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安乐,清代八旗军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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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清代八旗军早期战斗力甚强。从统一女真各部并征服蒙古、朝鲜,到推翻明王朝政权的历次战争中,可以说是所向披靡。然而入关后不久,八旗军便开始出现战斗力衰退的迹象。 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日趋巩固,战事日渐稀少,这支军队也逐渐蜕变衰败,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际,它已完全变成一支不堪任战的糜烂之师。本文将着重从军事领域的各个不同侧面,揭示其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 一、八旗军由盛转衰的历史概况 八旗军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事组织。他起兵后不久,便对女真族氏族社会时期就存在的兼具生产和军事职能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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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军早期战斗力甚强。从统一女真各部并征服蒙古、朝鲜,到推翻明王朝政权的历次战争中,可以说是所向披靡。然而入关后不久,八旗军便开始出现战斗力衰退的迹象。


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日趋巩固,战事日渐稀少,这支军队也逐渐蜕变衰败,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际,它已完全变成一支不堪任战的糜烂之师。本文将着重从军事领域的各个不同侧面,揭示其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


一、八旗军由盛转衰的历史概况


八旗军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事组织。他起兵后不久,便对女真族氏族社会时期就存在的兼具生产和军事职能的社会组织──牛录进行改造,先后建立了黄、白、红、蓝、镶黄、镶蓝、镶白、镶红8旗。皇太极时,又按民族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军八旗。各旗设立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官职,逐级统辖。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到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这一阶段,八旗实行兵民合一,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的职能。兵丁平时狩猎务农,战时自备武器粮秣,随军作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堪称一支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作战时军纪颇严,有进无退,甚至在死伤惨重、尸相枕籍的情况下仍很少有人退缩逃阵。它曾以精兵6万,采取集中兵力、连续作战、逐路击破的战法,击败明朝10余万大军,取得了萨尔浒大捷;用两年的时间攻克明军防守关外的宁锦防线,歼灭明军5.4万人;后来又在山海关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击败李自成大顺军,逐一消灭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军入关并建立全国政权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度,将整个八旗组织原封不动地移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完全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队和职业预备役军人集团。八旗官兵携家带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军营之中,驻于京畿地区的部队称"京营八旗",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冲之地的部队称"驻防八旗"。军营内生活设施齐备,旗兵及家属不得私自外出。官兵严格从旗人内部选拔,"生则入档,壮则当兵"。都统、参领、佐领等各级军事长官同时又是行政长官,平时督促士兵从事生产、养活家口、操练武艺,战时率部出征。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支柱,酬谢八旗军功贵族,清廷开国之初即给予八旗将士相当优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后顾之忧,专心练武,保持原有的军事素质。同时也严格规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经商或从事其它谋生之业。然而,事与愿违。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前线指挥战斗的亲王、郡王和贝勒们"逗留观望。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战争,如柴达木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大小金川之战中,尽管参战的八旗官兵数量有限,其中一些号称精锐的八旗部队的表现却不如绿营兵,昔日敢打敢冲的作风已不复存在。


嘉庆至清末,八旗军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起码的战斗能力。1799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时,曾一度把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听约束,未及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议从八旗军中挑选壮丁加以操练,使之恢复入关时骁勇善战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此时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说:选练八旗丁壮是多年前的老办法了,你们却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无可练习。


八旗军的衰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官兵素质低下八旗军入关以后,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恶劳的现象到处蔓延,直接导致了八旗官兵体能和军事素质的全面下降。人人耽于安逸,优游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练功习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马骑射技艺的官兵越来越少。1815年,嘉庆帝阅看左右两翼前锋营官兵射靶,200人内竟无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应差大都是雇人顶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阅兵大典上,也是由仆人携带着兵器,骑马乘车赶赴演武场,俨然一副老爷兵的模样。当时京城中盛传的谣谚"糙米要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营营要少",说的便是这帮旗下大爷每次领岁米月粮时都要刁难发放者,临阵交锋时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检阅时都要预雇替身,平日尽量少到营中当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现象的长期存在,必然使八旗军中充斥人残技疏、羸弱不堪任战之人。清末甲午战争中,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部队神机营赴山海关布防。有人在芦沟桥遇见他们,但见"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则一十一二龄童子也,余多衣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这样的老弱残兵当然不会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有什么作为。

