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需要建那么多坝吗?——转自布克奖得住、著名印度女作家洛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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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果你要受苦,你应该为了国家利益而受苦。”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1948年向因建设希拉库德大坝而背井离乡的村民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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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

——选自《大家》杂志2009年第4期


“如果你要受苦,你应该为了国家利益而受苦。”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1948年向因建设希拉库德 大坝而背井离乡的村民如是说

我站在小山上放声大笑。

我坐船从Jalsindhi横渡纳尔默达河(Narmada),登上了对岸的一块狭长陆地,从那儿,在几个低矮、荒秃的小山顶之间,我可以看见部落Sikka,Surung,Neemgavan,Domkhedi的所在地。我可以看见它们敞亮通风又娇弱的家。我可以看见屋后的田地和森林。我可以看见小孩子赶着他们的小山羊一路小跑,就像装了马达的花生米。我明白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比印度教还要古老的文明,然而却已在该地最高法院的获准之下,今年雨季一过,里的一切将淹没在撒多撒罗瓦坝(Sardar Sarovar )的水下。

我为何发笑?

因为我想起德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把撒多撒罗瓦坝所在地的的居民都驱逐出去之前曾温情地关注过部落里的孩子到了重新安置的定居点后有没有可供玩耍的娱乐设施。代表政府出面的律师们忙不迭地保证不仅有游乐园,而且还能确保每个游乐园都有跷跷板、滑梯和秋千。我抬头看看无尽的天空,低头看看疾驰的河水,有那么短而又短的一刻,这一切的荒谬压倒了我的愤怒,我笑了。我并非有意失礼。

让我首先申明,我并不是一个痛恨城市的人。我在乡村生活过。我亲身感受过乡村的隔绝、不公平和潜在的野性。我不是一个反对发展的狂热分子,也并不想劝诱大家永久保持传统和习俗。然而我好奇。好奇心把我带到纳尔默达河谷。本能告诉我这是一个大家伙。大到战线已经划清,战士已沿岸部署。大到想要蹚过这一潭混杂着 - 希望、愤怒、情报、假情报、政治手腕、工程野心、虚情假意的社会主义、激进的行动主义、官僚做派的遁词、受误导的感情用事,当然再加上无处不在、态度暧昧的国际援助的权术 - 的泥沼,绝非易事。

本能让我放下乔伊斯和纳波珂夫,让我搁置下Don delillo(注:美国当代作家,被现代评论界广泛认为是文学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角色。代表作《白噪音》于1985年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巨著,取而代之的是有关排水和灌溉的报告,有关大坝为何以及如何建造的书籍、期刊、记录片。

我的初步探索表明几乎没有人知道纳尔默达河谷正在发生什么。那些知道的人,知道很多。而很多人却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几乎所有人对此都满怀激情。没有人无动于衷。我很快意识到我已渐渐步入雷区。

在印度过去的十年里,针对撒多撒罗瓦大坝的斗争已远远不只是为了一条河。这正是这场斗争的弱点也是力量的所在。几年前,它演变成了一场能够抓住人们想象力的辩论。于是风险由此提高,斗争的局面也由此改变。从一场为了河谷命运的斗争升级成了对整个政治体系提出置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民主制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谁拥有土地?谁拥有河流?森林?鱼?这些都是巨大的问题。国家对此也巨严肃地于与答复。在国家支配下的每一个机构够分别给出一个答案 - 军队、警察、官僚机构、法院。对这些问题国家不仅作出了答复,而且是以一种明确的,激烈的,残暴的方式作出答复。

对于河谷的居民来说,斗争升级到如此高度就意味着他们最有力的武器——针对具体河谷的具体事件的具体事实 - 已被这些巨大问题上的争论挫败了。这一争论的基本前提像泡泡一样膨胀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会“啪”的一声炸得粉碎。偶尔,这个难题某个孤立的碎片会飘过来,一篇对政府无情对待迁离民众的情绪化报道,一次由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注:全称是Narmada Bachao Andolan,即,拯救纳尔默达运动,一个印度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一小撮活动家们”胁迫整个国家的暴动,一份有关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向最高法院请愿的正式书面报告。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但大部分都是针对有“特别利益”的读者群。新闻报道倾向于关注该工程某几个孤立的方面。政府文件被定级为“绝密”。我认为,可以说公众对此事件的看法是极其粗略的,并且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

一方面,这个事件被看作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分别是代表现代、理性和进步力量的“发展派”和一种新卢德派(注:勒德派,英国 1811-1816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团体的成员,后“卢德派”泛指强烈反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也就是非理性的 “反发展派”,后者充满着对工业革命前田园牧歌般生活的憧憬

