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金门岛的解放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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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发起金门战斗。24日晚,我军3个团分别航渡向金门进发。

25日晨2时左右,3个团同时登陆成功,立即向纵深攻击,遭到敌人的猛烈反击。国民党为确保台湾安全,主动放弃汕头,把胡琏兵团调到金门,不惜全力死守,敌人的兵力远远超过我登陆兵力。我登岛船只,因退潮搁浅无法返回,致使第二梯队兵力无法登岛支援。25日,我军苦战一天,损失很大。26日,敌人又组织对我更大的反击,原突破口复被敌占领,我登陆部队陷于敌军包围之中。勇士们坚持到27日,终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这次战斗,虽使国民党付出伤亡9000余人的代价,但我军也损失了9086人,未能解放金门。

胡清河便是这9086人中的一员。那时他刚2O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84师251团二营助理军医。不过,他并没有葬身枪林弹雨之中,而是力尽被俘。如今,胡清河是一名退休医生,已满头白发。

“我是金门战斗失利后一个特殊的幸存者,也是攻金部队唯一从金门泅海游回大陆的战士。”他说。


1949年10月27日午后,在古宁头最后被包围俘虏的我军人员大约有230人,其中有我们团长刘天祥、政委田志春,其余大都是伤员和勤杂人员。后来听说刘团长、田政委等被押往台湾,刘团长绝食抗争,英勇牺牲,田政委威武不屈,被活活打死。

敌人先把我们圈在古宁头一座大宅院内,过了两天又转移到一座大庙里。敌人引诱我们暴露身份,我们谁也不说话,气得敌人直骂:“你们都是共产党”,我们说:“是共产党又怎么样!”那时谁也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我和几个同志用了化名,大家都是党员,互相保密,最后敌人也没弄清我的真实身份。经过5天的审讯,敌人无奈,只好把我们补进了敌军的卫生连。

从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变成了国民党的俘虏。我心里别提多难受,多别扭了。我暗下决心:决不能给国民党卖命!无论如何也要跑回去,回到良己的队伍里!

要跑必须赶在蒋军118师调往台湾之前,否则一旦到了台湾,隔着台湾海峡,逃回大陆几乎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加紧筹划泅回大陆。

我开始留意每一个机会,终于从驻地老百姓那里打听到.金门湾潮汐变化的规律:金门湾五天一小潮,十天一大潮,初一小潮,十五大潮。泅渡的时机当然以涨大潮为最好,因为涨大潮时海水把沙滩都淹没了,一直涨到岸边,只要从岸边跳下水,即可开始泅渡,不易被发现,如果是小潮或退潮,就在沙滩上跑一段路,暴露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我把涨潮的日期和时间都牢牢记在了心里。

我小时候在老家的小河沟里扑腾过,可要在大海里长途泅渡,心里没底,必须借助于漂浮器材。金门蒋军对官兵偷渡返大陆防范极严,所有能作漂浮的用品,如木板之类,都收藏得干干净净,连火房做饭的木柴也严加看管。用什么东西漂洋过海呢?有一天,我在篮球场上看别人打球,突然想到,篮球可以作救生圈使用,就设法打篮球的主意。那时蒋军对保管篮球采取“连环保法”,就是每连两个篮球,由两个班共同保管,5天轮换一次。球丢了,要追究两个班的责任。泅渡时一个球是不够的,有两个才行。

那时,我们被俘人员中,想偷渡回大陆的不止我一个。一些同志因准备工作泄露而被捕牺牲了。这就使我更加小心谨慎,没有十足的把握,决不能轻易行动。日子一天天过去,直挨到1950年8月3日。那天是涨大潮的日子,又恰好轮到我保管篮球,在中午前把另两个班保管的篮球偷到了,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夙愿了。于是中午时分,我趁那两个班不在宿舍的时机,悄悄进屋把那个篮球放了气,取出球胆,又把球壳撑圆,放回原处,从中午到晚上,这段时间一般没人打球,球胆丢了不易被发现。我回到班里,也依法炮制,取出另一个球胆,然后把两个球胆和绷带贴在腹部,外面用腰带勒紧。国民党部队的腰带宽,别人看不出我腰部藏着什么东西。