训练形同虚设清朝建立以后,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事训练制度。但因承平日久,这些制度实际上并无人认真执行。平日规定的每月练习步射、骑射,每年合操、考试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将领还肆意篡改条例,减少训练次数,减轻训练强度。如乾隆年间广州驻防八旗的火炮训练时间就由每年4周减为2周,射击训练的次数由10次减为5次。有的驻防八旗部队,甚至因操场被出租赚钱,干脆取消了火枪和火炮的射击练习。


军队风气败坏清军入关以后,军纪松懈、风气败坏的现象开始出现。终年仰食于官府的八旗官兵抛弃了以往淳朴简约的社会风尚,以游手好闲、华衣美食相标榜,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平日里很少有人按时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互赌搏","肆无顾忌窝窃、窝娼、窝赌"。将领们整日里"居家弹筝击筑,衣绣策肥,日从宾客子弟饮";士兵穿衣争用绸缎,饮食必求醉饱,甚至将刚发下来的饷银拿出来挥霍一空,刚领到的粮米转手贱卖给商铺,换取银钱大吃大喝,斗鸡走狗、入班唱戏以及抽大烟之风到处蔓延。一些人倚仗着自己的旗人身份,以为反正在生活过不下去时,官府要予以接济,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卖产者,即如每饭必欲食肉,将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罄尽矣。又将每季米石,不思存贮备用,违背禁令,以贱价尽行粜卖,沽酒市肉,恣用无余,以致阖家匮乏,冻馁交迫,尚自夸张,谓我从前曾食美物、服鲜衣。"一月的饷银不足数日之需,饷米领出以后便行粜卖。清中、后期,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也严重地影响了八旗内部。在生活方面,一些军官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种小差使、跑腿,打仗时则在队伍中挑选精兵专门保护自己。一些军官借口各种公务对兵丁钱粮私行科敛。如旗人办事,需要佐领出具保结,佐领往往要收受银钱才出具手续,使旗人本来就难以养家糊口的兵饷被层层克扣。还有一些军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属下兵丁放印子钱(高利贷)。有人甚至与商人勾结起来,让兵丁先向米铺借钱,到发放禄米的时候,则由军官串通米铺代领,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粮少米时,只能向米铺高价购买。军官和米铺商人靠这种卑劣手段获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却因此家境日趋贫寒,负债累累。在用人方面,八旗将领往往以自己的随营子弟立有战功及鞍马骑射技艺出众为由,将他们提升为军官。或不顾年龄的限制,挑选心腹及家属中的孩子和老人当兵吃粮。象防御和骁骑校这样较低的军官职务,简直可以公开用钱来购买。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陈升的广州驻防八旗马甲,就因为捐献了2500箱火药而被提升为防御。八旗军内部腐败现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贫富分化的进程,使官兵关系趋于恶化,对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装备残缺废损按照制度规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战时都应自备兵器粮草,清军各级组织对官兵自备兵器的残缺废损情况平时要定期进行检查。但从乾隆年间开始,相当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备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借口经济困难不按规定置办军器,还有人将已有军器典当换钱,甚至偷偷地把军中利器──火炮砸碎卖废铁。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屡禁不止,最后只好在军器点验时实行照顾政策,不再点验旗员内护军校、笔帖式以至六品武职的军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没有经过点验的官员所拥有的军器、盔甲大部分朽坏。皇宫各门所备兵器也都成了摆设,不具备起码的杀伤功能。


当然,八旗兵衰败的根本标志还是其战斗力的丧失,是其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已失去执行自身职能的基本能力。而对此最严格、最全面的检验应当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1659年郑成功攻南京之役,镇守南京的总管喀喀穆统八旗军不敢迎战,只好以绿营出击,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驻兵荆州,劳师数载,不敢进兵。听说吴三桂军队到来,匆匆将大炮埋在土中仓惶退去。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领兵进攻岳州,借口舟楫未具、风涛不测,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战,听到退却的命令,竟"三军欢声如雷"。清中后期,八旗军将无敢战之胆、兵无缚鸡之能的实情已为举国上下所熟知,连清廷也不敢轻易把他们派上战场了。