另一方面,这个事件被看作是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对抗。于是这个令人遗憾的事件被从欺骗、谎言、虚假的允诺和越发成功的宣传的泥沼中抽离出来,然后冠之以一种错误的合理性。其实他们双方都以国家的更大利益为重,分歧之处在于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它。

两种解读都只是在这场争端中无谓的兜圈子,作用无非是煽动了公众的情绪,最后反而使得具体事件中的具体事实变得模糊不清。两种解读都暗示我们是如何急切地需要新英雄,新“式”的英雄,我们又是如何已经耗尽了老式的英雄。

尼赫鲁与甘地的争执把这个当代的问题又推回到了老问题上。他们都是高尚的人。他们提出的发展模式都是建基于内在的道德观之上。尼赫鲁提出的是一种父性的,庇护式的苏联式中央政府。甘地提出的是一种母性的,养育式的浪漫乡村式共和国。假如我们的人民更好一些的话,假如我们能够都只穿印度土布,假如能够抑制我们的基本冲动-性、购物、躲避责任、恃强凌弱-的话,这两种模式本都应会奏效。五十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甚至连接近都谈不上。针对我们的如此本性,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保障计划。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能已经耗尽了本世纪的英雄配额。然而在等待新英雄出现的同时,我们得尽量减少破坏。我们要支持小英雄们(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英雄)。我们要用具体的方式打每一场具体的战。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对我们的期待:瓦解“大”,大炸弹、大坝、大意识形态、大矛盾、大国、大战、大英雄、大谬误。也许二十一世纪就是一个小的世纪。也许就在此刻,当下,上天已有一个小小的神为我们做好了准备。会吗?可能吗?对我来说,这听起来真是太过诱人了。

河谷吸引着我,因为我感到纳尔默达河之战已进入了一个更新、更悲伤的阶段。我去了那儿,因为作者被故事吸引就像秃鹫被死尸吸引一样。我的动机绝非同情,而是一种纯粹的贪婪。我是对的。在那儿我找到了故事。

怎样的故事?

“人们说撒多撒罗瓦 大坝是一项昂贵的工程。但它能给数百万人带来饮用水。这是我们的生命线。生命线有价吗?我们呼吸的空气有价吗?我们要活,我们要喝水,我们要给古吉拉特邦政府带来荣耀。”

-Urmilaben Patel,古吉拉特邦最高行政长官Chimanbhai Patel的夫人,1993年在得里一次公共集会上如是说。

“我们将会要求你们在大坝建成后搬离你们的家。你们搬走的话什么都好。否则我们会放水把你们都淹死。”

-Morarji Desai,1961年,在Pong坝既定淹没区的一次公共集会如是说。

“他们干嘛不直接把我们毒死?这样,我们就不用住在这样的狗洞里,政府也能独自和它的宝贝大坝一起生活了。”

-Ram Bai,在纳尔默达河建Bargi坝时,她的村庄被淹。她现在生活在Jabalpur的贫民窟里

印度独立后的这五十年里,自从尼赫鲁发表了他著名的“大坝就是现代印度的神庙”的演说后(在他有生之年,尼赫鲁对此演说愈发后悔),他的追随者便以一种不自然的狂热投入到了建坝的事业中去。建坝日益等同于建国。单是他们的如此狂热就足以让人怀疑。不仅建新的坝和新的灌溉系统,他们还控制了小型的传统的水利系统并让其萎缩退化,而这些系统几千年来都是由村民们管理的。为了补偿损失,政府兴建了更多、更多的坝。大的、小的、高的、矮的。一番努力之后的结果是印度现已是世界第三大水坝建设国。根据中央水利委员会的统计,我们现有3,600座被定级为大型水坝,其中的3,300座都是独立之后建造的。还有一千多座正在建设中。然后,我们五分之一的人口-即:2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还有三分之二,即6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

大坝们都能善始却不能善终。曾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爱它们,都想拥有它们——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之后大坝使人们陷入了贫穷。很快,全世界都开始抵制大坝。第一世界国家正在把它们现役的大坝炸毁。对于大坝弊大于利这一事实早已不再只是个猜想。大坝过时了,不酷了。它们不合乎民主原则。它们是政府集权的方式(由政府来决定谁能得到水,得到多少,谁种什么,在哪儿种)。它们是剥夺农民智慧的有力手段。它们是把水、土地、灌溉从穷人那里夺走赠送给富人的无耻行径。他们的水库使得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陷入赤贫。从生态学角度,大坝也被打入冷宫。它们导致土地荒废,引发洪涝,土地盐化,传播疾病。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坝和地震有着密切联系。

大坝并没有真正体现出现代文明的丰碑这一职能,也并非人类支配自然的标志。丰碑应是永恒的,而水坝的生命太有限、短暂了。只要大自然把坝里塞满了淤泥,水坝的生命就结束了。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大坝的作用与所作的宣传完全相反-“牺牲小我来保全国家利益”的神话已经完全破灭了。

