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开国大典受阅飞机为何带弹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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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开国大典定在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 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 返航了。   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防御方案——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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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定在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 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 返航了。


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防御方案——


防空部队如何部署?


首长安全如何保护?


游行队伍如何疏散?


等等。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对此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具体,设想了各种可能的实施方案。


比如,如果受阅时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划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至少需要一个小时,随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 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所有这些方案,都绘制了详尽的作战地图,并且进行了演练。


为保证受阅飞机编队的正常飞行,北平的上空当天处于净空的状态。除受阅的飞机外,不准任何飞机使用北平的空中航线。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在机场值班待命,随时可以升空作战。


由于当时没有雷达监视报警系统,军委航空局不得不在华北地区和所在已经解放的地方,派出专人建立对空监察哨,组成肉眼防空通信网。一旦有情况,便把各地的情报传递到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地面指挥部。核定情报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尽管阅兵总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对北平的防空,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天上、地上也都部署到位,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


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得知,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


两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飞行员分别是: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左僚机飞行员阎磊。


两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分别是: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


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 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阎磊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们4个人的共同心声:“这在当时的空中受阅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为了保证受阅安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 阅带弹通过检阅台,而他们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带弹受阅飞行”,是方槐出的“点子”,他当时在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担任处长职务,具体负责制定受阅飞行计划。50年后,方老揭开了“带弹受阅飞行”的历史真相。方老回忆说——


当时的飞机都在东北,都在东北老航校里头。在那里恢复技术,在那里培养新的飞行员。也是够忙的,够紧张的。


成立于3年前的东北老航校,是我军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飞行训练基地,堪称中国空军的摇篮。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飞行人员几乎都出自这所学校。由于当时航校已经没有多余的飞机,我只好从航校调来了机务人员,对南苑机场的旧飞机进行改造、维修。


起义来的飞机里头,有几架是比较好的,飞的时间不多。有的是时限到了的,得更换器材,甚至是更换主要部分。这就要求机务人员多吃点苦头,加快维修的速度。


经过抢修试飞,最终能够参加编队飞行的,有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轰炸机,3架C-46运输机,两架教练机和1架联络机,一共17架。


飞机虽然已经确定下来,但我却依然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就这么几架飞机,又要阅兵,又要值班,又要防空值班。我咋个安排计划嘛?反正是够困难的。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北平的防空安全,而为了能够参加受阅编队飞行,他们不得不动用这仅有的17架飞机。


当时,这个阅兵和战斗值班的矛盾确实很大。要值班,要防空。这也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任务。万一敌机来空袭,怎么办?


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后,向聂总(荣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个计划让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吃惊。我跟聂总说,要不就搞两架带弹的,带弹空中受阅,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按照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往往是不携带实弹的。带弹飞行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南苑飞行队的飞机性能并不十分稳定,都是缴获的嘛。


聂总当时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放置弹药,以防意外空袭。他说,这是个政治飞行,不是一般的,要是出了事故,你这个小家伙吃不了,我也受不了,不好交代哟。他说这个事情时讲得很紧张,我也感受到了他心里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决心不好下哩。


带弹飞行的方案,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然而,这是一个十分绝密的计划。对于这件事情,除了当年带弹飞行的4名飞行员外,飞行队的其他人员包括队长邢海帆都不知道,知情的也就六七个人。4名飞行员,聂总、常局长,还有就是我。周总理是不是知道?聂总没有说。


第一次我提出带弹时,在座的有好几个人,可最后到底带没带,哪几架带了,这几个人就不知道了。直到若干年后,带弹的事才逐渐浮出了水面。


方 槐原名赖芳槐,1917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西于都——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地方,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入党,1934年随红一方面长征,曾 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为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飞行大队长,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在开国大典阅兵式 上,他是受阅飞行梯队第6分队分队长兼长机,驾驶美国L-5“步哨”联络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 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一字之别,是大有讲究的。


简单地说,“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


子弹与炸弹完全是两码事。


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12.7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两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受阅飞机“带子弹”而未“挂炸弹”,可见决策者还是心有余悸的,防止“万一”,又怕“万一”。


那天,阎磊、赵大海完成受阅任务后,即爬升到12000英尺(约3700千米),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受阅任务完成,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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