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家群起争论:就算GDP超日本 中国能算是强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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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日前发表文章,题为《直面“巨人症”:中国离头等强国还有多远?》,作者:刘东、张宇燕、陈明、任剑涛等,记者苏永通整理,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中国可能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论愿意与否,中国已站上国际舞台的核心地带。然而,要想成为世界头等强国,无论国内政经结构还是国际交往,都还要做巨大调整。近日,《大国策》丛书作者,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激辩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及破解之策。南方周末记者对部分讨论内容进行整理,现予刊登,以供关心中国发展者参考。


■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


■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


有无之间的大国


刘东(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这个大国一直在有无之间。GDP是大国,可人均呢?制造业是大国,产品创新呢?人口数量是大国,人口素质呢……昔日的文化大国,在我们这一代也已萎缩成文化小国。


中国在快速发展,如果骨骼不长,肌肉不长,突然一下变得很大,是巨人症。没有内部各种各样的发展,大国很难名副其实。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是想不想当,而是全世界都已把中国当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


现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有三件:应对金融危机、清洁能源、气候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能源消费量世界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跟美国加一起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几件事都很难解决。


陈明(《原道》主编):我理解的大国,首先是在南海、台湾、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的核心利益能得到尊重;其次是在这个体系里的“法权”能够得到保障,不受各种超规则的指摘刁难。


跳出复仇心态


张宇燕: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几年前写了篇文章,对中国提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多大;二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应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三是如果中国成功地做到了前两点,30年便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那时,中国将向世界提出什么要求?


我觉得他内心深处关心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真正强大后如何对待曾经侵略凌辱过自己的西方。在部分西方人看来,相当多的中国人所追求的,就是有朝一日向西方复仇。


刘东:“大国”首先有个“大”字。得道可以多助。德国不想当大国?没办法,被打败了。真正的“大国”不仅是中国人的福祉,也是世界的福祉。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不能空谈正确的东西,许多听上去正确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比如全球资源就这么多,几千年来中国人用很低的成本养活了这么多人,按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但西方崛起的模式是把全世界资源都采完用尽,中国怎么办?学西方,一块完,不学,自己完。这就是今天的悖论:别人都虎狼式发展,中国能洁身自好么?


刘东:道德是空谈吗?不是。儒家的信仰是,即使陷入到“资源就这么多,我不用你也会用完”的困境之中,我也要修正你。分歧就在这,政治学家已经把道德给阉割掉了,认为都是骗人。


尤其,道德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没有它,社会共同体都很难构筑起来,甭说跟别人打交道。苏联就是无法获得内部成员认同,解体了。


乔良:道德对社会内部非常重要,但到了国家层面就很难说。美国人的***道德水准比欧洲人还高,很保守,可到了国家层面,美国人最不讲道德。


张宇燕:但丁在《世界帝国》中说,强大的实力和崇高的道德是成为世界帝国的两大条件。道德问题非常复杂,用到个人或小群体时是一种情况,运用到国家层面往往是另一种情况。要多一个心眼,道德被用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事例太多了。


以“软外交”化解威胁论


李少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确,中国现在面临两难: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进行“权力政治”的互动,特别是发展和使用军力,为了和平发展,又必须尽可能避免其不利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开展三类不同的外交。


首先是与权力互动对应的外交,也就是“实力外交”:韬光养晦,适度发展和使用军力,要尽可能低调,不到万不得已,不显示武力。


其次要有与国际制度对应的“制度外交”,中国早晚要加入绝大多数国际制度和组织,可以更主动一些,对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制度,只有加入才能改变。


第三是与观念建构对应的“公共外交”,用善意的行为话语,塑造本国良好的形象,改变他国政府和人民在一些领域的误解和偏见。中国必须增加投入,巧用软实力,与各种行为体对话沟通。三类外交中,应以积极的“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消解“实力外交”的消极后果。


反驳“新殖民主义”质疑


乔良:大国思维未必是帝国思维。有人认为中国利益在扩张,应该把别的地方当成殖民地,美国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抛弃了这种思维。美国人发明了“金融殖民”这种新模式。从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通过金融全球化,把全世界变成了它的金融殖民地:美国只生产美元,全世界用美元购买产品。结果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不占一寸领土,就完成了全球财富大转移。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确实在把廉价产品销到非洲,也需要非洲宝贵的资源,但我们没有能力把它正当化,国际话语很苍白。中国应找到普世话语来讲这种关系,要重建国际政治理论。现在是模仿弱国的国际秩序观。谁呢?新加坡


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接受、而发达国家也无理由反感的国际话语,就是超越传统殖民主义,后发国家共谋发展。中、非两个曾被传统殖民主义欺凌的地区同时进入发展状态,绝对是对传统殖民主义的超越;非洲与其接受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分工,不如与中国一起谋划相对低付出的发展路径;西方发达国家曾在非洲殖民,事实上丧失了推进非洲发展的历史契机,失去了指责别人的理由。


当然,中国在非洲如何更成熟地与执政者和民众共同打交道?如何在经济合作之余更好地展开政治合作、在政府互信之外实现社会互信?这必须自我调整。孤立主义的国家话语已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重大障碍。


在基本价值上要有重大创新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荷兰创建了国家主权体系的原则,英国建立了宪政体制、现代财政制度、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加上工业革命以及自由贸易体制,成了显赫的世界大国。


头等强国的决定性条件,是具有世界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创新,否则只会昙花一现。中国能不能成为可持续的强国,取决于在人类基本价值上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正义、全面发展、生态保护以及国际公约秩序方面能否突破。


陈明:一个古老文化要延续必须浴火重生。在为身心安顿、政治重建和文化认同设计方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调整转换、公民社会的建构是当务之急,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是重要资源。


世界是以美国为轴心的帝国。软实力、文明的冲突等概念表明文化在大国博弈中有作用。和谐是不是普世价值?仁就是博爱啊!要学会用自己的文化符号而不是意识形态话语表述自己的利益。怎么让人家听得进?不能到处搞孔子学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却不信。人家难道就不会听其言观其行?


克服普世原则与国家利益的张力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的发展总被当作特殊案例。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面对新帝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双重张力构成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是要面对的根本问题。www


乔良:在政治话语上,中国和西方几乎是鸡同鸭讲。是不是一定要全套跟西方接轨?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连他们都未必那么认真,我们有些人却奉若神明。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不少人按西方腔调认为一是华尔街贪婪,二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缺失,真这么简单吗?怎么解释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从不真正下力气解决逆差问题、赤字经济?只有逆差、赤字,它才能多印美元,用绿纸换别人的实物。如果顺差,它就得用货真价实的实物去换别人手里的美元,哪个更占便宜?


民主是理念,也是手段。西方那套话语也不妨拿过来,但不是全盘接受,在自己脑子里过一过。


任剑涛:我也认同在具体做法上不要太较真。国际政治是艺术,国内政治也是。首先把国内基础夯实了,才艺术得起来。


可以跟欧盟、美国讲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要求获得相应待遇,但内部要清楚,很多要素完全国家垄断,怎么市场化?权力一定要让步。


张小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看来,国内政治学者比较悲观,而国际政治学者有些乐观。国内面临的问题的确很多,几乎每个领域、环节都有矛盾。


任剑涛: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抢占道德制高点,通过软性逻辑来谈刚性的政治。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限权不是道德,是政治。对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寄予厚望,都是非政治思维。市场规范、社会规范,权力自然就规范,这是30年来非政治幻想的两部曲,而且是主旋律。英国不是先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尤其是成熟状态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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