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决裂后金日成暗中支持中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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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58 年,中苏之间在对内和对外政策层面的重大分歧,开始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炮击金门的问题上显现出来。1959-1960 年,赫鲁雪夫撕毁核子武器援助协定,中苏领导人当面发生激烈争吵,中共在世界工联会议向苏共的理论和方针提出公开挑战,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的围攻,特别是苏联政府突然全面撤退在华专家,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中苏同盟开始走向破裂。117显然,在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中苏两党都需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党的支持,其中当然包括朝鲜劳动党在内。中国对朝鲜的经济

1958 年,中苏之间在对内和对外政策层面的重大分歧,开始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炮击金门的问题上显现出来。1959-1960 年,赫鲁雪夫撕毁核子武器援助协定,中苏领导人当面发生激烈争吵,中共在世界工联会议向苏共的理论和方针提出公开挑战,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的围攻,特别是苏联政府突然全面撤退在华专家,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中苏同盟开始走向破裂。117显然,在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中苏两党都需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党的支持,其中当然包括朝鲜劳动党在内。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是在面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所造成的艰困条件下进行的。


1960 年 10 月,中朝签署了贷款协定、延期还款换文及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李周渊副首相对此深表感激说:“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18金日成後来称赞说,朝鲜七年计画的前期将有重点地发展手工业和轻工业,而中国援助的 18 个工厂都是轻工业,这些工厂投入生产後帮助朝鲜解决了很大问题。119此外,中国领导人从自身与苏联交往的感受出发,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比较注意朝鲜方面的民族感情。


1959 年 2 月 13 日,毛泽东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整理的一个对外关系材料中特意加了一句话:“过去有些同志对朝鲜同志看缺点较多,看成绩较少,犯了片面看问题的错误。”120对於 1960 年10 月中朝两国足球赛中发生群众嘘朝鲜裁判事件,周恩来专门对国家体委有关部门提出批评,还指示要向群众进行深入教育。121还有,对於朝鲜报刊删改中方国庆稿件一事,中国也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122最重要的是,中国采取的对美强硬立场,比之莫斯科的缓和路线,更加符合平壤的需要。


1960年 5 月赫鲁雪夫热中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金日成特意跑到杭州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抱怨说,赫鲁雪夫 1955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恐怕是朝鲜面对中苏分歧而表现出对华友好和亲近的主要原因。在此期中苏之间发生分歧的各个方面,朝鲜都采取了或明或暗支持中国的态度。例如,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与苏联的中立立场不同,朝鲜各报公开表示支援中国,指责冲突的责任在印度一方,要求按照中国的方案解决问题。


对於中国的“大跃进”和经济建设总路线,朝鲜也是一贯持赞扬态度,认为中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中共和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结果。125甚至到 1961 年中国经济已陷入困境,朝鲜领导人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并表示支持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26特别是在 1960 年 11 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虽然有意缓和双边关系,但又都各持己见,於是发生了激烈争论。


无论是在讨论宣言草案的预备会上,还是在正式会议的发言中,朝鲜与阿尔巴尼亚越南、日本等国代表都公开支持中共的观点,并从各自的角度批评了苏共的观点和做法。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除了中苏双方抱有和解的态度外,朝鲜等国代表明显地站在中国一边,因而避免了如布加勒斯特会议时中共受到集体围攻的局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莫斯科会议前後,朝鲜对华友好的态度更加明朗,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也更加趋向於同中国密切配合,一致行动。如再次掀起的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思想的运动,其教育和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反对盲目学习苏联,照搬苏联的经验,并转而提倡向中国学习,发扬自己的特点。同时,在报刊上大力强调反对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指出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在此基础上,中朝之间在外交领域的配合行动更加紧密。1961年 4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邀请南北朝鲜代表参加联大讨论朝鲜问题的议案,朝鲜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虑到 1956 年中朝曾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见前文),故事前徵求中国的意见。中国政府表示原则同意朝鲜的立场,但也明确提出三点修改意见。朝方对此表示感谢,并按照中方意见修改了外务省的声明稿。中朝之间的友好合作,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朝鲜也注意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莫斯科的吸引力主要在经济方面,而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援助力度一般都大於中国。1959 年 3 月 17 日,苏朝签订了新的经济合作协定。为此,苏联将向朝鲜提供价值 5 亿卢布的各种机器设备和技术帮助,以协助建设一座二十万瓩的火力发电站、化工厂、麻纺厂和毛织厂,以及扩建金策制铁所和平壤丝织厂。


