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中国留学生血溅莫斯科红场事件始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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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7_13_18249_9618249.jpg[/img] 莫斯科红场 1967年1月,69名中国留学生利用经莫斯科回国的机会,在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墓,瞻仰了列宁的遗容。作为这批回国留学生中的一员,我参加了整个活动。在我们举行悼念列宁的仪式过程中,苏联警察竟对中国留学生大打出手,酿成一起重大的国际事件,导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拜谒列宁墓的中国留学生遭围殴 1967年1月18日,中国教育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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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场





1967年1月,69名中国留学生利用经莫斯科回国的机会,在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墓,瞻仰了列宁的遗容。作为这批回国留学生中的一员,我参加了整个活动。在我们举行悼念列宁的仪式过程中,苏联警察竟对中国留学生大打出手,酿成一起重大的国际事件,导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拜谒列宁墓的中国留学生遭围殴



1967年1月18日,中国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向中国驻外使领馆发出通知,调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1月24日,第一批巴黎的留学生一行65人乘飞机抵达莫斯科,同时到达的还有留学芬兰的中国留学生4人,合计69人。按照计划,我们将于26日乘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列车回国。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许多同学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去瞻仰列宁的遗容。同学们的意见被反映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待人员。不久,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说,使馆领导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同意让我们与苏方联系。联络工作非常顺利,大家如愿以偿。在同学们忙着准备花圈、缎带等参拜工作的同时,苏方也在积极地准备着。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安排了大批便衣特务尾随在我们的后面,还在列宁墓附近埋伏了数百名军警。


1月25日上午12点45分,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带路,我们69名同学分乘两辆大轿车从使馆出发,直奔莫斯科红场,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前几天这里刚下过几场大雪,红场被装点得银装素裹。尽管天气非常冷,但并未减低人们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的热情,红场上等待拜谒的人熙熙攘攘,排成了一条数百米的长蛇阵。


我们的车在路边停车场停下,一名苏联少校警官上来引路,大家列队整齐有序地跟在这位警官的后边。由于红场上等待参观的人很多,人们排着队按顺序参观拜谒。正当我们也准备仿效其他参观者排队时,引导的警官向我们打了一个手势,示意不必排队。于是,大家继续跟着这位警官往前走。最前面的几位女同学抬着我们准备献给列宁和斯大林的花圈缓步而行,其他同学尾随在后面。献给列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献给斯大林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落款都是“途经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不一会儿,给我们引路的警官招呼几百名“参观者”跟在我们的后面。后来证实,这些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苏联便衣警察和特务。


我们在警官引导下,秩序井然地来到列宁陵墓所在的观礼台下。在这位警官的指挥下,抬花圈的女同学把花圈放在观礼台旁边,但是献给斯大林的花圈被警官命令放到了很远的地方,他嘴里还不停地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态度非常粗暴,惹得大家很不高兴。


由于我们人多,容不下我们在陵墓内举行悼念仪式,在征得这位警官同意后,我们准备将悼念仪式选在距列宁墓不远的地方举行。同样在这位警官的引导下,我们在观礼台下排成方阵队形,恭恭敬敬地放好献给列宁的花圈。这位警官同时还召来几名警察维持秩序。


我们在花圈前肃立,然后三鞠躬,并准备默哀3分钟。可是,默哀还不到1分钟,警官就不耐烦了,对我们极其粗暴地推拉起来。但大家继续坚持朗读了两段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对于读语录的安排,绝大多数同学事先都不知道。当时,在中国办事读语录早已成为习惯。从选择的这两段语录的内容看,表达的是对列宁终身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中国人民对斯大林的感激之情。在同学们读语录时,那位指挥我们的少校警官气急败坏,立即命令卫兵把列宁墓的大门关上。在几名校官指挥下,二三百名事先埋伏的军警从列宁墓周围蜂拥而至,原来尾随在同学们后边的许多便衣特务也赶上来,对在场的同学大打出手,并企图把我们分割开来。我们的队形很快被冲乱了,大家自动地重新集合起来,手挽起手,结成防御的集体,高唱《国际歌》和其他中国革命歌曲。又被冲乱了,大家再次集合起来。身强力壮的同学尽力保护身体较弱的同学,男同学尽力保护女同学。大家有一个坚定信念,绝不让一名同学掉队。在红场上,一团团中国学生保护着一名或几名体弱的同学,尽力往相对安全的地方带。我们不停地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数名或十几名警察围住一个或几个学生殴打。有个小个子同学被架到红场中间,被打得头破血流,他被打倒了又站起来,然后再次被打倒,还被苏联警察用皮靴乱踩乱踢。几名身强力壮的同学抢上去营救,脸和鼻子也被打破,鲜血流得到处都是。


