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名少年犯调查报告:对法律毫无敬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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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他们推向了犯罪深渊


——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系列报道之二


半月谈记者 高远至


近年来,我国从政府到社区,从学校到家庭都把预防未成年犯罪工作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为什么未成年犯罪的形势依然这么严峻?


新华社记者乔云华通过深入采访120多名少年犯认为,许多犯罪的未成年人不是品质问题,而是心理和能力问题。


欲望强烈:我要,现在就要


两个孩子,到一个同学家做客,看到同学家的别墅、地毯、高级音响……就决定绑架这个同学。两天后,他们把这个同学骗到一个山上,用绳子将他勒死,然后给他家里打电话,要70万元钱。同学临死时苦苦哀求他们:你们别弄死我,我让我爸爸给你们钱,不要说70万,170万都可以。两个孩子却说:不弄死你,谁肯给钱?在未管所,其中一个叫吴欣的少年犯讲述了当时的心态:“勒死他的时候,我好像看到70万块钱向我眼前飘来了。”


乔云华问:“70万,你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70万两个人分,每人只有35万,也不多。”


“多少钱算多?用它做什么?”


“300万。弄到这些钱后,我就先躺在这些钱上睡一夜,第二天再买他(指被害者)家那样的一栋别墅。我原以为那样的别墅要30万,后来听说是300万。”


“像吴欣一样,要满足欲望,且现在就要满足,是少年犯的一个通病。撩开这种病象,可以看到他们精神的迷茫、心灵的空虚。”乔云华分析说。


“当今社会物质不贫乏,精神食粮也很丰富,电视、网络、图书、报纸等随手可得,他们的精神怎么会迷茫、空虚?”本刊记者问道


“精神迷茫、空虚,谁都会有。成年人的迷茫、空虚多表现为生活目标丧失。少年犯就不同了,他们表现出的往往是生活目标错位,这种错位不是与自身的追求错位,而是与老师、父母的要求错位,进而引发痛苦、失望、空虚乃至扭曲。”乔云华说,打开任何一个少年犯的心扉,都能听到这种痛苦的心声。


吴欣从小喜欢画画,长大了想做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师,为此喜欢逛新开业的商场,看新装修好的住宅,还从网上下载了足有两尺高的装修设计资料。但父母和老师都认为他“不务正业”。有一次,因去听一个设计师讲课逃学,父亲知道后,一脚就把他踹倒了。随后,爸爸哭着说:“我在外面没日没夜地干,图啥?你一点都不争气。”没过一会儿,爸爸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知道爸爸太累了,爸爸是个建筑工,因工地出了点问题,3天没回家。他斜着眼一看,爸爸腿上全是泥灰,头发也不知从何时起变得像泥灰一样白。他哭了,发誓一定不要爸爸再伤心,要“务正业”,好好学习。


为认真听课,他困了曾用针扎自己;因一两个小时做不出题,气得往墙上撞头,甚至想砍掉自己的手;为了考个好分数还去算卦、烧香……能用的办法都用了,但成绩还是没有多大起色。此后,他彻底泄气了,做着“和尚”也不“撞钟”了。有一次校长去他们班听课,坐在他旁边。他默念:不要睡、不要睡……可是老师讲的他实在听不懂,还是睡着了。校长下课后问他:我坐在你旁边,你怎么都敢睡?吴欣说,我实在很困,你跟我爸爸说,我宁可跟着他到工地上背水泥,也不上学了。


吴欣不是特例。在乔云华采访的120多名少年犯中,有一多半都曾有过美丽的幻想,并曾为实现这些目标,付出过努力。即便在进来后,一些人还怀抱美好理想:有的喜欢宠物,想开个宠物店;有的痴迷服装设计,想做服装设计师……但他们心中的这些“种子”还没等生根、发芽,就被碾碎了。他们都像吴欣一样,慢慢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厌学、逃学、上网、更加厌学……以至去抢劫、杀人。


法律意识:高压线——不带电?


当今一些青少年对金钱、性的欲望很强烈,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一些少年犯跟乔云华形象地比喻说:“法律确实是高压线,但我们确实以为它不带电。”


17岁的白杨,强奸过两个女性,一个是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是13岁的少女。他强奸那个少女时,因被少女咬了一口,便顿生杀机,把她掐死埋掉。乔云华问他:“你强奸、杀人时就不知道要受到法律惩罚?不害怕?”


“那时只想快乐一下,没想那么多。”


“法律是什么?或者说像什么?”