二、八旗军衰败的原因八旗军从兴盛走向衰败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军的兴衰与清王朝的兴衰是一致的。作为与广大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封建贵族政权,清王朝的统治最终走向腐朽是历史的必然。


作为这一政权的统治工具,八旗军由盛而衰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一个缩影。早在"康、乾盛世"时代,清王朝就开始显露出种种败兆。最明显的表现是封建贵族们出于其追逐财富、剥削压榨广大民众的阶级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级官吏、豪绅,皆一改清初较为简朴的风气,肆意侵吞和挥霍人民的劳动果实,追求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康熙6次南巡,费用浩大,银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则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和父亲。为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他仿效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宫30处,运河上的随行船只达上千艘。每到一处,地方官百般讨好,搭彩棚、办筵席、进贡山珍海错和土产方物,酒无虚日,城开不夜。乾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如扩建康熙时修建的避暑山庄,建外八庙;扩建雍正时期建的圆明园,增建长春园、绮春园等,不知耗尽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无不沾染上奢华没落的风气,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而历朝皇帝大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权的索额图、明珠、徐乾学和高士奇等人无不是声名狼籍的贪赃枉法之徒。乾隆的内侄福康安也仗着自己的宠贵地位和特殊功勋,搜刮民财,生活异常奢汰,动辄拿出上万金币犒赏军中将士,家中每日里姬妾仅买花就花费数万钱。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执掌朝政的和坤。他任军机大臣达24年之久,专权和贪婪之名,连外国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后,嘉庆将他治罪抄家,仅其家产的一部分就值2.2亿多两,相当于当时国库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两个仆人被抄没的家产也值700多万两白银。可见他们贪赃枉法已达到何种严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败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八旗军官兵,这是导致八旗军衰败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军本身在治军指导思想以及相关制度、决策上的种种谬误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败过程。


其一,对变化中的国家安全环境缺乏清醒意识,缺乏整军经武、进行改革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四大变化:由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的满、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入到以农业经济为主、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关内广大地区;由部族军队变成国家军队;由战争时期进入到相对和平时期;由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进入到火器时代。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始和欧洲通往东方航线的"开辟",西方殖民势力加快了从海上东侵亚洲各国的步伐,占领了爪哇、苏门达腊、菲律宾、印度、缅甸等许多中国周边国家,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国的澎湖、台湾,窃据澳门。原先地处欧洲的俄罗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间,越过乌拉尔山,迅速占领东、西西伯利亚的广阔疆土,成为中国的北方强邻。这些"千古未遇"的强敌逼处四邻,虎视眈眈,给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极大威胁。


上述变化客观上要求清朝统治者从实际出发,对确立于战争年代的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将原先"军民合一"的八旗军的军事组织职能与社会组织职能剥离开来,建立适应当时世界局势及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军事体制,将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计问题交由社会去解决;要求清朝统治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应付国内问题,而要学习近代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编制体制和军事思想,尽快使自己的军队摆脱落后状态。


