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前的延安和整风后的延安——何方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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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小群 2008-03-03 09:08:42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一)进入抗大


初到延安


1938年秋末冬初,我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那时虽是只身一人,举目无亲,但是情绪高涨,心情愉快,比回到家里还要兴奋。


一到延安,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雄伟的城墙,从西边的凤凰山腰延伸到延河岸边,使这座城一半在山坡,一半在平地。市场商店主要集中在从南到北的一条街道上,我们下榻的招待所却在城外,初到时只是抽空到城里看看,也听人谈点延安的古往今来、传说逸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让出延安,由中共中央进驻。从此,延安也就成了中国党和它领导的革命力量的首府。还在保安时,毛泽东就和丁玲开玩笑说,你看我们是不是就是个小朝廷。他还把当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戏称为“开明君主”,把刘英叫“娘娘”。中央搬驻延安后,领导人和主要机关住在凤凰山麓,而张闻天住的院落也就被戏称为“皇宫”了。后来延安遭到日本飞机的多次轰炸,城内房屋已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大多数老百姓都从城里搬了出去。中央领导人也先后搬到蓝家坪和杨家岭,住上了窑洞。但城里也还有一些房子可供利用。例如1938年冬天我们抗大的澡堂就还在城里,让大家轮流去洗澡。所谓澡堂,就是用砖砌一个池子,中间设一口大锅,先给池子挑满水,然后在锅底下烧火,不断地烧,整个池子的水也就热了。洗澡时,人只能蹲在锅的四周,要防止掉到锅里。所以洗一次澡也挺紧张。而且论到后洗的人,水也太不干净了。一个冬天,我大概只洗了两次,有几次就弃权了。到了1939年以后,城里已经很少有人住,有些空地还被老百姓种上了庄稼或蔬菜。延安城也就变成了一座空城。


延安的地形是这样的:西边背靠凤凰山,东北隔河相望是清凉山,东南是著名的宝塔山。延河从北面流来,在宝塔山下拐了个弯儿向东流去。从南面流来的南川河也在这里汇入延河。这样,就在延安城的东南北三边形成了三条大川。以东边的大川最为宽阔平坦,后来我们还在那里修了一个用三合土作跑道的飞机场。在城区被日本飞机炸成废墟后,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就分布在这三条大川的十多里以内。


我初到延安印象最深的还是它那石头城墙和清澈的延河水。延安宝塔固然出名,但是因为别处看到的多了,所以并没有在意。我在延安生活了七年,竟没有上过宝塔山,还是五十多年后重回延安时爬过一次。


延安由于自古就是边塞重地,所以修了一圈被《延安颂》称为“庄严雄伟的城墙”。城墙用很大的长方形条石砌成,这是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我见到过的省、县城墙多是用砖砌的,有的还干脆就是用土夯成。延安的城墙非常结实。延河和南川河夏天常爆发山洪,可以冲走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但对城墙却毫无办法。我有个很要好的抗大同学,后来分配到枣园的社会部工作。1940年秋的一天,他和女朋友坐在沟口一个大石头上谈恋爱。突然山洪爆发,他们来不及躲避,就连石头带人给冲走了。在李克农主持的追悼会上,我还作为生前友好的代表讲了话。另一个故事是,我们抗大的几个炊事员,夏天嫌窑洞里闷热,就常到南门外一个土木结构的露天戏台上乘凉睡覚。有一天,半夜来了山洪,把戏台子整个儿连锅端,先是很稳地冲着走了一段,直到撞到延安城墙上才散了架。只有一个人抱着根木头冲到岸上活下来了,给大家讲这次灾难的经过。


我这里要附带说一下的是,这一“庄严雄伟的城墙”后来很快就被我们自己给彻底破坏了。那已经是1940年以后,日本飞机很少再“光顾”延安。从这时起,延安兴起了一阵拆城墙修礼堂的风气。除党校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军委大礼堂、边区大礼堂等以外,一些次一级的机关学校也修起了礼堂。例如我们俄文学校,不到二百人,也抬回城墙的条石,修了个大礼堂,但用处很少。我就参加了修两个礼堂(本校和军委)的抬石头工作。等到日本投降我离开延安时,城墙的山下部分已拆得乱七八糟了。不知道延安的拆城墙是不是起了带头作用,反正这个传统是一直保持了下来。全国解放后仍然是到处拆城墙,连北京也没能幸免。如果说延安拆城墙还是为了盖房取料,那么北京和某些地方的拆城墙,就只能说是纯粹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破四旧”了。


