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灭亡根源: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文章摘自《苏联党史:世纪悲歌》 作者:肖德甫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一个清明、廉洁的政党。虽然后来的苏共官僚特权阶层的萌芽和形成可以上溯到列宁时期的战时供给制和斯大林时期的特供制度,但列宁、斯大林本人是非常清廉的,他们的生活十分俭朴。


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这本书中说,“列宁不能容忍奢侈现象”,几乎达到了严酷的程度。“他严于律己,不利用个人的任何特权。在 1918年至1919年,为了不使脚受冻,他在办公桌下边放了一块毡。后来有人将其换成了一块白熊皮,列宁生气了,他说:‘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和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这太奢侈啦,根本不需要换嘛’”。1918年8月30日列宁受伤住院后,女社会党人巴拉巴诺娃带着一些瑞典饼干去看列宁,列宁则请她把饼干送给儿童。1918年上半年,在其他人民委员的薪金已经提高到2000卢布以后,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在事先取得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同意后,将列宁的薪金由 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为此,列宁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


斯大林一生俭朴,不仅得到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证实,而且连一再指责斯大林的人也说斯大林是个禁欲主义者。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谢列平说:“斯大林死后,人们登记总书记的财产时发现,这件工作很简单。没有任何贵重的东西,除了一架公家的钢琴,甚至没有一幅好的、真正的画。摆的是不值钱的家具,沙发椅套着布套。没有一件古董,墙上挂的是普通木框镶的纸印复制品。在客厅的中心部位挂了一幅玛·伊·乌里扬诺娃1922年9月在哥尔克拍的放大的照片,上面有列宁和斯大林。地板上铺了两块地毯。斯大林睡觉时盖的是战士们用的被子。除一身元帅服之外,穿的东西中有两套普通衣服(一套是帆布服),一双绱了鞋底的毡靴和一件农民穿的皮袄。”


苏联国家档案馆解密后,人们发现了斯大林的遗物清单如下。


斯大林同志个人财产登记情况


1953年3月5日22时30分,我,近郊别墅警卫长奥尔洛夫、贴身卫士长斯塔罗斯京、助理图科夫、工作人员布图索娃,根据贝利亚同志的批示,登记了约·维·斯大林同志的个人财产。


1. 灰色皮封面便条本一个;


2. 红色皮封面笔记本一个;


3. 分别书写在零散纸张和纸片上的个人笔记和批注。编号总计67页;


4. 红色封面普通笔记本(里面有札记)一个;


5. 烟斗5个。另有:4个烟盒及专用器具、烟草。


斯大林同志办公室:书籍、文具、办公用品、纪念品未登记入册。卧室及衣帽间:


6. 白色上衣2件(两件衣裳上都别着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奖章);


7. 灰色上衣,日装,2件;


8. 深绿色上衣2件;


9. 长裤10条;


10. 内衣放在2号盒子中。


3号盒子里放的是:6件上衣、10条长裤、4件大衣、4顶宽沿帽。


1号盒子里放的是:便条本、笔记本、个人札记。


沐浴用品放在4号盒子里。


在卧室里发现了一个存折,有900卢布的存款。


登记表及文件的完成时间——1953年3月6日0时45分。


在场人员:奥尔洛夫(签字)


斯塔罗斯京(签字)


图科夫(签字)


布图索娃(签字)


担任了近30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只有900卢布的存款和一些普通的衣物杂什、办公用品。


在苏共历史上,党也曾靠自己清廉、勇于牺牲奉献的作风和形象激励过千千万万的人献身党和国家的事业。1921年3月,首都彼得格勒不远处的喀琅施塔德要塞发生叛乱。当时,正值俄共召开十大,党即派参加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伏罗希洛夫的率领下,前往平叛。代表们身先士卒,踏着薄冰冲向似乎坚不可摧的堡垒,许多人沉入水中,最终终于克服危机赢得了胜利。在苏维埃粮食最困难的时期,担任粮食人民委员的施利赫特尔亲自调度成万吨的粮食,但自己却在办公室里饿得晕了过去。在伟大的残酷的卫国战争中,共产党员始终冲锋陷阵战斗在第一线。在战争开始最艰难的一年半中,苏军300万人阵亡,其中150万人是共产党员。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苏军阵亡800万人,其中230万人为共产党员。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是1942年在列宁格勒前线担任步兵连长时入党的,这是牺牲概率最大的岗位。他说:“当时入党不是为了去司令部或后方找个工作干,而是为了留在前线,为了让战士、军士们更信任我。”共产党员就是通过这些具体行动来实践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把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但是,这些传世之风没有被后来者所继承。加之,党长期执政以后,随着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制约,在苏共内部还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官僚特权阶层,使得腐败之风在党内逐步蔓延滋长。


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人数,据《20世纪俄国史》这部书披露,总数达到50万至70万人,加上家属,约为300万人。


官僚特权阶层享有的特殊权利,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特殊工资。即除正式工资之外还同工资一起发给另外一个所谓的“钱袋”,其数额不等,使权贵们的收入高达社会平均水平的四倍。


(二)特殊供给。各级党政机关均设有内部供销点,政府根据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发给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持有者能够买到稀缺商品。


(三)特殊住房。许多风景名胜避暑胜地,都有大小官员的别墅。


(四)特殊服务。享有特殊的医疗服务,病房护理周全,伙食好,医疗水平高。配备有小汽车等良好的交通工具,以及大批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政府还提供大量的补贴,免费到疗养胜地度假、出国旅游等。


