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独立,短暂的11日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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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昙花一现的山东独立 2007-08-01 10:15:14 作者:省情网 来源:山东省情网 一、独立斗争的准备   1911年10月10日,一场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在湖北武昌爆发。武昌起义的消息振奋了山东革命党人,曾在各地开展过一些活动的山东同盟会会员纷纷向省城济南集中,准备利用时机在本省开展相应的独立斗争。   当时,山东人民斗争情绪极为高涨,对革命党人来说,这是实行独立斗争的好机会,理应集聚力量,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独立斗争。但软弱的山东同盟会负责人缺乏应付纷乱局势的胆略和

昙花一现的山东独立

2007-08-01 10:15:14 作者:省情网 来源:山东省情网


一、独立斗争的准备


1911年10月10日,一场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在湖北武昌爆发。武昌起义的消息振奋了山东革命党人,曾在各地开展过一些活动的山东同盟会会员纷纷向省城济南集中,准备利用时机在本省开展相应的独立斗争。

当时,山东人民斗争情绪极为高涨,对革命党人来说,这是实行独立斗争的好机会,理应集聚力量,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独立斗争。但软弱的山东同盟会负责人缺乏应付纷乱局势的胆略和才干。徐镜心等最后选定倾力谋求和平独立,便约同立宪派人士、咨议局议员王厚庵等于11月5日在谘议局召开的各界座谈会上,提出了他们草拟的《山东独立大纲》。

大纲虽提出了一些反清革命主张,但并未将革命的主要任务——推翻封建专制作为重点内容,甚至提出要“组织民族大帝国”,这更有悖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宗旨。而对外国侵略势力,因怕“惹起国际交涉”,革命党人不敢有所触动。显然,这个大纲不能算作一个理想的革命纲领。

但是,像这样一个纲领,在会上提出后,顽固的守旧派和立宪派也不能接受,而由夏溥斋、丁世峄等为代表到抚署请愿,向山东巡抚孙宝琦提出《劝告政府八条》,要求代为电奏清政府。《劝告政府八条》的核心精神即在承认清廷为合法中央政权的情况下,请清朝统治者恩赐少许自治权。这样,革命派的革命精神全然被阉割了,这与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完全相背离。由于山东革命党人的畏首畏尾,政局很快为旧官僚和立宪派所左右,革命派使自己在以后的斗争中陷于被动。

山东巡抚孙宝琦是清末民初一颇有影响的政客。1899年,孙宝琦涉足外交事务,先后就职于奥国、德国法国,1902年6月任驻法公使,1907年任驻德公使。他带有较浓厚的洋务派色彩,不同于一般封建顽固派官僚,由于这层原因,1909年在庆亲王极力保荐下被任为山东巡抚。山东自曹州教案后成为中德交涉日益棘手的是非之地,年方40岁的孙宝琦膺此重任,表明清朝统治者对他的信任。



二、斗争的发展


《劝告政府八条》提出两天后,山东各界代表又聚集于省谘议局召开大会,讨论山东形势,研究对策。这一次,谴责谘议局顽固派“六二党”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在各界代表的一致要求下,大会决定推翻谘议局,宣告正式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作为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

山东各界联合会“由山东全体人民及各机关所组成……以预独立,主张息战,组织联邦共和政体为目的”(《山东省志资料》1963年第1期,第52页),公举正副会长各一名,分设执行、纠察二部,以谘议局常驻议员会议厅为事务所(即办公地址)。从山东各界联合会的宗旨中可以看到,它已全然无视清王朝地方政府,它为自己规定的职能已剥夺了清政府的许多权力,争取独立的意向十分明确。

联合会会长一职在山东革命派和立宪派中经过酝酿筹划,考虑到这一角色既能与旧势力相抗衡,又便于应付社会各方面,遂一致赞同已成为政治风潮中核心人物的夏溥斋担任此职。

夏溥斋起初提名任副会长的于普原、范之杰都是胆小无能之人,缺乏处置纷繁复杂事务的能力,二人均力辞不就,因此并未莅任。后推举在学界有威望、热心桑梓的同盟会会员王讷、庄陔兰担任此职。丁世峄有正义感,又有能力,为地方士绅所倚重,被委任为秘书长。

联合会大权实为夏溥斋等立宪派人士所把持。但是,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在革命派的推动下,特别是在山东济南各界人民强烈要求独立的呼声中,联合会并没有完全按照立宪派的意志开展工作。它在争取山东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独立斗争的领导核心,成为“后来发动独立的根源地”(夏溥斋:《辛亥革命山东独立前后记》,载于《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4页)。

11月8日,清廷就山东《劝告政府八条》来电,分条作出答复,清廷的答复不着边际,避重就轻,敷衍群众,激起山东各界人民的强烈不满。出人意料的是,反应最迅速的竟是作为国家政权主要支柱的清朝军队。

