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三种计划程序影响作战设计框架制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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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7_14_23517_9623517.jpg[/img] 资料图:2008年2月11日,心理作战连的战士在阿富汗分发小旗子与标语。这些印刷品有助于增进盟军与阿富汗人民的感情。   本文的目的是引发关于如何制定一致的作战设计框架的讨论,作战设计框架是目前条令需要但缺失的。目前的计划程序被部队广泛认可。没有充分的理由在战术层次改变计划程序。然而,在战役层次需要通过设计来改进计划程序。计划可以解决问题,而设计能够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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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08年2月11日,心理作战连的战士在阿富汗分发小旗子与标语。这些印刷品有助于增进盟军阿富汗人民的感情。




本文的目的是引发关于如何制定一致的作战设计框架的讨论,作战设计框架是目前条令需要但缺失的。目前的计划程序被部队广泛认可。没有充分的理由在战术层次改变计划程序。然而,在战役层次需要通过设计来改进计划程序。计划可以解决问题,而设计能够确保解决的问题是正确的。文本将讨论最常用的计划程序,军事决心制定程序(Militar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DMP),与“基于效果作战(EBO)”相关的新技术,以及一种可能影响未来条令的系统作战设计。


我将比较它们的概念基础,决策模型以及这三种方式适用的组织结构。


作战思想不断地发生变化以适应其应用的环境。当今军事思想的发展紧紧地与系统理论的发展结合起来。随着人们对系统理解的深入,军事思想也必将得到发展。


而三种计划程序正代表了连续的系统思想理论的演变,反映了对系统理解逐步深入的过程。在开始阶段系统被认为是没有思想的机器,接着系统被认为是有统一思想的生物(或者说可以制定单方面决心的实体),现在系统被认为是具有多个思想体的社会文化系统。


三种军事决心制定模型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与系统思想发展相平行的过程。最初,合理的军事决心制定支持解决结构良好的问题,如在机械系统中。基于识别的决心制定主要针对在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决策者经历过的问题。直觉决心制定过程可以使决策者应对那些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情况。


使用这些基本模型的过程以及系统思想与决策理论的发展导致了相应的组织结构的发展。为了使指挥官在战役层次果断地行动等级组织结构转变为强调信息共享的网络化组织结构。网络化组织结构为组织结构向学习型组织结构转变奠定了基础,学习型组织结构不断更新其思想,为了取得最佳的结果不断地改变与创新。作战思想的不断演变对于获得与保持认知主动权,以及在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中保持高效率至关重要。


军事决心制定程序


军事决心制定程序是目前主要的计划程序,它同时代表着以机械的观点来看待没有思想的系统。


机械的世界观起源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法国,认为宇宙是一部受自然随机性与自身内部结构影响的具有规律的机器。机械系统的元素与能量紧密联系,物理定律控制着元素间的关系,这反映了牛顿力学的观点。以这种机械观为基础的概念在军队的条令中处处可见,例如重心,集结以及摩擦(矛盾)。机械论的视角集中于物理逻辑,这对于战术层次是合适的。然而,在更加概念化的战役层次则是不完美,因为在战役层次战争的政治目的至少与军队的部署同样重要。


军事决心制定程序是合理的决心制定程序,它以一种目的性的、理由充分的、符合逻辑的方式,按照有序的步骤进行处理。在计划程序的开始阶段,指挥官必须清楚地阐述他想取得的目标状态。参谋人员制定数个选择性的可以达到目标状态的行动方案。而指挥官从这些方案中选择实现目标状态的最佳方案。这种合理的思考为解决定义良好的问题提供了有序的方法。这种方法同样也在科学与技术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然而,问题在于战役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很少是定义良好的,而且由于时间的紧迫、理解的模糊、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变得复杂。自然环境动态变化的特点更加影响了这些因素。很少有足够的时间与充足的信息在实验室之外以系统、合理的方式来制定决心。


军事决心制定程序最初使用在等级组织结构中。(等级指的是权力依据组织岗位,如军队指挥官,进行的分配。)权力与垂直通信使得处于上层的个体可以接收到来自底层个体的信息。处于最高层的个体同时对其下属具有控制的权力。与等级组织结构相伴的严格控制,然而,却是战役层次的最大缺点。对整个组织具有全面了解的人是那些处于信息汇集岗位上的、金字塔顶端的人。结果,掌握最多知识的人成为了计划人员,而不是执行者。当合理的决心制定模型,军事决心制定程序,鼓励这种行动方案制定与执行的分离的时候,不足就暴露出来了。