(五)特殊教育。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保送进入最好的学校享受优秀教育的制度。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官员享受这种特殊权利极为不满。


雷日科夫在他的《大动荡的十年》这部书中写道:“还要指出一个社会不稳定、最高层领导和人民相互疏远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上层’代表的平民主义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个人表现之间严重脱节甚至是直接抵触。与其他事情相比,这似乎是小事。然而,并非如此。正是一些普通的、显而易见的,因而最易为人们理解的生活事实,对一个人的意识有特别强烈的影响。比如,每天清晨……当政府官员的吉尔车轮胎擦着马路发出沙沙声飞速驶过街道时,莫斯科人通常会停下来。他们停下来不是因为对坐在车里的人的敬仰,而是因为这一景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吉尔车还没驶出大门,整个行驶路线上的交通岗哨都已得到通知。一路都是绿灯,汽车风驰电掣般驶过,一路不停,漂亮极了。党的高官们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塞车’、交通管制灯和红灯等概念。”


特权和庸俗腐朽之风也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盛。勃列日涅夫本人对此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阿尔巴托夫评论说:“贪婪很可能深深埋在勃列日涅夫身上的某个地方,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以特别丑陋的形式显露出来了,而且常常是众目睽睽之下。”这主要是指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寿诞时他收受各地煞费苦心送来的各种独具特色的礼品时的情景。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雅库特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银质边框里衬托着用钻石磨出的12朵玫瑰花。这个惊人的宝物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被追回。此外,勃列日涅夫嗜好狩猎和开高速汽车,收集各种豪华猎枪100多把,国产和国外送的各种汽车30余辆。



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


赫鲁晓夫主政开始,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干部任命基本上是“暗箱”操作,没有透明度,一般党员干部、群众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各级领导人都习惯重用自己的旧属、亲友和所熟悉的人。许多高级领导人也是沿着这条熟路和捷径拾级而上。


戈尔巴乔夫本人即有“疗养院书记”的雅称,被认为是他获得提拔当选的一个虽提不上桌面但却是很重要的原因。


对这一情节,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总统助理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作了披露:


“ 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在这个疗养区工作,不被党和国家权威机构知晓,如果党和国家的实权人物没有发现他、支持他并扶着他走上一个个权力台阶,那么他也就不会成为总书记和总统。这些实权人物包括尤·弗·安德罗波夫、米·安·苏斯洛夫、费·达·库拉科夫、B.H。叶夫列莫夫等人,他们都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和生活过。”


“同许多‘疗养院书记’一样,迎来送往着一个个政治局委员和国家领导人,让他们在这里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这种见面当然是非正式的,常常是在野外,在高加索山麓,在风景秀丽的河谷,这里是打猎的好去处。叶·伊·恰佐夫和中央管理局在这里建造了豪华别墅,草地上铺着一块块台布,上面摆满丰盛的食品,客人们解开衣扣,懒洋洋地席地而坐,由衷地感谢和夸赞着主人的盛情款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官僚特权阶层的一个重要危害在于,他们依据对国家资源所拥有的分配使用权力,与党内外不法分子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大肆侵吞国家和社会的财富。


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被侦破后,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及大批党政官员都涉案被捕。对犯罪人员住处的搜查结果令人难以想象:仅在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卡里莫夫家中就搜查出高达600万卢布的贵重物品,其中包括130公斤黄金制品。这些党政要员,不仅是国家资源的分配者,还成为国家资源的占有者、所有者。

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对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也做了一些努力。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自身做起。宴会、礼品、招待会——我们曾鼓励所有这一切,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各级领导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基地,他们的妻子连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个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内部供应商店,在那里分配着进口商品。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错。感谢上帝,我们自己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切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因此也就谈不上采取实际措施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更为他所没有认识到的是,正是这批人——官僚特权阶层,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极力阻挠改革;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产时,他们则乘势加速了党和国家的瓦解。


当然,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他也是这个特殊阶层中的一员。有资料载,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之后,专为他在黑海之滨克里米亚福罗斯修建的别墅就耗费11.5亿美元。别墅的所在地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别墅区专机停机坪、体育场、露天游泳池、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和接待、警卫设施等一应俱全。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很多建筑材料都是运输机从国外运来。有记者写道:“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戈尔巴乔夫的贴身警卫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少将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并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1亿卢布。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帕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编制这类报表,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设费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1卢布兑换1.3美元。如果把缪谢拉别墅算在一起,以及它们的维护保养费用,国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钱呢?!”


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也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对官僚特权阶层难以下手的原因之一。


对此,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浮沉录》一书中分析指出:“党不断地同各种派别、反党集团、机会主义分子、派别分子以及其他现实的和虚构的反对党的路线的各种政治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党还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者、自私自利者作过斗争。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这种病削弱和损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各种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区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寄来的盒子。”


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和腐败之风的蔓延,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阿尔巴托夫说,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


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告诉人们:长期和平的环境,长期执政的条件,往往是腐败和享乐的土壤与温床。党的各级官兵按严格的“官本位”和等级制分享权利,按级别分配信息资源,按职务的高低享受生活待遇,党内的平等和尊严遭到了蔑视和愚弄。官僚们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又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评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从特供商店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更使党失去人民信任的了。腐败现象腐蚀党的肌体,切割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敌,是执政党最危险的敌人。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