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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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2) 当张维玺得知父亲身陷囹圄后,心急如焚,因父亲年老体弱不堪日寇折磨,恐有性命之忧,但日寇侵略罪行累累,自己的老家被抢光、烧光,作为一个军人,岂能忘记国恨家仇,听命于敌寇去当汉奸。张维玺整日内心忧愤交加,寝食不安,见到张维玺焦急的样子,弟媳宋氏也是忧心忡忡。由于急火攻心,不几日,张维玺竟愁白了头,同住院内的邓哲熙见面后很吃惊,问明事情缘由后,邓哲熙知道张维玺是西北军中出名的孝子,他沉吟片刻说,冯先生(指冯玉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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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2)



当张维玺得知父亲身陷囹圄后,心急如焚,因父亲年老体弱不堪日寇折磨,恐有性命之忧,但日寇侵略罪行累累,自己的老家被抢光、烧光,作为一个军人,岂能忘记国恨家仇,听命于敌寇去当汉奸。张维玺整日内心忧愤交加,寝食不安,见到张维玺焦急的样子,弟媳宋氏也是忧心忡忡。由于急火攻心,不几日,张维玺竟愁白了头,同住院内的邓哲熙见面后很吃惊,问明事情缘由后,邓哲熙知道张维玺是西北军中出名的孝子,他沉吟片刻说,冯先生(指冯玉祥)曾因他的三姑娘自杀,特别是孙良诚的叛变,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上了缙云山隐居,期间,鹿钟麟等人曾苦劝他下山,均遭拒绝。8月初,张治中在灌县举办夏令营,特意电邀冯先生来讲话,他才下了山,听说冯先生目前住在离灌县县城40里的青城山天师洞,借此机会,咱们赶去那里向他请示一下,再商量对策。


翌日,张邓二人在青城山见到冯玉祥,在座的还有鹿钟麟和李炘(字显堂,刘月英表兄,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处少将处长),当冯玉祥得知张维玺父亲张安然遭难后,显得十分焦急,因过去冯曾与张父见过面,1939年冯在成都时,寓居成都的张安然和王志远的父亲两位老人又一同去看望过他,冯还派副官拿着他的名片,带着礼物回拜了两位老人,故印象十分深刻。鹿钟麟认为日寇胁迫张维玺回山东,是利用其名望来笼络旧西北军人叛国投敌,而张维玺的五弟张维翰又是八路军,如果张维玺回济南则很难脱身,可以先去开封找孙良诚让他把家人保释出来再设法离开敌占区。邓哲熙建议将老人救出后转移到安全地方,张维玺可假借养病为由用“金蝉脱壳”的办法逃离。李炘则提出如果很难脱身,要潜伏下来,策反孙良诚或通过赵凤林与邓县的三十三集团军建立联系,提供情报,相机行事。鹿钟麟补充说,张维玺的老家被日寇烧光,其五弟仍在坚持抗日,敌人可能会料到张维玺怀有二心,即使被任伪职,也只会给个虚职,没有实权,并且稍有异常举动,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和猜疑,定要小心行事。……。


最后大家商定让张维玺去开封找孙良诚,利用和他的私交关系,通过孙把张的老人和妻子保释出来,张先将老人送到北京许骧云或郏县赵凤林家中暂避,等待时机,李炘派人把老人接回四川,张维玺则与妻子返回天津,持李炘的密信找在津的李炘的堂弟李幼堂(医生,在津行医兼做药材买卖,经常与上海、香港等地有生意往来,且与当地的帮会组织有联系),由他负责安排张维玺从天津乘船到上海转道香港回到内地。如果情况变化,一时不能脱身,可通过赵凤林与内地建立联系,参加抗敌活动,并对孙良诚和他的部下做策反工作。不一会儿,李炘把写好的信交给张维玺,同时说明与李幼堂的联系方法。


