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朝文化链:为何坚持崇祯正朔200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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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太宗台




朝鲜半岛向为周边大国势力的角斗场。与其它大国相区隔,中国对半岛的影响不仅旷日持久,而且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维系了长达2000多年的“华夷秩序”中,半岛上的历代政权多奉行“事大主义”,成为中国最亲近的朝贡国家。而且,东北亚秩序变动的重大事件往往最先见于朝鲜半岛


华夷观与古代中韩关系


根据何芳川教授的考证,“华夷秩序”最早缘起于早期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体与周遭其他族体间的差异。古代中国按其影响范围内“血缘关系的有无、地政关系的远近、文明程度的高下、经济实力的大小和道德水准的优劣”,建立起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由内臣(本土)、外臣(四夷)到不臣(敌国)的“同心圆”结构。这样一个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等级制框架,无疑为中国打造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周边环境,其中对名分而非实益的追求,更彰显了汉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和中央王朝的统治合法性。而对周边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藩属国和朝贡国来说,顺从于一个以强大邻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古代中国为原点做东西南北的四向推移,不难发现这些相邻民族和国家在文明的发展类型上极为不同。是否已经出现发达的文明,是否具有与中国相似的文明基础,在加入“华夷秩序”的机缘上也是决然迥异的。因应北方民族威胁而拓展出来的西域诸国,与汉民族的利益交汇于安全上的彼此需要,以及后来贸易交往中的共同受益,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完全倚赖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比,因而是相对的、可变的、不稳定的。与之相对照的东面的韩国与日本,种族上与我最为接近,地理上又存在一定程度的隔绝,军事意义曾经颇为黯淡,而文化交流的极大需求也就显现出来了。


在统一的韩民族诞生以前,中国曾对半岛全部或部分施行直接统治。隋唐时代是中国的第二个盛世,半岛居民在形成中的同一种地域认同的鼓舞下,实现了半岛上三国归一,并驱除了外来的政治存在。因此,古代韩国是通过自身努力才取得了独立地位,而统一后的新罗王朝从未想过与中国交恶,却主动选择了接受唐朝册封,并成为名义上的属国,可见武力压迫并不是韩民族融入“华夷秩序”的首要动因。同时,新罗也不是出于保有独立治权的考量,才向中国俯首称臣、乞求和平的。倘若真要那样,它大可对中国严加警惕,辅之以偏安一方、闭关锁国,也就更不需且不能派驻那么多“入唐宿卫”来中国学习了。


可见,真正吸引韩民族主动加入的,是儒家文化统治下强盛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唐太宗之所以被尊为北方各部共主,并不更多凭仗于中国向来有限的武力,而这些以和平手段进行的“怀敌附远”,乃是最为强悍的“软实力”。韩半岛不单有中国自“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以来长达千年的政治遗产,更有与中原十分近似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中华文明的巨大感召,对正处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型过程中的韩民族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说古代日本没有从中国引入科举与宦官制度的话,那么古代韩国就必定是中国的翻版。这种全方位的文明传播,早期多是借助中国推广,半岛统一后则成了韩国的自觉,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得到了全民承认。


从中古的新罗时代、高丽时代到近世的朝鲜时代,来自中国的佛教和儒教在韩半岛上先后得以发扬。据考古发现,当年古汉城呈现出完整的八卦形态,东为兴仁门,西为敦义门,南为崇礼门,北为弘智门,中有普信阁,充分体现了“仁”、“义”、“礼”、“智”、“信”的正统儒家思想。李成桂即位伊始,就推行了政纲“李朝十一条”,几乎照搬了当时明朝的管制模式。政府结构上,议政府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曹;官僚体制上,确立文武两班制,设九品十八级官阶,采用科举选官;行政区划上,统一郡县制,设立朝鲜八道,道下设府、牧、郡、县;身份和家族制度上,把人划为两班、中人、庶民和贱民,提倡男尊女卑、门当户对等等,无一不与中土相类,却已成为韩国文化之一部。