基于上述原因,第一世界国家的建坝业已陷入困境并停工。于是,这一事业便打着援助发展的旗号,和其他的老旧武器、过时航母、违禁农药一起,被出口到了第三世界国家。

一方面,印度政府,每一届印度政府,都自恃正确地责难第一世界;另一方面,却花钱购买这些包装精美的垃圾。援助,和殖民主义一样,只不过是又一桩野心勃勃地生意而已。它已毁了大部分的非洲,孟加拉国正茫然不知所措。我们知道这一切,相关事实多得令人麻木。而在印度,我们的领导人还在带着奴性的微笑等着迎接(同时制造原子弹来支撑萎靡的自尊)。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单单在灌溉方面,印度就花费了8千亿卢比。然而,相比1947年,印度有更多的地区干旱频发,洪涝频发。尽管,已有令人担忧的事实显示大坝引发了灌溉危机和洪涝灾害,人们对所谓“绿色革命”(产量减少,土地退化)也开始迅速觉醒(注:“绿色革命”,发展中国家由于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高产作物品种而实现的农作物产量的巨大增长),政府从未对它3,600座大坝中的任何一座做过建成后的使用评估,从未测算一下大坝是否实现了当初的既定目标,那些巨额的花费是否花得物有所值,甚至都未计算过确切的花费是多少。

印度到底生产了几百万顿粮食或食用油,相比1947年又增产多少,对于这样的问题,印度政府掌握着精确的数据。它能告诉你每年开采了多少矾土,或是国道的总面积是多少。它能提供每一分钟的时时证券交易信息,或是国际市场上卢比的时时外汇牌价。我们能知道在沙迦酋长国一个周五之内我们输了几场板球赛。也不难得知印度任一年里有多少大学毕业生,或是任一年里有多少人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可是,对于因为建坝有多少人会流离失所,或是在“国家进步”的神圣事业中有多少人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印度政府没有任何相关数据。这难道不令人惊骇吗?如果你不知道为此花费了多少,又是谁为此付出代价,“进步”又将如何测量?如果不把生产的真正成本考虑在内,“市场”又如何给食物、衣物、电、流水来定价?

根据印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的一个详尽研究,经调查的54座大坝,平均每一座的建设会导致44,182人离开自己的家园。在3,300座的总额中,诚然54座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既然这是所能掌握的仅有数据,我们不妨来做一个粗略的计算。草草一算,为了力求谨慎,我们先把这个人数减半。不然,再保守一些,只算每座坝平均10,000人。我知道,决不可能这么少,但没关系。挥动你的计算器吧,3,300×10,000=

33,000,000。这是计算结果。

3千3百万人。这仅仅是过去五十年里单单因为建坝而离开家园的人。那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发展工程呢?在一次不对公众开放的讲座里,规划委员会的秘书 N.C Saxena说他认为在该地区受影响的群众人数是5千万(其中4千万是受建坝的影响)。我们可不敢这么说,因为这不是官方说法。这不是官方说法,因此我们不敢这么说。你只能小声嘀咕,生怕被扣上夸大其词的帽子。你只能对着自己轻声细语地说,因为这确实让人无法相信。不可能,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弄错了一个零。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几乎没有勇气大声说出来。我要这么说出来,别人一定以为我是磕了药的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这就是体制,老兄!”),或是有迫害妄想症的神经分裂者。但,这就是体制,老兄。还能是什么呢?

五千万人。

继续吧,政府,推脱吧,诡辩吧,打压吧,说些什么吧。

我感到有人绊倒在了一座公众的坟墓上。

五千万比整个古吉拉特邦的人口还多。几乎是澳大利亚人口的三倍。是印度分裂活动造成的难民人数的三倍还多。是巴勒斯坦难民人数的十倍。西方世界至今还在为逃离科索沃的一百万难民的未来感到震惊。