冯玉祥对大家提出的办法表示同意,并派邓哲熙代表去重庆向陈调元(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报告情况,请予准行。张维玺告辞前,冯玉祥在一张纸上写了“悬崖勒马,立功赎罪”八个字,让张维玺把字条交给孙良诚,告诉孙这是冯玉祥对他的忠告,但愿他好自为之。9月下旬,邓哲熙回到灌县对张维玺说:“你的事儿,陈院长请示过委员长(指蒋介石),委员长说:‘照冯先生意思办’,陈院长还说,委员长很看重孙良诚,希望他早日反正。”。


1942年10月,李炘派车将张维玺及其家人送到河南郏县赵凤林家,赵凤林见张维玺到来非常高兴,热情地为大家接风洗尘,安顿好住处。张维玺告诉赵凤林因天津家中发生事变,自己准备去开封找孙良诚,托他把父亲和妻子保释出来,并说明了下一步打算,赵凤林表示一定配合把事情办好。11月中旬,张维玺与苗秀升二人化装潜入开封,在开封伪绥靖主任公署(旧省政府原址)见到孙良诚(伪绥靖公署主任、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维玺的出现,使孙良诚感到非常突然,急忙将张让进房间,两人互道离别后几年来的境遇,不胜感慨,随后张维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孙良诚表示一定尽力去办,尽快地把人保释出来,又说此事要报告绥署日本顾问,由他出面与日军师团部联系办理,可能须要等一些天,让张维玺先在此安心住下。张维玺把冯玉祥写的字条递给他,孙良诚看后只苦笑了一下,转身唤进一名副官吩咐他去安排好张维玺的住处,并嘱咐先不要声张,然后向张告辞说,先去办事以后再谈。


张维玺下榻在鼓楼街大金台旅馆,苗秀升则返回了郏县,张在旅馆住了十几天没得到消息,不知事情进展如何,心里非常着急。又过了几天,孙良诚来到旅馆关切地对张说:“保释老人的事情,开封日军师团部正在与济南日军司令部进行交涉,目前还没结果,可能还须要办一些手续,这只是时间问题,你不用着急。”,张无可奈何,只有耐心等待,张对孙说,冯先生对你叛国投敌非常痛心,精神受到很大打击,曾经避居缙云山,他切望你能迷途知返,孙良诚沉思了一会儿说:“楚玉(张维玺字楚玉)兄,说起这些事儿真是一言难尽。39年我到河北后,鹿钟麟委任我为冀鲁战区游击指挥官,统辖冀南各游击武装进行敌后抗日,当地的情况十分复杂,我虽然名为指挥官,实际能指挥动的只有赵云祥的游击队,其余的武装都不听命,而我带的兵少武器又不足,无力抵抗日军的‘扫荡’,只好游而不击,四处转移,处境十分艰苦和危险。有一次我带着总部和特务连以及赵云祥拨给的一个团驻在山东故城的李窑头村,就被日军觉察,他们从德州派出汽车数十辆载着步炮兵千余人,将村子包围,我命令官兵拼死抵抗,如果敌人冲上来就用大刀劈,并说:‘我和你们在一个战壕里拼命,谁要是逃跑,立即军法从事。’,日军见用炮火攻打不下,又用毒气熏,我命令官兵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没人中毒。到了傍晚乘敌人炮击后,步兵还没出击的时候,我带着部队迅速撤离,一口气跑出五里多地,才脱离险境。……。”。