但清朝统治者却无视这些客观需求。他们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强调"办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军事制度与优待八旗军功贵族对立起来,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对立起来,军事改革严重滞后。一旦有人主张对八旗制度做这样那样的变革,都遭到严厉斥责。例如,清中后期,旗人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贫穷者不得不将清朝廷分给他们的土地大量典卖他人,单靠朝廷发放的兵饷俸禄生活。而随着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粮饷要养活十几口人,致使许多贫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为贫穷一辈子不敢结婚,有的旗人跑到农村去讨饭甚至饿死。而清朝统治者眼看着大批旗人穷困潦倒,却不肯对这一过时的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嘉庆帝在听取某御史关于派京城中的八旗闲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带耕垦的建议时,曾大发雷霆说:"若如该御史所奏,八旗男妇皆以纺织为务,则骑射将置之不讲。……于国家赡养八旗劲旅,屯驻京师本计,岂不大相刺谬乎"。另一方面,抱着"天朝上国"自大心态的清朝统治者,以为凭着老祖宗"马上打天下"的骑射功夫足以扬威天下,因而无视近代西方军事技术的高速发展,无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现实,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听任自己的军事技术停滞落后。清军征缅作战时,已发现缅人所使用的来自西方的火枪性能远远超过清军的火枪,但没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够重视。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曾带来一支装备有新式武器的卫队。他邀请清朝名将福康安检阅卫队演习新式武器。福康安却不屑一顾地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英国送给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圆明园仓库之中。直到百余年后,露出强盗真面目的英国侵略军打上门来,攻占京城,火烧圆明园,又把这些沉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运回国。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统治者虽然不断接到中国军事技术专家们关于仿制西洋火器的建议,却并没有产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紧迫感,仍把这些先进火器打发到仓库中去睡大觉,并再次下谕,命令八旗官兵们学好满语、骑射功夫。


其二,当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进行改革时,却往往以错误的思想做指导。顽固守旧的清朝统治者通常对改革抱着敌视的态度,但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下,在陈腐的八旗制度实在难以维持下去时,不得不对其进行某些局部的改变。但在这种时候,却往往是从优待八旗贵族、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出发,着眼于周济八旗老弱,为其提供起码的衣食之需,背离了军事组织以增强战斗力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为了遏制旗人因为典卖土地,负债累累,经济地位日益恶化的趋势,清廷动用巨额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赎"民典"旗地,代还债务,赏赐银两钱粮。设立养育兵制度,从那些户口滋盛,余丁繁多,因无法补上兵额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补养育兵,每月发一定数量的兵饷或禄米。在挑选马甲等薪饷较多的职位时,不是以身体是否强壮、军事素质好坏为标准,而是对贫乏孤寡之人,对无人赡养者,对年老者实行照顾政策,让其领取更多的薪饷。有时,采取用国库款项或挪用军费经商,减少营马数量,削减装备和训练方面的开支,将训练场地和一些公共建筑出租赚钱的办法,来接济贫困旗人。


这些措施,从本质上说是为了维护陈腐落后的八旗制度,解决旗人一时生活之需,而不是着眼于解决军队的机制问题,对整个军事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发展趋势。为救济贫困而增加的兵额与余丁数量的迅猛增加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康熙年间是五名丁壮招收一兵,乾隆年间已达到八名丁壮招收一兵,其后兵、壮比例更为悬殊。靠着一名士兵每月一两银子、五斗米赡养一家十几口人的情况相当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为旗兵赎回的土地很快又被卖掉。平日对八旗官兵的补助赏赐,也只能救一时而不能救长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以解决八旗生计为核心的做法却严重地危害了八旗军的建设。为了供养养育兵,救济贫苦旗人,八旗将领采取减少战马和战船数量的办法,将原先给战马买草料或制造、修理战船的钱来救济士兵家口,甚至将战斗力比较强的骑兵兵额裁掉,挪出钱来养活更多的养育兵,使八旗军队中充斥战斗力较低、甚至完全没有任何作战能力的冗员。八旗将领用军费和出租军产经商,也对清军内部腐败现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人乘机大肆出售军用牧场、演炮场,造成八旗战马数量锐减,士兵无处进行火炮射击,就连射程比较近的火枪射击,也因为操场长度不够而只能在秋收后举行。而八旗官员整天忙于经商,自然无心进行正常的军事训练,平日操演摆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军事功能与社会功能混为一体,军队臃肿不堪。为了维持八旗成员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清廷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全都包下来,给予他们授官袭爵,占有土地、人丁等许多方面的好处。而长期供养"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必然要给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不得不竭尽全力搜括民财予以支撑。