在这些迁离民众中绝大部分是部落民(撒多撒罗瓦大坝事件中57.6%是部落民)。要把贱氏(注:印度种姓制度最低的种姓)也包括在内的话,这个数据就变得不堪入目了。据管理那些列保种姓阶级(注:贱民,历史上来说,印度种姓制度中原处于下阶层的人,现已受到政府的保护)和部落民的专员称,这些贫民的比例大约是占60%。如果你考虑到部落民约占印度总人口的8%,而贱氏约15%,那整个事件即将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让这些民族上的“他者”做受害者给国家建设者们卸下了不少压力。这就像是开了一张报销单,由别的人,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另一个世界的人,来为自己付帐。印度最富的人的生活方式是由最穷的人来埋单的。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说什么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这几百万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如何谋生?没人知道。(上月的报纸报道过,因为建Nagarjunasagar大坝的迁离部落民正在向国外的收养机构出卖自己的孩子。政府干预了此事,把那些孩子送进了两所公立医院,在那里六个孩子死于疏于照顾。)至于说到补偿政策,政府的重点相当明确。印度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补偿政策。根据1894年的土地获得法案(修订于1984年),除了现金补偿,政府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向迁离群众提供任何其他东西。设想一下,一份现金补偿,由印度政府支付给一名不识字的部落民(女人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要送到一个连邮差都找不到的地方去。大部分的部落民没有正式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得不到任何补偿。对于大部分部落民,或者说大部分的小农户,钱对于他们的用处就像一袋化肥对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没用。

几百万的迁离民众不再存在。书写历史时,他们不在其中。甚至都不会以数据的形式出现。他们其中一些人已被连续重新安置过三四次 - 建坝、迁出炮弹射程范围、建另一座坝、开挖铀矿矿井、建电力工程。一旦他们开始挪地方,就不再会有安身之处。绝大部分人最终被吞噬在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在那里他们又汇集起来成为一大群廉价的建筑劳动力(再去建设更多的工程,从而使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诚然,他们尚未遭到种族屠杀,也没被送进毒气室,但我可以保证,他们的食宿条件比第三帝国的任何一所集中营都要糟。他们不是俘虏,却重新定义了自由的涵义。

然而,噩梦远没有结束。他们不断地被政府的推土机从他们地狱般的棚屋里连根拔出,只要令人鼓舞的大选还遥在天边,只要城里的富人为卫生条件而感到焦虑,政府的推土机便一字排开,立刻投入清理任务。像在德里这样的城市,他们还得冒着这样风险,不到两年前,曾有三个贫民窟的居民因为在公共场合大小便而遭到警察的射杀。

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加战争中,Amherst男爵通过向当地人提供感染了天花病毒的毯子,以此来灭绝加拿大的原著印第安人。两个世纪之后,我们印度找到了一种不那么露骨却能达到同样目的的方法。

印度几百万的迁离民众只不过是一场不被承认的战争的难民。而我们,就像美国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人一样,正在把目光撇向别处来容忍这一切。为什么?因为我们被告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大的公众福利。一切都是以进步的名义,一切都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当然,这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于是,我们兴高采烈地,确信不移地、几乎是感恩载德地相信着被告知的一切。我们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致使我们相信。

请允许我动摇你们的如此信念。把你们的手放在我的手里,让我领你们穿越迷雾。这么做是因为你们的认识很重要。如果你找到理由来反对,请尽一切可能站到另一边来吧。但请不要视而不见,不要把目光撇向别处。

这个故事很容易讲。它充满了数据和解释。数据曾经只会让你的眼睛一扫而过。但自从我开始跟随数据所指的方向时,便不再如此了。

相信我,这里有故事。

印度进步了,这是事实。事实是:1947年,当殖民主义正式终结时,印度的食物极度短缺。到1950年,我们产出了51,000,000吨粮食。今天我们产出近2亿吨。

事实是:到1995年,国家的粮仓满满,有3千万吨没卖出去粮食。同样也是事实:与此同时,印度40%的人口 - 超过3亿5千万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人数比1947年全印度的人口还多。

印度人穷得买不起自己国家产出的粮食。印度人被迫种植他们负担不起自己吃的各种粮食。看看以饿死人著称的位于西奥里萨邦的Kalahandi地区发生了什么。1996年的干旱,人们死于饥荒(根据政府的统计为16人,媒体统计为100多人)。而同一年Kalahandi的大米产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米被从Kalahandi地区输送出来,送往了中部地区。

确实,印度进步了,但它的大部分人民却没有。

我们的领导人说,我们必须拥有核弹来保护我们不受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威胁。而谁又来保护我们不受自己人的威胁呢?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谁拥有它?谁掌控它?发生了什么事?

是时候透露一些国家机密了。来捅破这个效率低下、装模作样、腐败堕落,却又表现出和蔼可亲、倡导民主的印度神话。无心之过并不能解释五千万消失的民众。因果报应也说不过去。让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这有一套路子,它精准、残酷而且百分之百纯属人为。

印度并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而是一个漂亮地成功达成既定目标的国家。它一向残忍地高效占用公共资源 - 土地、水、森林、鱼、肉、蛋、空气 - 然后重新分配给少数特权阶级(毫无疑问,也获得少量好处作为回报)。它出色地完成了保护有钱精英领导阶级的任务。在粉碎那些阻碍行使它的意图的人的方面造诣极深。但它的最大伟绩还在于它在实现这一切的同时,还能让一切看起来那么美好。它成功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把关系十亿人民生问题的信息藏在政府档案里,只有秘密的守护者 - 部长、官僚、国家工程师、国防战略家们 - 才有权接触。当然,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便利,我们,国家的受益人。我们小心翼翼不去深追其咎。我们确实不想去了解那些敏感的细节。