到延安后,首先要和延河打交道。汽车站在南门外,但是抗大校部却在东关。下车后就得扛着行李、趟过延河去报到。从此我就一直住在延河东岸,这就要经常过河和在河边行走,喝延河水,用延河水,和延河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在延安的七年,从来没见过延河断水,而且平时水量还不小,除爆发山洪的短时间外,河水也总是清澈见底。我们食堂用的水,就是直接从河里担回来的。除冬天结冰可以滑冰外,其他时间洗衣服、洗澡都在河里,夏秋季还能游泳,举行游泳比赛。毛泽东的秘书、延安的著名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就是游泳时不幸淹死在延河里的。可是前些年我再回到延安一看,延河已经变得和黄河一样,水浑浊得一塌糊涂,河床尽是黄泥,经过几道过滤才勉强可用。而且河水也变得小多了,有时还会断流。和当地年纪大的老乡聊天,他们说,“自从老毛搞了个大跃进以后,河水就变浑了。”这还是我离开延安后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老百姓把毛主席叫“老毛”,当时感到十分诧异。一想,到底还是延安的老乡!


我是1938年秋到达延安进入抗大的.到抗大校部报到以后,就被安排住进总校的招待所。由于不断有各地八路军办事处或我党我军其他机构介绍来的人上抗大,所以住招待所的人也在不断增加。学校采取的办法是随来随编队,从几个人到十多个人编一个班,满三个班成立一个区队,三个区队变成一个中队。总之,从一进招待所就有人管,就参加学习和其他活动。当时正是抗大第四期先后毕业、第五期筹备开学的交叉时期,所以我作为第五期的学员,就在招待所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蟠龙入党


在招待所住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我被编进抗大第五期四大队二支队五中队,开往离延安90里地的蟠龙驻扎。这是因为延安容纳不了太多人,吃和住都有困难。所以抗大有好几个大队分散到了外地。除我们大队外,xxx当政治委员的一大队就在瓦窑堡,还有个大队驻在陇东的庆阳。


蟠龙这个地方,是一个只有一两个饭馆和几个小铺子的小镇子,但是后来出了名。因为解放战争彭德怀在那儿打了一仗,消灭了胡宗南的一个旅,是为蟠龙战役。蟠龙本来就穷得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都赶跑了,剩下的全是穷人。我们连队住进了离蟠龙一二里路的一个地主大院。那儿就像北京的四合院,有一圈用石头砌成的十来孔窑洞。我们队有一百多人,分十二个班。每孔窑洞纵深一丈多长,有个通铺土炕,炕前面只能容纳一个行人。这里要住十一二人的一个班,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白天活动只能在室外,晚上睡觉简直无法翻身。


