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将军对抗日的贡献—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胜利60周年而作

阳光不锈lucky 收藏 0 1176
导读:白崇禧将军对抗日的贡献—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胜利60周年而作
近期热点 换一换

白奉命参与对日作战计划,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原则:第一,战争指导方针。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争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义富强康乐之国家为目的。对日之凌辱一再忍让,原望争取时间,俾积极建设国防,充实军备,增进国力。待和平绝望之时,举全国力量对敌进行持久消耗战。口号是:奋斗到底,以求最后胜利。第二,备战时期之指导大纲。对日战事必须有充分之准备而行之。对日之挑衅,一本委员长指示“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作为基本国策,委曲求全,以求延宕战争爆发之时间,以便于备战时期增进国力,整编国军,整理交通工具,开发资源发展军需工业,实行征兵制度,策定整军五年计划。第三,军事。整顿军事教育,举办庐山训练班,提高军队素质,促进精诚团结,增进国军战力。备战未完成以前,对敌之挑衅,务求限于地方性,以免爆发全面战争。第四,政治。全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之主张,先肃清国内之动乱,绥靖地方,安抚边疆,然后一致攘外。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国揭发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阴谋,提醒英美之警觉,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坏集体安全之祸首,期借此获得国际对我之同情与支援。第六,财政。稳定金融以利我战事之进行,宣布货币政策,对战时所需之财力、物力、粮食、日用品以及军需等物品,谋求自给自足[3](P96)。还参与国民党制定的对日战争时期之指导大纲,将抗日阶段,分为三期:第一期(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为保持实力避免与敌人决战,除部分兵力重叠配备于平汉、津浦、平绥各线,牵制敌人,消耗敌军实力外,主力分布于长江流域,诱敌入山岳地带,使其优越之装备不能发挥效力,以奠定我长期抗战之基础”[2](P103)。第二期(持久战),武汉会战以后,主力退守西南山岳地带,扩大战场。敌人因兵力不足以分配于偌大中国之战场,变更速战速决之战略为以战养战,由攻势转为守势。国军在前线发动有限攻势,在敌后广泛发动游击战,迫使敌人困守点、线,破坏其以战养战之策略。第三期(反攻战),国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消灭敌人,收复失地,获取抗战最后胜利[2](P104)。


二、国民党军队在8年抗战中,参与了若干战役,初期为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太原会战。第二期为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全面攻势中之冬季攻势等。后期的枣宜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粤桂边区作战、湘西会战、桂柳反攻作战、反攻广东作战计划等等。至于白崇禧参与或策划的战役,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在淞沪会战中,白多次进谏,献计献策。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中日两军在淞沪会战,历时3月,是我国抗战8年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战役之一。日军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官,所部共30万人,中国军民由蒋介石担任司令长官,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参战部队约50多个师,总兵员为70万左右。由于蒋介石指挥不当等多种原因,中国军队惨遭失败,死伤惨重。每小时的死伤人员数以千计,牺牲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淞沪会战至此,中国军队已明显暴露出了弱点,理应撤退,但蒋介石错估形势,意气用事,不准后撤,并下令全军如有擅自撤退的便军法从事。10月13日,白崇禧与前来南京的李宗仁同去拜访蒋介石,并说:“淞沪是一不易设防的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适可而止。”但蒋介石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李、白的建议,仍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战斗又持续进行一段时间,伤亡更加惨重。白崇禧第二次、第三次建议撤军,蒋仍不予理会。第四次进谏说:“委员长,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了,士兵们自行逃散,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经崩溃了。不如由统帅部下令撤退,这样面子似乎还好看一些呢!”蒋介石听此话知大势已去,才于11月9日下令分两路分别向南京、杭州全线撤退,并责令白崇禧负责整顿部队,收拾残局[1](P46-47)。

