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国共两党该共同给这样的英雄授勋(投毒英雄谈1939年毒倒众多日伪要员的南京毒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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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铭记历史——国共两党该共同给这样的英雄授勋(投毒英雄谈1939年毒倒众多日伪要员的南京毒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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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 作者:田川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篇首语


2004年10月在南京,我们从抗战史专家口中知道了这件事。这起发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伪要员中毒事件,曾在大后方造成轰动,陪都重庆的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之前中国军事上节节受挫(全国几无可战之军),政治上投降俱乐部(以汪精卫为首)鼓噪活跃,国际上孤立无援(英美奉行绥靖政策,苏联的军援实为坐视中日苦斗,以免除日人对其远东的威胁),抗战似乎走入了死角。人在走背字的时候,往往需要一剂强心剂来抖擞精神,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投毒事件如一石投入死水,在当时社会心理上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杀敌的功效。


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2004年12月,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个普通的街道干部。他说他是多年前听小区里的一位老人说起这件事的。 在南京一个肃杀的冬日里,我们随着街道干部在一个郁闷的小区里穿行。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楼。我们走进这位九十三岁老人的家,他向后退了几步,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能报道,日本领事馆要是知道了不得了,他们要报复我的。”他的儿子说,老爷子现在有些老年病,有时神智不清。这就是一位刺杀行动的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平静下来后,这位辛亥革命后两年出生的老人开始了回忆:“我叫詹长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长麟1934年加入蓝衣社,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五年后,得到了上级投毒的指示。从此一生坎坷。


黄昏将至,屋里慢慢暗淡地看不清表情,詹长麟屋里的光线很差,到处摆放着上下铺的床,如同废弃的火车硬卧车厢。詹长麟的儿女两家人刚从青海回到南京不久,与他同住一室。三天以后,我们在下榻的宾馆对詹长麟进行了正式采访。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子随老人一同来了,他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吃力,老人的记忆时常出现短路,幸好他的二子文斌在南京总统府博物馆从事文史研究,对父亲经历如数家珍,经他提醒和补充,我们才完整地接触到了这段历史。采访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忆犹新:1、老人谈了两个小时,几乎没有喝水,当我让他喝口水时,文斌阻拦住了,他说:“我父亲投毒以后,从来不在外面喝水。”2、詹长麟曾谈到被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我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杖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当时在场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血直往上涌。“诚心诚意地杀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詹长麟投毒后,全家亡命天涯,备尝离散之苦付出巨大代价。我想,在投毒的一刻,他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的,而在抗战后所付出的代价,他肯定没有准备。世事沉浮,他只能以沉默应对。詹长麟内向沉稳、信念坚定,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豁达,这也许是他历经磨难得以长寿的原因吧。 当我们离开南京时,他让二子文斌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打开一层层细心包扎的草纸,竟是一个小铜塑:关公。文斌解释,这是我父亲的守护神。


片子播出后,文斌打来电话,说全家是在一起看的,看的时候家里有人失声痛哭;当然不是为了片子,而是片子之外的很多东西。当地政府在片子播出后前来关心了詹家,各种媒体也纷至沓来,我相信詹老会很泰然的,人生如戏,宽宽窄窄的舞台他走了那么多。“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他身上早已练就了适度、协调、温和的本领。


正文:


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饥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1934年,我二十一岁,我爸爸詹士良喜欢到南京鼓楼黄泥岗“何家茶馆”去喝茶。有一次,遇见一个叫王明和的织缎子的同行,喝茶间,王明和对我爸爸说,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我爸爸从茶馆回到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和哥哥,并问谁去干这个差事好。我让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谁也不想去,因为听说给日本人做事,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后来还是我爹作出决定,他说让老二去,因为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 当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织缎子维持生计很困难,想想就去了

过了几天,王高科就把我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的办公室。宫下书记官四十来岁,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见了我后,感到满意。日本领事馆对仆人的要求很高,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本话,不识日本字,防止你做间谍;第二,要有至亲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便于控制;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随后宫下又把我带到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办公室,须磨弥吉郎目测后,说了句日语:“要西(很好)”。从此,我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役。 我在日本领事馆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有时还接听电话。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


当时我们家住在南京黄泥岗下面的薛家巷十四号,这是一座四进的老南京民宅。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带上黄包车,然后来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 走进后,我见房间空无一人,便有些纳闷,即问这个年轻人。话音未落,又见另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上也穿蓝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房间来。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 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为什么对我这番经历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秘密组织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为名誉社长。


“蓝衣社”被视为复兴社中的“法西斯派”。“蓝衣社”初期主干由黄埔骨干构成,他们身着蓝制服,以区别普通党员,在戴笠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特务组织。——编者注)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


