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究竟谁应该为前南内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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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究竟谁应该为前南内战负责? 在最近刚刚收到的第29期的《战争史研究》上看到了连载《从塞尔维亚到塞尔维亚——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的完结篇。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将前南斯拉夫在内战中解体以及其间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责任归咎于米洛舍维奇等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和他们所宣扬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并且用为苏联掘墓的叶利钦类比米洛舍维奇,来说明米氏及其追随者对南斯拉夫的内战、分裂和人道主义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比喻,但遗憾的是作者似乎忘记了,如叶利钦之流的民主主义运动分子对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其实只是最

究竟谁应该为前南内战负责?

在最近刚刚收到的第29期的《战争史研究》上看到了连载《从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近世的南斯拉夫战争》的完结篇。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将前南斯拉夫内战中解体以及其间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责任归咎于米洛舍维奇等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和他们所宣扬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并且用为苏联掘墓的叶利钦类比米洛舍维奇,来说明米氏及其追随者对南斯拉夫内战、分裂和人道主义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比喻,但遗憾的是作者似乎忘记了,如叶利钦之流的民主主义运动分子对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其实只是最不重要的:只要戈尔巴乔夫继续推行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即使没有叶利钦,也会有别的“民主精英”跳出来;只要苏联畸形的经济结构继续存在,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会有别人以别的方式终结这个“红色帝国”。对于任何事物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永远是内因,而外因,也许能推动历史的潮流,但却不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

同样,对于南斯拉夫而言,即使没有米洛舍维奇,也会有别人为大塞尔维亚主义奔走疾呼,米洛舍维奇等人不过只是反映了早就存在的作为南斯拉夫主体民族的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体现并推动了一种人民中早就存在的思潮。真正应该对前南内战以及其间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负责的并不是米洛舍维奇等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和他们所宣扬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而是激化了南斯拉夫民族矛盾、刺激了大赛维亚主义思潮爆发的人与其所推行政策。而导致这种思潮——大塞尔维亚主义汹涌泛滥、南斯拉夫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矛盾尖锐的,恰恰是那位在处理民族矛盾问题上被作者所推崇的、在其有生之年全力压制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铁托总统及其为遏制大塞尔维亚主义而推行的、被作者认为维护了各民族之间团结的牺牲主体民族扶持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

矛盾源于差异。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传承、人种血缘、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是产生民族矛盾的根源。想要彻底消除民族矛盾,除非完全消除民族间在各个方面的差异,显然,从完全同化这个意义上讲,完全消除民族矛盾是不现实的。但从弱化差异、缓和矛盾的角度出发,国家至少不应该再通过行政手段制造新的差异,从而引发更多、更激烈的民族矛盾。而把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分为三六九等,搞双重标准、区别对待,不是制造新的民族差异又是什么?不是激化民族矛盾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和睦的,这与执政者压迫哪一方、偏袒哪一方无关。主体民族压迫少数民族固然会产生民族矛盾,但民族矛盾并不只是在主体民族压迫少数民族时才会产生,反过来,国家扶持少数民族而压迫主体民族一样会产生民族矛盾,而且情况只会更糟而绝对不能更好。

用“锄强扶弱”的方式在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搞平衡显然是一种最坏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方法。主体民族在国家政治、文化、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是由历史、文化、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在国家民族构成中的地位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并不是国家通过民族政策这样行政上的手段“锄强”就可以简单改变的;而对于少数民族,因为国家的刻意“扶弱”而拥有和产生与他们在整个国家的民族构成中的实际地位不相符的权利和想法,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民族政策上的不平等无疑不可能得到作为利益被侵害方的主体民族的理解——更不要说支持了,虽然反对的意见可能被暂时压制,但不可能被永远压制,毕竟有些东西即使国家也无力改变,一旦这种不满的情绪积聚到国家也无法控制的程度而发泄出来,其后果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国家都是无力承受的——对于南斯拉夫而言,作为主体民族的塞尔维亚人积聚的愤怒发泄出来的结果就是国家解体而穆斯林、克罗地亚等少数民族则遭到了极其残酷的杀戮。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总是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最坚定的维护者,而某些少数民族却往往因为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导而又渴望独立自主而成为国家的分裂者。但在南斯拉夫,作为国家主体民族的塞尔维亚人却要用分裂国家来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和权利,这究竟是这个民族的责任还是当政者的责任?由此可见前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是多么的失败而塞尔维亚人生活在这种民族政策之下是多么的无法忍受。

反过来,作为既得利益一方的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就对国家感恩戴德了吗?未必。本来经历了王国时代大塞尔维亚主义压迫的少数民族想要的只是平等的民族待遇,可是铁托矫枉过正的民族政策一下子给了远远超出他们希望的倾斜性的不平的扶持和照顾,一切来得那么轻易而慷慨,他们的欲望和想法并没有因为国家的纵容和慷慨而满足,反而极度膨胀起来。就像被大人的娇惯而宠坏的孩子,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过分。要知道,有一些要求是国家无法接受的,有一些现实也是国家不可能改变的,但他们不管自己的要求是否合理,只在乎自己的要求有没有得到满足,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胃口已经被勾起来的某些人就开始仇恨国家——这就如同中国的古人所说的,“升米恩,斗米仇”。

主体民族因为国家偏袒少数民族而感到不公;少数民族也因为国家无法满足他们膨胀的欲望而感到不满。这就是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民族状况,所谓的“友爱与团结”,不过是在铁托个人威信和国家力量共同压制下的结果。铁托去世,而民族间的矛盾与仇恨则在粉饰和掩盖中此消彼长,最终,南斯拉夫国家和政权在这种来自各个对立面共同的不满中走向了消亡。

我并不了解南斯拉夫的宪法和法律,但我想公平和公正应该是任何现代宪法和法律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而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无疑是违背这一原则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一些延续到后来的政策,是在战争刚刚结束,旧的法制被破坏殆尽而新的法制尚未恢复,法治还没有代替人治的时代由某些领导“拍板”决定的。这些政策在诞生伊始可能解决了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有的甚至是违法违宪的。更不要说一些提法、做法被历史证明本来就是错误的、从来就没有合时宜过。

既然已经有了宪法和法律,为什么还要坚持那些甚至搞出新的与宪法、法律相冲突的政策来作为指导呢?如果认为宪法和法律不合适,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修改,但把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意志、看法化为国家的政策而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对于已经建立了法律意识的公众,是尤其不能忍受的,我想,这大概也是塞尔维亚人对这种不公平民族政策积聚了如此激烈愤怒的又一个原因。

的确,应该尊重民族差异、尊重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但对那些与现代社会公认的道德价值标准相违背的恶风陋习,绝对不能姑息纵容和放任自流。考虑到接受能力,在手段上可以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但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必须要达到移风易俗的目标。如果不分良莠,对所有的风俗习惯都予以宽容和尊重,那么我们又何必要禁止缠足、纳妾、卖淫和吸食鸦片呢?如果说民族政策的不公正是导致南斯拉夫国家内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那么在内战中出现的种种暴行和人道主义灾难则应该归咎于在当政的近半个世纪中,南斯拉夫政府在对不良的民族习惯风俗移风易俗方面的不作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各巴尔干民族民族仇杀、血亲复仇的恶劣风俗。

本文内容于 2009-7-17 11:17:22 被海军候补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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