高层指挥官和计划参谋负责制定行动方案,下级指挥官负责执行。负责执行行动方案的指挥官对制定行动方案的各种因素并不知情。负责制定行动方案的计划人员对下级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指挥官的才能并不了解。这种职责的区分导致严重的沟通问题,以至于导致行动方案往往偏离最初的意图。这种职责的区分同样也会影响执行行动方案的指挥官,他们必须执行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行动方案。等级组织结构使用的合理的决策制定模型依赖于线性的通信过程,这种过程更加强调信息从上到下的流动而不是从下到上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的作战环境中,通常是金字塔的底层具有最及时的战场感知。意识到该模型的不足将会使我们采取新的决心制定程序。


整体计划、网络化组织结构,统一思想的系统


“基于效果作战”基于的系统思想反映了系统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它是一种以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统一思想系统。


生物学的思想最初出现在德国英国,生物学的思想导致将一个组织结构看作具有统一思想的系统。统一思想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以一种预先确定的方式响应来自周围环境的事件,同时专门的指挥中心作为“大脑”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运行。基于这种生物模型的观点贯穿基于效果作战,正如“效果—节点—行动—资源”过程展示的那样,该过程依据系统的部分来预测系统理想的整体行为变化。基于效果作战运用国家力量的各种因素来对付敌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信息以及基础设施系统,以使敌方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式行动。假设这些系统的组成部分以可以预测的行动方式响应来自周围环境的事件是基于效果作战的主要原则。这种基于效果的思想完全依赖于将具有复杂组织结构的系统看作具有统一思想的系统。然而,敌方并不能简单看作是集中控制的系统而应是复杂自适应系统。


复杂自适应系统是一种包含不断适应以改善其对环境适应性的个体(Agent)和种群的系统。大多数自适应系统具有与众不同的交互模式,它们的交互模式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完全结构化的。基于效果作战试图通过识别与依赖关键节点以及节点间的关系应用这些交互模式。然而,由于这种交互的本质,即使是建立短期的原因与效果的关系对于复杂自适应系统来说都是困难的。当一个系统具有众多的自治个体,并且这些个体相互间以多种方式交互的时候,当一个系统与环境以一种自组织的方式相互作用,并且试图将发生的事件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可以说该系统具有自适应性。当复杂自适应系统学习与吸收了新的信息的时候,其状态是连续变化的。基于效果作战基于的系统思想的条件是无法满足的:预测不断学习、变化以及适应的系统未来的行为。


对复杂自适应系统行为的长期预测由于涌现不可避免的出现变得更加复杂。涌现属性是一种整个系统具有的,而单个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属性。涌现随着复杂自适应系统通过渐进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变化而出现。由于系统是开放的,系统的涌现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以响应环境输入。分析人员通过分析系统独立的各部分并不能理解涌现属性,所以,预测出现在开放系统的显示独特性与复杂性的涌现结构对于实际应用是不可行的。


采取行动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忽略了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对初始条件的依赖。这种现象可以解释长期的天气预报是不可能的。预测需要具备识别系统中真正驱动力,以及这些驱动力如何影响我们感兴趣的结果的能力。使预测变得更加困难的是影响未来的驱动力并不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叠加。相反,它们的效果包括存在于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非线性交互。如果几个小的事件的结合是乘积而不是累加的关系就可以产生大的效果。如果系统中事件相互独立,那么事件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在这种环境中,当前的事件可以极大地改变未来事件的可能性。复杂系统微小的变化具有广泛的范围、不可预知的结果,这些都是基于效果作战无法考虑的。基于效果作战的不足是致命的。