在淞沪战役过程中,白崇禧作为副总参谋长,深入抗战第一线,经常到前线督战,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知己知彼,深知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很难取胜。他足智多谋,4次进谏,其建议如果开始就被蒋介石采纳,中国军队的损失就会减少很多,死伤也就不那么惨重。早日撤退,还会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在淞沪抗战时,白崇禧到前线视察,发现冯玉祥不亲临前线指挥,便向蒋介石建议,把冯调离负责淞沪作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职,任其为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新辟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被蒋采纳。


白崇禧还帮助蒋介石谋划对畏敌逃跑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军团总司令韩复榘的处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韩复榘在津浦线南段中未战而逃,以致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大批日军乘虚而入。白向蒋介石建议:韩屡次抗命,未战即走,如不依法究办,则将何以鼓励人心士气。于是蒋介石决定拿办韩复榘。白考虑到韩有两个军的人马,如公开处置,恐怕引起内乱,便向蒋建议:“采用军事会议的办法,要韩来参加会议,然后趁其不备,一举拿下。”蒋完全同意白的意见。为了安全和防备,白建议将会议地点从开封改为归德(今商丘一带)举行。就这样韩被逮捕后押解到武昌,于1938年1月24日被军委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处决韩虽然不能阻止日寇侵略步伐,但确使国民党抗战阵营精神一振,对那些畏敌如虎,不战而退的将军,是一个警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二,台儿庄会战。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是徐州的重要门户。台儿庄与微山湖之间有津浦路通过,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敌军要从北面攻打徐州,必须首先占领台儿庄。1938年2月以坂垣、矶谷两个师团为主力,分兵两路向山东战场进犯:一路坂垣师团向临沂进攻;一路矶谷师团向滕县沿枣庄、峄县之线进犯。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日军这两个师团是“最优秀的皇军”和最顽强的部队,日本的一些少壮派军人,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内。据守临沂的部队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杂牌部队”,即庞炳勋的第三军团,他们死守临沂,日军一连数日反复冲杀猛攻,但伤亡惨重,不能越雷池一步。日军坂垣征四郎师团长又加派重兵,并亲自督战。李宗仁、白崇禧急调驻守豫东的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增援临沂。3月13日庞、张两军合力,内外夹攻,打得坂垣师团落花流水,仓皇逃窜,缩入莒县城内。临沂一战,使日军抛尸遍路,遗下轻重武器无数,彻底粉碎了敌人会师台儿庄的计划,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我军台儿庄大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军向滕县发动进攻,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汤恩伯部八十一军违令避战,使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川军)孤立无援,从3月16日开始血战三昼夜,王铭章师长全师官兵壮烈殉国,日军矶谷师团夺取滕县,然后便大举进犯山东省枣庄市西部的台儿庄。为了迎战来犯之敌,保卫台儿庄,保卫徐州,除李宗仁指挥作战外,3月24日蒋还派了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组成临时参谋团,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4](P221)。敌军进攻台儿庄的总兵力约有4万余人,拥有大小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重炮百余门,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威。参加防守台儿庄的中国守军共有27个步兵 师、3个步兵旅,还有特种部队等,总兵力20多万人。


白崇禧在会战过程中,经常到战地与各军、各师高级将军联络,代表武汉大本营致慰问,鼓舞士气。


3月23日日军向台儿庄阵地突进,第二天又猛攻台儿庄,中国守军通过巷战、肉搏战、拉锯战与敌激战,大多数官兵抱着必死的决心,以血肉之躯跟敌人的大炮与坦克搏斗,至死不退。


日军总攻台儿庄不下,战争呈现胶着状态,在白崇禧的建议下,李宗仁除命令孙连仲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死守台儿庄待援外,令防守韩庄的张轸师秘密渡过运河,向峄县方向出击,跟拒守台儿庄的部队前后夹击。敌军后撤不及,遂陷入重围,血战经旬,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尽,机动车辆有的被击毁,有的因无油而瘫痪。日军丧魂落魄,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乘胜追击,锐不可当。敌军遗尸遍野,矶谷师团长率残部仅万余人突围逃往峄县,闭城死守,我军至此,大获全胜。战后打扫战场,歼灭日军1万余人,击毁战车10余辆,野重炮10余门,掳获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主力已彻底歼灭。台儿庄战役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在历时近一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近2万人。据日军《步兵第10团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5](P166)。