在这漫长的1000余年中,共同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中韩两国间从观念到体制都堪称楷模的关系,开启了全面友好的文化交流,只在短暂的蒙元一朝出现了些许中断。新罗时,中国出现了很多“新罗坊”、“新罗院”,遣唐使梁悦因在德宗避乱时“勤王”有功,授命右善赞大夫;名士崔致远曾获紫金鱼袋,还写过剿伐黄巢的《讨黄檄文》。新罗王子归国时,就曾携回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的大量图书。直至李朝,韩国都特别注重学习中国文化,专门设立了用于翻译典籍、宣扬教化的弘文馆、艺文馆、成均馆、校书馆和春秋馆。当时“朝鲜”这一国名,据称也是韩国遣使到南京,恭请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选定的,取了“朝日鲜明”之意涵。可以说,明朝是史上中韩“藩贡关系”顶峰。从明帝国方面看,是“东国年年修职贡”的局面;从李朝方面看,则是“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界。


华夷观的矛盾与中韩华夷关系的终结


按照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学说,行为体的认同具有内外双向性,对群体内部产生增强凝聚的积极影响,对外部则发挥夸大差异与制造矛盾的消极作用。忽略这样一种以礼制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就难以理解在那个遍布“化外蛮族”的时代,两国竟能常常不会虑及地缘政治的实际需要,成为坚守文明世界的一组堡垒。韩国一统之前,诸国还曾争相靠拢北方民族,借此在半岛竞争中得以“自重”,这些行为在“华夷秩序”建立后愈发少见。两宋时代国运不济,高丽王朝仍远赴明州向赵氏修贡,甚至不惜在993年至1019年间两度同契丹作战,更加深了其与宋室的盟友关系。明代李朝“亲明和倭”,对中国是尊明帝为皇、自称为王,三年一大贡、一年三小贡,对日本则是平等通商,外交政策上的亲疏远近一目了然。16世纪晚期,丰臣秀吉希望借道攻打中国,更遭朝鲜王朝的严词拒绝。后在日军连克连捷,席卷整个半岛之时,明廷不顾国力空虚,两次出兵援助,铸就中韩合作的优秀范例。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韩国在政治上对中国如此追随,乃是出于满足对民族文化归属的需要。假使没有一个处于绝对强势的中华文明来担当“他者”,也就没有韩民族得以立国和奋发图强的自我认同。那么,通过融入“华夷秩序”,韩国完成由文明边缘至中心的转变了吗?以古代中国的视角看,其实不然。早在738年,唐玄宗派左赞善大夫赴新罗祭圣德王时,敕令“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以卿纯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可见,韩国再怎么精习汉字,再怎么文治武衰,在中央王朝看来也无非是“有类中国”罢了。韩国自认与中华同类、以蛮夷为敌,而中国称呼韩国,虽不至于也加之犬戎偏旁,却也绝不会以为自己与高丽同族。韩国将中华文明看作是自己与汉民族的共享,而中国人坚信周边民族都是文明的劣根,永远停滞于待开化阶段。


因此,所谓的“华夷秩序”与“华夷观念”在中国与韩国间始终处在不对称状态。最尚慕于“华”的韩国反而最不能接受“夷”的归类,这在逻辑上是正常的推理,政治上却不失为一种讽刺。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韩国社会对自我身份进行了假定,认为经历了长期归化之后,自己也理应进入文明社会的顶端。这一文化冲动在平时简直是一种幻想,却因为“明清鼎革”和“华夷变态”而具备了某种可能。满族的先人肃慎、靺鞨与女真,从来只是“五服”中的“要服”,岁岁进贡而已,却一跃获得了对中原王朝的统治,这对当时的韩国无疑是个严重刺激。前明遗民对清人残暴的极尽描画和对汉城旧制的空前褒奖,极大提高了韩国人的文化虚荣和道德自信。由于清朝的有力威慑,韩国在政治上已无可奈何,文化上却依然不愿归附,在野文人坚奉崇祯皇帝的“正朔”达200余年。这样一大变局,让韩国对中国的崇拜第一次出现了对文化本身与对现时统治者的分离。