“没想过。”


侦办此案的刑警说,白杨对法律毫无敬畏心理,而现在像白杨一样的青少年越来越多,这是当今青少年犯罪手段越来越残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追踪白杨对法律缺乏敬畏心理的原因,乔云华概括为两点:一是家庭问题,一是学校问题。


白杨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爸爸搞企业,妈妈是医生,对他很溺爱。他小时,把一个同学打伤后,被警察带进了派出所。一看到桌子上放的铐子、墙上挂的警棍,他吓哭了。警察问明他打同学的情况后,通知了他父母。他记得很清楚,警察放他走时,特意对他爸爸说:“回家后一定要好好教育孩子,这么小打架下手就这么狠,再大了还不得出人命?”结果,爸爸在回家路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打人手轻些”。


此后,随着爸爸的企业越做越大,朋友越来越多,按白杨的话说就是“每次我打了架,爸爸就拿着钱过去,有时他连面儿都不用出,他的一些朋友就给摆平了”。白杨强奸女出租车司机一事,就是靠几个“叔叔”摆平,赔钱了事的。正因为这样,他才敢再犯,以至于*少女。


如果说家庭溺爱、司法机关执法不公是导致白杨对法律失去敬畏心理的祸首,那么作为教育者的学校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你在学校接受过法制教育吗?”乔云华问白杨。


“听过一个派出所所长作报告。”


“对你有什么影响?”


“他讲了许多案子,不过那时总感觉犯罪是别人的事,法律离自己很遥远。”


“除此之外呢?例如班会、老师讲课时是否会对你们进行法制教育?”


面对乔云华提出的这个问题,白杨努力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摇了摇头。为了解目前学校的法制教育情况,乔云华赶到了白杨先前就读的学校。


乔云华赶到学校时,恰好遇到学校在处理一起学生群殴事件。一位老师坦言:“现在出事的学生多,老师对学生教育也没过去那个耐心了。过去为教育一个学生,可以给他讲一个小时,甚至一星期连续找他谈话。现在对20个出事的学生,训话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训完了,不是让他们写检查,就是请家长。我们知道这样做效果不太好,但也没别的办法,教学压力太大了。”


乔云华说,在他采访的120多名少年犯中,有80名左右犯罪前对法律毫无敬畏心理。谈到原因,他们共同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学校的法制教育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有效性和连续性。


生活技能:严重低下、孱弱


近几年,参与团伙犯罪的少年犯比例总是徘徊在少年犯总数的70%左右;因为一个微小的冲突致人残疾、致人死亡的犯罪大量上升……探究背后,有一个因素引人注目:许多少年犯生活技能低下、孱弱,不知道怎么交朋友,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


乔云华采访发现,少年犯中不乏头脑聪明的孩子,只是学校教给了他们知识,却没有教会他们如何择友、交友;父母一味鼓励孩子好好学习,却不重视他们与人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不知道他们需要化解冲突、调控情绪的技能。因而,与人发生冲突时,就容易越过底线,触犯法律。


赵丹成绩很好,家里条件也优越。有一回出校门的时候,赵丹与同学骑车碰在了一起,两人争吵起来,赵丹就从书包里拿出刀把同学捅成了重伤。乔云华问他:“为什么这么一点冲突,就要拿刀捅人?”


“我觉得他们都欺负我,这个同学骂我‘你这么小的个儿,还能成精?’”


原来赵丹平时成绩好,总是班里第一名,不料中考前的一次考试却掉到了第三名。这下老师批评他,说他学习不踏实;父母也不理解,认为他松懈。赵丹满肚子委屈,又担心自己中考真的考不好,让父母、老师失望,压力很大。同学此话一出,赵丹认为不仅是骂他个子小,还骂他没出息,瞧不起他,一怒之下就动了刀子。


不会缓解压力酿成血案,面对冲突不能找到恰当解决途径而犯罪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本刊上期讲过刘全请伙伴杀害自己奶奶的案子(见《半月谈》第12期《百名少年犯的黑色记忆》一文),其中有一个主犯,叫王强,下手最为残忍。乔云华说,这个孩子是缺乏化解矛盾技能的一个典型。


几年前,因为走路时与同学擦了一下肩,互不相让,王强一拳下去就把同学的鼻梁打折了,被学校开除。转到另一个学校后,有一天他又犯了同样的毛病。知道回家要挨打,待在学校又不行,王强就从家里偷了2000元钱出走,先到成都,再到兰州、沈阳,一路流浪。钱花完后,没办法,就到火车站去偷。不料被人捉住,而且这个人不好惹,叫来一帮人,扇他耳光,把他的手按在地上用砖头使劲拍,结果手肿了一个多月。这件事使王强坚信,用暴力解决冲突来得又快又狠,他过去之所以没“成功”,就在于不快、不狠。


乔云华问他:“刘全叫你帮他教训奶奶,你为什么想到用刀子?”


“刀子最快,出手也最狠。”


由于学校和家庭对像化解冲突这样的生活技能缺乏传授、培养,致使“用暴力化解冲突”成了许多少年犯的首选。乔云华对120多个少年犯作调查时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犯罪前心中的英雄是谁?结果50多个人说是黑社会老大。又问:为什么?他们大多回答:遇上事,连刀子都不用动,一提他们的名字,立马就能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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