清军第五镇驻于省会济南及潍县一带,是北洋六镇中惟一驻于京都、直隶地区之外的一支部队,足见清廷对山东地区的重视。第五镇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家庭,还有一些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学生。几年来,内忧外患的严酷社会现实刺激着他们,新思想从不同渠道熏染着他们,使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弥漫国内的革命思潮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武昌起义后,时局不安,人心躁动,第五镇广大官兵也感到变革现状的迫切性,不少人认为要顺乎社会发展趋势,“非与清廷断绝关系不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47页)。这期间,外面一些倾向革命的军人也到山东来宣传反清斗争。

武昌起义后,第五镇统制张永成觉察到周围发生的这些情况,十分担心发生兵变,终日惶惶不安,趁混乱竟随同省城内一批清朝官吏悄然逃离了。第五镇下统两协,其中第十协协统贾宾卿思想激进,被“早与党人秘约为应”的进步官兵拥戴为首领。滦州方面王金铭部曾派人同贾宾卿有过联络,商定相机起事时,互为声援。第五镇内的反清革命情绪在潜滋暗长。

11月4日,第五镇参谋黄治坤等人公开向夏溥斋提出:“赶紧先发制人,宣布独立。”夏溥斋将第五镇军人的鲜明态度转告孙宝琦。孙听后十分紧张,当即明确表示了自己为清廷“在山东有守土之责……不能领着大家宣告独立”的坚决态度,甚至准备“以身相殉”(同上书)。此刻孙宝琦忠于清廷的立场是十分顽固的。

在此瞬息万变之机,各派政治力量的幕后斗争已趋向白热化。徐镜心深感形势紧迫,责任重大,决心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约同丁惟汾、谢鸿焘、王乐平等人聚集于大明湖历下亭商量对策,议定召集各方代表逼迫孙宝琦承认独立。

在革命派和各进步势力推动下,山东形势发展到了转折关口。



三、独立斗争大会


11月13日召开的山东独立大会颇富戏剧性。山东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如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及联合会、同盟会、第五镇官兵、商界和学界,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于上午8点开始,到会者近万人(一说15000余人),众口一词,认定“以山东所处的环境而论,正在危急存亡、一发千钧之际,非立即宣布独立绝不能挽救当前的局势”(同上书,第50页)。

在会上,孙宝琦有针对性地提出3个问题,诘难主张独立的人士,妄图动摇众人要求独立的立场和信心。他所提出的问题是:(1)清兵征讨无以抵御;(2)无饷军变无以制止;(3)德国人干涉无以应付。这些情况有的系无中生有,有的则夸大事态,用意十分明显,即妄图使独立派不敢行事而听任他的摆布。

孙宝琦发誓“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宣布独立”(《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第99页)时,激怒了要求独立的人们,会场上的气氛益发紧张。早已无法忍耐的第五镇军人向孙宝琦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如若再不答应独立,将以武力相向,势必酿成难以估量的混乱。在此情况下,夏溥斋极力斡旋,走投无路的孙宝琦只得含糊其辞道:“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宜,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51页)他自动将头上的官帽摘下放在桌子上,这就算“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同上书)。

独立派人士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标语口号悬挂于会场,联合会秘书长丁世峄取出早经独立派人士议定的《山东独立宣言》,当众郑重宣布:

第一条,自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山东全省人民与清政府实行断绝关系。

第二条,自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山东全省人民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

第三条,关于本省内部组织,分为议决、行政、军事三部,各部和衷共济,俟北京底定,共和政体成立,实行变更。(《齐鲁公报》,1911年11月15日)

独立宣言》文字虽然不多,但三条内容充满革命精神,它表达了反清革命的明确立场,表示接受新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的统辖,是值得肯定的。

在第五镇军人胁迫下,孙宝琦表示认可,山东实现了独立。在很多人看来这即是预期的最终目的,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到会者也感到已无其他可以追求的目标,甚至对新政权人选这等关系今后政局的头等大事也不置可否,无人过问,仓促推举孙宝琦、贾宾卿为正、副总统(后改称正、副都督)。革命党人以山东联合会名义将独立情况报告上海军政府,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四、独立斗争的影响


济南各学堂的学生是促成独立的生力军,是最为积极的一部分力量。独立的实现使他们欣喜若狂,在城内大街和商埠马路游行,鼓号齐鸣,一片欢腾,“山东独立万岁”的欢呼声传遍省城济南。

革命党人正在筹办《齐鲁公报》,原定于11月21日(农历十月初一日)出刊,为及时通告山东独立的消息,便于11月15日即宣告山东独立的第三天便提前出刊,集中刊发山东各界联合会的消息,公布各机关的文件,报道省内外情况,推动了独立斗争的发展。同盟会会员王讷为该报社长,应运而生的这份报纸一时成为欢庆反清独立、宣传民主自由思想的阵地。