近代以后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彻底颠覆,也正是在“华夷变态”的大背景下发现了契机。丧失了真正文化宗主的各朝贡国,政治上也趋于保守,纷纷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始依照本土化的中华文明构建各自的“小华夷秩序”,这自然难于抵御新兴的欧洲文明对东亚的渗透。这时传统势力的反抗越是激烈,越是显得落后与腐朽。17世纪天主教传入韩国,继而主张正确认识韩国与世界的东学思想兴起,均受到李朝的强烈抵制。1840年与1860年英法对中国威权的两次重创,使过去清朝之于李朝的慑服,由此为西方的更大威胁所取代,强国意识与民族意识一道风起云涌。在近代中国也开始自我批判的同时,韩国走上了自己的“西化”之路。派遣出国的学生中,形成了主张独立革新的开化党人,他们在指斥过去专制统治的过程中,也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和传统的“华夷秩序”。其中,徐载弼兴办了许多韩文报纸,并倡导脱离中国,他们甚至拆除了以前迎接“天使”的“迎恩门”,而改建为“独立门”。文化上已被鄙视的大清帝国,一旦丧失了干预的能力,也就只得任由半岛人民的集体意识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滑去。


韩国之近代史是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转化,民族国家认同逐步形成的一段历史。韩国人的逻辑是,既然不能得到所拥有之文明的正统地位,为何不独立出去,开辟一套新的秩序?既然现有的文明体系不能保我富足,又为何不改换门庭,勤勉自强,重树一种新的文明?不过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对此的刻意诱导,使其刚刚争得独立的名义,就彻底失去了独立的自由。1876年的《江华条约》,不仅打开了韩国门户,更在于日本将“朝鲜国系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平等之权”之款写入条约,使之接受了日本对其自主身份的承认,从此不再作为中国属国的身份与日本交往。1885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第一次形成了共同“保护”半岛之局面,中国的宗主权实际已被否定。梁启超认为,“江华湾条约使朝鲜自认非我属国,天津条约使我自认朝鲜非我属国”。至1895年甲午战败,中日订立《马关条约》时,中国承认“朝鲜国为完全无缺之独立,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嗣后全行废绝”。1897年李朝改号“大韩”,清朝派出徐寿明为驻韩公使,“宗藩关系”即宣告中止。


历史的启示


“华夷秩序”在韩半岛上的理论与实践,带给后人太多的总结与反思。鉴于社会认同的历史性特点,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秩序的后来歧变与最终崩溃,就彻底否定它对探索东亚民族地区秩序中的有益尝试。特别是在西方权力政治理论遭遇东亚困境的今天,梳理历史上“华夷秩序”的发展脉络,对于重新整合本地资源,迈向区域共同体都有无穷收益。“华夷秩序”成功延续了2000多年,较之日本苦心经营的“大东亚共荣圈”很快就被证明失败,不能不说这样一种以社会发展水平为参照、围绕核心国家、以文明感化之方式而建立的等级分明的国际秩序,在东亚文化的特殊语境下,的确有其内在的价值理性。若以现代化史观的角度研判,“华夷秩序”也诚然为地区带来了和平,起到了文明的普及和推进作用。


然而,我们也不宜忽视,考察“华夷秩序”时应当避免陷入的历史误区,譬如对经济利益的轻怠、对开放心态的不屑等。韩国曾经努力学习中华文明却难以被中国接受和认同的原因,在于二者血统上并不完全相同,这才是“华夷秩序”的最大弊端,即落入了“华夏中心意识”的种族主义圈套。一方面极力贬损周边民族,要求其归化本族文明;一方面在其完结这一进程之后,又不予其以对等承认。这岂止是“以自身族属的标准来臆断他者族属”的政治不正确,更因对文明秩序主导权的争夺而培育了富于抱负的异己势力。有能力的如日本,无不尝试发起一次或数次对原有秩序的挑战;而无此能力的如韩国,只能借助外力来脱离这一使之备受压抑的理论框架。史上得以入主中原者,悉为熏染了一定汉族文化的东北而非西北民族,这显然不是“地理决定论”所能解释。我们现今讨论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构建,也不能仅仅把它看作大国之间的物质力量博弈,而忽略了历史传统、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的潜在影响,更不能仍以“天朝上国”的中心自居,而不计周边国家的切实体验。有人认为,与大国打交道更多靠实力,与小国打交道更多靠尊重,这可能才是国际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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