我们的编制是大队、支队、中队、区队和班。大队长相当于团长。支队下面有三到五个中队,我管它叫加强营。支队长就相当于营长。我们四大队的大队长先是刘忠,不久就换成了罗华生。我们的支队长是洪学智,退伍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退伍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到蟠龙住定后就开始了抗大的正式生活,一方面积极学习,一方面开荒种地。经过几个月的了解和考验,组织已决定吸收我入党。找我谈话并且后来成为我入党介绍人的是我们的区队长张雅权。他是原四方面军的一位老红军,其实年纪还不到三十岁。他的谈话直截了当,没绕什么弯子,问了些个人情况后,就干脆说,我们认为你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可以申请入党了,一切就看你自己的决定。他所说的条件,主要是指两点。一是已经经过了一点初步考验,说我在来延安途中遭国民党扣押,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而且最后从监狱里面逃了出来。当时和我一起被国民党抓起来的那几个新四军是被无条件释放的,因为新四军属于国民革命军,是合法的。正好,他们也编在我们连队,大家互相证明都没有一点问题,斗争都很英勇。二是我入校后各方面表现好,学习工作认真,进步快,劳动也是模范。那个时候,不叫劳动模范,叫劳动英雄。我被称为劳动英雄,是上了书的。张雅权说的我这头一条,后来反而因此倒了霉。抢救运动一来,被国民党扣押就成了当特务的根据,因为国民党搞“五分钟突击制”,何况我一个月才跑出来。所以这段光荣史反而成了政治包袱。至于第二条,我这个人确实有个保持了一辈子的特点,就是办事认真,全力以赴,决不落后。后来遭到批判时,这又成了个人英雄主义和好表现。我有时在和熟人聊天时也不免自嘲地说,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认真”二字上。不过当时听到组织上有这样的评价还是很高兴的。而且由于思想的转变,已下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所以当即表示了入党的要求,接着就办理写申请和填表等入党手续。但入党介绍人按规定得两人,而我们队上的党员还很少,大约就是几个干部,于是除张雅权外,就给我找了个大队文书叫胡传孝的当挂名的介绍人。当时就交代清楚,两个介绍人的名字都得记一辈子,因为以后每次填表都得写上他们。所以胡传孝我只见了一面,但至今还记着他的名字。那时的入党容易,还表现在不拘年龄上。按党章规定,年满18岁才能入党,但我1939年4月入党,十足年龄还只有16岁半,只是按农历算,勉强可算18岁。候补期(七大后改称预备期)只有三个月,还因表现好而提前转正。


说到入党介绍人也很有意思。我自己就做过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入党介绍人,人家都记得我,可我只记得十数八个人。例如我后来当助教的那个连队,成立时基本上都是非党知识青年,就靠我们几个干部发展。一个谈话和了解,另一个挂名。我因管教育,所以多为挂名,而以指导员刘毅民为主。“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怀疑我们介绍的一些部、司级干部有问题,外调找刘毅民,他就推说:“我的记忆力差,何方记忆力好,你们去找他吧。”推到我这里,可我也记不得,不敢说人家是党员,也不敢说人家不是党员,经常挨造反派的训。


我是在蟠龙镇和其他连队共十来个人一起进行入党宣誓的。那是4月份的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间房子里,里面黑咕隆咚,只点了一盏煤油灯。那盏煤油灯用的是咱们自己炼的煤油,点着了,满屋子是烟,把墙上熏得黑得一塌胡涂,什么也看不见。当时根本没有印刷出来的领袖像,墙上挂的不知道是在哪本书上剪下来的马克思、列宁的像,也看不大清楚。大家宣誓前,领导先讲解誓词内容,只有简单的几条,如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保守党的机密、永不叛党。最后主持人还要叮咛,回去一概不能跟别人说你入了党。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抗大的党组织都是秘密的。平时要开小组会,就偷偷摸摸地通知我们,然后到山沟里或其他的秘密地方去开会。其实,一般人如果注意,从我们的鬼鬼祟祟中也能看出个名堂。转正时仍然是把我们一堆人召集到一起开会,也是一个晚上,互相看不清。


后来一了解,好家伙,秘密里面还有秘密。我在三分校学习时,队里有一个同学叫谭可夫,一般人都知道他不是党员,平常吊儿郎当的。但他觉得他这个党员当得窝囊,让大家看到他搞了半天连党员都不是,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就总想显露一下,叫别人猜到他也是党员。他和我年纪相仿,关系不错,私下告诉我,他是秘密党员,只不过他属于安全系统,和上面直接联系,任务就是来监视连队里面有没有坏人,包括党员里有没有坏人。


转三分校


1939年7月,抗大总校要上前线了。因为总校当时已有一万人,加上陕公、鲁艺等,人太多,边区老百姓供不起,于是中央决定,抗大、陕公、青训班都开到华北敌后去办。听到传达后,各队的气氛立即热烈而紧张起来。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争着上前线,谁也不愿意留在后方。我当然也坚决要求随队走。但那个时候我们中队正好有四个人在打摆子,害疟疾,我是其中一个。另外三个人是:李洁(解放后当了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王兰(当了农民银行副行长)、徐宗华(后来干什么就不知道了)。我们四个人也试图“装”成好人,但“装”不过去,人家知道我们是病号。这样,我们就被留了下来。打摆子,有的是一天一次,有的是隔一天一次。病来的时候,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过去了,也就没事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封信,说他又犯了疟疾,挖苦到了极点。