此刻,老谋深算的孙宝琦十分重视加强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力,向组织独立斗争的进步力量提出了揽权自重的三点要求:(1)所有政权、军权、财权,皆由他一人主持,他人不得过问;(2)山东司道各官,他可随时撤换,大家不得掣肘;(3)山东财政支绌,需依全省绅商筹集。他还提出以联合会为临时议会,抚署为临时政府的方案。这均是敷衍革命派、加强个人专断的措施。但是,眼前的胜利使革命党人没能识破孙宝琦的阴谋,竟然爽快地同意了孙宝琦的所有要求。

独立实现后,孙宝琦身为已与清政府决裂的山东军政府的都督,仍循旧例在珍珠泉抚署召开司道会议。他态度暧昧,极力纵容煽惑反独立的情绪,使莅会的清政府旧官员为自己及主子的命途多舛,悲恸如丧考妣,以至有为此放声大哭者。孙宝琦寄函外国驻山东官员,通报情况,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沿用清朝皇帝年号(即宣统三年)。

独立实现后,社会毁誉不一,清政府、顽固派更是恨之入骨。但对山东独立斗争形成最大威胁并迅速葬送了这一局面的,却是山东省内的一股强有力的暗潮逆流,其幕后总导演是袁世凯。山东独立后两天,袁世凯入京组阁,当了上总理大臣。他上任之后急于经营巩固北方大本营。山东位置重要,且发生了北方诸省中少有的独立,因而令他无法放心。袁世凯在山东有一批追随者,旧属部从甚众,对于遥控山东局势有其便利条件。上台伊始,他便电令各省督抚,“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14日),处心积虑地扼杀山东独立于摇篮中。

袁世凯在阴谋取消山东独立时,首先物色了候补直隶州张广建和候补知县吴炳湘。张、吴皆为袁氏旧识,仕鲁多年,都是机警刁钻之徒。受命后他们加紧监视济南政局,“在军界、警界颇有布置”(《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第100页)。他们迫害独立派人士,大肆制造并激化矛盾,瓦解独立派队伍,使本来就不统一的第五镇发生了内乱。独立派失去了支柱。

此外,袁世凯同在山东各界的旧属、追随者加紧联系,纠集反独立势力。二十标标统吴鼎元、炮标标统张树元、中路巡防营领聂宪藩等与袁相互勾结,成为一股颇有势力的反独立派。经过10天紧锣密鼓的筹划,他们终于伙同清政府谘议局的失意政客、落难士绅,向新政权、向独立派发难了。

11月24日,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在济南出笼,它“以军事枢纽,即以军界为总机关”,标榜的宗旨是“维持大局”、“保卫公安”(《山东省志资料》1963年第1期,第48页),实际上是破坏独立。第五镇及巡防营反动军官均参加了这一组织,张广建、吴炳湘、聂宪藩充任了重要角色。第五镇有两个协,但当时驻守山东的仅有一个协,而驻在济南的只有一个九十四标。该标标统吴鼎元是一个反对独立的人物,贾宾卿对九十四标根本无法控制。贾宾卿名为协统,实际上并没有控制多少兵力。张广建、吴炳湘抵任后,吴鼎元一伙气焰更为嚣张。他们相互勾结,成为推翻山东独立的主要力量。

“全体维持会”在济南山西会馆召集会议时,吴鼎元下令五镇反独立官兵将大炮架起来,分别对着都督府和联合会驻所。各界人士赴会后便被告知,“会议事项,立即议决,不得延宕”(同上书,第45页)。赴会者多为反独立分子和对独立模棱两可的人物,因而炮口下的山西会馆会议十分顺利地“决议”:(1)取消独立名号;(2)取消独立临时政府;(3)取消联合会;(4)取消一切不合清朝行政法规的文书;(5)取消临时政府印信。

“维持会”这次会议的核心问题是逼着孙宝琦取消独立。如前所述,对独立“孙宝琦本非绝对赞成”(高劳:《辛亥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6页);对取消独立,孙是求之不得的。时机已到,孙宝琦当场表示同意取消独立,并宣布改都督为巡抚,恢复旧制。山东独立轰然而起,倏然而逝,仅维持了13天的时间,便宣告结束。山东独立取消,全国震惊,革命党人无比义愤,浙江新军致电孙宝琦,声明“知宝琦取消独立事,乡人大愤,议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由老朽的胡建枢接任山东巡抚。张广建、吴炳湘破坏独立立有头功,予以破格升迁。

各界联合会是“全体维持会”最无法容忍的眼中钉。吴炳湘便亲率队伍予以解散,对独立派人士予以监视、软禁,甚至加以审讯。同时,张广建等派兵驻扎抚院,调兵屯守革命派较集中的几处学堂附近。在十分困难的形势面前,一部分激进的革命党人并不屈服。他们有的在济南进行起义准备活动,有的赶赴胶东、鲁西,重举义旗,在反清斗争中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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