我先后有过四个联系人: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这四位联系人先后是我的上司,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戴笠——编者注)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讲,联系人对他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经常重复“信条”,其大意是: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是伟大崇高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而为效忠党国,实现三民主义。 初做特务工作时,联系人黄泗清常谆教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后来,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 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这个工作干了好几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实,便要把我调到领事馆的公馆去。这样公务楼就差个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了进去。他也加入了组织。 旁白:戴笠非常鼓励下属特务介绍新人进组织,如某人长期不介绍新人,甚至会被认为是对工作的不积极。不仅如此,戴笠还特别鼓励成员介绍他们的家人进组织,家族式的组织一方面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便于管理,后来有人形容戴笠好像是一个大家长。


我进日本领事馆时间不长,发生了一件事。 1934年的6月7号,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副领事藏本昨晚失踪的消息,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尽快的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日本方面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不是你们给暗杀了?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要对中国动武。 藏本失踪的那几天,南京沸沸扬扬,有传言藏本在南京被暗杀了,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日本国的兵舰都开到了下关海面,战争一触即发。日本人历来是用假祸于人的方法挑起事端的,这次他们是不是想通过一个副领事的失踪,来挑起两国的战事呢? 6月6号晚11时,我正好在馆内值班,副领事藏本从总领事办公室出来,找到我,对我说,他现在要出去有事,让我找司机小刘(名字记不清了)把小轿车开出来送他出去。我找到司机,让他把车开到领事馆大门口,并拉开轿车门,让藏本上了车。我看到车直往北极阁方向驶去。我赶紧把藏本的去向写在一张纸上,告诉了组织。 事后才知道,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到南京紫金山自杀,企图制造他被中国人暗杀的假象。但是这个藏本到了紫金山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起自己家乡,不想死。他在那儿饿了两三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紫金山山上一个洞里面钻出来,拿自己的金戒指去换吃的,结果被当地人发现了。因为得到我的情报,首都警察厅已在紫金山方向搜寻藏本,村民发现他后告诉了首都警察厅的警察,大批警员上山去搜捕,在一个山洞里把他找到了。


首都警察厅就把藏本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领事馆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以后,跟当时外交部部长汪精卫是这样解释的:“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过了几天,藏本就被遣送回国了,走的时候带了一大批文物,我帮他装箱的。我为搜索藏本提供了这么一点依据,否则中日的事端有可能早就发生了。


1937年,日本人在卢沟桥还是借口士兵失踪挑起了战争,战事很快发展到上海和南京。在日军占领南京前,为了避免战争伤害,日本总领事馆的全体官佐已经奉命撤离回国,日本领事馆停止办公。宫下出于对我和我哥哥的信任,吩咐我们俩在这段时间内继续留在领事馆,看管房子。


1937年12月13号南京沦陷后,我和我哥哥同时接受组织的指示,不能离开南京,继续潜伏,了解搜集日军内部的情况和情报。尽管南京沦陷了,但我和我哥哥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为日本领事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白色袖章,袖章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叫“日本领事馆使用人”。我们带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南京城看,尤其是我哥哥,他骑着自行车整天就是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地转,甚至郊区也去看,他看了以后把这些都记下来:哪里发生大屠杀,哪里在杀人,哪里在放火,他都知道。并把看到的情况向特务组织汇报。


南京沦陷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南京两个地方住过,一个是鼓楼二条巷,一个是广州路。二条巷是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靠近二条巷不远的大方巷曾经发生过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当时中国人老实,一个日本人用草绳把几十个被抓到的中国人拴起来,押着去屠杀,中国人都不知道挣脱草绳去反抗一下,老实到这种程度。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日本人太残忍了,你稍微动一点儿他就要打死你,实际上他把你拴住了,早晚还是用机枪扫,为什么不反抗呢,反正都是死。我永远不能忘掉的是:在广州路住的时候,日本兵到我们家来搜,找女人。我说:我们是领事馆的仆役,并给他们看了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章,日本兵没有下手。但在广州路,有个女人出来倒水,一个日本兵要强奸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反抗,日本兵就用刺刀把她捅死了。我亲眼看到的。在上海路、在难民区,日本兵经常去那里抓女人强奸,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残暴罪行。在大屠杀之后,南京稍微恢复了平静,而占领南京的日军还经常晚上到金陵女子大学里强奸女学生。看到这些日军残忍的暴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对日军的暴行,真是一个字:恨。真是恨!我们讲这是民族恨,国家恨,还有家族恨。我的表弟,叫徐万兴,他有个儿子,就是在日本轰炸的时候,死了。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从1937年8月15日到1937年11月15日,九十天里,轰炸了一百多次,死了五百多人。日本飞机每丢一粒炸弹下来,只要是落到居民区,总是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的景象。


所以我要报这个仇,就是给中国人报仇。为什么要下毒呢?下毒就是为了替中国人争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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