台儿庄战役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一扫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台儿庄大捷极大地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和振奋了全民抗战的信心。这一捷报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举国振奋,国内民心士气大为振奋,各地举行祝捷会。行都武汉狂热庆祝游行,人数超过10万以上,并用卡车载李宗仁、白崇禧之巨像片为先导[2](P137)。


第三,武汉会战。自南京保卫战开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后,武汉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武汉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日本侵略者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连接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为华中之战略要地。1938年6月中旬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日军投入总兵力达12个师团,共35万余人,并配有舰艇120艘,飞机500余架,分五路会攻武汉。针对日军动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武汉保卫战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榷破敌包围之企图,而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6](P660-662)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调集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及空海军(共14个集团军129个师,近100万人,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在武汉会战中,长江北岸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徐州会战昼夜辛苦,以致牙病复发十分痛苦,送武汉南湖疗养院住院动手术治疗。遂令白崇禧代理战区司令官职务,白于7月17日 商城,19日召集幕僚会议,拟定确保长江北岸计划,后白又召集各军将领于浠水开会,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发出作战命令。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右翼军归李品仙指挥,中央军由廖磊指挥,左翼军由孙连仲指挥。武汉会战于8月初,国民党军以大量兵力,采取防御的阵地战术,仅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阻击敌人。鉴于各方面军守地相继部分失守,白于9月3日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以北地区,并在叶家渠集结兵力阻敌前进并机动打击之。9月8日广济战况激烈,白以肖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后方,使守军正面压力减轻。9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白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激战旬余[3](P97-98)。10月下旬“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会见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于12月25日下令放弃武汉”[2](P147)。武汉会战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会战坚持打了4个半月,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至此,日军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中国的抗战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末期,李宗仁病愈复职,白的代理职务解除。为加强重庆外围实力,蒋介石决定增设桂林行营,令白为桂林行营主任,指挥第三、四、七、九4个战区的军事。


第四,桂南会战。这是白就任桂林行营主任后亲自指挥的战役。1939年11月中旬,日寇陆海空联合部队陷钦州向南宁进犯,24日南宁失守。12月4日昆仑关失守。敌军企图断绝我越桂国际交通。白崇禧将兵力部署为北路、东路、西路三军,于12月18日开始向昆仑关正面邕宾路、邕龙线之敌攻击。北路军因步炮兵密切协同,于25日在昆仑关东北夺取重要高地,得收瞰制之利;又以炮兵增援将敌人阵地占领。“是役将敌第五师团之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击毙,并伤毙敌军约五千人,造成我抗战以来攻坚之首次胜利。”[2](P179)西路军攻高峰隘,于邕江南岸堵截伏击敌人一个加强联队,使敌伤亡过半,残敌向南宁溃窜。东路军以灵山、陆屋为根据地,协同西路军攻敌,破坏交通,阻其增援。经长期迂回,苦争恶战,至1940年10月30日终于收复南宁,并追击敌军3万多人。到11月17日遭到侧击、尾击之日军,沿邕钦路由空军掩护,由海道乘船逃窜。

桂南会战,系白崇禧亲自部署指挥,并亲临炮兵阵地督战。攻昆仑关时,将指挥所推进至宾阳之白岩村。石岩内滴水湿气甚大,迨会战结束后,他“风湿病大发,夜不能寝,手不能握拳,非常痛苦”[2](P187)。南宁的收复,是“四战区官兵奋勇牺牲之战果,而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民众于邕钦、邕武两路,不断阻截交通,使敌后方不能补给,现地无法购买,故敌对南宁能战不能守,能守而不能久,其势非退却不可”[2](P186),充分肯定了军民联合抗战的功勋。