张维玺插话问道:“你在山东当鲁西行署主任为什么被撤了职?”,孙良诚叹口气说:“40年,鹿钟麟又委任我当鲁西行署主任,所管辖的几个县根本满足不了军队供给,武器损失也得不到补充,真是一筹莫展。后来汤恩伯当了第一战区副司令,更是苛刻,只想吞并我的部队,他用明升暗降的手法,让我当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打算夺我的兵权,气得我说:‘让我当何柱国的副司令,不如回天津卖晚报去!’,因为我不听他的指挥,便不给经费,不补械弹,当我提出购买时,他竟以一粒子弹一角钱来刁难。有人说我只想当官,不打日本鬼子,我不怕也能够跟鬼子打仗,可是饷不足,枪弹缺,连衣服都不够,拿嘛带着弟兄们拼命杀敌,真是有苦难言。以后,汤恩伯何应钦密报我在鲁西‘焚烧村庄,残杀人民’。不久,汤恩伯来电免去了我的行政公署主任职,就这样步步紧逼,我真是走投无路。”,张接着问:“你以后怎么办?甘心在这儿当汉奸?”,孙沉默了一会儿说:“走到现在这一步,也想过要留一条后路,听说张岚峰(时任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驻归德)与河西(蒋管区)有联系,不过,汤恩伯的部队在那儿,汤恩伯是出了名的三抓——抓军队、抓政权、抓钞票,我和他有过节儿,要和他打交道不容易,……”此时,一个传令兵进来报告:井福顾问(开封绥署日本顾问)请总司令去绥署议事,孙良诚对张说了声以后再谈即匆匆离去。


1942年底的一天中午,孙良诚邀请张维玺去绥靖公署赴宴,一同参加宴会的有甄纪印(总司令部参谋长)、郭念基(总司令部总参议)、赵云祥(第四军军长)、王清瀚(第五军军长)、潘自明(三十八师师长)、戴心宽(三十九师师长)、王和民(四十师师长)、谷大江(绥署参谋长)、李文铎(绥署总参议)以及孙的堂弟孙玉田(总司令部直辖三十七师师长)等,大都是老西北军人,张维玺见到了旧相识很高兴,大家也热情地对张维玺表示欢迎。在宴会进行中,传令兵给孙良诚送来两封电报,孙良诚看后站起身来对大家说:“南京发来电报,一封是急令我去南京参加军委会议,一封是刘郁芬(汪伪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来电说军委会决定任命张维玺为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张维玺听后大吃一惊,立即站起身来问:“这是怎么事儿?!”,孙说:“刘郁芬接到你来开封的消息后,特别报请委员长(指汪精卫)召开军委常委会决定了对你的任命。”,张维玺连连摆手说:“不行!这不行,我的心脏有病,早就辞去了军职,我来开封只是办私事,你快给兰江(刘郁芬字兰江)发电报,把任职的事给辞了。”,孙说:“这是政府决定了的事儿,那能你说不行就辞了,就这么着吧!有嘛事儿回来再说。”,接着他向大家说:“我马上要去南京开会,由张副总司令代行绥署主任,我先告辞了。”,说罢即转身走了出去。


张维玺见大家都看着自己,感到十分尴尬,气恼地说:“少云(孙良诚字少云)怎么能这样!这太强人所难了,我干不了,我要回天津去!”,说着即起身往外走,郭念基赶紧过来拉住张维玺,说道:“张先生别着急,请坐下谈,孙先生(当时孙良诚部下对孙都称呼先生)也是执行上级命令,这事儿很难推辞,再说我们都希望先生留下来,以后可以多多提携我们这些老部下。”,王清瀚说:“张先生在西北军有很高声望,对老西北军人有很大影响力,说穿了,政府(指汪伪国民政府)会因此抓住不放。既来之则安之,孙先生说您的父亲还被押在济南,我看张先生留在开封是上策,救人是当务之急。”,谷大江接着说:“孙先生为这事儿,几次打电报给刘总参(指刘郁芬),听说周佛海(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也过问了此事。”,……。张维玺在众人的苦苦挽留下,无可奈何地说:“多承诸位雅爱,不过,我患病多年,精神和体力都很差,几年来一直在休养,不能再担任军职了。总司令走后交待你们的事,大家按老规矩办,请放心,我等他回来,以后的事情再说。”。


宴会散了后,张维玺离开绥署回到旅馆,见苗秀升正在等他,张满脸怒气地告诉苗秀升,日本鬼子到现在不但没放人,孙良诚反要把我拉下水,张把宴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苗秀升说:“饭无好饭,宴无好宴,这是孙良诚在逼着您下水,现在只能忍着等他们把人放出来再说,您这时要多注意,别引起他们的怀疑。”,苗又说,在郏县的宋氏和赵凤林很长时间没得到这里的消息都很着急,李炘也派人到郏县问过,大家非常担心您的安危,叫我来探听一下,张维玺说:“你回去让他们放心,我在这里还好,等孙良诚回来后,叫他无论如何先解决放人的事,你过几天再来开封,看情况再作打算。”。


