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深圳市就业工作会议上表示: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因此,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

人们都希望“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名词,但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更不仅仅是改变一个称谓的问题。人们要告别“农民工”,应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


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一提起农民工,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穿着过时、灰头土脸等形象。《华商报》说,他们在城市里干着最苦最脏最累的活,拿着很低的工资,他们建了城里所有的高楼大厦自己却睡在简易房里甚至马路上,他们每年都要像候鸟一样往来于城乡之间……一句话,“农民工”是一个充满辛酸的词汇。


在政府官员中,王荣是较早提出农民工二代将促使“农民工”概念消亡的:从第二代开始,逐渐适应了城市的农民工们开始不再“回家”了,因此,不应再把农民工当成是城市的“候鸟”与“过客”,应引导他们成为新市民。《新京报》说,承认这个基本事实,是今后制定正确的城市管理办法的前提。当然,这个基本事实不仅对深圳有效。《东方早报》说,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承认这一社会现状需要重视,代表了官员的执政水平有了进步。


与此同时,王荣在定义和描述农民工的概念和特征时所说的话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到城市里来打工。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使得深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且没有留下多少需要为他们根本性解决的问题。”《河南商报》说,王荣的话,点出了农民工给城市“留贡献、不留问题”的现状──他们为城市的短期内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并没有给城市留下“负担”。换句话说,城市在享受农民工带来的贡献的同时,没有为他们做出太多“回报”。


于是乎,农民工成了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两栖人”:城市需要他们时,他们是打工者,不需要他们时他们则是随时回乡务农的农民。随着这种思维和心态而来的则是政策和精神上对农民工的歧视。


《法制日报》说,王荣的话,无疑表达了一个城市的高层对于农民工这一群体利益的关心与关注。与之相比,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对农民工却少了一份感恩之心。因此,才有某地方领导在谈到农民工失业问题时理直气壮地要求,“谁的孩子谁抱走,其他省份并无义务去帮助消化劳动力”。


因此,我们要为王荣的新“农民工”观叫好,虽然有点后知后觉,毕竟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改革户籍制度是关键


从概念上说,随着城市的扩容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会渐渐消失,但人们需要厘清一点:农民工并不仅是“概念”上的存在。


一个最简单、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农民工”概念消失,那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能叫“市民”吗?即便不是市民,能叫“市民工”吗?《中国青年报》说,事实上,他们依然离“市民待遇”相隔十万八千里。在城市,他们依然是“暂住”;他们的子女依然不能同市民子女享受同等的教育,依然需要“借读”;他们依然时不时遭受城里人的白眼,依然会为找不到活儿、讨不到工钱而提心吊胆;他们依然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障,没有基本的“市民”待遇。


当然有人会说,第二代农民工生长在城市,他们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已不会像父辈们那样回到原来的土地谋生发展,就业时会首选城市,但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农民工”了吗?


无论农民工的下一代穿的T恤再怎么新潮,牛仔裤的大喇叭再怎么“开”,发型再怎么让人侧目,但他们的“核”仍然没变。《华商报》说,身份证上的信息明明白白地显示,深圳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而在户口簿上,他们仍被归于“农业人口”之列……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制度不改革,农民工还是农民工。


不可忽视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几乎成了“漂”的一代。《新京报》说,缺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故乡已经几乎回不去了;在城市,他们的工作、生活也可能漂泊不定。


《每日新报》说,在此状况下,即便农民工概念消失,亦不足喜。不仅不足喜,由于概念的消失,他们就失去了标签化生存,即缺少人们关注,这不一定是好事。


“农民工”概念需要消失,但是只有将“农民工”遭遇的实质问题一一解决,才能使“农民工”在真正意义上消失,关键是要使实际存在的在某些方面还在扩大的差距消失。要消除这种差距,改革户籍制度是关键,多让一些农民工成为市民是根本,让其与本土市民一样享受市民待遇是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