多亏了我们,独立来了(又走了),选举来了又走了,但牌却从未洗过。相反,旧的秩序已被奉为神旨,裂痕已被加深。我们,这些统治者,不愿停一停,不愿从我们日理万机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看一看。我们似乎不知道我们正享用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正在迅速耗尽。银行里有的是钱,但很快就会没有东西可买。厨房里的食物要吃光了。而仆人们都还没有吃。实际上,仆人们很久以前就不再吃东西了。

在每一个伪善的公众演说中,我们会被告知,印度人民生活在他们的村庄里。这是扯淡。这是政府鼓鼓囊囊的衣橱中的又一块遮羞布。印度人没有生活在村庄里。他们死在村庄里。他们被从村庄里一脚踢出。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印度村庄的存在只为服务于城市。村民是市民的奴隶,因此,村民必须受到控制,并活着,但仅仅是活着。

我们有一种印象,我们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正顽强应对由于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所带来的问题,这种印象是危险的。事实是,它正在创造问题。它是一个巨型的贫困制造机,它技艺精湛,让穷人与更穷的人相互争斗,让贱民与不幸的人相互针对,这样一来可以让他们在相互争斗中消耗掉他们的精力,与此同时主人的住所便得到了安宁(以及可供宣传的内容)。

只有直到人们认清这一过程的真面目,只有直到人们考虑并抨击这一过程,否则,选举 - 无论竞争多么激烈 - 都将只会继续是一场虚拟的战争,作用无非是进一步深化不可言说的不平等。民主(我们版本的民主)将继续戴着它伪善的面具,而它的背后是从未受到置疑的、四处泛滥的瘟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将使得旧的战争和过去的不幸看上去像已得到控制的试验。五千万人被送进了发展的绞肉机,从另一端出来的是空调、爆米花和丝质的套装 - 得到资助的空调、爆米花和丝质套装(如果我们想要这些好东西,它们确实是好东西,至少我们得为之埋单)。

国旗上有个窟窿需要修补。

这么说很悲观,但只要我们对此还有信念,我们就没有希望。想要有希望,我们就要打破这种信念。我们要用具体的方式打具体的战,而且我要打胜仗。

那么听听纳尔默达河谷的故事吧。去领会它。如果你愿意,参战吧。谁知道呢,也许能产生魔力。

纳尔默达河在Madhya Pradesh的Shahdol地区的Amarkantak高原上奔涌,在美丽的阔叶林中,在也许是印度最肥沃的耕地上蜿蜒1300公里。两千五百万人居住在河谷里,他们与生态系统之间,与彼此之间,通过一种古老而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来联系(当然,毫无疑问,也存在剥削关系)。尽管纳尔默达河被定为“水利资源发展”目标已有五十多年了,而直到最近才被捕获并肢解。这是因为它穿越了三个邦 - Madhya Pradesh、Maharashtra、和古吉拉特邦(河流的百分之九十流经Madhya Pradesh,仅仅绕过Maharashtra的东部边界,然后在古吉拉特邦境内穿流180公里后汇入Bharuch的阿拉伯海。)

早在1946年就已开始筹划在古吉拉特的Gora河段建坝。到1961年,尼赫鲁为这个高49.8米的大坝打下了奠基石,这便是撒多撒罗瓦坝的迷你先祖。与此同时,对印度的勘探为这个河谷描绘了一幅全新的现代化地形图。古吉拉特的大坝规划者们研究了新地图后决定建一座更大的坝会带来更多的利益。但这就意味着首先得和毗邻的邦敲定一个协议。

三个邦唇枪舌战、磨磨叽叽,在水的分配份额上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到了1969年,中央政府成立了纳尔默达河水分配仲裁委员会。委员会花了十年时间宣布了它的仲裁。我们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没有接到任何咨询、也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人的生活会因建坝而遭到毁灭性打击。

要分配河水的份额,首先,最起码委员会得弄清河里有多少水。通常,要准确评估只有依据对实际河水流量至少四十年来的数据记录。既然没有这个数据,他们决定从降雨量来推断。他们得到的数据是每英亩英尺(注:英亩英尺是灌溉的水量单位)27,220,000。这个数据是整个纳尔默达河谷工程在统计学方面的基石。我们现在还依然以此数据为准。它或多或少决定了工程的整体设计方案 - 高度、位置、大坝的数量。以此为参照,再决定工程的成本,哪些地区会被淹没,多少人要迁离,又能得到多少利益。到1922年,经过44年的观测(1948-1992)纳尔默达的真实流量数据才出炉,数据显示水量只有每英亩英尺22,690,000,比原先的数据少了18%。中央水利委员会承认,纳尔默达河的水量确实比原先设想的要少。而印度政府说:应注意,仲裁委员会做出的决议中,条款二:有关每英亩英尺28,000,000的可靠水流量数据是不可修订的。