第五,长沙会战。前后经历了3次大的战役,均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导第九战区作战。会战前白崇禧曾到岳麓山附近视察驻军战斗演习,夜宿招待所,因天冷用火盆取暖,门窗紧闭,严重缺氧,午夜下床时晕倒在地,险遭不测,幸而勉力打开门闩,头枕门槛,才逐渐苏醒。第一次战役于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日寇第十一军团主力以长沙为目标,采用分进合击战法,在进至距长沙20里地带,遭我伏兵四出袭击,不敢恋战,敌第十一军司令员冈村宁次用优势空军掩护知难而退。敌军认为只是战略退却,不承认战败。当时国民党军宣传长沙大捷,敌士气很低落,然我军精神上得到很大鼓舞。第二次是1941年6月至10月9日,日军以12万兵力向长沙进犯,由阿南惟畿领兵(第三次也是他)企图消灭我军主力,使国军不能反攻,以免妨碍其南进政策。国民党军队先后歼灭长沙附近敌军便衣队及伞兵降落第一线后方扰敌之快速部队;又调集各路军赶至指定地区将敌人重重包围,双方激战皆伤亡很重;向北突围退却之敌军,在“汨罗河以南、捞刀河以北分段截击、侧击、尾击,伤亡很大,我掳获敌步枪一千三百四十七支、机枪五十八挺、山炮六门、步炮九门、骡马八百七十一匹,击落敌机三架,毁汽艇七艘,其他军用品不计其数。敌退向鄂南原防”[2](P195)。


第三次长沙战役是1941年12月19日至1942年1月16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1天,日军第十军为牵制我军增援港九及缅甸遂再度侵犯长沙,形成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总兵力与前次约略相等,敌军从各路围攻长沙,并以其优势空军支援陆军,因连日猛攻弹药消耗太大,开始以空投补给,但后方补给线被我军截断且尸横遍地,攻势顿挫,遂溃散退却。我军分途追击截击。“敌军经我各方追击、截击,伤亡很大,幸赖其优势装备与空军,否则伤亡将更重。据战史记载,此次会战伤毙敌军万人以上,联队长四员,俘敌三百六十名,步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机枪一百五十五挺,炮十一门,手枪二十六支,掷弹筒二十具,及其他军品甚多。结果敌退原阵地,会战告终。”[2](P1197-198)白崇禧在相继领导的南昌会战、桂南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中,总结了敌军战术之优点和劣点。日军战术优点为: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硬——固守阵地,坚强不拔;锐——锥行突进,勇往直前;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测。劣点为:小——只能做小兵力之侵扰;短——只能为短时间之战斗;浅——只能做浅距离之进攻;虚——无预备兵力,敌后方虚。针对敌军特点,白制定了破敌战术对策: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以“坚韧”克敌之“强硬”;以“伏兵”破坏敌之“锐利”;以“严明”对敌之“秘密”。在具体作战中,利用民众力量,一方面开展破坏道路,凡敌军可利用之道路,彻底执行破路工作,使敌战车、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另一方面,实行“空室清野”,将敌必经之路两旁20华里左右之民间牲畜、粮食以及一切食品搬运一空,即磨粉舂米之具也无一遗留。使敌不能沿途取得粮秣,而空投有限,其势非退却不可,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适宜,军民合作协力,迫使日军进攻失败[3](P99-100)。

除了以上我们列举的几次与军事家白崇禧指挥、督战有关的实例外,白崇禧在8年抗日战争中还主持编写《游击战纲领》和《现代陆军军事教育的趋势》等军事教材,这些教材对在各战区、各军事学校、军训部内组织干部训练团,培养军事干部人才,指挥国民党军队实施游击战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在桂林设“兵器研究委员会”和“战术研究会”等,研究抗日战术包括游击战及武器使用等,对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白曾任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对空军进行整顿,针对空军装备薄弱环节和抗战中的教训,提出了加强空军建设。1939年他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三条建议:设立空军幼年学校、空军军士学校和空军通讯兵学校,并申述具体方案,均被采纳,且已着手实施。




--《回族研究》2005年03期

6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