上前线的人是从蟠龙直接出发的,让我们四个人带介绍信回延安去。当时延安总校也留了一部分教职员工,组成第三分校,由许光达和陈奇涵任正副校长,李逸民和黄志勇先后任政治部主任,李国华任训练部长。我们就回三分校报了到。其实,我们四个人本来也不在一个班,互相间并不怎么熟悉。从蟠龙出发,磨磨蹭蹭地大概走了两天,才走到延安。从蟠龙到延安的一路上,我们没有吃到粮食,只靠吃鸡蛋充饥。因为我们只带有路条,没有粮票。粮食管得严格,鸡蛋倒是可以随便买。我身上没钱。我们四个人当中,只有李洁有钱。他为什么有钱呢?因为他和张松如(笔名“公木”,“八路军进行曲”的作者)都是北师大的学生。在他的同学中,有的在西北联大当教员或教授,有的在大后方继续工作。从他们那里,他常能争取到一点外援。但这时李洁身上也只有一块钱,我们一路上就拿这一块钱买鸡蛋吃。那时物价便宜,一毛钱就能买十个鸡蛋。


到了延安报到后重新编队,我们四个人都编到了抗大三分校第一大队第五队,属政治队。我们队的队长、指导员和区队长都是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只有管教育学习的政治助教是抗大前几期毕业、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那时连队干部只有指导员、队长和助教三人,下设三个区队。区队长以上都是上面任命的,班长由大家在本班的学员中选举产生,有时还定期改选。我们三个人一开始都是普通学员,只是过了一阵我被选为和班长平行的学习组长。



(二)紧张的学习


头几年延安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紧张的学习。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是以学习为主,使延安成了一座学习城,一个大学校。正规上课的抗大更是如此。


我在延安的七年,除劳动生产、整风抢救以外,其余都可以算是学习,大体上可分为:当学员,当助教,学俄文。


在蟠龙时,可能算是预科,没分什么军事队、政治队,学的课程都一样,如社会发展史、统一战线(也称中国问题)、游击战术、制式教练等。不过当时也说,以后还是要根据学习表现和个人志愿重新编队的。这在进三分校后就开始实行了。所谓军事队,是以培养军事干部为主,除公共课程外,多教一些军事课。政治队主要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和理论教学人才,政治课居多,如中国问题、社会主义概论(1939年后改为联共党史)、哲学、经济学等。当时给我们讲联共党史的是杨松和萧向荣,讲哲学和经济学的都是何思敬。吴冷西也讲了一阵列宁主义概论。但政治队也得学军事,学怎样打仗。因此,军事课除游击战术以外还有好多门。因为时间短,一门课可能只上那么几次。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要学地形学,学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什么开阔地、集团家屋、独立树等等;学筑城学,挖战壕,什么蛇形壕沟、电光形壕沟、单人掩体、机关枪掩体等;学军械学,如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又分木柄手榴弹和马尾手榴弹,如果不学就连手榴弹也不会扔)等;还学点弹道学,否则,来复线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总之,学的虽然多属常识,但门类还不少。而且很讲究实用,要经常进行野外演习、沙盘作业。由于缺乏弹药,一个学期只练习一次实弹射击。教我们的军事课的,基本上是些老红军和新参加革命但懂军事学科的人。


在三分校比在总校学习的时间要长一些。在总校,一期一般是学半年,就可先后分配工作。在三分校,我们却学了将近一年。原因是从1939年起,抗大从大后方的学生来源已基本中断。一方面,由于国共关系开始紧张,外面来的人已很难来到延安。另一方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蜂拥参加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实际上留在国统区的知青也不多了。所以抗大三分校开学后,形势已相对稳定,可以比较安静地多学一些东西了。


一到延安,学习生活就非常紧张,真是争分夺秒,互相比赛。因为大家来延安,就是为了学习革命道理,准备献身革命的,所以学习热情特别高涨。上课没桌凳,学员都是搬块石头或砖头,坐在地上听讲和记笔记。回到延安后,因总校已走,剩下一些桌凳,可以做到每班一张桌子,每人一个板凳。为躲日本飞机,上课时都是各人带上凳子到野外去上课。课外时间更加热闹,对笔记,开讨论会,个别交谈,阅读指定的参考书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当了助教