第二天,谷大江来接张维玺到绥署,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传达军委会对张维玺的任命以及总司令布置的工作,会后谷大江引领张维玺到各部门走了一趟并介绍其主要负责人。午饭后在休息室里,谷说:"赵云祥在西北军曾是孙良诚的传令兵,当过副官,后升为团长,两人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1939年赵云祥派我到汉口迎孙良诚北上,愿拥戴为长官,自己甘充部属,听其指挥。孙到冀察战区后,即由鹿锺麟任为游击总指挥官,直接率领赵云祥的游击纵队,……”,张问:“现在部队都驻扎在什么地方。”,谷说:“1942年孙良诚在赵云祥的劝说下,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了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着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赵云祥任第四军军长,王清瀚任第五军军长,直辖师师长是孙玉田,我任赵云祥第四军的参谋长,当时孙良诚总部设在濮阳县八公桥;第五军驻长垣、濮阳,第四军驻曹县东南韩场,青固集一带。不久开封绥署主任刘郁芬调职,由孙良诚继任,我被调升为绥署参谋长.孙的总部设于开封和八公桥两地,司令部参谋长甄纪印驻在八公桥。"。


张维玺又问:“日本顾问在绥署里干什么?”,谷大江哼了一声说:“日本驻军在南京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它向各军事机构和各部队都派遣有军事顾问。开封绥署的日本顾问叫井福少佐,他直属南京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松井久太郎领导,绥署里无论大小事务,都要经过日本顾问许可,别看他是少佐,总司令有事要向他请示,而他下达的命令都要服从,实际上我们的军队是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张维玺问:“孙良诚什么时候回来?”,“大概半个多月吧!最近听说刘郁芬生病住院,可能孙良诚去探望一下。他回来时还要到八公桥总部去布置工作。”,又说:“今天井福顾问去了日本军部,他知道你在开封,明天你来绥署和他见见面,以后会和他常打交道。”。张维玺离开绥署到旅馆,见苗秀升留有字条说他回郏县,过几天再来开封。


1943年1月中旬,孙良诚回到开封,张维玺询问解救家人之事,并再次表示自己不能担任军职,孙说:“已经定下的事,你别再推辞了,咱们都是老朋友,大家一起共事,还有嘛不行的。”,张欲言又止,孙接着说:“我在南京曾去看望刘郁芬,他在病中还问过你的事儿。谢庆云(伪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对我说,刘郁芬曾经与日本军事总顾问联系过,他说不久即可放人。”。1943年1月下旬,一天傍晚,孙良诚急匆匆走进房间,笑容满面地对张维玺说:“保释的事儿办妥了,济南方面已把人移送到开封,日本军部通知明天去接人。”。次日中午,孙良诚从日军师团部(铁塔附近)将张安然和王仲瑛接送到旅馆,张维玺见到被关押达半年之久的父亲,身体羸弱,面容憔悴变得苍老了许多,顿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磕头赔罪,张安然也激动的流下眼泪,王仲瑛则在一旁抽泣。突然,张安然脸色变得苍白,倒地不起,张维玺慌忙将父亲抱在床上,孙良诚立即派人叫来军医官紧急施救,经检查后,医官说:“老人年纪大,身体受过折磨,十分虚弱,加上旅途劳顿,又因情绪过分激动容易引起昏厥,应当卧床静养。”,接着拿出一些药品叮嘱按时服用。孙良诚对身旁的副官说,要派勤务兵来帮助伺候,同时对张说:“以后有嘛事儿和要嘛东西,就叫勤务兵直接去绥署找谷大江办理。”。


