系,谷做了满意的回答和解释。为打消井福的怀疑,孙良诚派朱忠民担任绥署副官处处长,以表示对朱的信任。


1943年8月,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所属的聊城、临清、馆陶、冠县、莘县、范县、濮县及大名、曲周、威县、等县,突然爆发了感染力极强、死亡率极高的流行性霍乱。瘟疫疯狂肆虐着鲁西北大平原,人们几十、成百、上千地死去,当时,抗日根据地军民一直认为是聊城、堂邑、冠县、莘县“无人区”引发的瘟疫,殊不知是日军实施山东卫河流域“霍乱作战”制造的“人祸”。日军这次“霍乱作战”代号为“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为日本昭和十八年,故称“十八秋”,作战计划由第五十九师团参谋部制定,经驻济南的第十二军和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审定,并报请侵华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大本营批准。日军这次“霍乱作战”规模浩大,部署精密,准备充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731部队部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中将,华北方面军1855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少将和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亲自部署,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具体指挥。


日军这次作战之所以选定在鲁西北,除了这里战略位置重要外,首先是因为卫河河床高于地面,汛期河水泛滥,决堤放水,可以利用洪水迅速传播霍乱菌;其次是以水代兵,水淹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抗日民众一举消灭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卫河水位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基地德州的安全。津浦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山东的农产品和地下资源向日本本土和伪满运送都离不开津浦线,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左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敌人一箭数雕,阴谋可谓毒辣。8月29日在馆陶的日军第四十四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福田武志率小队长岩田和夫等30人,由驻地南馆陶出发,抵达南馆陶以北5公里的拐弯处,将卫河北堤决开4米长的口子,洪水淹没了南馆陶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有48800多名老百姓罹病,其中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达4500多人。


为了配合“十八秋作战”,第十二军决定调集第三十二、第三十五、第五十九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总计3万兵力,对冀鲁豫边区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首先分区合围湖西、鲁西南、运东、沙区;然后由外围向中心压缩,集中兵力合围濮范观中心区,将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聚而歼之。 当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黄敬,对日军进行大规模霍乱作战的阴谋一无所知,但却掌握了日军秋季大“扫荡”的情报。他们于1943年9月1日向全区发出《关于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紧急备战,主力部队有计划地转到外线,向敌人薄弱部位出击,威胁其后方,只留有少量兵力在中心区会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由于冀鲁豫军区部队早已转到外线,故敌人的此次“扫荡”,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未遭受损失。参加“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日军在疫区寻歼八路军主力部队,因不见八路军的踪影,日军就专门袭击村庄,迫使、驱赶霍乱病患者到处逃亡,使瘟疫进一步扩散。从8月下旬至10月下旬,仅鲁西北18个县就死亡20万人以上。


1943年8月,王仲瑛患肺炎病,多次去医院诊治,病情未见好转,张维玺闻讯回津看望,后来服用李幼堂开的中药配方,才逐渐痊愈。一日,李对张说:“现在的生意很不好做,药材紧缺,许多药店关门改行,我靠天津、上海的一些老关系,才勉强维持。安树德和党老板曾几次来津求助,他们说山东卫河决口,鲁西北大片土地被淹,更严重得是闹起瘟疫,死了很多人,急需药品,可是那些药大多是军用品,受到管制,很难弄到,你能不能想个办法。”,张沉思片刻后说:“你和我一块儿去开封,我给你挂个医官的职务,这样用军需的名义能够买到药品,你愿意不愿意?”,李说:“办法倒行,只是要当汉奸,我不干。”,张说:“这是个空缺,你暂时补上,这样我可以批条子,你去军需处办理手续,买到药品后立即与安树德和党老板联系,让他们将药送到鲁西北地区去,当你不需要这块牌子的时候,我马上把它拿掉。”,张顿了一下说道:“这些天我也在想,为了摘掉汉奸帽子,我恨不得马上远走高飞,可是俺爹那么大年纪又体弱多病,在开封和天津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况且日本鬼子因我的脱逃,会再使出更毒辣的手段,我怎么能放下心,一走了之。即然鬼子抓住不放,我就在这儿和他们周旋到底,虽然我没什么实权,但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尽可能的为抗日救国出点力,为家乡父老做点事,只要问心无愧,自己受点委屈算什么! ”,李点头同意。