1960 年 10 月,苏朝签署协定,免除朝鲜政府偿还所欠总数 7.6 亿卢布的贷款。12 月 24 日,苏朝又签订了经济合作和贸易两个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新建和扩建钢铁厂、火电站和炼油厂,并计划在今後 5 年中将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增加 80%。


1961 年 5-6 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A. N. Kosygin)访朝,把苏朝关系推向高潮。131在这样的背景下,便出现了朝鲜与苏联和中国同时签订友好条约的情况。柯西金回国後,6 月 24 日朝方公布了金日成将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的消息,26 日朝外相约见中方乔晓光大使,主动介绍了朝苏准备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情况。苏朝签订条约是 1959 年就谈好的,後来因赫鲁雪夫访朝推迟而耽搁下来。鉴於中方此前也有意与朝签约,乔就此机会谈到中朝两国缔约的必要性。28 日金日成即约见乔晓光,表示朝方完全赞成缔约,“而且时间越快越好”,并主动提出在访苏後迳往北京签约。


第二天中方便通知朝鲜,热烈欢迎金日成访苏後於 7 月 10 日访华,并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32随後,朝方将苏朝条约的草案交给中方,并建议条约和公报均由中方提出,双方商量。


中国在对金日成访华的接待和宣传工作进行周密安排的同时,参照苏朝条约和中苏条约,起草了中朝条约。条约规定了中朝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互助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军事同盟性质」。134对於中方起草的联合公报,朝方也完全同意,只是要求增加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赞扬和对朝鲜援助的感谢等内容。金日成在中国受到热烈和隆重的欢迎,双方对这次访问都十分满意。周恩来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金日成则指出:条约为两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所培养出的兄弟友谊和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中国驻朝使馆根据对朝鲜报纸报导金日成这两次访问的分量和语气,以及朝鲜干部的谈话分析,认为对中国“似更亲切一些”。这个判断固然不错,中朝关系也确实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但朝鲜的收获绝不仅仅是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并以同盟条约的形式解除了志愿军撤军所造成的三八线军事防御方面的压力。实际上,通过对中国和苏联的等距离外交,金日成不仅巩固了他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而且自认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以至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认为:三大提出的加强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友谊团结的任务已经完成,特别是这次金日成率团访问苏、中,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方面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简短的结论


深入研究中朝关系(包括苏朝关系),对於解读冷战时期乃至後冷战时期东亚的政治结构和及其发展趋向,探讨朝鲜半岛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以上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在冷战背景下,中朝同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联姻”,而非双方宣传的或人们在表面上看到的那种「唇齿相依」的自然联盟。中朝关系属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受历史和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关系曾处於朝贡体系之中,所谓“唇齿”联盟、“鲜血凝成的友谊”,盖源於此。战後,特别是冷战出现後,中朝关系便进入了新的国际体系。


面对现代中朝关系,毛泽东既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周边小国都要宽容并给以保护,又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对於毛泽东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点就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所以,尽管朝鲜战争是中国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他仍然不顾个人屈辱和国家安危,毅然决定参战;而当中共需要朝鲜劳动党支援的时候,他不仅容忍了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打击和迫害,还要向朝鲜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小国无疑需要大国的保护。中朝同盟对於金日成而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他本人统治的工具。於是,在危急关头,他只能承认阵营利益高於国家利益的理念,忍受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遭受侵犯的现实。当国际斗争的中心转移之後,作为革命阵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朝鲜巧妙地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以求生存和发展。在两个大国夹缝中的小国,或两边受气,或两面得利,金日成属於後者。


这里的关键在於小国的战略地位及其领导人的政治艺术水准。金日成适时地提出了朝鲜独立发展的“主体思想”,其矛头所指,不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除此之外,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中朝关系终究属於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故也体现出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特徵,即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而这一现象的根源在於社会主义同盟关系中固有的两种结构性弊病。


其一,在共产党的传统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内和阵营内部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党的组织观念中,本来就没有平等的概念,夺取政权以後,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


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也逐步意识到国家利益应该是处理相互关系的政治准则,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以往奉行的那些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这样做,就等於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或许,这就是中国和朝鲜在处理他们相互关系时所遇到的逻辑上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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