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读陈学霖考证后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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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读陈学霖考证后的收获


作者 杜车别


有制造谎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谎言的人,这也是铁律。相信谎言的人,并非一定认为谎言是真的,而是愿意谎言是真的。所以许多“明察秋毫”的人会对一些只要略动脑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诞不经之谈深信不疑。人们借着一些“事实”发自己的议论,表现着自己的深邃睿智、悲天悯人,仁慈正义的品格,体验着居高临下,审判历史,臧否人物的快感。历史上风云叱咤的人物,在口中笔下乖乖的听任摆布,被戴上定性的帽子,画上小丑的油彩,这样的快感,是赛过喝酒吸烟,可以让一些人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压抑猥琐,感到兴奋战栗、毛孔扩张、浑身舒畅的,所以兴致勃勃、唾沫横飞,不觉厌倦,乐此不疲。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借以发议论的事实是假的,站不住脚,是谎言,这就煞风景,扫兴了,让他们觉得不快,甚至恼羞成怒。他们宁愿忘却对谎言的揭穿,继续躺在谎言上面,发着他们的议论。


我觉得在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问题上,就可能是这样的情形。


满清制造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事实清楚,有他们自己的档案做证,延续一百四十多年,奴才们的奏折,皇帝的批示,各各显露着谄媚的凶虐,恣肆的残暴,还隐约以这样的凶虐残暴作为功绩而骄傲。朱元璋制造文字狱,却不一样,疑点太大,没有可靠的证据,但似乎成为了定论,流传广,相信者多,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如吴晗顾颉刚之类。还每每有人以此作为借口,明清合论,甚至用来开脱满清文字狱的残暴罪行。

我一直对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感到怀疑,但苦于知识匮乏,无力透彻反驳。但后来看到一篇王春瑜写的文章《功夫文章学子书》,是介绍研究明史的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早就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考证。



王春瑜说“

学霖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明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朱元璋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朱元璋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

学霖先生对此未敢轻信。…… 经学霖先生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几重雾。


陈学霖考证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呢?我在图书馆里查到了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收录在陈学霖著的《史林漫识》一书中的《徐一夔刑死辩诬兼论洪武文字狱案》,另一篇是收录在台湾1981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第一册里面的《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

下面我就把陈学霖的考证的基本内容介绍一下(另外还有王春瑜在《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中的考证),然后在此基础上,说一些我的看法,主要是分析一些下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谣言,产生的原因的是什么,被大肆散播,以至深入人心的原因又是什么?

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守仁,德祥。


比如徐一夔,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陈学霖说“《札记》引文是否采自原本,抑误抄《翦胜野闻》,未易断定。无论其出处为何,此故事自赵翼传录以后,后代学者多予援引。而徐一夔触犯文字狱忌讳遭斩之说遂不胫而走,人多以为真实矣”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八十多岁,当然就不可能死于什么文字狱。《始丰稿》跋说“……考陈氏善万历《杭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

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再加上一个证据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徐一夔担任杭府教授,从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徐氏至建初卒殆无疑问。《翦胜野闻》之荒诞不攻自破。”


关于释来复,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僧来复(见心)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 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事实又如何呢?早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就已经加以辩正过了“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样,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欣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 来复(也就是见心)真正的死因是牵连在胡惟庸党案内,明朝的释明河写的《补续高僧传》中卷二五说“……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僧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于是得罪”。在释元贤《继灯录》卷五中说“二十四年,山西捕获胡党,举师等往来胡府,坐罪入灭”


再看蒋清高, 还是《闲中今古录》,说他“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误注被斩于京师”,按《闲中今古录》作者黄溥的说法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而按照象山县志录的《蒋氏谱》的记载蒋清高“生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


接下来是王春瑜考证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迹,按照郎瑛《七修类稿》中的记载,守仁因为《题翡翠》一诗,德祥《夏日西园》一诗,“被太祖罪之,不善终”。而事实上,守仁根本没有做过《题翡翠》,“是好事者,附会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业上,与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错,彼此关系融洽,最后‘示寂于寺’,善终天年,所谓不善终云云,实属无稽之谈”。至于德祥,和所谓的不善终,更是沾不上边,他“一直活到永乐中,有题倪云林,周履道书画云:‘东海东吴两故人,别来二十四番春。’又有为王驸马赋清真轩诗,有和御制赐赤脚僧诗”,他在永乐中“谈笑而逝”,“郎瑛说他因《夏日西园》诗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终’是无稽之谈”