李幼堂随张维玺来到开封,李被任为干训团医务室主任(少校军衔)。当张和李从绥署军医处出来时遇见谢庆云,张询问自己辞职之事,谢说,总参谋长鲍文樾不同意,未批准。因谢庆云曾任孙良诚军需官,张向谢介绍了李幼堂,让他带李去军需处办理购买药品事宜。过了几天,李幼堂弄到了一批急需的药品,存放在干训团,以后李又四处活动运进许多军需物资,经过仔细准备和安排,李幼堂携带着药品和一些物资返回了天津,李临行前,张维玺嘱咐他说:“最近孙良诚经常去总部开会进行部署,可能在冀鲁豫地区会有军事行动,你对安树德和党老板说,向鲁西北运送医疗物资时,一定要谨慎行动,注意安全。”,李说:“现存的物品,回去我和安树德商量一下,如果有需要的,叫他派人来取。”。李走后不久,陆续有人来开封,持有李幼堂的介绍信到干训团找张维玺提取医药、通讯器材和纺织品等,张按信中的要求一一拨给,并安全地将人和货物送走。


9月中旬,安树德和王老板(王梦月,化名王磊,县敌工站站长)来到干训团,安向张介绍说,王老板是馆陶县城一家店铺的掌柜,经常去德州跑买卖,此次办货是特意来拜访张先生的。张维玺见是老家来人,热情招待,并向他打听家乡情况,王说,自去年(1942年)到今年春,馆陶县遭受严重旱灾,全县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同时日军对六、八区进行多次“扫荡”,由于南彦寺村是抗日将军范筑先和张维翰的家乡,就在今年阴历正月十五(公历2月19日)那天,日军将南彦寺包围,杀了53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25人,最后把村长张寿山吊在树上给活活烧死(为了纪念他,南彦寺村改名为寿山寺村)。张维玺听到此处,愤怒地说:“这是鬼子第二次进村,竟凶残地屠杀无辜老百姓,真是灭绝人性,一定要血债血还!”,张接着问:“张维翰是不是还在聊城打游击?”,“张维翰现在是八路军新八旅旅长,带着部队转移到冀南。在馆陶县坚持斗争的是筑先纵队独立团改编的新八旅二十三团,大部分干部、战士是本县人,县长郝国藩兼任二十三团团长,另外县里还组织了民兵配合正规军进行反‘扫荡’,目前六、七、八区根据地逐渐得到恢复。”,王又说:“进入8月份,鲁西北普降大雨,且连绵不断,卫河水猛涨,8月下旬卫河突然决口,馆陶县大部分地区被淹,更可怕的是霍乱病大流行,仅在南馆陶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四千多人,再加上缺粮少药,目前的死亡人数还会增多。”,张维玺立即对安树德说道:“一会儿你和王老板去库房看看,有需用的都可以取走,我再写封信你回趟天津带给李幼堂,让他在天津、上海等地多采购些救灾物资运去德州,你要想办法发放给受灾的老乡们。”,安对王说:“我和你先回德州,你将这次带回的物资赶运到馆陶,尽快发给灾区人民。”,张维玺想了想说:“孙良诚近来在八公桥进行军事部署,第四军、第五军已经开始从濮阳、东明各据点出发,我看日伪军可能又去‘扫荡’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你们把这个情况带回去,家乡的抗日军民要加强防卫,以后你们需要什么物资或情报,可以派可靠的人来,我尽力给予解决。”,王激动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非常感谢张先生对家乡人民的关怀和援助,我也替乡亲们向您致谢。”,说着站起身向张维玺鞠了一躬,张急忙站起,说:“岂敢,岂敢,资助家乡人民理所当然,支援抗日斗争义不容辞。”,随后张写好信交给安,二人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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