我在三分校学完毕业的时候,大概是十七岁。他们觉得我理论学习学得不错,分配工作的时候,就把我留下来当了助教。这下子我就变成连级干部了,津贴也增加到了三块五。当时区队长的津贴是两块五,学员是一块。其实,当助教,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主要还是学习。因为助教的基本任务是辅导学员学习,安排上课、联系教员等行政性工作倒在其次。而要辅导别人学习,首先得自己尽量学懂。何况我们队的学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多数是中学、师范学生,还有少数大学生,学历普遍比我高,年龄也都比我大。我本来就怕学员们看不起,再加上有些学员还经常提些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更增加了我的压力。因为当助教就得给学员解答问题,不管是学习时间也好、平常时间也好,有问题大家都找你。也不论是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史,反正有什么政治课程,就得辅导和解答有关的问题。例如一次晚上集合点名的时候,一位学员就举手提问:“《共产党宣言》中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请何助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就得站到队前回答说,这是指,现代社会是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就是资本统治劳动者;将来的社会是活劳动支配死劳动,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支配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一直记着。1979年我才恢复工作,参加设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当年的学员,有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军委装配部部长李光等四五个人到那儿来看我,我还给他们提过这回事,开玩笑说他们是有意刁难。但他们坚决否认,说对我还是很尊重的。


面对压力和争取尽量把工作做好,我只有挤出时间拼命读书。首先是政治理论书籍,特别是马列原著,凡能找到的就一定往下念。像《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等这些小册子和单行本,读了不止四五遍。而且也认真读起《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第一卷)来了,详细记笔记,还和邻队助教霍世章一起去旁听过张闻天任组长、成员包括王学文、王思华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资本论》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其他理论书籍,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陈唯实的《战斗唯物论讲话》等,只要能借到,也就读起来。对于这些“砖头”(在延安时人们把《资本论》这些厚书都叫做“砖头”),到底读懂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但是起码得到了两个好处。一个是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一个是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工作需要。再加上对教育行政以及其他方面工作都比较认真负责,1941年抗大五周年时还被评为“努力于教育事业、工作积极”的教职员加以表彰。国防大学2000年出版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史》上还登了这个名单。后来要开始整风了,毛主席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讽刺挖苦“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这里面当然包括有我。在参加普遍整风的时候,也确实觉得毛主席批评得对,那些“砖头”自己并没有读懂。可是事后看来,毛主席的批评其实是错误的,连他本人也知道站不住脚,所以建国后编《毛选》时,自动把这句话删去了。事实证明,毛主席那种提法,是他一贯轻视知识、轻视理论学习的表现。他自己活到八十多岁也没有读过《资本论》,怎么能谈得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可人家列宁十五岁就读《资本论》,十七岁已经对工人协会开讲了。你说列宁一开始就读懂了,恐怕也不见得。


而且延安整风前的政治、文化学习,并不限于各学校自己的组织安排,而是带有社会性,全延安都弥漫在浓厚的学习和研究空气中。例如跨单位的集体学习和学术活动就很多,包括定期地上大课,有一阵吴亮平每个礼拜在延安大礼堂系统地讲一次社会主义概论,我就基本上没有拉过;不定期的各种报告,如果是中央领导人或从前方回来的高级将领的报告,会有单位组织或通知参加,如果是学者或文人的报告,则看海报,自由参加;还有些专题讨论会,等等。此外,各种研究会或学习组织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上自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下至一些学者、文人、教员等,都可参加讨论或旁听。例如毛泽东就组织和参加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请何思敬逐章讲解,然后大家讨论。张闻天任组长的“《资本论》学习小组”,我旁听时已学完第一卷,开始讨论第二卷了。这类组织实在不少。当时的理论繁荣和学习热潮,现在想起来还使人感到兴奋和怀念。特别使人留恋的还有一点,就是思想解放、敢想敢说的风气。无论是开讨论会,还是平时谈话,经常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人们把那些空话、套话、重复来重复去的老话和教训人的话,通统斥之为“洋政治”。有时就听到有人说,“别给我来这套洋政治!”而且一些批评和争论在报刊上也可以经常看到,更不用说街头的和各单位的墙报了。从国民党地区来的知识青年,对这种自由民主空气感到可贵是很自然的事。我这个人喜欢和人争论,被一些熟人戏称为“杠子头”。“抬杠”的习惯,大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因为一到延安就有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为了革命,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想,都可以说了。例如我在进抗大头一学期,还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就和我们队的助教沙英辩论起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说,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这位沙英同志还健在,曾经当过《人民日报》的理论部主任。“文革”前在街上遇到,他已不认识我了,后来经我一提,这才说:啊,想起来了。