以上都是一些可以考证清楚的和牵涉到所谓文字狱中的人物事迹,还有许多是无从考证的,如赵翼《札记》根据的《朝野异闻录》中的记载,《朝野异闻录》记载又多半出自梁亿的《传信录》,里面说“洪武间凡三司、府、卫、州、县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声音字样可疑而被诛者甚多……”,然后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什么因为“天性生知”,因为“睿性生知”,因为“作则垂宪”,因为“垂子孙而做则”,因为“体乾法坤”,因为“藻饰太平”等等语句被诛,据说是因为“生”音同“僧”,“则”音近似“贼”,等等,所以触犯了朱元璋的避讳,从而被诛。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从这些记载本身来看,所提供的十几个例子,既没有具体的年月,也没有具体的细节,更没有提供可以用来查证的材料。所以似乎只能“姑而言之,姑而听之”。更可笑的是不同的书籍,往往把同样的一个事件,按在不同的人身上,甲说的变成乙说的,乙说的变成丁说的。

陈学霖教授对这些记载提出了几个明显的疑点:

首先根据这些大肆渲染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野史所说“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也就是说明太祖在那以后开始留意天下所进的表笺,因此文字狱大兴。“意谓此时之前 ,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然而根据历史事实,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实上,“太祖在登基以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谓的文字狱,那也绝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后才开始,应该是从洪武初年就有的。

其次,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要么,是这些所谓的文字狱中的当事者同时约好似的使用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没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后的同一年用这些字,然后就导致了所谓的文字狱,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要么这些案例是有先后的,而且从记载来看,也确实并非是同一个时期,但这又导致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说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的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因为用了“生”倒霉,那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五六个案子雷同的都是这样?


再次,根据这些野史的记载,因为这些文字狱,所以“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王传布天下”,似乎礼臣为了避免文字狱的发生,避免再有人触犯文字忌讳,就让朱元璋制定表笺格式,让人们遵守。但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确实制定过表笺格式,但是和所谓的文字狱却是半点关系都扯不上,而是为了遏止文辞华丽,但内容空洞繁冗的文风。

根据陈学霖教授的考证,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一共有五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为看见上书贺表里“多用四六骈偶,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于是就从唐宋名家的表笺,里挑了柳宗元和韩愈的两篇作为范例,“颁布天下以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说的事情却只有四件,“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个序言,然后“颁示天下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不是多年经验的老吏不能通晓,可能导致“佞人借机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笺不能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了凶恶字样以外,没有其他应避忌讳”。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认为表笺里,“仍多务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于是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

很显然,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完全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改革不切实际的文风,和所谓的文字狱避讳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上面的事实,陈学霖教授说”野史谓礼臣恐惧触犯文字忌讳,恳帝颁定表笺成式以为遵守乃无稽之谈,事实并非如此也”。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野史说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导致文字狱。这一点恰恰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事实是朱元璋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


大明皇陵碑现在还在凤阳明皇陵内,碑上原原本本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惨经历。摘录开头部分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兴建皇堂.


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饬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 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 其辞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 傍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廓,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


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并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 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飚,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显然,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没有丝毫讳饰,对当过和尚的经历,也没有丝毫隐瞒,“空门礼佛,出入僧房”.而且刻在石碑上,广布天下,流传后世.陈学霖还举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笔》诗文作为证明,现存的《明太祖御笔》中就有三首言僧谈禅。说因为朱元璋对自己出身忌讳,怕别人言及,而制造文字狱,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逻辑。他自己都能这么坦然的去说,还怕别人影射吗?

有的人会说,虽然朱元璋自己可以坦然谈及自己的出身,但不等于他可以容许别人来谈。就比如一个人自己可以谦虚的说,自己很笨,或者很穷,但如果别人当面来嘲笑他说他是笨蛋或者穷鬼,他肯定是会生气的。这样的说法乍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稍加推敲,便知道谬误。的确自己说,和别人说不一样,但现在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当面嘲笑或挖苦的事情,而是因为谐音产生的事端。一个能够相当坦然的把自己某方面公布出来的人,决不会动辄疑神疑鬼认为别人影射自己的这方面的缺陷。就比如一个能够坦然说自己笨的人,会因为别人赞扬他说“你奔跑的很快”,而认为“奔”和“笨”谐音,认为别人是嘲笑自己笨,从而勃然大怒吗?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心理规律!如果因为这样的谐音去责怪别人,那不是等于去承认和强调这是自己的缺陷,是羞耻,而且这个缺陷和羞耻非常非常大,所以连谐音都受不了,原本是要避讳和掩饰结果反而是用最尴尬最难堪的方式去强调和宣传。确实,世界上是有心理这么敏感和脆弱的人,但凡是具有这样心理的人,都必然拼命掩盖粉饰这个可能被别人诟病的方面,绝对不会有勇气自己先去坦然承认公布的。从朱元璋对自己出身的坦然来看,说他会因为谐音而制造文字狱显然是说不通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那些可以具体考证人物事迹的案例,还是那些无从考证的案例,都漏洞百出,破绽重重。可以断言,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基本上是捏造虚构的。正如陈学霖教授所说:“现存有关明初文字狱案史料不宜轻信”,“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事实”。