经过几天的医治和休养,张安然的身体逐渐恢复,当他得知张维玺被任伪职后,气得浑身发抖,大声斥责道:”你怎么能当汉奸!难道忘了是谁把咱家烧的净光,日本鬼子没人性,你还给他们当帮凶,快去找孙良诚辞职,我不怕鬼子整死我,……“,此时他的喉咙有些梗塞,嗓音变得沙哑,张维玺急忙劝慰,低声告诉父亲,为了救出老人家,我才来开封找孙良诚,这件事是经过冯玉祥同意的,现在是权宜之计,不用担心,我不会让孙良诚拉下水。


2月上旬,孙良诚来旅馆看望,孙对张说:“过几天,我去南京开重要会议(汪伪政府‘全国第二次军事会议’),我走后,你要代理一下公署的事务 。”,张维玺马上把一份辞职书递给孙,孙看后面色不悦地说:“你干嘛这么固执,是我作了担保,济南才放人,你辞职不干,我怎么向上交代。”,张正色说道:“你知道不知道,鬼子把俺老家全烧光了,逼得全家老小逃到天津,俺爹又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折磨得半死,这些事儿要是搁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想,怎么做,我是凭着咱们的老交情找你来保释老人家,你不能拿这件事儿,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恨日本人,连我的全家人都恨得咬牙切齿,做人要有良心,你不能乘人之危…… ”,孙见张要发脾气,急忙说:“老兄,先别发火,我的意思是,才把老人放出来,你马上提出辞职,日本人会觉得这事有点儿蹊跷,难免再来找麻烦,这对你我都不利。你的辞职书我会递交军委会,最近军委会要进行调整,人事会有变动,你的辞职能不能批准要等上面决定。”,孙想了一会儿说:“目前考虑你的身体状况,公署的事情先由谷大江代理,如果日本顾问同意,你可以去干训团(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团)做些培训教育工作,我叫谷大江去安排好住处,那里环境比较清静,老人也可以搬去住。”。


过了几天,张维玺和父亲、妻子被安排住在干训团,同时孙良诚宣布张维玺兼任干训团团长。干训团的前身是伪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班,孙良诚曾兼任训练班主任。干训团的驻地在宋门外东郊圣母院旧址,占地约三十余亩,四周筑有一道三米多高的土围墙,墙外是一片野地,到处是杂草和坟头,十分荒凉,围墙内南面建有数排营房,中间是操场,北面有两所二层小楼及一些平房(警卫室、教室、食堂、仓库等),两所楼房中一处是教官居住的教官楼,张维玺住在另一处,房间较为宽敞。干训团内有教官五人每期学员约三百人,每学期半年,学员主要来自伪第二方面军的初级军官,即上校以下准尉以上的现职军人,训练内容以军事操练为主,辅以军事基础知识,学员经短期集训后再返归部队。


张维玺在干训团对父亲讲了冯玉祥等人给自己谋划的脱身办法,张安然沉思良久说道:“我这么大年纪了,你不必再为**心,现在咱们是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日本特务很多,想跑出去不容易,你派人去天津叫维清、维衡、维藩他们都来开封,一块儿商量一下。”。2月中旬,在天津和郏县的家人都来到开封,此时家庭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悲喜交加,然而见到张安然身体非常虚弱,大家十分痛心,当知道张维玺担任伪职后又很气愤,纷纷进行指责,大家表示决不能忘记老家被日本鬼子烧光、抢光的深仇大恨,宁肯被鬼子抓起来,也不能给张家人扣上汉奸帽子,……。张维玺听后,低头沉默不语,张安然见状,让大家安下心来,并说事已至此,不要多加责备,还是考虑以后怎么办。又说,自己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想也不能到处乱跑了,就是死在这里也不怕鬼子再来折磨。最后商量决定,为了避免日寇怀疑,同时解决天津的众多家眷的生活问题,将他们迁来开封居住,大家照料好张安然的身体和安全。张维玺回天津后,托病在家休养,寻找机会逃往内地。次日,张维玺在开封租下位于后保定巷的一处住房,派人去天津将兄弟的眷属迁来开封,并在生活上作了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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