延安那几年,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和学习的劲头,应该看作是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热烈追求美好理想的情绪的一种反映,首先在大小知识分子身上表现了出来。后来整风的时候,把这种可喜的现象当作教条主义批判,搞起了“舆论一律”,我看是完全弄错了。这等于给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泼了一瓢冷水,一下子刹住了人们的理论兴趣。谈到这里,就使我想起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上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一个民族失去了对理论的兴趣,就会变成缺乏教养,不动脑筋,就会盛行金钱观念和升官发财思想。看来,恩格斯批评德国资产阶级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咱们中国。把延安整风说成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或者启蒙运动,就是没有看到或者有意掩盖延安整风在历史上的长远消极影响。


在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人们除了读政治理论书和上课指定的参考书外,也还读各种各样的杂书。对我来说,这是因为,读马列的书中有许多引证,刺激我还想知道更多的东西。例如我至今还记得《资本论》上有一句话,“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没头没脑,不知是什么意思。刺激的结果就是,知道了这个,又发现了那个,读书也成了连串的葫芦。于是希腊神话呀,莎士比亚呀,能找到书,就挤出时间都看。一阵还刮起了争着看中外文学名著的风。一部著作,后面排了一串等着看的人,因此就有了时间限制,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一个人手上只能留两个礼拜;屠格涅夫的《罗亭》或《前夜》只能留一个礼拜等。我在学习哲学上遇到了不懂自然科学的障碍,也曾经想补课,请我的堂兄李彦圣寄了一批数理化课本,可惜用了很大劲,没有钻进去,只好拉倒。不过在时事学习上,倒是为建国后研究国际问题开了个头。那时候,延安每天出一张油光纸印的小报叫《今日新闻》,相当于现在的《参考消息》,每个连队发一份。我们队长识字不多,指导员工作忙,也没大兴趣,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看。看了,就可以定期给学员作时事报告。有时外单位还找去叫给他们讲国际形势。直到后来进俄文学校当了学员,也还给同学们做报告。前不久,有的老同学遇到一起又提到这件事。


1940年秋天,抗大三分校那一期学员要毕业了,我这个助教也面临留任还是另行分配工作的问题。由于学校领导,其实就是政治部和训练部,经过将近一年的考察,认为我政治学习进步快,工作积极认真,有培养前途,因此把我调到训练部,先作半年多的准备,下学期就要当政治理论教员了。这使我得到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正合乎我的想法,所以二话没说,就把行李搬到了训练部。与我为邻的是著名教授张庆孚、陈唯实等人。虽然我的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同他们简直没法比,年龄也相差一大半,但是他们都没架子,把我当小弟弟看待,相处得很融洽。张庆孚就常跟我们谈他做地下工作的情况,特别是立三路线时期的荒唐事。如说,有一次为了考验一位新党员,就用红布包一块砖头,让他天黑后放到一个指定的危险地方去。陈唯实也常来我的窑洞里坐坐,一次看到我在墙壁上贴了一张毛主席的题词,他认为很宝贵,干脆坐下来抄了去。


