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天安门——见证天安门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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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7_14_20915_9620915.jpg[/img] 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1970年摄 姚元还保留着1969年1月自己在天安门前的一张留影。“那是插队前几天拍的。我家有一台德国蔡司的135照相机,和特务用的相机一样,很小。批准插队后,我用‘插队证明’买了一件很多插队学生都有的蓝色棉大衣,然后就带着相机去了天安门。” 对大多数人而言,天安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组观念上并不算新鲜的“老照片新拍”,因为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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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1970年摄


姚元还保留着1969年1月自己在天安门前的一张留影。“那是插队前几天拍的。我家有一台德国蔡司的135照相机,和特务用的相机一样,很小。批准插队后,我用‘插队证明’买了一件很多插队学生都有的蓝色棉大衣,然后就带着相机去了天安门。”


对大多数人而言,天安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组观念上并不算新鲜的“老照片新拍”,因为天安门而意外地被纳入“主流”,在建国60周年前被人关注起来。拍摄者黑明却毫不掩饰:这跟自己的初衷没有太大关系。对于一个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外乡人,或多或少地想要确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某种关联,黑明说他一直在寻找对北京的表达。几年前,当从相册里翻出不同时段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请那些在天安门前留影的人回到这个“最具有政治意义的”空间来,重新拍照,以呈现时代的变迁。为此,黑明在北京一家晚报上刊登了启事,寻找100个(组)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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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2009年摄


46岁的刘增荣就是看了报纸主动找上门来的。2009年3月31日上午8时30分,按照约定刘增荣和黑明在天安门西华表前见了面,根据他事前提供的老照片的角度,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拍摄,黑明“复制”了刘增荣在1980年9月28日上午九时左右初到北京,在天安门前拍下的那张纪念照。“当初所有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的人们,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激动。那时惟一能够代表北京乃至中国的就是天安门。今天每个人的认识开始显现出差异。有些人仍然认为天安门是神圣的,但也有人认为这里就是旅游景点,太拥挤了。”事后在博客上,刘增荣写道:“昔日重现,此刻我仿佛回到了29年前的那一刻!真的有点激动!”


黑明竭力做到形式上的“像”,选择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姿势、表情,甚至太阳在身前身后投下同样的影子,画面同一角落里若有若无的松枝。在相册或史册中所看到的悲欢离合、得失成败,同历史一样是被选择过的。这些原本被夹在或许掉了皮的老相册里、属于个人私生活的经历,经过一系列刻意“复制”,进入公众视野,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变了味儿,有些不那么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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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嫒香、朱荣曾1963年摄


王嫒香、朱荣曾1963年在天安门前相互依偎着拍了张照,她们是好姐妹,也可能是关系要好的同事。老照片中,穿着笨拙的棉衣掩饰不住年轻的张扬,围巾的不同戴法、两人故意注视远方的神情估摸着是当时的流行。在右侧站立的姑娘微微卷起的发梢也会让人猜度一番。这样的迷人确实和时空的距离有关,但更多的是质朴与真诚。而当年那些身穿军装、手捧红宝书的小姑娘,几十年后捧着红色存折、红色退休证,微笑着齐聚天安门前时,却不得不让人感叹什么叫时过境迁。面对这样的新照片,我们好像能听到照片外有人在喊“嗨,看这里,笑一个”,却无法去端详那些时间留给她们的道道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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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嫒香、朱荣曾2009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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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莉、张宝玲、张宝刚1972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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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莉、张宝玲、张宝刚2001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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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联裕和母亲1969年摄


1972年,风华正茂的杨浪和母亲在天安门东南侧的长安街边拍了张合影。“那时不管谁离开北京,或者从外地回京,肯定都要去天安门照张像。当时我还在部队,拍这张照片好象是回来探亲,还是出差?那时我妈还在河北保定的干校劳动,她特意请假回来看我,所以我爸就带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我爸有一台苏联的基辅相机,他喜欢摄影,自己冲洗胶卷和放大照片,所以我对摄影一直也很感兴趣。”在杨浪母亲的记忆里:“浪浪当兵走之前,我们特意选择到天安门广场,当时带了水,买了桔子和面包,一家人坐在纪念碑下吃的饭,就是为了让儿子记住革命先烈的历程,到部队不要怕苦怕累,想让儿子受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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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联裕2009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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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段离、段若英(后排)段续、王凤英1972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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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离、段若英2009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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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左娃、章锦芳、应代娅、应德毅1958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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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左娃、章锦芳、应代娅、应德毅2009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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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婷1982年摄


在一张注明1982年北京天安门留念的老照片上,小姑娘婷婷双手插兜,脚丫一前一后地拧着,一副得意、可爱的小样儿。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但透过她志得意满的神情,我却似乎看得见她正穿着一条当年让我痴迷的粉红色长裤,那个顽皮的姿势大约也不是大人教她摆出来的。27年后,婷婷在同样的位置上,按着老照片摆出近乎同样的姿势,脸上却是一种难以看清的躲闪,好似那一瞬间她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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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婷2009年摄


在黑明搜集的老照片里,6岁的东北姑娘耿楚涵有些紧张地背着手站在天安门前,那是1986年她第一次跟爸爸来北京,“那次除了在天安门照了一张像,还在动物园照了一张。”2003年耿楚涵从鞍山师范毕业后,便自作主张地跑到了北京找工作。她现在就职于一家网络公司,月收入三四千元,除去1000元房租,1000元吃饭,交通、通讯等开销,所剩无几。但她从没打算回老家生活:“我们当地的发展很慢,回去工作更不好找。很多国有企业的职工都下岗了,我爸妈工作了30多年的锅炉厂,好几年前就改制卖给了私人,几千名职工一次性买断工龄。我爸是1968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当年还是生产科的科长,2002年买断工龄的时候,总共才给了两万多块钱,现在全靠打工谋生,养老和医疗也要靠自己。我妈也是。幸亏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压力还不是很大。”耿楚涵已经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先生是东北老乡。“北京的房子实在是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北京户口比房子更难实现,房子有钱还可以买到,北京户口想买都没地方买。”


如果没有更多的文字,观看总是存在误读的。也许按照黑明的设想,当跨越时空的两张照片被并置时,这种对比本身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观察方式。黑明相信,当这组照片被规模(数量和体量上)呈现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从中感受到共鸣和力量,就像他一次次从4×5相机的另一端凝视着人物、环境等表象下的变化,一次次所受到的感动与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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