这一切工作准备好,开晚饭时,我趁别人忙着吃饭的混乱时机,装着要去大便,悄悄离开营区,顺着一条早已察看好的小沟,猫着腰迅速地冲到海边。此刻,海水已经涨满了沙滩,机不可失,我解下腰带,把两个球胆吹鼓,系在旧带的两头。随后又把衣服帽子都脱下扔了,只剩下短裤。我把绷带绑在赤裸裸的胸前,就向海水深处趟去。一会儿,两个球胆就像救生圈一样把我托在水面,顺着开始退潮的海水,向远处漂去。这天天气挺好,风也不大,大约游了两里多路,我回头望望,快看不清岸边了,才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在我头顶上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急促而沉重,我顿时心头一沉,马上意识到,敌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而且知道我的去向,如果他们快艇追来,那我就完了。这样一想,我就拼出全身力气。向自认为大嶝的方向猛游。

后来,头顶上的枪声稀落下来,看来由于天气越来越暗,海浪起伏不定,敌人并没看准我这个目标,他们的火力追击完全是盲目的。想到这儿,本来疲惫不堪的我一下子鼓起了劲头。

第二天拂晓,经过12小时的漂游,我终于游到了大陆海岸。因为天未大亮,海滩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这时我已筋疲力竭,一头栽在沙滩上……大约过了一小时,我感到肚子饿得难受,就又爬起来向前走。这时离岸不远的一个地堡内的哨兵发现了我,他大喊一声:“谁?干什么的?”用枪对准了我。我连忙回答:“别开枪,我是28军84师的,你是哪个单位的?”哨兵显然不相信我的话。我身上只穿一条短裤,手中还提着两个球胆,哨兵以为是爆炸物,不敢靠近,命令我扔到地上。球胆在地上蹦哒了几下,他们这才放心。这时有个干部走过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胡清河。”“原来在哪个单位?”“28军84师251团。”“军长是谁?”“肖锋!”“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发觉自己说错了话,赶紧纠正:“我说错了,军长朱绍清,肖锋是副军长。”我听我对答如流,口气缓和下来。这时我才知道,我登陆的地点不是大嶝岛,而是厦门岛的东南部。守海防的部队不是28军,而是31军。很快,这个单位的连长出来看我,他拉着我的手说:“同志,你受苦了!”他这句话引出了我一大串泪水。


战俘,一个悲惨辛酸的字眼,在中国人眼里,只有“怕死鬼”、“软骨头”、“叛徒”、“特务”才是它的同义词。不成功,便成仁,中国军人没有其它选择,共和国不承认战俘。和所有解放军、志愿军战俘一样,胡清河也在“战俘”这根耻辱柱上捆缚了30多年。胡清河被保卫部门审查了3个来月,尽管没有查出任何变节行为,组织还是作出了如下结论:因对该同志被俘后的情况不十分清楚,暂保留原职级,留党察看。停止党内生活,待查明情况后再作处理。这留党察看一察就是30多年,这位1947年入党的老党员,直到1985年中央落实有关政策时才恢复党籍。因为当过战俘,“文革”期间,胡清河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被开除公职,关在黑屋子里交待:国民党派你回来干什么?杀了多少共产党?炸了多少工厂?联络电台在哪里?……造反派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没找到电台,把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搜去强作罪证。

他1946年2月投身革命,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莱芜大捷、渡江战役、解放华中南等70多次战斗,从山东打到福建,4次负伤,4次立功。而今退休费每月仅有192.6元,不得不种几亩地养家糊口。

“看到那些挥金如土的大款们,想想自己,有时也觉得冤得慌,真想找组织反映反映,可晚上做梦,梦见在金门岛上牺牲的战友,我的气又顺了。”说到这里,老人的眼睛又着魔般地盯住东南,心又飞向那座哑铃般型状、浸透鲜血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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