不过,与基于效果作战类似的系统思想为战役层次计划带来了关键性的能力:整体性理解。基于效果作战倡导一种整体的而不是系统化的方式来学习与理解处于特定环境与背景中的敌人。基于效果作战不仅仅考虑敌方的独立部分,更注重独立部分组合起来所产生的特性。全面地观察系统弥补了还原论的主要不足,如系统化的军事决心制定程序,还原论的思想类似用破碎的镜片重新拼接起来的镜子来观察真实的事物。在最初的阶段,西方文化一直教授人们通过将问题由大化小,也就是分析来了解事物。而这种过程可能会使复杂任务更容易处理,但却需要付出巨大的、隐形的代价。系统元素的关系往往未得到正确的评价,或者弱化了分析结果。对于局部行动结果如何影响整个系统的理解认识在分析过程中经常也是缺失的。基于效果作战试图通过收集和共享大量的有关系统与元素的知识来改善存在的问题。


基于效果作战思想产生了基于识别的决心制定(Recognition-primed decision-making)。基于识别的决心制定同时包括了态势快速评估与行动方案心理评估。基于识别的决心制定来源于对经验丰富的人员在现实世界中决策的调查研究。研究解释了经验如何使决策者反应迅速,以及制定良好的决心而不必严格地遵循各项条件。决策者在开始的阶段通过识别,将态势划归为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种。他们之前的经验使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抽象的心理模型或者说原型,如何判断态势,如何设定优先级,如何确定哪些信息相关的,如何确定接下来可能的情况,如何确定需要的行动方式。经验使决策者过滤掉不重要的信息集中于那些有价值的信息。基于效果作战协作的信息环境使我们快速地接近大量的信息,这样基于识别的决策者可以凭借经验进行筛选。


基于识别的决策者可以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框架中制定出可行的行动方案。决策者要想搞清楚观察报告,就必须知道什么是可能出现的,以及拥有自己的信度框架可以判断哪些观察报告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哪些又是真假参半的。他利用先前的知识来构建新的感知,使用这些新的感知来构建与修正新的理论。经验使决策者迅速地了解态势,形成适合当时条件的心理原型。基于识别的决策者执行他们制定的第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而不是制定、比较多个方案。事实上,研究表明只有新手需要制定、比较多个行动方案以确定最佳方案。基于识别的决策广泛使用心理仿真。当生成判断,评估行动方案的时候,最初的态势评估中用到(心理仿真,或心理作战模拟)。通常按照行动方案执行的顺序进行心理仿真。心理仿真可以通过构建一个特定的背景环境更好地解释新得到的信息。心理仿真也可以通过预测行动方案如何解决和识别可能遇到的障碍来评估行动方案。一旦有经验的决策者确定行动方案是可行的,他不再制定后继的行动方案,因为他并不能从更多的行动方案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为决策者提供大量的信息是基于效果作战中基于识别决心制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基于效果的思想使得战役级组织结构由等级制向着网络化方向发展。通过协作性信息环境相互联系的部队和各种机构组成了网络化的组织。网络化组织结构取代了垂直通信,加强了单元间的横向联系。非正式的合作关系较正式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网络化组织结构鼓励信息共享与创新。然而,对于网络化组织结构同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难题。分发所有的信息实际上妨碍态势感知和决心制定,除非有合适的信息过滤器。在网络化组织结构中不同的单元可能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它单元,尤其是当他们缺乏等级关系、处于分散的地理位置、面对竞争的优先权,以及紧急程度不同的时候。随着基于效果作战转向网络化组织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通信问题。幸运的是,另一种方法出现了。


系统作战设计


系统作战设计有可能写入未来的条令,它反映了系统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即用社会文化的观点去看待多思想系统。