提起这段题词,倒有一段故事。我1939年在政治队学习的时候,有位名叫董行的同学,年龄比我大十多岁,穿着皮夹克和皮鞋,留着山羊胡,显得与众不同。他到南门外的新市场买了一丈多白洋布,亲自送到杨家岭毛主席住地,留下一封请求题字的信。过了一阵,毛主席派人送了回来,他就得意地展开让同学们看。我觉得很好,赶紧抄了下来。上面写道,“血气旺盛的人,最容易性急心粗,主观的(地)片面的(地)看问题。我们要冷静细心,客观的(地)全面的(地)看问题。单有自信心,容易犯左倾。单有不足心,容易犯右倾。自信心与不足心并有,那就不会犯错误了。”陈唯实是哲学家,所以对这个题词特感兴趣。我也因为在墙上贴了一阵,就一直默记到现在。六十多年来,我还没在别处看到过,为了“立此存照”和多方求证,2003年,我在一篇刊登于《炎黄春秋》6月号上的《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的文章中公布了这个题词。说来也真巧,过了不到两个月,《炎黄春秋》杂志社就转来这位同学的信,说我提到的就是他,并谈了请求题词的经过和他本人后来的悲惨遭遇。由于他经历稍为复杂和表现稍为特殊,在延安一直没能入党,抗大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做文化教员。在1942年普遍整风开始不久的抢救运动中,他被抓起来关进保安处,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送到山东做教育工作,改名董破晓。此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他的份,还变成了右派,被送往新疆,现在已九十四五岁,离休在家,仍然是位非党民主人士。


在训练部的那些日子里,完全是自己学习,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基本上没人管,既不参加劳动,也没有其他杂务干扰,真是个读书学习的好机会。可惜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过了半年多,就被打断了。


学习俄文


为了以后和苏联直接打交道,特别是军事上的配合,中央决定在延安培养一批俄文人才,于是就在抗大三分校成立了俄文队。而配干部、调学员,自然是政治部的事。那时三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是李逸民。把我调离训练部,动员我去俄文队学俄文的就是他。由于大后方的学生来源早已断绝,招收学员只能从延安各机关学校中抽调,首先得从本校找。而且外文要从头学,学员还得尽量年轻点。当时我还不满19岁,所以一开始就被选中了。李逸民找我谈话,但我实在不愿意学俄文,要求上前线。他就说:你小小年纪,上前线能干些什么?已经上前线的人还要抽回来培训呢,你本来就在后方工作,更应该安心留在后方。还讲了学俄文如何重要和将来多么有用这样一些话。动员到最后,看我还是不愿意,他干脆宣布,这是组织决定,不能讨价还价。这一来,我不同意也不行了,只好去学俄文吧。就这样,1941年3月,我就作为最早的学员进俄文队了。从那时候起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我在俄文队(经过四次调整机构和改变名称,最后叫延安外国语学校)一共呆了四年多。除了头一年和1944年9月以后这两段时间外,我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到整风抢救和劳动生产上去了,真正用在学俄文上的时间并不长。尽管我学习语言的天赋不高,但是当时俄文学得还算不错,1943年经过考试分班时就被分到了第一班。解放后当过周总理俄文翻译和总理办公室秘书的马列、当过驻苏联大使的李则望、当过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的付克、茅盾的女儿沈霞、黄华夫人何理良等,都在这一班。


俄文队全盛时期学员曾达到三百余人(整风审干后的1944年夏只剩下了110多人)。大队长为常乾坤,建国后当过空军副司令。教务主任卢竞如,资格很老,是1925年的党员。她后来给高岗当过翻译。高岗翻了船,她被定了“贪污”和“里通外国”两大“罪状”,在监狱里被关了二十多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到平反。他们两位都是长期在苏联呆过,常乾坤还当过苏联的空军上校,所以俄文都很好。其他几位教员如王弼、张培成、黄正光(越南人)等,也是从苏联回来的。还有十多位教员和助教,都有相当水平。但是由于主要搞的是整风和生产,所以他们的用武之地也不多,和学员一样,都失去了两三年的时间。蒋南翔1945年3月给中央写的《意见书》批评道,单是抢救运动就使全党差不多损失了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这在俄文队和后来的俄文学校也得到充分证明。


正当我们学校大搞劳动生产,计划做到粮菜自给有余,还要用三五年的时间在我们学校山脚下建一个有五种果树的“五林园”,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抗战一下子胜利了,我们学校也自然办不下去了。半个月后,我作为第一批离校人员中的一个,就告别延安,开赴东北了。整风抢救还留有尾巴,没有完全结束,例如有些人的甄别结论还没定下来。我们播种的庄稼,蔬菜也不知后来有无人收。所有这些都已顾不上了。从此离开延安,直到五十多年后的1997年才又回去参观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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