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叫顺溜质疑

我的兄弟叫顺溜》历史真实性质疑

江苏省阜宁县芦蒲中学卞如军


最近,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台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以下简称《我》),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来说,无疑都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其深刻厚重的历史主题,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独特鲜明的人物形象,为它带来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关注度。然而,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更应该尽可能地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在这方面,《我》剧显然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下面就这点谈谈笔者的拙见。

不可否认,文艺作品允许虚构,但虚构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主要的故事情节,甚至在一些细节描写方面,都应该置于历史背景之下,绝不可随意编造。关于苏北抗日战争的历史,我自认为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家的老屋,曾是新四军军部医院的手术屋和新四军及华中局的印刷厂,华中局和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人刘少奇、陈毅、黄克诚以及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等都曾经和我的祖辈、父辈们亲密接触并交谈过,祖、父辈们同新四军战士更是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山芋粥。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多次向我讲述那段历史。而《我》剧中所描写的一些事件和战争同我所了解的那段历史是有较大距离的。

一、 关于肥原之死。

《我》剧中,侵华日军驻华东最高指挥官肥原被神枪手顺溜一枪毙命,对于这一重要情节的描写,不知作者是否有历史根据。如果有,在我家老屋中印出来的新四军报纸上应该有所记载,识字的父亲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向我们讲起。据我所知,驻华东最高日猷应该是在战后审判战犯时被处以极刑而死。侵华日军高级指挥官被击毙,在许多反映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中都有涉及,但都是有根有据。比如,“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之死,就有多部作品反映。而肥原之死,如果没有历史根据就放进作品中去,显然有哗众取宠之嫌。

二、 关于战争描写。

《我》剧中安排了多次战役,战斗场面的描写不可谓不扣人心弦。但我认为,剧中描写的战争,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是相背离的,更不符合苏北抗日战场上的斗争实际。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大多采用游击战术,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尽可能的不打对攻战、消耗战。比如,以粟裕为首的新四军一师在苏中地区就是采用游击战术,破袭敌人百里篱笆墙,打了很多胜伏,粉碎了敌人的扫荡。黄克诚指挥的新四军三师同样如此。在距《我》剧中提到的淮阴城仅百里之远的单家港战斗中,三师二十二团以三倍于敌人的兵力,利用废黄河滩沟塘洼地的有利地形伏击从石湖据点出来的日寇,歼敌二百余人,堪称苏北抗日战场上游击战的典范战例。据我所知,《我》剧中描写的抗日战场江淮地区是日伪在苏北的统治中心,汪精卫的伪政权江苏省省会就设在淮安城,两淮一带敌寇更是重兵把守。那里没有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一师和三师只是活动在其外围。《我》剧中所写的江淮军区一分区、三分区、六分区都属于地方部队,在这样的游击区,以如此悬殊的兵力同敌寇作战更应该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而不应该打对攻战和消耗战。而剧中描写的小黄庄战斗和后岗战斗完全背离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同强敌死打硬拼,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尽管陈大雷在小黄庄战斗后受到领导和同事的批评,但作者显然是从欣赏的角度来写这次战斗的。如果说小黄庄战斗是陈大雷个人指挥失误所致,这样写尚情有可原,那么后岗战斗,江淮军区领导集体决定命令六分区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深入敌寇腹部去作战,这样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军区政委那句“打烂了重建”的话更是荒唐至极。即使是写三分区一个团的兵力去攻打淮阴城,以解后岗之围,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虽然剧中写淮阴城敌人兵力空虚,但离淮阴城不远的淮安城里的日伪兵力却远在万人以上,用其增援淮阴不到三个小就可到达,何需抽回围攻陈大雷的部队。其实,当时活动在盐阜区五分区的三师八旅的主力离淮阴城东北仅百里左右,在其身边的新四军军部完全可以命令他们去围魏救赵。综上所述,《我》剧中所写的主要战争情节既背离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思想,也不符合苏北抗日战场上的斗争实际,换言之,它没有把故事情节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背离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的原则。

三、 关于伪军的叙述。

《我》剧中对伪军的叙述,有几处细节有明显的失误。一是关于伪军的称谓。《我》剧中时而称伪军为皇协军,时而称护国军,其实都是错误的。当时的伪军,江南叫忠义救国军,华北一带叫皇协军,苏北一带的伪军基本上都是韩德勤部队投降后改编,称为和平救国军,简称和平军,老百姓有时候叫他们为“二皇”。二是关于伪军的编制。《我》剧中吴文雄的伪军是以师团营连编制。而当时苏北伪军是按日军习惯,编为大队、中队、小队。我的一个族叔就曾经当过驻淮安伪军的大队长。三是关于伪军服饰。《我》剧中,伪军穿的是黄军装,帽子上还有国民党的帽徵。听父辈说,这一带的伪军当时穿的是黑衣服,所以老百姓又叫伪军为黑狗队。以上这些虽然是细节,不影响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与历史真实不符,毕竟是一种缺憾,更何况用国民党的帽徵,不能不算是一个笑柄。

四、 关于神枪手的描写。

顺溜作为《我》剧中的主人公,作者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这一个”的形象令观众无不喜爱。但同时作者过分地夸张、神化,未免使人感到失真。特别是在写他拔据点时,竟然通过据点里的机枪洞口,将敌人的机枪手一个个消灭,从而顺利完成拔据点的任务,世上有这样的神人吗?拔据点会这样容易吗?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同志指挥的拔陈集(离淮阴一百余里)据点战斗,动用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计三千余人,才歼灭据点中一个中队80余人的日军。如果神枪手的作用这样大,难道经过千百次战争垂炼的新四军王牌师三师三万多战士中就找不出一个顺溜吗?由此可见,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塑造允许虚构和拔高,但决不能像写神话小说一样,把人写成神,否则,不仅不符合历史真实,也背离了艺术真实。

以上几点,仅是个人粗浅看法,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教。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