社会组织就是多思想系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生物的或机械的模型都不能解释组成个体具有自治性的系统。其中关键性的变量是意图,或者说目的;如果实体在相同的环境中以用不同的方式产生相同的结果,或者在相同或者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可以说实体具有意图。目标明确的个体的兴趣不断地随着相互间、以及与系统间的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多思想的系统与信息也是紧密联系的;它们根据基于共同的心理认同和共同感知的协议来实现指挥与控制。一个例子就是骑马与开车截然不同。谁是骑手对于马来说是重要的,骑手只有在他与马交换信息后才能享受马带给他的乐趣。这个类比中的所说的相互影响正说明了贯穿系统作战设计的社会文化观点。系统作战设计中的社会交互是一种通过了解、发现其意图的行动向多思想系统注入更多的能量的过程。这种方式不是依赖于假设确定的条件或完整的信息,系统作战设计认为不确定性是复杂自适应系统的一种属性,并通过不断地重构来描述系统。基于效果作战整体的计划方式集中于分解节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系统作战设计关注于改变实体间的关系与交互。不同的重点使得系统作战设计可以得出系统行为的推论,可以使系统的运动符合设计者的目的。系统作战设计使用“作战”这个词来强调它关注的是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联系。系统作战设计制定了许多作战概念,旨在瓦解整个敌方系统。这样可以确保战术行动与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系统作战设计产生于学习型组织结构(适应新的信息)——设计组。指挥官根据人员撰写报告以及不断通过更新思想,保持对新概念开放的能力选择设计组中的成员。报告使用辩证的方式来审视友邻和对手的不同背景,以形成整体的、综合的、概念上的理解。这种综合结果成为下一个阶段辩证的起点。系统作战设计由七种不同的报告组成,它们分别是:系统框架,敌方推论,指挥推论,保障推论,作战框架,作战环境,功能形式。这些报告提供了不断学习与适应的框架。它们也允许迅速融合与问题有关的信息。每个报告开启下一个报告,整个报告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解释系统逻辑的文字信息,体现行动样式的图表,交流知识整体印象的概念图。


设计这个概念可以为计划制定提供信息,这使得系统作战设计与军事决心制定过程以及基于效果得思想非常不同。设计集中于学习和以行动为中心的计划。设计组通过设置在背景环境中的问题引发深入思考。计划人员然后采取适应性的行动来解决设计者设置的问题。两个功能都很重要,但哪个都是不充分的。系统作战设计并不能代替计划过程;设计通过保持对多思想系统的敏锐性将设计的元素融入计划启发了计划。传统的作战计划方式使用已有的、被认可的模板作为摘要来解决目前抽象的问题。当敌方系统适应并展示出新的特性的时候,这些模板就失去了有效性。系统作战设计不断创造出适应新情况、新规律的新模式,避免依赖于已有的但不相关的摘要。它通过设计、计划、行动和学习循环来适应变化的作战环境。系统作战设计通过一系列通向整体作战设计的报告使制定的计划符合当前的背景。


系统作战设计使用直觉决心制定。直觉是经验与准备的自然产物;直觉决心制定通过参照经验性环境的相似性将经验转化为行动。当基于效果作战应用基于识别的决心制定根据先前的经验来识别类似的模式,系统作战设计使用直觉决心制定从经验中识别出差异,制定适当行动的参考。系统作战设计与因循守旧的基于效果思想比较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它严密地识别与处理可能出现适的差异。系统作战设计充分利用直觉决心制定来识别从先前经验的出发点。当一个新的背景并不与他们的经验匹配的时候,直觉决心制定能够识别出来,它采取新的方式或者重构问题。他们很快能觉察到差异,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接下来是什么情况,以及什么是典型的情况。


直觉决心制定使用重构来解释与预期模式的偏差。重构使决策者以不同的角度感知问题。视角的变化可以得到关于差异新的解释。当决策者积极地寻找与期望模式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可能带来的潜在困难的时候,直觉决心制定发挥最佳的效果。与系统作战设计一致,他们试图识别出系统中的涌现特点。直觉决心制定将重点从比较行动方案转向评估态势。在纯净的实验室环境之外,直觉决心制定被专家做决策时无意识地、广泛地使用。研究表明军事计划人员在决心制定过程中不断地、不知不觉地使用着直觉决心制定。直觉决心制定非常适合时间紧、风险大、决策者经验丰富、信息缺乏、条件动态变化、多个单元协作的环境。系统作战设计应用直觉决心制定来提高人内在的能力,同时减少人的错误。直觉决心制定针对的重点不是信息、期望与评估,而是在行动中保持平衡。即使新背景具有不熟悉的属性,但通过行动来学习可以使直觉决策者获得经验。没有其他方式明显地融合对期望模式偏差的知识,当这种知识非常关键的时候具有极高的价值。


系统作战设计与先前的模式不同在它通过抓住涌现概念来驱动学习过程。通过积极地寻找涌现,系统作战设计为组织结构适应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提供了手段。系统作战设计认为使用兵力不但是塑造作战环境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提出关系问题的工具,澄清模糊的手段,反驳假设的手段,行动研究的模式,组织学习的机制。因为系统作战设计反映了系统思想最新的发展,它是一种在以不确定性与变化为特点的环境保持适应性与创新性非常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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