换句话说,纳尔默达河已正式划归人类法令的限定范围,印度政府命令它流多少水,它就得流多少水。

纳尔默达河谷工程的拥护者夸耀说该项目是人类历史上所能构想出的最豪迈的河谷工程。他们计划修建3,200座坝,这将会重组纳尔默达河及其41条支流,把它们变成一系列阶梯式的水库,一个可操控的巨型水梯。其中,大型大坝有30座,中型135座,其余是小型。大型中有两座会建成多功能巨型坝。古吉拉特的撒多撒罗瓦坝和Madhya Pradesh的Narmada Sagar坝两坝之间汇集的水会超过印度次大陆上任何一座水库。

无论你从那个角度看,纳尔默达河谷发展项目都是个大项目。它会改变整个河谷的生态环境,而这条河是印度最大的河流之一。好也罢坏也罢,它都会影响居住在河谷里25,000,000人的生活。然而,环境部还尚未通过这个项目之时,世界银行就已提出要贷款给该项目的重中之重 - 撒多撒罗瓦大坝(这个大坝水库的修建会使得Madhya Pradesh和Maharashtra的民众迁离,受益的却是古吉拉特邦)。成本尚未计算出来,相关研究尚未进行,尚未有人知道大坝会给人与环境带来多大影响,世界银行就已准备好了它的支票本。

1985年给撒多撒罗瓦工程的450,000,000美元贷款已获准并到位。到1987环境部的工程许可才批下来。要说狂热,这几乎都赶上传福音的那种激情了。谁会热切到如此程度?

他们为何如此热切?

1947到1994年间,世界银行收到来自全世界范围的贷款申请6000份。他们一份都没有拒绝。一份都没有。诸如“流动资金”和“达到贷款目标”的说法这样一来就合情合理了。

今天,印度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它偿还世界银行的利息比当时获得的本金还要多。我们不得不借新债来还老债。根据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去年(1998年),据计算,印度偿还了超过本金四亿七千八百万美元的钱。在过去的五年里(93-98)印度偿还了超过本金十四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就像一个没有土地负债累累的劳工与当地富商的关系 - 这是一种温情关系,穷人爱富商,因为当前者需要时后者准在那儿。难怪我们把世界称作地球村。没有土地的劳工和印度政府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用钱是拿来活命的。而后者把钱都倒进了官员们和代理人的保险柜里,把整个国家拖进一种永远无法解脱的经济束缚中。

国际水坝工业每年耗资200亿美元。如果你跟随着全世界的大坝的轨迹,无论你去到哪儿 - 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巴西、危地马拉 - 你都会不断温习同样的故事,遭遇同样的演员们:利益铁三角(这是水坝领域的术语,指的是政客、官僚和水坝建筑公司的紧密联系),自称国际环境顾问的骗子(他们通常直接受雇或从属于大坝建设者),往往还再加上友好的好邻居世界银行。你会渐渐发现同样的大肆鼓吹,同样的“人民大坝”的雄伟标语,当人民刚有违抗的苗头时,便会有同样迅速而残暴的镇压。(当然,尤其是经历了纳尔默达河谷事件后,世界银行更加谨慎的选择在哪个国家资助涉及大规模迁移的项目。)

这是个技艺高超的马戏团,这些杂耍演员们都亲如一家。偶尔,他们会互换角色 - 官僚会加入世界银行,银行家会以项目顾问的身份出现。表演结束后,所谓“发展援助”的大部分资金会以设备成本或咨询费或代理人工资的形式回流到出资的国家。通常,“援助”是公开“绑定”的。(比如,日本给撒多撒罗瓦大坝的贷款就必须绑定一份购买日本住友集团的涡轮机的合同)。有时这些绑定比这更肮脏。1993年英国贷款两亿三千四百万英镑给马来西亚修建Pergau坝,且不提一份海外发展局的报告称对马来西亚而言,这座坝是个亏本买卖。之后,人们才知道,英国提供此贷款是“鼓励”马来西亚签署一份价值130亿英镑购买英国军火的合同。