清军军费支出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兵饷马乾银,主要来自于中央财政支出,其数额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约1900万两左右,雍正末年以后每年约为2600万两左右。二是岁米月粮,由国家征收的粮食中统一拨给实物,也有一部分粮米采取折成银两的办法发放。三是武职养廉银、兵器火药制造费、军事工程修造费等,主要由地方财政支出,大约每年500万两左右。在上述巨额军费支出中,仅兵饷马乾银一项每年即占康熙朝中央财政支出的70%,占道光朝中央财政支出的72%。而其军费的一半以上都耗费在人数最多时仅有27万人的八旗军身上。如嘉庆朝60万绿营官兵每年兵饷马乾银约1200万两,仅占当年总数的46%,其余1400余万两为八旗官兵兵饷马乾,约占总数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费的巨额军费并没有真正增强八旗军的实力。这是因为在八旗俸饷总额中,官兵的家口、马匹耗费占了很大的比重。仅以西安驻防八旗为例,其官兵的俸饷占饷银总额的42%,所支粮食占粮食总额的7.4%;而供养官兵家口的费用则占饷银总数的20.5%,所支粮食占粮食总额的90.5%;养马费用占饷银总数的37.5%,马匹饲料粮占粮食总数的2.1%。而马匹饲养费项目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补贴旗人家口生计的性质。清中后期,各驻防八旗军营都大幅度减少,实际养马数额,私下改骑兵为步兵,出租牧场,马匹饲养费实际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为兵饷发放的军费,也有相当数量花在为救济旗兵生计而内部招收的养育兵身上。这些年幼体弱的"童子军"数量十分可观,乾隆年间总数即达到2.6万余人。嘉庆后期数量更多,仅八旗骁骑营中已达26872人,占骁骑营总兵额的33.4%。他们每月所领的饷银为3两、2两、1.5两不等,按平均数计算,则每月耗银不低于5万两,每年耗银不低于60万两。但这些养育兵实际上是在空吃粮饷,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军事技能,也就无法在战场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八旗军费日益增长,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财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灾害、战争,收入剧减,军费将无法保证按足额发放。清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清朝财政濒于崩溃,清廷不得不在咸丰年间将旗饷减成发放,京营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饷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区,旗兵俸饷拖欠扣减损现象更为严重。如光绪末年奉天旗人在两年间总共发了9个月的俸饷,加上扣减摊派,每兵所得不及饷额的十之一二。而这种"既要吃皇粮,又吃不饱皇粮"的现象的出现,对本来就难以维持生计的旗人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纷纷逃亡,另觅生路。有的旗人还违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补贴家用,而无心上操应差。更多的人则因为长期享受优待政策,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把当兵看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把游手好闲、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经地义的权力,清廷补贴赏赐稍不如意,就四处闹事。清代京营八旗兵丁曾几次为增发津贴等事项,在皇宫门前或亲王府中聚众喧哗,几乎酿成大规模暴动,令清朝君臣都头痛不已。

其四,治军不严,训练松垮,姑息成风。清廷给予八旗官兵特殊的优待政策,也使得"从严治军"的信条在他们身上无法真正实行。事实上,八旗士兵在社会上惹事生非,打架斗殴,作奸犯科,久已成为京城和各八旗军防地的一项公害,各级旗营军官总是曲加庇护,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问,致使旗营无赖的气焰愈加嚣张。八旗军的训练,大都是虚应故事。不仅平日射箭拉弓,视为具文,就连三年一次的大阅兵,也不过临时稍为演习,过后即置而不问。负责监督军训的御史大臣们虽心知肚明,却仍层层欺瞒,不愿意说出真相。一次,某王爷奉命阅操。有一名步军校迟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处罚。执刑人解开他的衣服,却发现一大堆小古董从其身上掉下来。王爷问是怎么回事。步军校哭着回答说: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两俸银,吃不饱饭,只好从古董店里领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贩卖以养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庙会,所以上操迟到了。最后连王爷也只好将他放了不加责罚。乾隆、嘉庆皇帝对八旗军内部隐瞒真相、姑息迁就的情形并非毫无所知,也曾多次批评八旗官兵和监察御史。但他们除了在口头上提倡"鞍马骑射功夫"外,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相反,却不断降低军官和士兵的军事技能考核标准。如乾隆以后规定,各旗挑选马甲时不再校阅骑射功夫,只是将备选之人传赴衙门,令其拉弓,即行选取。据收藏在东洋文库中的《雍正朝镶红旗档案》记载:当时世袭祖先军官职务的大多数人,军事技能考试成绩并不好,许多人的步射、骑射成绩评语都是"劣",个别为"平",几乎没有得"优"的,却都能照样任官不误。这些新的考核标准实际上是姑息了仅把当兵作为谋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纵容了旗人不习武艺,整日游荡的风气。