在观礼台的另一端,数十名苏联警察围殴我驻苏使馆陪同人员、翻译和新华社记者。几个警察将同学们敬献给列宁和斯大林的花圈用脚狠狠地踩,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什么。看守花圈的女同学走上前去同他们进行说理争辩,被一个大个子警察拦腰抱住摔在地上。几个警察立刻围上来,抓腿抱腰,架着把她扔到红场边上的雪堆里。在相互扭打的过程中,有的警察不慎将暗藏在手套中的铁块掉出,由此可见警察凶狠之极。


庄严肃穆的列宁墓前一片狼藉,地上到处是中国学生掉落的眼镜、甩掉的鞋帽、扯破的衣服和女同学们被扯掉的头发,以及身上带的各种饰物,列宁墓前留下了中国学生们的斑斑血迹。在苏联军警对中国学生进行的殴打中,有30多名学生受伤,9人受重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当天下午2点左右,同学们好不容易挣脱了苏联警察和便衣特务的纠缠,撤离了莫斯科红场,乘车返回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在使馆门前,同学们受到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迎接。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与每一个同学握手表示问候。


事件发生后,苏联和一些西方媒体否认中国学生受伤的事实,千方百计为苏方开脱责任。为了向全世界揭露事件的真相,1月28日,中国新闻专员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专程赴莫斯科为受伤同学进行治疗护理工作的医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叙述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对9名学生检查和会诊的情况。他非常愤怒地说:“这9名学生的伤势非常严重。同学们被打伤的部位大多是致命的地方,如头部、胸部、腹部等。”在场的2名受伤学生还介绍了红场事件的一些具体情况。1名同学说:“苏联军警和便衣特务在我们读毛主席语录和唱《国际歌》时,突然袭击我们。他们拳打脚踢,把女同学从石阶上推下来,扔到雪堆里;还有的便衣特务们抓住2个女同学的头发,让她们的头互相撞击;更多的是三四个警察围打1个学生,学生被打倒了又站起来,然后再次被打倒;十几个人眼镜被打掉踩碎,有的学生眼睛被打伤。由于他们有视力障碍,有的警察专找这些人打,即便打倒了还要乱踩乱踢。许多同学被打得血流满面,遍体鳞伤,难以行走,一些人是被大家抬上汽车,回到使馆的。”另一名受伤学生指着自己被打肿的鼻梁说:“请大家看看,这就是苏方对我们的‘保护’!”随后,他又拿出了几件血迹斑斑的大衣和围巾说:“请看吧,这就是铁证!”


苏联当局发动舆论攻势


由于中国学生受伤情况严重,苏联当局为了逃避责任,反诬中国学生为“暴徒”,并抢先将红场事件公之于全世界。当天晚上7点20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接见安致远临时代办,诬蔑中国学生和使馆人员“扰乱秩序”、“动用武力”、“采取挑衅性的流氓行为”等等,并且向中国大使馆“表示坚决抗议”。还威胁说:“苏联方面要禁止中国公民在苏联过境”。


在当天晚上的黄金时间段,莫斯科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放了苏联记者编造的所谓“中国公民在红场闹事”的现场节目,苏联其他新闻媒体紧随其后,纷纷指责和丑化中国学生。一些苏联官方媒体还将红场突发事件同中国政府的对苏政策联系起来,借此煽动大规模的反华活动。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兴灾乐祸,推波助澜,纷纷在各自的媒体上做类似的报道。特别是美国合众国际社有一篇为苏联当局开脱罪责的报道,倍受苏联当局青睐。苏联当局为了进一步蛊惑人心,还于25日乘夜幕降临之际,连夜偷偷摸摸调来大批施工人员,在列宁墓周围架起了两米多高的围墙,并在围墙上写了“列宁墓维修,谢绝参观”,导致第二天前来参观的人们无法进入列宁墓。苏联当局的假戏真做,目的是用这种办法暗示前来参观的群众,中国学生“动用武力”“破坏列宁墓”的各种说法是“事实”。1月26日上午,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皮亚迪谢夫急不可待地举行记者招待会,继续对中国学生进行诬蔑。


2月3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驻地发生了新闻橱窗事件。由于中国大使馆的新闻橱窗内展出了部分“1·25”红场流血事件中中国学生被打的照片,苏联当局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做法,乘夜幕降临之际,派出大批暴徒强行将新闻橱窗劫走,并打伤护卫新闻橱窗的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


新闻橱窗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当局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华新浪潮,并且连续数日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和暴徒包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不时闯入大使馆内部砸打门窗,张贴反华标语,诬蔑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等。他们还在中国使馆前边的公园里组织群众集会,安排一些著名厂矿的工人代表讲话,支持苏联政府的所谓“抗议声明”,狂呼反华口号。


学生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在红场事件中,中国学生受伤严重,苏联当局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强词夺理发动舆论攻势,损害中国的形象。中国政府面对苏联当局的血腥暴行和上述态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支持和声援中国学生,谴责苏联当局的血腥暴行。