1994年,英国顾问在海外合同上赚了25亿美元。紧随项目管理的第二大部门就是写所谓的EIA(注:全称是,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在发展这个勾当里,规则极其简单。如果你应某一政府之邀要为一个大坝工程写一份EIA,然后你指出了一个问题(比如,你对一条河流的供水量略有微辞,或者,你竟敢暗示有可能人力成本过高),那么你就会成为历史。你就是一个OOWC ――即:丢了饭碗的工程顾问(Out of Work Consultant)。噢,和你的路虎越野车说再见吧,和托斯卡纳的度假说再见吧,和你孩子的私立寄宿学校说再见吧。要懂得从穷人那里赚大钱,外加捞一笔福利津贴。

为了保持大坝传统,同时完成138.68米高的撒多撒罗瓦大坝建设,一场政府精心安排的童话剧上演了,其内容是进行实际工程成本的估算以及研究大坝对人和环境的影响。世界银行全心全意地加入了这场表演,时不时地拧着眉提一些无关痛痒的要求,比如索取一些有关重新安置他们所谓的PAP(注:全称是,Project Affected Persons, 受工程影响群众)的更多信息(他们帮助这些对他们而言只是个首字母缩写成的词,他们把这些血肉之躯变成了冰冷的数据。PAP很快就不再是人了)。

只要提供一些只字片语的信息便能满足世界银行,然后他们便接着进行这项工程。相关部门之间那含蓄暧昧却易于理解的共识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 经济上的、环境的、人的 ―― 工程一定要向前迈进。迈进的过程中他们会使它合理化。他们深知,最终就算受到任何一所法庭或是委员会的置疑,没什么论据比一项成就的伟业更有说服力(尊敬的大人,我们的国家会因为工程每延期一天而损失两千万卢比)。政府把撒多撒罗瓦大坝称为印度“最深思熟虑的工程”,然而游戏是这么玩的:

当仲裁机构首次宣布批准建设时,古吉拉特政府也当即宣布它将如何使用自己份额内的水资源,其中丝毫没有提到供给古吉拉特干旱地区Kutch和Saurashtra两个村庄的饮用水。当工程陷入政治困境时,政府立刻发现了干渴的强大动力,为Kutch和Saurashtra干涸的喉咙解渴成了撒多撒罗瓦工程的全部意义所在(完全不顾Sabarmati河和Mahi河比纳尔默达河离这两个村庄要近得多,而这两条河上被筑起了坝,河水被导流到了Ahmedabad、Mehesana以及Kheda。而Kutch和Saurashtra至今滴水未见。)。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将会享受到撒多撒罗瓦运河所提供的饮用水的人数从1983年的两千八百万,提高到了1989年的三千两百五十万,再到1992年的四千万,到了1993年又回落到了两千五百万。

1979年,获得饮用水的村庄数量是零,八十年代早期是4719个,1990年是7234个,到1991年是8215个。当受到置疑时,政府承认说1991年的数据里包括了236个无人居住的村庄。

工程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在进行,仿佛是在做一个家庭的棋盘游戏。哪怕这涉及到广大人民的生命和未来。

到1979年,因为撒多撒罗瓦水库建设要被迁离的家庭数量据估计为六千多户。到1987年上涨到了一万两千户。到1991年,飙升为两万七千户。到1992年,政府宣布四万户家庭会受到影响。今天,这个数字徘徊在40000到41500之间(当然,即使是这个数字也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建水库不是唯一一个导致人口迁离的原因。根据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NBA的统计,真实的数据是85000户,也就是大约五十万人。)

官方估计的工程成本也从6000千万卢比升至20000千万。而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的数据是40000千万(这是过去五十年整个国家的灌溉预算的一半)。

政府声称撒多撒罗瓦工程会产生1450兆瓦的电力。而像撒多撒罗瓦这样的多功能水坝(灌溉、发电、防洪)的问题是:它的多个功能间是相互冲突的。灌溉用光了发电所需要的水。防洪又需要在雨季时排干水库以应对到时暴涨的水量。而如果到时水量没有暴涨,那留下的就只会是一个空坝。空坝使灌溉的用途又落了空,本来要灌溉的话就应储存雨季过量的水。这就像那个要让狐狸、小鸡和一袋谷子都过到河对岸的谜团一样。这些功能相互冲突的最终结果,有研究表示,那就只有当撒多撒罗瓦工程结束时,当整个计划完全起作用时,它只能产生原计划百分之三的电力,即50兆瓦。

旧式的战争里,每个人都有一把斧头可供磨砺。然而现在你又如何在这些申明和反申明间作出选择呢?你又将如何抉择哪些估算是可靠的呢?有一个方法就是去看看那些印度大坝的过去记录吧。