从陈学霖教授的话可以看出,关于朱元璋文字狱说法的传播经历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朝弘治至万历间,以野史稗乘的形式出现,有徐祯卿的《翦胜野闻》(1500年左右)、梁亿的《传信录》(1520年前后)、郎瑛《七修类稿》(1566年后)、王世贞《弇州史料》(1614年)黄景昉与《国史唯疑》(1644年前后)。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一人发端,然后辗转抄袭,不断添枝加叶,添油加醋,说的有鼻子有眼。但这个时候,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说法,影响力并不算大,相信的人不多,这些书的信誉也不好,比如沈德符就在万历野获编》中讥讽梁亿的《传信录》说“乃不自揆,僭称‘传信’……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

尤其在明末清初,经过钱谦益的详细考证,已经指明所谓朱元璋文字狱中大量的案例是虚假的,和事实完全不符合。这个阶段算告一段落。

第二个阶段就是满清乾隆时期的赵翼(1717-1814),他不知道是没有看见过钱谦益的考证呢,还是见过之后依然置之不顾——但我猜想有可能是前者,因为这个时候钱谦益写的所有书都成为了禁书,看禁书或收藏禁书在乾隆统治下是有杀头危险的——他在《廿二史札记》中,不辨真伪,把过去此类记载全都以为真实加以摘抄记录,并且说明太祖“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从此之后,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说法似乎就成为了定论,被当成了真实历史对待,一些著名的历史学者比如顾颉刚、吴晗、罗炳绵等人都根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大论特论朱元璋的文字狱。


现在我按照自己的个人想法来对这两个阶段做一下分析,看看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得以产生和传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阶段,明朝时期这种谎言的产生和传播。一个很正常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谎言不产生在别人头上,却偏偏产生在朱元璋头上呢?我的想法是这和朱元璋实行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朱元璋的时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权贵和官僚们生活的最艰难最痛苦日子最不好过的时代。明末的思想巨人王夫之曾经提出过“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政治主张,他说“宽之为失,非民之善,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但这样的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落实,也不可能落实,但惟独在朱元璋时代,却得到了最严格最彻底的落实。当时的官员动辄得咎,反贪三大案中的空印案,郭桓案,几乎把整个官僚阶层从上到下都清洗了一遍。 “天下中产以上人家破产大半”。

毛佩琦很形象的描绘过当时的情形“当时的官员们惴惴不安,经常是上班的时候,早上起来上班,要跟家里头妻子道别,说今天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侥幸晚上回到家里,见了妻子的面儿说,今天又活了一天,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朱元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允许普通农民捉拿扰民官吏,严禁官吏下乡

在《大诰三编》的《县官求免于民》中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北平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天河北省乐亭县的农民赵罕晨,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了首都。

在《大诰续编》的《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向全国通报表彰了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3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朱元璋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

,赏了他钞票20锭(大约相当于今天1万多元人民币,免除杂泛差役三年,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诛’——杀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全家,此后,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问他”“最后朱元璋感叹道‘其陈寿六岂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么?”

我看明末历史的时候,常常想如果崇祯能够实行朱元璋的政策的话,还哪里有什么狗屁财政问题啊?就算供养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打一百年的仗也不是问题。但后来一想就明白了,这是不现实的。任何皇帝除了朱元璋以外都不可能这么做,也不敢这么做,如果敢这么做的话,没有等农民起来造反,官员肯定先起来造反了。李自成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触犯了官僚商人阶层的利益,以至于把这些人逼的去投靠满清(当然这种投靠最后结果更惨,但当时他们没有预见到这点)。大部分人当官是为了发财享受,如果弄的他们比囚犯都不如,他们能不发狂吗?

须知支撑皇帝的权力基础就是这些官僚阶层,权贵阶层,触犯了这个阶层的利益,就等于自己抽掉了自己统治的根基,没有哪一个皇帝会傻到这个地步。但惟独朱元璋是个异数,他敢于得罪全天下的官吏和权贵,强悍到这个地步,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要说在这样的统治下,那些功臣权贵不想造反,才是见鬼了,换了我是那些权贵,我也铁定造反。似乎有人说过朱元璋杀李善长是杀错了,因为李善长没有造反的理由,他本身已经达到了最高的位置,辅佐胡惟庸造反就算成功,也不过依然是那样的位置,又何必冒险造反,这样的话初听很有道理,但其实不对,李善长如果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他至少可以觉得自己能够活的更舒服一点,想侵占民田,就侵占民田,想生活的奢侈一点就奢侈一点,想鱼肉百姓就鱼肉百姓,肯定不会象在朱元璋统治下那么活的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拘束无比,因为贪污银子60两以上就要被砍头剥皮,光此一点,就已经可以构成充足的推翻朱元璋的理由了。