1月26日夜晚,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收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打给使馆的电报,对遭到苏联当局殴打的我国留学生,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同学们致以亲切的慰问。电报说:“你们在晋谒列宁、斯大林陵墓的时候,遭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血腥镇压。你们临危不惧,坚持斗争,经受住了一次国际阶级斗争的严重考验。这充分表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青年一代的英雄气概 。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殷切地等待你们——英勇的反修战士胜利归来!”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打给我国留学生的慰问电传到我驻苏联大使馆后,过境留学生和使馆全体人员一扫心头的郁闷和压抑,从床上爬起来,欢呼雀跃,自动聚集到使馆大厅里,听取宣读慰问电,并有专人跑步将这个消息告诉因身受重伤卧床不起的9名同学(其他60位受轻伤的同学正在回国的旅途中)。


2月1日,当有60名受轻伤的学生乘坐的中国国际列车到达北京时,学生们受到聚集在北京站前广场和附近大道上的首都各界群众10万多人的热烈欢迎。当学生们刚走出车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群众代表一齐走上前,与同学们一一热烈握手,表示真诚欢迎和亲切慰问。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热烈欢迎光荣的反修战士们胜利归来!》的社论。社论指出:“我们热烈赞扬和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社论还称赞道:“你们忠于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2月2日下午,北京首都机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数千名群众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友人,高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语录牌热烈欢迎受重伤的同学归来。下午4时许,运载被苏联警察打成重伤的9位学生,以及因声援红场被打同学而受到迫害的留法、留伊拉克学生的专机陆续到达首都机场时,受到陈毅等的欢迎。陈毅代表毛泽东、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伤的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


2月11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首都10万群众集会,声讨和谴责苏联当局镇压我留学生、殴打我外交人员的暴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以及群众代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解放军负责人、外国来宾。周恩来、陈毅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向胜利归来的留学生和驻苏使馆人员表示最亲切的慰问,谴责苏联当局的野蛮暴行。大会结束后,10万群众直奔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


与此同时,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强烈谴责苏联当局的血腥暴行。


首先开展声援活动的是学界同仁。1月26日晚,北京的大学生代表集会,强烈抗议苏联当局殴打我国留学生的暴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高校的学生代表,在北京航空学院举行声讨苏联警察暴行大会。


1月27日下午,中国在法国勒恩市学习的49名学生,得知在巴黎学习的同学在莫斯科被打的消息之后,立即决定连夜前往苏联驻法国大使馆递交抗议书。他们在前往苏联驻法国大使馆进行抗议途中,警察强行将他们拘捕。在被拘捕的15个小时中,他们没有屈服。伊拉克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举行了同样的抗议活动,以声援在红场事件中被打的同学。


27日,在北京的部分归国留苏学生举行集会,强烈谴责苏联的暴行,对我国69名留学生的英勇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同日,首都各界数十万人继续举行声援我留学生的活动,抗议苏联当局的血腥暴行。大专院校的学生带着墨迹未干的大标语、大字报、抗议信,贴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生产第一线的北京工人群众、上海工人群众、武汉工人群众等也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外交战线上的广大工作人员、有关专家,分别打电报或写信,向遭到苏联当局镇压的学生致以亲切的慰问。


红场事件发生后,一些国家政府、社会团体、领导人和朋友,以发表声明、讲话或写信、打电话、拍电报等方式声援中国学生。


四十多年之后的反思


时光荏苒,这一事件一晃过去了40多年。40多年后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莘莘学子也都步入花甲之年。现在再回想这一事件,的确值得我们去很好地反思。


按常理,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学生要求拜谒列宁墓,瞻仰列宁遗容,表达一下对列宁的崇敬本无可厚非。之所以发生那样的事,主要问题出在两条挽联上,特别是对斯大林的称谓上。挽联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称谓显然与当时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大相径庭。我们知道,自从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修正。由于中国共产党不赞成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新的修正和解释,使中苏关系急骤恶化,以致剑拔弩张。在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一方的任何“异常举动”都有可能使对方作出激烈的反应。在这种背景下,红场流血事件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对这件事的发生,我们是有责任的。作为单纯的拜谒活动,同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也是应当的。但是,在活动前如何组织和安排,显然考虑欠周全,从大局上还是从细节上都是有问题的,况且这还有前车之鉴。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1965年中国留苏学生同亚非拉国家的留学生一起,举行“抗美援越”游行示威活动,遭到全副武装的苏联军警围攻,中国留学生首次血洒莫斯科街头。同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对驻外人员有明确的规定,“在国外不能搞运动”。或许正是由于我们过于单纯,考虑不周才酿成这一事件。


当然,对于这一事件的发生,苏联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中苏两党对斯大林有不同评价,联系到中苏关系的特殊情况,在对列宁举行悼念仪式中加进两条挽联虽然是多此一举,但苏联方面仅仅据此便大打出手,显然是非常不合适的。事后苏方又有意制造假象,往中国学生脸上抹黑,出动军用飞机散发反华传单,对中国学生发动攻势,并不惜借用西方反华势力进行反华活动等,这就更加离谱了,这使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也就可以理解了。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邓小平讲:“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用邓小平这段话来反思红场事件也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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