Jabalpur的Bargi坝是纳尔默达河上最早完工的坝(1990年完工)。它花费了预算的十倍,侵占了三倍于原先工程师所预计的土地。本来说有101个村庄中的70000人会迁离,等水库放水时(事前没有警示过任何人),162个村庄被淹没。甚至一些政府建的重新安置点也被淹了。几百年来,人们像老鼠一样从他们居住的土地上倾巢而出。他们尽其所能抢救出一些东西,然后就看着自己的家被冲走。114000人迁离家园。没有任何补偿政策。一些人得到了微薄的补偿金。很多人一无所有。少数人搬到了政府建的安置点。据政府宣传,位于Gorakhpur的安置点是个“理想的村庄”。1990至1992年间,五人在那里被饿死。其余的人要么返回水库旁的森林,以非法居民的身份居住在那里,要么搬进了Jabalpur 的贫民窟。Bargi坝只不过灌溉了它所淹没的土地,仅仅是当初设计者们声称的灌溉面积的5%。更有甚者,那片地如今已成了一片水渍地。

一次又一次,还是同样的故事。Andhra Pradesh二期灌溉计划宣称有63,000人需要搬离。工程完工时,有150,000搬离。古吉拉特中级灌溉二期计划导致140,000人迁离而非63,600人。Krishna上游灌溉工程最初的估计是仅需迁离20,000人,经过修改后变成了240,000人。

这些还只是世界银行的数据,而不是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的。想象一下吧,我们的保守估计是三千三百万。

撒多撒罗瓦坝的建设工作自1961年就零星进行了,到1988年正式开始。当时,有一位叫做Medha Patkar的妇女,不论是政府还是世界银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一直在计划要被淹没的村子里游荡,四处询问人们是否知道政府将如何安置他们。她那些年去到河谷时候,压根没想着要反对大坝的建设。她只关注被迁离的村民应该以一种合理和人道的方式得到重新安置。渐渐地她开始明白,政府对他们安的心决不光彩。到1986年,有消息传出,每一个邦都有一个群众组织,他们置疑政府官员所宣传的安置和补偿承诺。过了几年之后,全面的恐惧才浮出水面,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无论是对要迁离的人还是对本应会得到好处人,大坝所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什么。纳尔默达河谷发展计划被认为是印度最惨痛的有计划的环境灾难。众多的群众团体开始团结起来汇集为一个组织,NBA,非凡的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到1988年,拯救纳尔默达运动组织正式呼吁纳尔默达河谷发展计划全面停工。人们宣称就算是淹死也不搬离自己的家园。两年内,这股抵抗力量迅速壮大,并且获得了其他抵抗运动的支持。1989年九月,约五万人从印度各地聚集到位于Harsud的河谷,发誓要和这个毁灭性的发展计划斗争到底。建坝的地方以及毗邻地区已被划入印度官方机密法案的统领范围,根据144号条令,该地严禁五人以上的集会。于是整个地区变成了一座警察营。不顾重重的路障,一年之后,1990年9月28日,成千上万的村民徒步或是坐小船抵达位于Madhya Pradesh的一个叫Badwani的小镇,想要一再重申大家宁愿淹死也不愿搬离家园的愿望。人们反对这项工程的消息传到了其他国家。日本的地球之友团体在日本发起运动,成功地使政府撤出资助撒多撒罗瓦工程的2百70亿日元贷款(而涡轮机的合同依然有效)。日本一撤资,来自全球的各个环保主义组织纷纷表示支持,世界银行受到的国际压力开始激增。

这当然会导致河谷里镇压的升级。政府的政策,据一位巧舌如簧的部长描述,是要用卡其色的河水把河谷淹没。

到1990年的圣诞,约6000人带着干粮和卧具,陪同一个由七人组成的誓死保卫河流的敢死队,步行了一百公里。他们在古吉拉特边境的Ferkuwa被拦下,拦下他们的是一个营的武装警察和来自Baroda城的居民,这些居民很多是受雇来的,其中一些人也许真的相信撒多撒罗瓦就是“古吉拉特的生命线”。这是一场有意思的对抗。印度的城市中产阶级对抗乡村部落大军。行进的民众要求允许他们跨过边境步行至建坝的地点。警察拒绝放行。为了强调他们是以非暴力的形式,每一个村民都把自己的双手绑在一起。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反抗整个营的警察。他们被打,被抓,被拖进等在一旁的卡车里,然后开到数英里外,被扔在荒郊野外。他们再走回来,一切又重新来过。

对抗延续了近两周。最后,在1991年1月7日,敢死队的七名成员宣布,他们将进行无限期的绝食示威。紧张已经升级到了危险的程度。印度国内和国际的媒体、电视摄像组还有记录片制作人成批赶来。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环保活动者甚至让华盛顿都倍感压力。最终,媒体的负面报道让世界银行极度尴尬,并宣布它将着手一份撒多撒罗瓦工程的独立评估 - 这在世界银行的行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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