其五,实行封闭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机日益严重。军队是担负专政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只有广泛吸纳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但八旗军始终是关起门来,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搞军队建设


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初级军官主要靠世袭或由官学中学习满汉语言、骑射功夫的八旗军官子弟中间选拔。属于中级军官的佐领,有勋旧、世管、互管、公中诸种,除公中佐领外,都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世家子弟承袭。高级将领如都统、副都统全都由满洲贵族世代垄断。由于世袭范围十分广泛,八旗军职的升迁失去了竞争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军官队伍中充斥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之辈。特别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经历及战争阅历的皇亲国戚担任大军统帅。这些人从小生长在深宫官府之中,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素质,却硬被置于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安危的重要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败的种子。清军在征讨噶尔丹、平定准噶尔等作战中屡次受挫,都是由于任用了昏庸无能的八旗贵族做主帅所致。比如清军对准噶尔用兵时,雍正皇帝先后派出怯懦无能、寡谋鲁莽的满族贵族傅尔丹、马尔赛为将,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当的教训,反而极力庇护败军之将,迁怒于汉人将领。赐给傅尔丹御带,却将汉人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关进监狱,将汉人署宁远大将军纪成斌处死。有的八旗将领不仅无能,而且怕死,在战场上闹出不少笑话来。康熙年间的乌兰布通之战,担任前敌将领的正白旗副都统色格,临阵怯战,推托中暑而下马。他的家人说:二品大员如此临阵退怯,将来回去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又把他扶上马。色格却再次从马鞍上滚下来,躲进草丛。等到打完仗回营时,还是浑身战栗不已,身穿甲胄、蒙着大被抖到天亮,一时传为军中笑谈。封闭的用人制度所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从上述例子中可见一斑。


其六,以体恤八旗官兵为由,不愿利用宝贵的临战机会对八旗军队做适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将领为了优待旗人,保存"国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们与汉人接触,免受汉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体恤生命为由,不愿意在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适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大军顿兵昆明坚城之下,不思进取。汉人将领赵良栋欲发动进攻,即遭到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的反对,理由竟是"皇上豢养之满州,岂可轻进,委之于敌?"其实不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历次南北战争中都有不愿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缅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绿营兵22000名,八旗兵仅仅3000名,绿营兵数多于八旗8倍有余。1787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用绿营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敌者仅100名。1853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军调集绿营兵53436名,八旗兵仅4999名,绿营出兵人数较八旗多出10倍有余。即使是派八旗军上战场,打仗时也往往是由绿营兵甚至临时招募的勇营兵打头阵,八旗兵在后跟随。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八旗官兵的体恤优待,从长远观点看却是坑害了他们。在相对和平时期,每一场战事都是检验军人素质和军事训练水平的难得机遇,也是将帅们积累作战指挥经验的极好机会。然而从清朝统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计逃避上战场,只满足于在平日的操演教阅中走过场、摆花架子,以领取粮饷度日。清后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龙江马队还稍能打仗以外,京营八旗和各驻防八旗大都是兵无缚鸡之能,将无才智之士。当时荆州旗营官兵甚至连自己军营中的财产都保护不了,还需要花一大笔钱雇人替他们站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窃财物,由此不难看出其军事素质之低劣。


综上所述,八旗军由盛转衰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它的衰败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趋势是相一致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任何军队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时期,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古今中外的军队都要经过这一关。八旗军由盛转衰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过程中某些普遍倾向。清朝统治者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影响认识不足,固步自封,拒绝改革,直接导致了八旗军的迅速衰败。这一历史教训对后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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