所以我说,换了任何一个别的皇帝,实行这样的政策,铁定要失败,铁定要被推翻,铁定要完蛋。实行这样的政策,还当皇帝,那就等于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对别的皇帝来说,只要臣僚不造反,别的事情都好商量,贪污就贪污一点,侵占民田就侵占民田,生活奢侈就奢侈一点吧,不但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臣僚没有政治的野心,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历史书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故事,皇帝担心某个大臣有可能造反,于是这个大臣请求皇帝赏赐给他多少田地多少金银,于是皇帝就放心了,这说明这个大臣没有政治野心啊,顿时传为佳话。可是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佳话到了朱元璋那里,却全变了,根本行不通。在朱元璋时代,如果谁敢这么做,那无异是自己找死!朱元璋不是那种为了当皇帝而当皇帝的人,只要能当上皇帝,其他都可以商量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理想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宁愿得罪天下所有的官僚,就算所有的官僚都起来造他的反,他也在所不惜。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这一点能够从胡大海在外边领兵打仗的时候,朱元璋就杀掉他犯法的儿子,并说出“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这样的话得到证明,从理智的角度,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任何别人如果效仿这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自取灭亡。

我常常觉得朱元璋之所以没有被推翻,没有失败,没有完蛋,实在不得不归功于他那超级强悍的个人能力,他等于是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发动了一场暴力革命,和所有的官员权贵阶层为敌,进行了利益的再分配。

了解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再来看关于朱元璋文字狱的传说,就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了。朱元璋打击的阶层,恰恰是掌握有话语权的阶层,这个阶层在朱元璋这样严厉的打击之下,如果说没有仇恨怨毒,那是不可能的。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迫于他强大的力量,这种仇恨怨毒没有办法发泄出来,朱元璋去世之后,由于时代接近,他们就算想造谣,诋毁抹黑朱元璋,也不太容易办到,容易被揭穿,所以依然得不到发泄。但仇恨的种子已经播下,仇恨怨毒也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到了弘治正德以后,终于可以发芽成长了。这些人对朱元璋仇恨,对朱元璋的出身当然就更看不起了,觉得他出身贫贱,还当过和尚,于是很容易就从这方面做文章。直接公然的挖苦攻击,太笨拙,于是就制造出朱元璋文字狱的神话,说是朱元璋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有种种忌讳,所以因为字的谐音就杀人,说的活灵活现,真是一箭双雕,既把朱元璋丑化成了一个残暴心理病态的人,又能把朱元璋的贫贱出身渲染挖苦一下,很可以发泄他们心理的仇恨,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以后,这些谎言就不断流传,以讹传讹,继续生长,最后居然似乎变成了历史事实。更何况到了明代后期,那些文官本来就有凭借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就能对当朝的皇帝诽谤污蔑大肆攻击的习惯,对当朝的皇帝尚且如此,对两百多年前的朱元璋自然更不会放过。将近两百多年后的满清雍正对明朝人的非君风气还大为光火,他说“昔明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污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至流传至今,惑人观听”(《大义觉迷录》)(这里当然是这个暴君的无知了,明代人并非是什么“当时并未发觉”,而是对明朝人来说,非君是时髦流行的举动,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满清统治者自然难以理解)

明代人因为思想解放,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都有,这种对朱元璋的污蔑诽谤也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已,虽然有部分市场,但在当时并不引人瞩目,大部分的学者也不把这个作为信史,只当成笑话来看而已。钱谦益考证之后,应该说这些谎言更不值一提了。

但是到了满清乾隆以后,关于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又突然死灰复燃,甚嚣尘上,甚至发展到被相当一部分人当成真实历史来看待的地步。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觉得这和当时的时代环境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乾隆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制造文字狱最多,文字罗网最严密,残暴程度达到空前绝后的一个时期,因为文字而被凌迟抄家灭门的数以百计算,禁毁书籍更是不计其数,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浩劫。在这样的残暴统治下,大多数文人除了歌功颂德之外,敢怒不敢言,而满清统治者的一些官方或者民间的御用文人走狗,为了维护其主子的统治,也觉得有转移视线,分散注意的必要。于是朱元璋就成了一个合适的目标,反正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是现成的,只要加以收集整理便可,于是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就这样出笼了,而这样的谎言,又正好迎合了当时文人的内心情绪,于是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便广为流传,被许多人深信不疑。


而到了满清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为了把朱元璋塑造成一个封建地主总头目的形象,一个反动残暴的封建统治者的形象,这段谎言就更被供奉上了神龛,当成了不容易质疑的历史事实。


从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起源发展来看,谎言仿佛一个有机体生命一样,经历了一个孕育,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但既然是生命,也该有衰老毁灭的时候,现在就应该是这个谎言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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